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1978年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一书，还是随后翻译出版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的自由》《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等，都在国内读者中掀起了阅读热潮。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斯金纳近十几年以来的作品尚未被翻译和引介，以至于读者们很难持续追踪其研究发展和思想推进。斯金纳近期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论题的不断发展和充实，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新书《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修辞学与政治研究》（From Humanism to Hobbes：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2］向我们呈现出了斯金 纳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人文主义作家及其语境
以赛亚·伯林曾说，思想家的主张都可以被归纳为极其简单的表述。斯金纳的这本书恰是如此，书名精准地阐述了主旨：人文主义研究中修辞学教育对英国人文主义作家们政治作品写作与政治观念理解产生的影响。本书由包括引言在内的13篇文章组成，除了一篇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君主德性修辞的分析之外，内容基本集中在对英国人文主义的讨论上，其中，人文主义和霍布斯两个主题相互关联，平分秋色。
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单独写就，读者可以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章节进行阅读。不过，虽是一部“文集”，但是在文章的择选上，本书遵循着非常明确的逻辑线索。首先，如书名所示，文章的选排从人文主义代表作家逐步过渡到霍布斯，讨论的内容紧扣着“修辞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其次，斯金纳想要表明，在霍布斯与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断裂，就此而言，本书就存在着双重的语境分析，一重是对人文主义的思想语境进行还原，而在此之上，可以将前七章视为霍布斯思想的“语境”，以此引出后四章的详细解释；最后，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了对“国家”概念的谱系学追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们乃是《基础》以来斯金纳国家研究的完善与完结。
本书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对人文主义语境与历史的恢复。借霍布斯之口，斯金纳引出了写作的出发点：由于词语出现在“诸多上下文结构”之中，两者有着关联，很难将“我们用来表示意见与意图的词语”从含糊其词与模棱两可之中解救出来，因此“要探寻古人的观点与意涵必然十分困难，除了阅读其著述别无他法”，并且，“若非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去发现这些环境，并以极大的审慎之心进行考察”，这些著述将是“无法被理解”的。［2］1
尽管志愿服务最先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相契合。“奉献”强调甘于付出，不求回报;“友爱”强调与人为善，平等尊重；“互助”强调互相帮助，助人自助；“进步”强调自己进步，社会进步。志愿服务倡导维护社会的稳定、公平和公正；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倡导追求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和谐、社会进步、公民友善的基本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表现。“志愿服务”直白、浅显的表述便于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9］KOIKKALAINEN，P．，SYRJÄMÄKI，S．．On Encountering the Past：An Interview with Quentin Skinner［J］．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2002，6：35．
在这种主旨的统御之下，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采用类似的结构来进行写作：首先提出既有研究中对作家某方面问题的理解，进而指出其中的问题，例如对马基雅维利君主德性的评价、对莎士比亚法庭论辩的分析、对光荣革命期间自由概念的讨论，以及对霍布斯公民对话、政治代表、继承权等的解释。接下来，通过教育和阅读背景来还原作者写作的语境，我们由此了解人文主义作家的一整套学习方法及内容，特别是在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修辞学著述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最后，将语境与作者文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这些作家为何如此进行理解和写作。
二、解释而非诠释：斯金纳的方法与意图
斯金纳研究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方法论较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革新之上，他在写作时也有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方法做一些介绍。
在2002年出版的论文集《政治理论的视野》（Visions of Politics）的第一卷中，斯金纳使用了一个口号式的标题：“Seeing things their way”。［5］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翻译为“如其所是地看视”，而反过来看，这句话也是在说，某些研究并没有如此行事。在此，笔者借用斯金纳在2003年回应《基础》批评者们时的表述，勾勒他所反对的方法和所秉持的立场。
