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雅典城邦奴隶制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对近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有着巨大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阶级的和价值的维度对雅典城邦奴隶制民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实践条件的抽象的民主，雅典城邦奴隶民主制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产生的，它具有突出的阶级属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其本质是一种统治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其进行研究与批判的过程中，发展了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具有深刻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雅典民主
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思想和制度成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列宁曾把民主赞誉为一个伟大的名词。[1]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思考和论述民主问题，如“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居住了一个月，写成了一篇长达150页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ofRight)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关于民主、阶级和推翻国家的观点开始形成。”[2]尤其是他们在研究民主相关问题时所重视的历史分析方法，依然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今世界民主发展和民主价值的一把珍贵钥匙。研究西方民主，要从西方的历史实际出发，更多地从历史事实中而不是仅仅通过西方思想家、理论家的论述来认识西方民主[3]3。而西方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理论与实践都要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的雅典，即使中国近代开始追求和模仿的民主政治所学习的样本依然是起源古希腊的西方民主。从现代性角度看，以1215年6月19日英国《大宪章》签署为标志的西方现代议会民主制并不直接承袭于雅典城邦民主制，但我们还是可以视雅典民主是民主的起源，因为很多现代政治领域的基本原则，如“多数决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意识”“集体管理”等都可以追溯到雅典城邦民主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不犯以现代视角批判古代社会这种时代误置的错误的话，古雅典民主毫无疑问是人类民主发展的顶峰，尽管它是人类民主的开端。”[4]对于民主制度缘起的不同见解，隐含着对民主的社会实质的认识：溯源于古希腊，包含着将西方民主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隐喻；而溯源于中世纪则意在强调民主是一种政治历史现象。[3]121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雅典民主既是现代民主的起源，也是民粹主义的滥觞。古典时代的雅典人由于力图思考本源形式的政体，评价它的优点、缺陷和责任，确定和阐明它的本质，因此具有导向普遍性的优势。[5]7今天我们面对的纷繁复杂的民主现象，可以说在雅典民主制时期都遇到过比较类似的问题。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以雅典民主为切入点，深入理解民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价值，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历史经验镜鉴有着明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民主的历史维度
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的氏族贵族大量侵占氏族部落的公有土地，逐渐成为奴隶主阶级，而失地破产农民和战争中的被征服者沦落为奴隶，其他如小自耕农、商人和手工业者等构成古希腊城邦的“平民”阶层。到这时，古希腊开始出现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形态。这些城邦有的实行君主统治，有的实行贵族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张产生的商业繁荣，使得在人数上远远多于贵族的平民阶层必然追求政治上的权利和地位。雅典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了在贵族阶层选举执政官的传统，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由于贵族统治的严酷和平民政治实力的巩固，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加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贵族和群众之间的竞争，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期。”[6]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诸如雅典这样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古希腊城邦逐渐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并且几乎感觉不到过渡：从君主政体难以察觉地过渡到贵族政体，然后再过渡到民主政体。[5]1直到公元前338年，这一制度随着雅典城邦被马其顿王国征服而结束。
下一步建设重点是对南山片区乡村旅游公路提档升级,建立乡村旅游公路体系,道路成环,分段引导。如图7,建议南山片区中X104砖桥线、金牛路建设绿道与X002串联成环线A;青山路进行道路拓宽,与X002及S241形成环线B。
古希腊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就以不同方式记载和考察了雅典城邦民主制，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希罗多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政治学》等。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学者关于雅典民主制的研究和反思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多是从理念层面的抽象演绎来解释雅典民主，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先验论色彩。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才为人类正确地认识民主政治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武器。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概括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7]776雅典奴隶制民主的发展乃至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原始社会和雅典城邦奴隶社会的民主状况。恩格斯得出结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8]695-696雅典民主之所以能够实行，和当时的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和对外扩张成果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数量上远远多于雅典自由民的奴隶阶级承担的各类无偿劳动创造的财富，雅典城邦对外贸易和扩张所取得的利润和贡金等经济发展状况，才能使雅典公民有充分的条件参与以“公民大会”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并从事城邦民主政治活动。当时在古希腊阿提卡的苏里翁矿场发现了丰富的银矿岩脉，新发现使雅典人成批从东方奴隶贩子或蛮族部落那里大量购买奴隶，而此前的奴隶来源只限于战俘。[9]而这又大大促进了雅典城邦的经济发展。这也为公元前594年，雅典贵族和平民围绕土地和债务进行激烈斗争背景下，梭伦当选雅典的执政官并推行政治改革颁布“解负令”，废除平民债务并解放大批奴隶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将除奴隶和“异邦人”之外的雅典平民依照财产划成四个等级，并允许全体雅典平民中的成年男子参加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这些举措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雅典城邦社会的民主活力。雅典城邦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显著发展为雅典城邦民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独立、“平等”的社会主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发现，统治阶级为了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长期有效的平稳统治，也必然注重阶级统治的国家公共管理职能，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保护，以使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523希腊语“民主”(demokratia)的词根分别是“demos”人民(demos最初用来指“穷人”和“多数”)和“kratia”统治(希腊语kratia意为“统治”或“主权”)，所以，最早雅典民主概念的原意就是人民的统治。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曾对雅典民主概括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17]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对雅典民主持类似观点，虽然他们不赞赏雅典民主，但他们还是分别在《理想国》和《政治学》中认为民主制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8]一直到近代，西方学者们还是持“民主”为多数人统治之意，如法国贵族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甚至认为：“gentleman(贵族)一词的历史也就是民主发展的历史。”[19]
