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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思维实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思维的复杂思维方法，其看待世界、理解事物以及变革事物的不同环节构成了差异协同的思维系统过程。全面、整体并系统地对治理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进行认识、理解、把握和创新，是现代系统思维固有的品质和特点。系统思维是决策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前提，当下的管理决策更应坚持系统化思维，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研究社会整体发展规律，从而绘制社会发展蓝图，彰显系统思维之功效。
关键词：决策；决策过程；系统思维
一、系统（化）思维之意涵
现代系统思维发端于对客观自然物和人工物系统属性的研究，进而形成由现代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循环和超循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以及突变论等所构筑的现代系统科学为标志的系统科学思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系统哲学及其系统哲学思维。从上世纪中期至今，其仍然处于深化和持续发展之中，而系统科学思维与系统哲学思维，则是系统思维整体的不同层次。
系统思维的历史渊源在于马克思关于“一定要适合”的社会进步规律及其社会结构关系演化的辩证法，而适合的演化与不适合的演化则构成了不同性质的历史轨迹。所以，系统科学所揭示的整体优化律、层次转化律、结构（耗散）功能律、自组织（涌现）律、差异协同律和流动平衡律，如果没有适合的内在本质联系和外部环境联系是难以形成的。以这样的系统科学规律为基础，进而才有哲学层面所揭示的差异、适合、协同、协调、和谐统一规律的呈现。反之，则是差异、不适合、对立、矛盾、冲突、不和谐统一规律的呈现。因此，全面、整体和系统性就成为系统思维的本质属性。系统科学和哲学家拉兹罗说，系统哲学的源头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我国系统哲学家乌杰则把系统哲学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
系统思维实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思维的复杂性思维方法，其看待世界、理解事物以及变革事物的不同环节构成了差异协同的思维系统过程：其一是从多样性的差异化的物质世界出发；其二是在特定环境中对具体事物进行多角度观照；其三是从相异事物之间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不同属性的作用方式着手；其四是从“一局与全局”和“全局与一局”的系统关系进行考量；其五是从差异与存在的关系进行探究，寻找、发现、理解和把握物质世界及社会的系统属性及其变化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产生矛盾与形成和谐的根源，进而理性地建构化解矛盾与维护、发展和谐的方法，从而推动和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与管理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设定的“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更加强调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就是具体的体现。
全面、整体和系统地认识、理解、把握、创新和实施治理和管理现代化，是现代系统思维具有的品质和特点。就实际而言，系统思维过程的内在结构系统，是由认识性思维活动环节和改造、创新和变革性思维活动环节构成。前者的目的是认识与把握事物，也就是揭示真理和价值的过程。在了解各种情况和获得不同信息之后，就必须要经过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以及逻辑与历史一致的系统化思维过程。其中，又内含三个不同的环节，即真假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决策即属于价值选择环节）。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改造事物、变革事物和创造新事物，也就是在决策之后进行可操作的实际规划、设计和安排，即整体、局部和具体个别不同层次且系统化的规划、设计和安排。当然，这样的规划、设计和安排是置于相关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从观念到（改造或创新）实践的行为过程。由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不是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而是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一个和谐发展、有序稳定和美好社会的呈现。
从表5中可以看出，西部矿业2013～2017年的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2.12、2.72、2.57、2.27、2.38，虽然近五年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减幅度不大，但相对2014与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企业的流动资产的运营效率明显较差，导致企业这两年的资金成本明显高于2014年和2015年，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简而言之，系统思维的全面性要求，就是要全面地分析事物及其不同方面和层面的相互关系；系统思维的整体性要求，就是要综合性地从层次到结构到整体地考察与把握；系统思维的系统性要求，就是要从事物内部不同的因素之间、不同的层次之间和事物整体与相应环境之间，形成物质、能量和信息能够顺畅交换和流动且相互贯通的渠道，也就是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与环境之间系统化属性的呈现。
二、系统思维是决策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前提
其一，时至今日人类所掌握的最有效最全面的思维模式无疑当推系统论，它也是一种新兴的方法论。以系统论作为基本思维模式的系统思维，将研究对象本身视为系统，从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联系、要素和系统、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中碰撞对比进行数据挖掘、综合考察研究对象的一种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是全方位的开放性思维，具有横向和纵向构成的最开阔的视野和观察事物不同层次和结构及其动态的不同视角。当代中国经济总量大，未来发展的视野要更宽、格局要更大、系统性要更强。作为一种复杂综合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是科学决策的依据，是政策实施的方法论指导，它为科学治理体系之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107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现代化治理制度体系是一项极为宏大的工程，零敲碎打地调整、碎片化的修修补补都没有根本性的效果，必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通过各个领域的整体联动、集成性的改进才能使得这项伟大工程取得总体效果、形成总体效应。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建设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在坚持系统思维的基础性上来科学谋划布局。