第一种并未如其所是的历史研究，被称为融贯性的“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它坚信，“对任何政治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他们的全部作品中提取那些能够构成连贯系统思想体系的内容”。［6］240因此，对文本的阅读不仅要从整体出发，而且最好要从中归纳出一整套前后一致的论述。以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为例，斯金纳反对包括克罗齐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断裂。相反，受到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影响，他认为真相绝非是某种单一的主张，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一系列主张，而是存在于由问题和回应所构成的复合体之中。［7］用这种“问题——回应”的解读方式来分析马基雅维利，在每部作品本身之中寻找连贯性，成为斯金纳马基雅维利研究的基础。［6］241
本文主要研究方向为验证适合我国NAFLD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方案。本研究选择NAFLD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而不是单纯NAFLD患者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1)单纯以NAFLD就诊的患者数量较少，为保证样本量，选择NAFLD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2) NAFLD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需要一个综合的管理，这利于从中选择所需的数据进行统计研究；(3)NAFLD和2型糖尿病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
另一种斯金纳要挑战的观念，是对经典文本和“永恒问题”（perennial issues）的迷信，它认为，文本蕴含着“恒久的智慧”（dateless wisdom），其展现形式则是“普世观念”（universal ideas）。［8］由此出发可以推论，这些教诲对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具有指导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阅读，仿佛这些作品是出自同时代人之手。斯金纳一直反对这种经典至上的诠释学路径，他发表于1969年的方法论文章《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原定标题就是《政治思想史中经典文本的无足轻重》（The Unimportance of the Grea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9］当然，斯金纳之所以如此表述，旨在反对正典论（canonist），指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经典文本绝非唯一。那么，为什么经典没那么重要？
一方面，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必须时刻谨记避免时空错置（anachronistic）的失误，过去某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事件，所流行的观念，所使用的术语，与研究者们所生活的时代必然存在着差异，罔顾这一点，将自己视作尺子去裁剪历史，就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合理的。这意味着，所谓的“永恒问题”，很有可能仅仅是当下研究者所假设的某些判定而已。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位作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之中进行写作，我们在阅读时，需要将其视为文本“之一”，而非“绝对”文本。斯金纳曾经专门澄清过他与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一个主要区别，施特劳斯对文本的阐释是“道德式的”，而他的解释则是“历史性的”。［10］
斯金纳主张采用一对一的文本分析方式，考量作者在写作时的意图与目的，将其视为对特定问题的回应。不过，身处不同时空的我们，如何能够确认彼时作者的意图呢？这就需要引入语言哲学对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斯金纳的方法论资源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L．Austin）和赛尔（John R．Searle）。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复合工具（multiplicity of tools），表明词语与句子可以以多种方式被使用，指出词语的意义存在于其用法之中，其“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等概念为斯金纳提供了进行文本分析的基本指针，对文本论（textualism）和正典论进行批判。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斯金纳认为，由于语言必然出现在特定时间所施行的特定语言游戏之中，因此，要理解词语和句子的含义，就不能仅就文本来读文本，而是要理解整个语言游戏的惯例（conventions），要理解语言的各种用法。
斯金纳一直以来的立场是，那些正典论者看来无足轻重的文本，或许也有历史和知识的双重价值。本书表明，“无足轻重”不仅是就正典论者而言，同样也是就现代学术研究的学科划分而言。以斯金纳的莎士比亚研究为例。对于文学评论者来说，莎士比亚作品的文艺和美学价值似乎是全部关注的焦点，需要讨论莎翁的写作技巧与构思，而斯金纳则表明，这些理解和认识，需要通过拓展的语境背景来获得；而对于政治思想的正典来说，无足轻重的莎士比亚，则构成了更广泛的思想语境。