图11为两种开挖顺序巷道左帮（先开挖的永久帮）的位移分布，由图中可看出先开挖大断面比先开挖小断面时位移小5%左右（约1.5mm），曲线在2.0m处位移接近于0mm，因此两种开挖顺序巷帮围岩内部位移主要集中在2m范围内。
比如雅典早在梭伦改革时就开始制定法律，成立全体雅典公民都可以担任审判官并以投票方式审理案件的公众法庭。克里斯提尼当选执政官后继承并发展了梭伦改革成果的民主制。他把雅典重新划分为十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十个左右的基层组织——“德莫”。“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政体)即由此衍生而来，意为全体“德莫”公民掌握国家政权。[20]克里斯提尼进一步具体规定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男性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行使政治司法权利，并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的民主更加制度化。希罗多德这样称赞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改革——当雅典人在僭主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21]379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高度称赞了雅典城邦民主制：“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8]118
二、民主的阶级维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科学分析，认为民主在阶级社会是具有突出的阶级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在阶级社会中民主制度只是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形式，民主的性质是由国家的统治阶级维度决定的。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12]201民主的阶级属性才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3]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在阶级社会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所谓“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批判考茨基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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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雅典城邦民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其核心在于有效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治理，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统治应为了公共利益并基于公意(the general will)进行的，他还最早发展了“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或“主权在民”的概念。[25]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虽然卢梭的“公意”和“社会契约”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如有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国家和政府，都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据理论、依据纯粹的契约过程建立起来的，现实和历史中充满了血腥污秽，根本没那么理性。”[26]但20世纪上半叶以前，民主通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统治是基于全体(或多数)人民的意志或同意，并且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共同福利进行的。[27]
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的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7]377-378。可见，作为古希腊国家形态的雅典城邦民主制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人们在从事生产和交往等活动的社会实践客观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必然决定雅典民主的发展水平。正如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的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所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结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结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0]随着历时40多年希腊对波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伴随希腊经济贸易的繁荣发展，雅典城邦逐渐形成了更强有力的平民势力。公元前444年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最高领袖后，雅典的工商业、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实力显著提升，城邦民主制度也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一时期开创了雅典经济政治文化非常繁荣的“黄金时代”，“人们正确地认为，这个时代是欧洲文明——或者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开端。”[11]
马克思主义在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由经济基础决定外，也承认民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无论上层建筑滞后或是超前都会对经济基础起到反作用，在当时雅典城邦就出现了某种公民权利超速现象。随着雅典民主制在实践中种种问题的凸显，尤其雅典在与斯巴达争霸的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危机以各种方式破坏了个人的道德观念，最终破坏了民主政体的机能本身。”[5]90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由于无法克服自身当时出现的突出问题，甚至走上地区争霸的道路，明显已然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而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公元前338年整个希腊被马其顿征服而彻底结束。
被仇恨的火焰烤焦了的武成龙迫不及待越过萧飞羽逼近郑成川一行。“你！”他冲郑成川勾动食指，因为在武功堡毁灭的那晚他看到郑成川肆意追杀骤遇袭击惊慌失措的武功堡所属。
三、民主的价值维度
价值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简单来说，价值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认知及其有用性的判断。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海伍德认为政治哲学中的价值是“作为规范原则或政治理想的概念”，“在许多情形中，它们都是意识形态传统的基石”[22]。简单来说，政治学中的价值是指那些对人们思想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的原则、理想和观念。就民主而言，“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23]通过马克思主义视域的维度对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民主进行深入分析，就是为了深刻认识民主的实质和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24]586
