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4日，在六中全会前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翌年4月2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可否开始工作。”直到这年11月10日，季米特洛夫才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自此，二人就抗战中一些重大问题一直通电互动沟通，电报往来达50余封。
推动对中共的资金援助
1939年5月，日军入侵蒙古。由于形势的变化，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援助中共的计划。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中央提示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
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的形式，发出最后通牒。考虑到如果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就可能面临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所以要不要与蒋决裂、要不要先发制人这一问题极大地困扰着毛泽东。11月3日，他一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答复何白电报，表示皖南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的行动时间；另一方面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当国民党“剿共”时，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
由于对这一重大举措缺乏必胜的把握，毛泽东决定请示季米特洛夫。11月7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必要性：
蒋介石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在日本的“大扫荡”下，我们的根据地在日益减少，粮食和供给极其困难。一旦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开战并“围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拿出15万人打击敌人后方。但是此举必被蒋介石用来指责我们破坏抗日，这在政治上对我们并无好处。
因此，毛泽东表示：
我们现在在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但最后的决定还未做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向你们做出通报并请尽快做出指示。
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提出：
生物燃料具有良好的可再生性，其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生物油（bio-oil）、生物柴油（biodiesel）、生物醇类是生物燃料的主要代表。生物燃料的制取方法包括酯交换、热裂解和催化加氢等方法。以油脂类物质为原料制取的生物柴油是生物质燃料发展初期的代表油料。以不可食用的原料制备生物柴油的技术可称为第二代生物柴油技术[1]，从化学方法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生物柴油主要通过酯交换制取。通过热化学转化，利用热裂解技术制备生物原油，再经过提质改性得到高品质生物裂解燃油，也是获取高品质车用燃油的技术途径之一[2-3]。
你们作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
2月4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表示：
收缩裂缝主要是指混凝土因外界因素所致的体积变化，一般情况下是干缩裂缝与塑性裂缝，其中塑性收缩裂缝的发生时间主要在混凝土初凝阶段，此时具有较高的水化反应，水分会出现大量增加的情况，导致混凝土失收缩。干裂裂缝主要在混凝土硬化前后，表层混凝土水分散发比较快，内部结构热量散发相对较慢，直接导致混凝土表面收缩性相大，内部收缩性小，致使收缩情况产生一定的不均匀，从而发生收缩裂缝现象。
调和国共关系
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否则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
德意日结盟后，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回电毛泽东：
共产国际解散后它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谈谈中共党内状况在我这里引起的不安。
人生在世，谁都有可能遇到困难。至于临时经济短缺，更是难免的事情，所以，亲朋邻里之间相互借个钱，乃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有借有还，人之常情，正当交往，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官员尤其是手握一定权力者的借钱，那可就要另当别论了。首先要打个问号，有所警惕。我不是说，当官的都富有，不会碰到囊中羞涩的时候。问题是，有些官员玩的是明“借”实“讹”的把戏。在现实社会中，这已经成为贪官的一种敛财手段。
1月29日，毛泽东回电道：
我们拥有种种材料说明，蒋介石所采取的措施是旨在同我们决裂。
尽管中共一再表示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但共产国际考虑到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答应给中共提供武器。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以保卫苏联为口号，借机提出了武器援助的问题。7月3日，在季米特洛夫推动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给中共100万美元援助这一请求。
捕获模块完成信号的粗捕获,采用本地捕获序列与接收信号做相关运算,可以从信号和噪声的混合波形中检测出目标信号,实现捕获[12]。与相关模块类似,内部同样包括4路相关器。输出的信号与给定的门限值进行比较,如果相关峰高于门限值,就说明捕获成功,否则继续捕获。捕获成功后会启动计数器进行延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开始采集估计信号。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电毛泽东说：
他要求毛泽东重新考虑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2月13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
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 “叛军”，取消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18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
国内学者对新闻语篇的研究主要围绕语义学(王国凤2013)、系统功能语言学(张敬源，贾培培2014)、批评话语分析(代尊峰2013)等展开；此外，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辛斌(2007)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新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在认知语言学方面，张蕾(2017)、王晶芝,杨忠(2012)等重点关注了新闻语篇中的隐喻及其语义的建构；张薇，汪少华(2016)以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的媒体报道语料为对象分析了奥运媒体话语的架构模式。
此后，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多次指示其做出让步。在调和国共关系上，季米特洛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正确估计形势，导致新四军几乎遭到全歼。而在事变前，毛泽东曾制订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彻底粉碎蒋的“围剿”，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否定。
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上下级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谈及“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
9月29日，中央学习小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李维汉、邓发等都发言说明当时的错误，并检举王明所犯的错误。随后，毛泽东正式指出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所犯错误。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开始对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对待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进行批评。
从造字上看，“葬”字为会意字，本义为上下藉以草、中间为尸身。《易·系辞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所以，上文提到的皇甫谧苇席裹尸应该是最原始意义上的葬式。杨王孙要求“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杨王孙传》)，这种裸葬的方式倒是比较新奇，也是最为直接的“入土为安”。其实，庄周、杨王孙和皇甫谧这些抗俗者都是比较激进的矫俗者，主要是在行为上更加标新立异和惊世骇俗。东汉范冉在《遗令敕子》中说：“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时济世，死何忍自同于世！”[15](P656)可以看做是激进抗俗者的心声流露。
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关于中共领导中存在的分歧的电报。两天后又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
毛泽东就王明问题请求季米特洛夫指示，并提出有需要的话，可以电告王明的所有错误。5月25日，毛泽东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文件。
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该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
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情视为地方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扬。他保证，这个事情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请及时向我们通报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及您采取的措施。
在开展反对王明运动上，他认为指控“王明实施了由共产国际建议实行的民族战争政策，似乎因此将党引向了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季米特洛夫还提出建议：
水利部以办资源〔2012〕261号文件印发了《关于做好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应优先使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禁止取用深层承压水，取用水总量不得突破国家下达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对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不得新增取水；对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新增取水。地下水超采区不得新增取用地下水，生态脆弱区限制地下水开采，防止出现生态环境问题；挤占河流生态环境用水的河流不得从当地取用地表水。
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些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关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
5）怕受冻。大樱桃不耐寒。幼树茎干枝条生长发育快，组织比较疏松，冬季寒冷气候容易使枝条失水抽干，温度低于-20℃时，会引起大枝纵裂和流胶，造成枝条冻伤或坏死，花芽冻害。花期温度降到-3℃以下时即受冻。
外包服务人员因其服务内容和岗位职责，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并熟悉委托方的技术环境、技术资料以及相关的技术参数，如网络配置、访问控制、策略部署等技术类业务信息。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回电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
王明进行了各种反党活动。这些已向党的全体干部做了通报。但我们不打算在党内群众中公开。在我看来，王明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康生是一个可靠的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做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
1月19日，季米特洛夫向王明发出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3月7日，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的回电。王明在电报中声明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表示完全支持“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季米特洛夫在调和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中共七大仍选王明为中央委员。
（摘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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