由于这种以言施事行为必然要考虑话语产生所处的特定规范性表述、惯例和意识形态等，以保证言说能够被听众（起码部分地）所接受，因此产生效果，因此在对这种意图进行恢复时，着重考虑的就是对这些规范性表述进行追溯和考察，也就是所谓的语境还原。当然，语境可以包含多种维度：特定的政治情势、社会或文化环境、诸如法庭这样的制度性背景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界限，与言说者和文本产生者复杂的互动。［13］116在斯金纳的分析中，书面文本与其他类型的语汇呈现同样重要：图像也是一种修辞方式和特定语言，文本可以被用来澄清图像。对洛伦采蒂《好政府》（Lorenzetti：Bono Government）壁画的研究就是极好的示范，而本书中关于人文主义和霍布斯作品中卷首插画的分析同样如此。［14］
由此，我们进入了本书与斯金纳整体研究方法的两重相关性。首先，在人文主义的教育中，修辞术占据了特定的位置，修辞学家们尤为关注的是如何在法庭论辩中取胜，根据西塞罗和昆体良的教诲，这需要言说者最大限度激发听众的情感。为此，各种修辞技巧被反复运用，喻说（trope）、叠转（paradiastole）与拟人（prosopopoeia）成为言说者“以言行事”的最佳途径。
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依然是大连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17年大连投资增长15.1%，而同期消费与出口增长为9.2%和8.5%。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2016年规模以上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例为22.5：77.5，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船舶制造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占比大，而轻工业占比较低。同时，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大，而新兴产业发育还显不足。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主要是以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研发设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显不足，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家几乎都接受了一套标准的人文主义教育，因此，对其作品的解释，可以直接地从其教育背景和经历之中寻找线索，还原语境。采用这种解释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马基雅维利对恶行与德性的描述，知晓莎士比亚为鲍西亚和夏洛克之间所安排的法庭审判辩词为何如此，甚至是霍布斯为什么会采用拟人的方法来建构他的国家概念。在斯金纳看来，这是对文本的解释而非诠释，后者被他界定为“分析和结构文本，对其进行价值评判的过程”，而解释则是“查明所讨论的作品为何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15］
三、作为语境的人文主义
“即使是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家，也绝不是他们所言说的语言的发明者，而通常是既有文化的产物，他们不可避免地在这些文化中参与对话”。［13］118人文主义作家们也是如此。斯金纳的意图，就是解释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何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为何表现为特定的样式。
为了还原出人文主义作家们言说和写作的语境，他不能局限在经典文本中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而是要尽可能地恢复更加广阔的言说与话语背景，就需要将各种类型“文本”纳入讨论之中：修辞学的教科书，伊丽莎白时期罗马文献的英语译本，英国诗人讨论修辞学的作品，以至于人文主义图画和雕塑。
在第一个层面上进行语境还原，就是对人文主义者的教育和阅读史进行梳理。导言中对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教育进行介绍以后，莎士比亚成为要处理的第一位英国人文主义者，延续上一部作品的问题意识，本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莎士比亚修辞与文本的研究，一篇聚焦于政治和文学研究中都已经被反复讨论的《威尼斯商人》，另一篇则以莎士比亚晚年的悲剧《科利奥兰纳斯》为中心，详细列举讨论了叠转法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用法与用途。
斯金纳成功地向我们展示，在夏洛克和鲍西亚的法庭论辩中，引导着莎士比亚写作的，恰是他所接受的以西塞罗和昆体良为主要学习对象的古典修辞学教育。遵循着西塞罗对法律纠纷中提问与陈述的界定，审判的框架被搭建，夏洛克失掉官司和鲍西亚成功辩护的缘由，也在于莎士比亚根据这种修辞学的教诲，为两者安排了不同的言说策略，导向了不同的结果。在莎士比亚笔下罗马人对科利奥兰纳斯的品行评价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量叠转法的使用，斯金纳还指出，通过似是而非的评价，莎士比亚部分地旨在阐明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
第四，文化消费需求为演艺业创造了机遇。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厚重的湘西文化吸引着无数游客，张家界旅游演艺成为旅游者了解湘西地区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文化消费需求为张家界演艺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斯金纳在《基础》中对作家们意识形态话语场的分析旨在表明，从1200年到1600年之间，国家存在着与之相分离的、被理解为政府基础的司法和宪政秩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然而，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恰是17世纪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话语真正取得了核心地位，就此而言，要勾勒现代国家概念的谱系，《基础》中的工作或许真的应当被看作“基础”。