当代中国生态社会建设是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相互叠加的进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生态社会建设是在人造生态系统（即城市）挤压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实施的。在生态社会建设中保持人与自然的适合协同协调发展，政府是当然的主要责任主体。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政府的生态责任主要有：对自然的生态管理责任，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系统考虑自然环境的社会道德价值与生态价值，实现自然资源的长久、科学开发利用；对社会的生态服务责任，即在政府管理“放管服”的背景下，充分灵活运用行政手段，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行政法规、行业标准等方式对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纠偏，恢复良好的社会生态秩序；对人类的生态发展责任，即落实全面发展、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社会规律，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以实现生态发展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一旦成为现实，那将是差异、适合、协同、协调、和谐美好图景的展现。
具体而言，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并做出科学决策，就必须严格按照系统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来合理有序进行。系统科学揭示的自组织涌现、层次转化、结构（耗散）功能、整体优化、差异协同和流动平衡等系统化等六大规律，为实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和客观世界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为科学合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提供了可靠依据。系统化的六大规律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且层层递进的特性，从横向与纵向的整体构架，到事物自身内部各因素之间，以及事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实实在在体现出系统思维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客观要求。自组织（涌现）律要求从事物与环境关系的角度，认识事物在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是如何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和变化的可能倾向；层次转化律要求从事物组织的层次结构上去把握不同层次之间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转化关系的状况；结构（耗散）功能律要求从事物本身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和流动的角度，了解和把握事物的整体功能和特殊功能；整体优化律要求从事物内部的结构和不同因素之间是否协同协调，以及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认清和把握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对事物的结构和布局及其构成因素进行优化和调整，形成强有力的动态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利于更好和可持续发展；差异协同律要求在前述规律要求的基础上，深刻地意识到前述规律的系统化呈现及其各自的特殊表现，以及与环境的良好关系，都是差异协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合力及其变化规律的展现，并且形成事物进步发展的动力；在差异前提下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平衡律则要求从横向与纵向协同的角度，充分地意识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流动必须做到和保持平衡的重要性，进而才可能避免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阻力和破坏的力量，并在代价最小的情况下取得明显的进步发展。
在高中史料教学中，为了让学生能够对史料内容进行正确了解，就需要学生将史料与作者的立场、人们的观点、社会背景以及所处时代相结合，并围绕教学目的对史料内容进行适当补充。在史料教学中，不仅能够对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习能力进行培养与提高，还能够让学生从历史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史料的选择应该适合、适量，使其能够与课程内容相平衡，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可以说，不运用系统思维，科学合理的正确决策是难以做出的。这也是我们通常强调要用“系统思维”来思考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遇到矛盾和问题，以及科学谋划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缘由，当然也是决策的现实意义所在。坚持系统化思维，要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在更深层次上研究社会整体发展规律，系统构筑社会发展蓝图。将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作为今后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最根本的依据，在实际决策中具体充分彰显系统思维之功效。
2018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乌克兰举行了“国际钢琴比赛”。比赛结果如下：乌克兰的Dmytro Choni获得第一名；中国的Yutong Sun 获得第二名；俄罗斯的Aleksandr Klyuchko 获得第三名。此外，西班牙的Juan Carlos Fernández Nieto、意大利的 Federico Nicoletta、英国的Lucas Thomazinho也入围了最后的决赛。
三、决策中“系统（化）思维”的当代价值
教材有些更新不够快，上面也提高了会计准则这几年不断在改革，但是教材可能会没有及时更新，比如税收法律法规更新，但是教材会滞后1、2年才能全部更新，还有《中级财务会计》教材普遍性以最复杂的股份制(工业)为主导讲述对应的业务操作的，但学生们出去工作面向的大多数是小企业，事业单位等，这就形成了学习和工作的差距。
