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伟:妈祖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其在地化研究论文

曾伟:妈祖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其在地化研究论文

【摘要】妈祖信仰不断地往海外分灵,在新加坡等地建立起多重网络和紧密联系。妈祖信仰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本土化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妈祖文化传播的国际化与在地化有机融合的案例。

【关键词】国际化;在地化;有机融合;新加坡;妈祖文化

妈祖是新加坡信众所普遍尊敬的神明。19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对东南亚的海运发达,促成了妈祖信仰从中国对新加坡的传播。华族移民离乡背井南来新加坡时,一般都会随身携带请自家乡的乡土神、香火袋或神袍,将家族长期崇祀的守护神分灵南来。虽然来自莆田的兴化移民人数相对较少,却也有多达三十座庙宇祠堂,崇祀着包括妈祖在内的数十位地方主神。[1]今日新加坡已经发展成高度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但在岛内与高楼大厦并立不悖的华人庙宇,仍计八百余座。①探讨妈祖信仰走向国际化和在地化的趋势,深入研究其历史演变和繁复网络,对于了解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与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妈祖文化传入新加坡

妈祖信仰源自莆田,在历朝历代的传播沿革中,其信众从中国沿海区域延伸到海外华人社会。早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已有移民在天福宫现址设坛奉祀妈祖。[2]19世纪一二十年代,正值清朝仁宗嘉庆年间,中国东南沿海对东南亚的海运发达,促成了妈祖信仰从中国对新加坡的传播。帆船出航,必然要虔诚祷求妈祖保佑,免除险阻,沿途风平浪静,平安到达目的地。船员、搭客及有关寄货商号,在各船安抵新加坡后,为了感谢神恩,祭祀天后圣母,也是必然的。移民在平安抵达新加坡后,又祈求妈祖保佑在此安居乐业,家乡人禽平安。妈祖庙正是因应这种需要而设立的。

僧人念了声“阿弥陀佛”,说:“老衲和施主同乡,是卿县人。卿县有个副将叫常遇福,就是他杀了主将,把胡人引进来。他第一个报复的人是莫员外。他率军士杀入莫家,对莫员外骂道:‘十年前,你说我心术不正,不把闺女嫁给我,今日我就叫你后悔!’纵马上前,把莫员外砍成几截。常遇福不解恨,又把莫员外的女儿女婿一家杀得干干净净。

二、妈祖文化在新加坡的在地化发展

笔者所谓的妈祖信仰之在地化,是指妈祖信仰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之本土化过程。妈祖信仰随着中国沿海各地移民的增加,在新加坡极为普遍。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本小册子《妈祖婆生日之论》,从西方传教士的眼光看到当年妈祖在新加坡华社的重要地位。[3]19世纪的新加坡,由于中国沿海以闽广两省为主的不同方言区移民的先后移民,“帮”成为华人移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华社就是一个帮权社会。

1988年,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国。1989年,中国首次派出20名观察员前往纳米比亚监督大选;1990年,第一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官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年,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前往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建立天福宫碑记》中所记载的妈祖殿之后寝,“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5]可见,新加坡的天福宫除了作为庙宇最基本的祭祀妈祖之宗教功能,还是新加坡华族领袖的总机构。配合当时的帮权社会、华人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妈祖信仰与祖庙所在地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有了不同的面向。这正是妈祖信仰在新加坡的在地发展。

妈祖是海上的保护神,在这一神职的涵盖下,广为经营海上运输及相关的行业所崇奉。1819年英国人将新加坡开发成为自由港,国际货轮的停靠,促成以红灯码头为中心的水运行业的兴盛;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生意最为兴旺。业者以红灯码头为据点,以摩多船由红灯码头运载工人、船员、货物到大船,并担任代理生意。当时,在红灯码头的有关同业会,如新加坡驳船公会、红灯码头的电船公会和摩多船主公会等行业性组织,都供奉妈祖。在业缘的妈祖信仰中,以星洲炭商公局在芽龙23 巷23 号的会所设立“炭商宫”最为重要。这是唯一由行业公会所设立的妈祖庙。炭商公局之所以将妈祖列为主神祭拜,是因为新加坡的炭商人将炭窑设在印尼,然后通过海路运到新加坡和其他地区销售。而海运有一定的风险,炭商们便通过祭拜海神妈祖来祈求平安,因此无论是设在印尼的炭窑还是新加坡的炭商公会都将妈祖当作保护神。

同时,随着移民的增加,不同的方言族群在其他聚居地也建起属于他们方言族群的妈祖庙。广西省和广东省南部的廉州府、高州府毗邻,三属人士南来新加坡的路途大致相同,多由廉州的北海港口乘帆船南渡,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南下,经历一两个月的风浪,才能抵达新加坡。启航前,他们都会先祭拜天后圣母,以保一路顺风。因为同船共渡,自然建立起同舟共济、患难相交的情谊。设立会馆后,三属人士便在会馆中敬奉妈祖。此后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必举行隆重的妈祖圣诞的庆祝仪式。同时,把妈祖的圣诞定为会馆的会庆日。可见,妈祖庙由于妈祖信仰的普遍而成为新加坡19世纪华社的帮权庙宇。