在牛津完成学业的霍布斯接受了类似的教育，这也意味着，人文主义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将会以各种方式产生影响，恰如本书第9章和第12章所表明，从人文主义作家们的修辞术与舞台戏剧世界到霍布斯跨时代的拟人概念［16］，其间的距离出奇地短。就此而言，斯金纳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了谱系学的考察，并非执着于拟人化主权之后国家理论的影响，而首先要揭示霍布斯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描述。
斯金纳表明，霍布斯整个国家理论的基础，其政治代表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由人拟代国家（the person“by Fiction”of the state），本身就是对昆体良“虚构人”（personae fictione）的直接翻译，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大量援引了西塞罗的修辞学理论，特别是关于舞台与演员的分析，来引入自己对政治代表的讨论。同样，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之下，霍布斯对卷首插画尤为重视，亲自参与设计，人文主义对特定图像所赋予的意义也成为霍布斯设计这些图像的参考，不同于施米特对霍布斯政治神话式的图像学阐释，经过详细的考察，我们在第10章中确切地知晓了《论公民》和《利维坦》封面设计的意图。
（2）ONT配置模板，包括四个ETH业务WAN、1个WIFI业务WAN、SSID配置、管理WAN、线路模板、业务模板。
《基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遭到了各种方法论和内容的批评，奥克肖特抨击它“非历史”“时空错置”，够不上称为哲学，斯科拉觉得斯金纳没有将作为大背景的作家与那些产生持续影响的作家区分开，费米阿则直接将它说成是文献的堆砌。［18］这些批判出于不同的方法论立场，斯金纳在后来的文献中不断做出回应，修正自己的表述。不过，《基础》一书中一个更大的遗留问题，实际上到本书才算被解决。
马基雅维利也是斯金纳研究的重要主题，本书收录了一篇对马基雅维利君主德性与修辞学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基雅维利对人文主义教育和修辞学的熟练掌握与明确认识使他意识到，在他所生活的腐败世界中，德性与恶性的话语已然受到各种操纵，以至于善恶的边界被模糊。［2］50－51马基雅维利的这种立场恰是他被攻击为邪恶教唆者的重要理由，但马基雅维利并非在模糊善恶，而是要揭示，在公共生活之中，修辞术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扭曲真正的价值标准。
四、国家概念谱系的完成？
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让他享誉世界的作品《基础》，旨在勾勒国家这一现代概念的谱系，并且表明，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首先意味着对西方经典“伟大作品”的研究，而是去发现构成彼时政治话语的规范性语汇和意识形态。
配电箱的安装施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对于电力系统的运行以及设备的正常使用存在直接的影响。首先，安装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应该充分的了解配电箱的基本信息，要掌握其综合性能、高度与宽度尺寸等方面，确保其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工作人员应该检查其支撑性能，可以在箱体内部设置一定的物品来进行检测，同时还应该避免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变形问题存在。配电箱施工结束后，工作人员应该根据标准要求来进行全面的检测与调整，此时需要利用相应的仪器来进行检测，在全部达到了要求之后才能进行运行和使用，从而可以防止在施工中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4]。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霍布斯研究的权威，斯金纳在本书中对霍布斯的讨论进一步强调并部分修正了他过去的一项主要判断。大部分研究者们认为，霍布斯在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恰是建立在他与过去人文主义传统的背离，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政治论证方式，甚至斯金纳自己也曾经直言，“霍布斯明确反对文艺复兴政治理论的那些典型观念，一口气就将其埋葬，盖棺定论”。［17］然而本书则向我们表明，霍布斯与这些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很多。
对于那些在牛津和剑桥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作家们，情况又是如何呢？斯金纳通过还原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大学生涯为本书第二部分的解释提供了语境，这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本书中最“历史”的一章：“约翰·弥尔顿一代人的剑桥生活”，其中涉及弥尔顿所生活的时代剑桥的招生情况、生源结构、课程安排与日常生活，几乎可以被视为教育史的研究，同时又穿插着学生们所学知识与阅读文本的介绍，旨在表明修辞学的语境：从1570年开始，大学本科的第一年必须学习修辞术，主要教材则是昆体良与西塞罗的修辞作品，在完成修辞术的学习之后，大学生们才能继续学习逻辑学和道德哲学。［2］120
斯金纳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推进着这一项谱系追溯。1989年的论文《国家》在介绍近代早期的语境以后，马基雅维利、弥尔顿、莫尔、霍布斯和洛克成为讨论的核心，收录在《政治的视野》第二卷中关于国家概念的文章，对近代早期的语境，特别是加尔文主义者和反暴君论者对国家概念的理解进行了补充，最终依旧以霍布斯作为终点。［19］到本书中，这一谱系不仅在内容上进一步被充实，在时间范围上，也从近代早期被延伸到现代。
首先，第2章介绍了前人文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与争论，接着指出，由于人文主义者对代表的解释本来就存在着争论，代表者是否需要成为被代表者形象和实体的模仿者，反映在政治讨论中，对国家、主权者和人民主权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立场。结合文本分析与图像学的研究，斯金纳阐明了国家概念如何被类比为人格。就此而言，本章可以被视为对最后一章国家概念讨论的初步语境分析。