“决策”是在对事物获得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后认识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在获得对事物真假判断的认识之后，接着就必须对事物不同方面的属性和整体功能做出“有用无用”或“有大用小用”的价值判断，否则就难以为价值选择或是最终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真假判断的正确与否。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在正确进行真假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出。认识从实际出发，经历感性认识到知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差异协同，即认识层次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转化，实现对事物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把握。要高质高效完成这一认识活动过程，感性认识层次有关信息的丰富多样性是有效提升认识层次（水平）的前提，基于这样的前提运用系统思维进行思考，就能从抽象的经验认识上升到理性具体认识，这就是系统思维在认识活动过程中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不可分离且系统化的具体表现。
认识活动过程的系统化思维不可能是思维自身就能做到的，尤其是要使认识不断的深化和全面、整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就必须有相应实践形式的参与并差异协同，才能够使认识活动不断进步发展。比如说，认识自然事物就需要科学实验和科学考察实践的有力配合。再比如说，认识社会事物就需要社会调查和社会考古实践的有效配合，进而发现真理、完善认识并检验认识和纠正错误。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形成正确的真假判断、价值判断，同时也为形成最终的价值选择和正确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所以，正确和科学合理的决策只能在感觉、经验和理性思考差异协同协调的基础上才能够顺利实现。决策中的逻辑思维展开是从系统与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及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充分利用大数据多维、立体地考察决策对象，以创造最佳决策效果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决策思维方式最大亮点在于着眼于决策系统的整体，追求各个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功能，也就是整体效应。其思维方式背后，蕴含着对决策要素的辨别、对复杂性的觉察、对整体动态性的领悟，以及系统方法的自觉。
其二，在生态社会建设方面，要更加注重“绿色创新”与原始创新，以系统化思维加快生态社会建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形成中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在系统思维开阔的视野下，由差异事物所呈现的充分多样性，为生态社会建设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政府作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决策、具体执行和评估主体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想方设法通过政策工具促进增长，政策成为选择增长方式的核心环节。要实现生态绿色增长，首先的就是要在系统思维视域下，在政策环节上培育绿色基因，建立一种权变型适应性的政策机制。从政策生成的问题确定环节就将“绿色”注入，在政策生成过程中将方案置于政策外环境中系统考察，确保政策内环境与外部的适应性与联动性，充分考虑在政策执行环节各部门的职能互补与整体互动，在决策前将生态环境内容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并在政策反馈阶段结合绿色生态创建对政策理性整体调整给予具有针对性的指导，这里环境关切被纳入政府决策的一切领域。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人民日报》2013年4月11日，第1版。，“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③《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人民日报》2015年3月7日，第1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
价值选择或是决策一旦做出，就为改造、变革和创新性思维提供了动力和依据。也就是说，价值选择或是决策，既是认识活动的结束，也是实践理性系统思维的开始。价值选择成为认识活动（认识性思维与认识性实践的差异协同）与改造、变革和创新活动的中介和纽带。因为做出价值选择或是决策之后，就要在正确认识（包括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引导下，进行科学的系统性规划、设计和安排，以及实质性地付诸（变革事物或创新的）实践。
其三，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就实际而言，发展现代经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稳定有序的法治社会，都需要从系统思维的广度和高度，由下至上系统化地认识与把握；再从上至下系统化地规划、设计和安排，进而付诸实际行动，使横向的平面差异性与纵向的差异层次性协同协调。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镜相中有观念、秩序、制度、价值等四个维度，其中观念之维是社会主体之法治意识，凸显社会整体法治文化，在社会行为与法律制度之间提供必要的理念支撑；秩序之维体现法治社会的有序状态，特别强调社会本身的自我秩序化能力；制度之维为社会主体交往提供差异协同、多元化的行为规范和纠纷调解机制，使国家法律体系获得有效的制度保障；价值之维展示法治社会理想图景，表达社会主体追求幸福完美和谐生活的基本主张。法治社会四维向度的呈现，构成法治社会范畴的基本特征。
法治社会之“法治”内含以下要点:一是宪法与法律至上；二是政务规范、公开；三是公权力受到遏制、私权利得到保障；四是司法公正、权威。此四个要素协同共存，交相辉映于法治中国建设之中。法治社会构建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源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马克思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国家权力和国家也将自然消亡，但社会仍然需要良好的公共秩序加以规范，社会事务依然需要社会权力来处理，法治社会建设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系统集成的结果，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政府的大力推动与系统指导。政府通过制定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政策文件为社会组织、团体和公民个人提供行为规则；通过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手段为社会提供秩序样式；通过行政调解及行政裁决等手段为社会提供社会纠纷调解机制；通过行政指导为社会提供咨询、建议和可选择性行为方案。法治社会构建中假如没有政府系统全力参与，法治社会建设将难以为继。