碑文里的“圣母”,即妈祖,是天福宫的主祀神。“我唐人食德思根”,显示了闽帮领袖借此呼吁所有飘洋过海平安抵达新加坡的华族移民们,必须追念天后圣母时时庇护之洪恩大德,积极回应闽帮领袖之号召,共同建设一座专门供奉天后圣母为主祀神之全民公庙——天福宫。以妈祖信仰作为华侨华人团结的符号,将新加坡华人社团“领导权”策略性地赋予了闽帮领袖们。

19世纪的新加坡华社以福建人最多,其次为潮州人和广府人。作为人数最多而且最先掌握新加坡华人经济主力的福建人,自然成为当时华社的最大帮,还有以潮州帮为主体,包括了广府、海南、客人的粤帮。潮州人建立的粤海清庙是一座供奉玄天上帝的上帝宫和供奉妈祖的双子庙,是当时潮州人的总机构。而新加坡海南人的琼州会馆天后宫,也是主奉妈祖的。由此可见,妈祖庙由于妈祖信仰的普遍而成为新加坡19世纪华社的帮权庙宇。在新加坡当时的帮权社会,作为帮权庙宇,不是因为神明而定,而是视有关庙宇为哪一帮的总机构而定。但是,必须是普遍信仰的神明。闽帮是以主祀妈祖的天福宫作为帮权庙宇。新加坡的妈祖信仰与闽帮领袖崛起关系密切。1839年,新加坡闽帮领袖陈笃生领导众人创建了以妈祖为主祀神的天福宫,以“妈祖”取代地方神明“大伯公”作为全民崇祀的主神。天福宫是在1840年由福建帮人士建立,1842年落成。建成后的天福宫成为当时“新加坡闽帮社群的议事之所”,即是福建帮的总机构。1915年制定章程,向英殖民政府备案注册,1916年批准豁免注册,定名为天福宫福建会馆。在《建立天福宫碑记》中,闽帮领袖们自称“唐人”,并尊奉妈祖为华人族群的守护神:

(2)深水钻井前应该提高对浅水流砂体的预测,钻井中应该实时对钻井参数进行检测,对浅水流灾害是否发生进行判断;提前准备好应急措施,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

图4展示了上述模型的实验结果。曲线为实验得出的结果,从结果中发现最大的抗拔强度为5.1 N。然而根据之前部分对于理论最大值的描述,可以计算出理论抗拔强度为6 N。这个实验值同理论值的差异经过多次系数测试,被证实为泊松效应。另一个测试模型用以测试这个假设,其中泊松比被设为0.01,之后结果为5.96 N,非常接近理论值。

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4]

以红灯码头和新加坡河为基地的水上运输行业,由于新加坡经济、社会的转型和政策的改变,以致这些行业衰退,从而影响行业组织对妈祖的供奉。红灯码头的水上运输行业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衰弱,2000年起生意冷淡,以致停业。火炭行业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1960年代有印尼政府的出口检验,新加坡政府在更新执照时要求整修旧船。1963年9月起印尼与马来西亚对抗,新加坡与印尼断绝贸易关系,由于材炭商多在印尼自置材廊炭窑,因航路不通,致材炭囤积甚多,山内炭窑工人缺乏粮食,私自盗卖,由印尼用小舟零星载至新加坡发售,使炭商损失惨重。1966年8月新加坡与印尼恢复邦交,印尼材炭源源输入,炭价也几经恢复,经营有所好转,却面临政府不发营业执照给卖材炭商在新组商店营业。其中,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新加坡组屋、熟食中心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的烹饪方式,煤、电取代了火炭。由于火炭业的衰退,炭商宫从1990年中已取消演戏酬神。炭商宫虽属星洲炭商公局,但该会认为妈祖是属于大家的,也欢迎其他信众前往祭拜妈祖,祈求护佑。可见,行业的衰退,影响了新加坡业缘妈祖的崇奉。

结语

19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对东南亚的海运发达,促成了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妈祖信仰随着中国沿海各地移民的增加,在新加坡极为普遍,妈祖成为新加坡信众所普遍尊敬的神明。19世纪的新加坡华社是一个帮权社会,崇奉妈祖的天后宫成为福建帮标志性的帮权庙宇。除了不同的方言族群建立各自的妈祖庙,妈祖更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中成为业缘的保护神。配合当时的帮权社会、华人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妈祖信仰与祖庙所在地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就有了不同的面向:作为帮权庙宇的妈祖庙,根据移民地缘区别的妈祖庙,配合新加坡经济模式的业缘妈祖,以及作为祖姑而被林氏后裔移民所崇奉的妈祖。随着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新加坡妈祖文化的国际化与在地化融合仍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议题。■

注释:

①今日的新加坡仍有八百余座神庙,是丁荷生、许源泰教授田野调查之最新资料。笔者于2015年在新加坡访学期间得到二位教授的指导,谨此致以谢意。

参考文献:

[1]郑莉.新加坡兴化人的木偶戏与仪式传统[J].南洋学报(新加坡).2008年.第132期

[2]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宫[M].石叻古迹(林孝胜等著,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9页

[3]庄钦永.“妈祖婆生日之论”附1832-1842年新加坡华文出版物一览表[M].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63-64页

[4][5]陈荆和,陈育崧.建立天福宫碑记[M].碑铭;57-58页

【作者简介】曾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留住乡愁:闽台妈祖文化活态传承体系探索研究”(14BH093)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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