以雅典城邦民主为例，雅典城邦这种以“公民大会”形式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公职人员、制定法律、管理司法并进行国家决策为主要特点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其实适用范围非常有限。雅典城邦民主时代的公民范畴远不同于现代政治范畴的公民概念。现代政治范畴的公民指的是在一国中拥有该国国籍的所有法定人口。而雅典城邦民主制中所认可的公民只包括雅典城邦的成年男子，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不属于雅典城邦民主制概念中的公民范围。具体来说，法国学者格劳兹认为，公元前431年左右，雅典公民及其家属为13.5万至14万人，外邦人为6.5万至7万人，奴隶为20万至21万人。英国学者高姆认为，当时雅典公民及其家属为6万人，外邦人为2.5万人，奴隶为7万人。苏联学者特鲁威和卡里斯托夫认为，雅典最繁荣时期，奴隶为7.5万至15万人，公民为3万至3.5万人。[14]6通常认为当时雅典总人口约30万人，而雅典公民的人数在各个时期的数量大致在3万到5万人。可见，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实践是以雅典的奴隶制为阶级压迫基础的。恩格斯甚至认为，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阶级压迫的奴隶制。
梭伦改革时甚至把雅典平民依照财产划成四个等级，并且规定只有前两个等级才有权担任执政官，第三等级只能担任普通官员。雅典民主发展历程中每一次改革，都有平民力量作为支撑，而在雅典民主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具有重要贡献的政治家，如梭伦、伯里克利都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言人，与世袭的贵族天然势不两立。[14]5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人民发现自由的代价是做奴隶的主人。”[15]54可见，阶级社会无论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也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其他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具体形式。以至于达尔都说：“从当代民主的视野来看，希腊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公民资格具有高度的排他性。”[16]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本质上可以说亦是如此。
1.3.4 少数民族信息贫困研究。朱明[37]通过对国外少数族裔信息贫困成因及对策研究，指出导致国外少数族裔信息贫困的原因主要是：语言与文化方面的障碍、信息需求的差异、自身发展的动力、公共政策的缺失等。通过政策干预、加强信息机构服务、提高信息媒介和文化产品传播率、加强信息技术普及等，因此，可有效改善其信息贫困。从中对照我国少数民族信息贫困的成因，借鉴国外治理信息贫困对策，统筹国家、社会、机构及其自身来系统构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减贫对策，通过提升民族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在国家经济扶贫政策支持下，逐渐摆脱极度贫困和过度封闭，最终促进区域内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
即使雅典城邦民主制在它仅存的两三百年时间里，其政体的演变也基于具体的各阶级力量斗争的历史实际，经历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这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雅典民主的各个实践阶段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要想认识雅典民主的价值就要先了解这种制度的基本内容。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虽然这一制度也多次改革，但其主要的政治机构一般包括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其职责是颁布法律法令、任免官员、审查官员的工作报告和财务开支，讨论国家财政状况和决定宣战、媾和、结盟以及其他涉及城邦利益的事。由于公民人数较少，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就召开一次。500人会议是城邦最重要的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保护寺庙和城邦安全等。陪审法庭则履行司法职能。[28]
公元前5世纪“民主”一词首次出现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之中，这里的“民主”就是用来指代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萨托利认为：“在全部复杂的人类事务中，这种古代民主无疑是最有可能接近字面民主的民主制度了。”[29]而这种政制在当时就遭到激烈的批判，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希腊以它的哲学统治世界，希腊哲学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雅典民主制的抗议。”[15]60纵观雅典民主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常常游走于僭主寡头统治和平民多数暴政之间，也正是因此雅典民主最终走向衰落。“党争结果，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我想就是这样产生的。”[30]鉴于民主实质性概念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西方政治运行的历史实际情况，约瑟夫·熊彼特界定了民主的程序性概念：“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31]395-396，他甚至进一步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31]415可见西方民主一直强调政治平等原则，追求最大限度地公平分配政治权利的思路正是雅典民主用抽签方式产生公职人员以彰显平等理念的延续。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2]20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高度重视民主的价值，他们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4]293民主作为历史的范畴，也必然伴随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所以，他们同时认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24]294，从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民主由政治民主转变为社会民主。
四、结语
雅典民主制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在其后的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过程中，雅典民主制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反专制王权、反封建势力和反教会势力，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其历史价值突出表现在“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宁肯做个怯懦鬼，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为自己做事情了”[21]379。但是，雅典民主的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以雅典民主为源头的西方民主继承的多数决定原则，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往往是短视甚至肆意侵犯少数人权益的。
同时，正如日本史学家盐野七生所说：“真正的民主政体绝不辉煌，但只有不被那些主义、主张迷住双眼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32]雅典民主和西方民主是分别建立在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民主，尤其是当今西方民主日益沦落为资产阶级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工具。正如安东尼·唐斯所说：“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可以类比为一个追求利润的经济中的企业家。为了达到它们的私人目的，它们采取它们认为将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恰如企业家出于同样的理由，生产任何它们认为将获得最大利润的产品。”[33]政客们甚至为了选票不惜人为地制造选民分裂。现代西方民主有演变为否决政治和简单的一人一票制度的趋势，这极大地限制了许多国家政府对长远利益的追求。而这些民主乱象基本都可以在雅典城邦民主时期看到其原初形态。