在第9章中，霍布斯的政治代表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援引西塞罗的理论，霍布斯将主权者界定为一个自然人（或者众人集体），授权施行代表着国家这个“虚拟”人格的角色。到最后一章，关于国家概念的语境分析被进一步拓展，通过对人文主义者们在讨论国家概念时具体语境的还原，斯金纳展示了国家的概念如何一步一步被削减，最终呈现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简化论版本，将其视作指代已建立的政府机构的术语，而恰是这种用法，使得国家在市场导向的和全球化的时代中越发无所适从。［2］379－380
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布斯式的国家概念值得被重新审视，在国家与政府之间做出严格界分，政府以国家之名行事，其基本职责是实现公共福祉，如此说来，公共福祉也就成为衡量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标准，为个人提供了服从国家的边界与基础。［2］382不过，以公共善好为最高价值的政府组织形式，最主要的观念持有者，实际上是那些现代早期的共和主义者，然而共和主义者的国家概念，以及以城市共和国为主要存在模式的这些共和主义国家如何在近代历史中衰落和失败，这些问题斯金纳尚未给出完整的答案。
五、余论：阅读“无足轻重”的文本
《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似乎不仅是一部文集，斯金纳通过它向读者们交代了自己近几年研究的兴趣和成果，并且在字里行间用历史学家的春秋笔法间或带出自己常常有些幽默的评论，更应该将其视作他对自己方法论和研究问题的再次审视，在其中，研究方法中对语境的强调进一步通过对教育背景的勾勒而得到示范，而关于国家的概念追溯则成为完成时态。从某种角度来说，斯金纳在自己的立场及其批判者的观点之间寻找着平衡点，既以重要思想家的问题为导向，又继续大量采用非经典文本进行解释，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从思想史中寻求相关性和当下问题之解答的读者来说，这些文章依然不具有吸引力。就此而言，这部作品对一些读者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
奥斯汀的启发则在于语言用法的考察上，奥斯汀界定了所谓的“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当话语在被说出时，它不仅是“说了某事”，同时也“施行了一种行动”。［11］奥斯汀区分三种话语类型：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斯金纳的文本分析在以言施事行为这一层面展开，它包含在文本之中，但又与作者所假设的意图（难以复原）有所区别，“当施行以言施事行为时，能动者必然要采用一种特定的力或意义来表达特定的言说，并且想要他的听众根据自己表达时的意图来理解这些言说，这就是能动者在写作和他所写作品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的最接近的关联’”。［12］
当然，“无足轻重”的文本并不必然比经典文本更缺乏阅读乐趣。历史研究的枯燥或许部分由于它需要对大量细节和文献进行考据，然而也恰恰是在细节处，人性的微光得以闪现，思想的演进获得突破。书中霍布斯面对小卡文迪许误解的修辞式回应，弥尔顿时代剑桥人的生活百态，不仅在学术论争中发挥着作用，也让叙述具有故事性，其中透露的诙谐与幽默，难道不值得被赞扬吗？
注释
［1］［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M］．奚瑞森，亚方，李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后文简称《基础》．
3.2 脑肠神明共主 中医所谓的神是由精、气、血、津液化生而来，是脏腑精气对外的应答，在功能上包括调节精、气、血、津液代谢以及脏腑的生理功能，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脑为元神之府，主司神明，为一身精神意识、感觉运动之主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代心统神，同时脏腑中心与小肠相表里。《灵枢·平人绝谷》[66](126)曰：神者，水谷之精气也。人的精神意识和情志活动是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的，精微营养物质以经络为沟通途径疏布充养脑髓，从而构成形神共统的一体观，充分体现了脑与肠关系的紧密之处。
［2］SKINNER，QUENTIN．From Humanism to Hobbes：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BARON，HANS．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49．
［4］GENUA，MARCO．Skinner，Prehumanist Rhetoric Culture and Machiavelli［A］．BRETT，ANNABEL，TULLY，JAMES，HAMILTON-BLEAKLEY，HOLLY．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51．
图6的每条T2分布曲线代表测试的试样总孔隙中的含水量，即反映了试样的总孔隙率；各孔径区间的占比也可通过对T2谱的面积积分得出。由图6可知，各试样的T2曲线分布都包含1个主峰和1～2个次峰，且各试样的分布曲线主峰大部分分布在微毛细孔。主峰的峰高和峰面积均远大于次峰，分布多跨越了3个数量级，占据优势地位。对比组1的主峰峰值较高，且次峰也都覆盖于第2、3、4和5等其它4组混凝土的次峰上，与总孔隙率及水和气体渗透性反映的规律相同。
［5］SKINNER，QUENTIN．Vision of Politics，Volume I：Regarding Method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
［6］SKINNER，QUENTIN．Surveying the Foundations：A Retrospect and Reassement［A］．BRETT，ANNABEL，TULLY，JAMES，HAMILTON-BLEAKLEY，HOLLY．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He left the restaurant. The waiter gave the boy an ice cream. The boy ate it, and then stood up and walked to the door.