最后，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要以系统思维考量管理创新之本质，须“标新立异”和“革故鼎新”。当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处于新时代的执政党、政府、社会公共组织和公民，为了实现新型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促使社会原有体制、机制和组织发生变革，从而型构新的体制、机制与组织结构的社会管理活动。它强调通过系统思维，社会实现从僵化的旧体制向更具活力的新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管理活动，是服务和推进体制转型和社会革新的重要操作性工具。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之过程，既包括从“无”到“有”，也体现为由“旧”至“新”，这个过程的运行机理：一是基于对既往社会管理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与总结，整体差异调整社会管理的理念与方法，在根本上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二是持续创新社会管理思维，在新时代用“新规划”和“新方略”，依靠执政党最大限度整合社会公共资源，使社会管理不断趋于最合理化和最科学化，从而达至社会资源使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决策“效果”、政策“效用”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管理既定目标。
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政治生活民主化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诉求，更是社会稳定有序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亟需，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新时代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统一协力发展以及通过社会变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现实选择，亦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为系统追求。社会管理创新着眼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提升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消弥社会怨恨的能力，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系统性与同构性，整体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创新中完善，在完善中创新。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会感染人，对人没有危害，也不会感染除猪（包括家猪和野猪）以外的其他动物。自发现非洲猪瘟近一百年来，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人感染非洲猪瘟的情况。
Systematic Thinking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XING Pan-zhou
Abstract:Systematic thinking is essentially a complex way of think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habitual thinking.Its different links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ing things and transforming things constitute a process of differentiated and synergistic thinking system.It is the inherent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ystematic thinking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grasp and innov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Systematic thinking is the premise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At present,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should insist on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study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from the change of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so as to draw a blueprin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ghlight the effectiveness of systematic thinking.
Key words:decision-making;decision-making process;systematic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20(2019)04-0092-05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资助项目“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编号：2017ZDIXM042）；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案例教学法在法律硕士(警务方向)专业课程《警务绩效考核研究》教学中的运用”（编号：JGLX18_127）；江苏省公安厅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项目“依法治国视域中警察权力运行的规范与制约”（编号：2017LX006）；江苏省公安厅公安理论及软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条件下提升公安服务能力研究”（编号：2018LX007）；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收稿日期：2019-06-06
作者简介：邢盘洲 (1968-)，男，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教授，博士，南京，2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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