如何避免民主走向异化，雅典民主制中的严格法治和广泛监督原则值得我们注意。雅典城邦具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即使在雅典实行民主制以前，城邦事务也多以合议制方式管理。而法治精神是政治民主的基石。雅典的法律都是由公民大会制定的，全体公民必须严格遵守雅典的法律，所有政务都要依法办理。如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予以肯定的：“如果一个国家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34]另外，公民对公职人员有权进行监督，以保障雅典民主的有效运行。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公社就强调人民监督的重要性。马克思称赞公社道：“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绝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7]65同时，对于雅典城邦民主制中公民直接参政而存在的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并容易被煽动影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问题，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2]347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35]只有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参政能力，并且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使民主观念和规则意识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民主制度实践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综上所述，阶级社会任何时代的民主政治，就像雅典城邦民主制一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民主并不是简单的理想，需要经得起复杂的现实考验才行。“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6]世界上各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制度差异很大，很难采用相同的民主制度形式。所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应该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具体国情、民族心理特点和当前主要任务选择符合各自实际的政治制度，而不存在脱离具体实践条件的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古希腊和近代的民主思想和学说的优秀成果，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37]在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里，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就具有了突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能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历史进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2.
[2]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3版[M].郑一明，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
[3]房宁.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张国军.西方民主的演变与反思[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86.
[5]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M].高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罗伯特·勒纳.西方文明史Ⅰ[M].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116.
[1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5.
[11]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
[12]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
[14]李海青.民主：权力的缰绳[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15]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M].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6]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5.
[1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徐松岩，黄贤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8-99.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12.
[1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邢晓宇，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96.
[20]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7.
[21]希罗多德.历史：下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2]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4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04.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651-690.
[26]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M].北京：三联书店，2013：36.
[27]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4.
[28]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58.
[29]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15.
[30]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1.
[31]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2]盐野七生.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M].田建华，田建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51.
[33]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0.
[34]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5.
[3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36]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37]许耀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创立——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J].新视野,2018(5)：5-13.
Three-dimensionalDiscussionontheDemocracyofAthen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m
TANG Jia-peng
(SchoolofMarxism，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earlies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human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Athens in ancient Greece，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the city of Athen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western concept of democracy.It can be found by analyzing the democracy of Athens city-state from the historical, class and value dimensions of Marxism that there is no abstract democracy in the world that is divorced from concrete practical conditions.The slavery democracy of the city of Athens was produced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It has outstanding class attribute, and it is a historical, concrete, and developmental thing.It is the essence of a way of domination.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nd criticizing this issue,had developed awareness of the issue of democracy,which has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Marxism;democratic politics;Athenian democracy
收稿日期：2018-12-06
作者简介：汤家鹏(1981—)，男，辽宁抚顺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 604689998@qq.com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1.005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9)01-0029-07
(责任编辑：何 艳)
标签：雅典论文; 民主论文; 城邦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