［7］COLLINGWOOD，R．，G．，An Autobiograph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37．
［8］SKINNER，QUENTIN．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A］．Tully，James，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29．
（2）腌制：原料提前加工腌制，生时味由外而入内，熟食味由内而溢到外，丰富原料内涵，主要适合于煎、炸、烙、烹、蒸等原料。
需要指出的是，斯金纳所谓的“人文主义”并非通常意义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潮流，而是以彼特拉克在内的一系列作家为代表。汉斯·巴荣（Hans Baron）认为，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的意大利王国，是一套以西塞罗政治和道德思想为经典，捍卫共和国公民德性的观念。［3］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则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中区分出了三条线索，古典的、经院的和人文的，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从事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s）的那些学者。［4］斯金纳赞同克里斯特勒，在本书中，将界定更加细化，所谓“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者”，“仅仅是指在英国现代早期的文法学校和大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学术课程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五部分内容：文法（grammar）、修辞（rhetoric）、诗歌（poetry）、历史（history）与道德哲 学（moral Philosophy）。［2］1－2本 书所要还原的，主要是修辞术对人文主义作家们与政治相关论述的影响。
HER-2蛋白IHC 3+为13.2%(150/1136)，IHC 2+为18.8%(214/1136)，IHC 1+为8.0%(91/1136)，IHC 0为60.0%(681/1136)。
［10］［英］昆廷·斯金纳．把英雄和恶棍放一边：历史研究应该做什么？［J］．罗宇维采访，翻译．东方历史评论，2017－05－11．
［11］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32．
［12］SKINNER，QUENTIN．Motives，Intentions and Interpretation［A］．Tully，James，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75．
［13］BRETT，ANNABEL．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A］．CANNADINE，DAVID，What Is History Now？［C］，London：Palgrave，2002．
［14］SKINNER，QUENTIN．Ambrogio Lorenzetti：The Artist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A］．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86，72：1—86；Vision of Politics，Vol II：Renaissance Virtu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9—117．
［15］SKINNER，QUENTIN．Forensic Shakespea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2．
蚌埠市各地按照农田水利规划，结合实际，把农田水利建设与农村土地治理、道路建设相结合，现代农业发展和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相结合，制定农田水利建设年度计划、编制工程具体实施方案，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在具体建设工作中，按照规划要求合理恢复老农田水利小区，对沟渠路布置欠合理、占地多、不利农业生产的小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标准农田水利小区；对有条件的地方，在恢复改造的基础上，扩大高标准农田水利小区规模，并通过引进新思路、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农田水利小区建设和运行标准，使得所建农田水利小区成为“标准经济、条田统一、建筑物定型美观的高标准农田水利小区”。对农田水利单项工程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16］所谓的拟代人（fictional persons）是指霍布斯的主权者定义，认为主权者是被授权承当国家的面具或人格（persona）的人。
失误2：用面积法做题的时候没有设k，把△ABC的面积表示成16，△ADE的面积表示成m2，虽然最后可以得到正确答案，但是在简答题中直接用特殊值法只能得到答案分.
［17］SKINNER，QUENTIN．Political Philosophy［A］．SCHMITT，C．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452．
［18］OAKESHOTT，MICHAEL．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A］．Historical Journal，1980，23：450—451；FEMIA，JOESPH V．．An Historicist Critique of‘Revisionist’Method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deas［A］．History and Theory，1981，20：127．
［19］［英］昆廷·斯金纳．国家［A］．［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C］．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90—138；SKINNER，QUENTIN．Vision of Politics，Vol II：Renaissance Virtu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68—41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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