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洁宇:刍议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论文

郭洁宇:刍议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论文

[摘 要]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文化抗战的战略定位、领导力量、队伍建设、群众观点和实践形式等内容,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政策的制定。对于在外来文化侵略下,确保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和增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本文从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内在的理论逻辑和运用的实践逻辑出发,力求对该思想内容进行真实全面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在当前多元文化思想交流交融交锋背景下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文化领导权

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以及文化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毛泽东抗战文化思想等,笔者认为,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这一表述更能够体现抗战时期党的文化政策鲜明的战斗属性和革命特征,是一个涵盖文化建设、文化动员以及文化作战功能的完备体系。《光明日报》于2015年8月28日刊登的《历史昭示我们开创未来——文化抗战与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文,运用“文化抗战”这一概念[1],全景式再现了党领导人民在文化战线开展反侵略斗争的历史细节。笔者认为,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表现,有力指导推动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到来。

一、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的核心内容

围绕着文化服务于战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文化抗战思想。其核心内容包括战略定位、领导力量、队伍建设和群众观点。

(一)文化抗战的战略定位。抗日战争中,有文武两条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文化战线的斗争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在运筹对日作战的战略指导和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而且高度注重“文化的军队”,以此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升战胜敌人的勇气。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对于抗战的重要性并主张要从过去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党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强调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3]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抗战,不仅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文化抗战只是一定历史阶段下的文化政策,其最终发展方向是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二)文化抗战的领导力量。坚持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抗战时期,各种势力在文化领域激烈角逐:从外部来看,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设立奴化教育机构与制度,培植为其服务的奴化文化和汉奸文化。国民党力图确立三民主义文化在抗战中的主导地位,并顽固执行文化专制主义路线,“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4]。党面临着艰巨的抵御文化侵略和争取文化领导权的双重任务。从内部来看,在党领导下的文化战线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极大影响了文化战线力量的统一和整合。为了引导全党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把抗战时期的文化确定为“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5],清晰地指明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以及党为什么要领导文化抗战。为了强化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既反对放弃前提和原则的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

(三)文化抗战的队伍建设。要进行文化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才,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内的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解放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撰文或者发表演说,阐述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党的文化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同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到一切赞同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7]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将一切愿意抗日的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团结起来,充分发挥文化生力军的重要作用,积极促进了先进抗战文化建设,有力推动了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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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的实践运用

为了引导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在各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沦陷区,积极开展文化抗战运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批判妥协投降文化,改造落后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和推动抗日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我国当前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面临着意识形态斗争、多元文化冲突以及文化工作领导权的强化等问题。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创造性地抓好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在新时代下的运用和转化,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文化引领要优化战略设计。从党和国家的当前文化实践来看,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依然是我们制定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来源。要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文化建设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汲取各文明养分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夯实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发展优势远远没有转换为话语优势。必须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三)组织创设文化抗战团体。抗日文化团体是开展文化抗战活动的有效载体。早在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鲁迅、茅盾等50余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艺。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文化团体。随后,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和部队艺术团体烽火剧团等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影响下,1938年3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使得来自不同阶级阶层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抗日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汪精卫公开投敌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声势浩大的讨汪大会,不仅打击了汪伪汉奸集团,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暗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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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抗战的群众路线。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最基本的力量是农民群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围绕“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进行探讨,明确了抗战文化的方向,解决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同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还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文化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二是注重文艺批评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主张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文化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8]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党的文化工作的实践证明,只有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准和文化素质,才能实现最广泛的战争动员。

(四)大力动员文化抗战力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在危难时刻往往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舆论宣传、文艺创演以及国民教育等多个方面鼓舞、感召抗日军民,直接服务于抗战。在国统区,《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合法身份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成为了党和人民的喉舌和号角。在沦陷区,党的地下组织编办《每日译报》《导报》等一系列革命报纸,抵制日伪的奴化宣传。在根据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造性地宣传了党的各项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实践、深入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创作了大量歌颂人民、鞭挞日本侵略者的诗歌、小说、音乐、戏剧作品,激励着一批批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成为抗日战争的精神力量。中共中央把培养文化干部,发展国民教育作为党在文化抗战上的一项任务,建立了崭新的抗日教育体系。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10余所中高级学校,成为党领导的文化抗战运动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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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文化抗战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科学制定文化抗战策略。抗战时期,毛泽东以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前所未有地把统一战线理论扩大到文化艺术领域,为制定科学的文化抗战政策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洛川会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对文化界提出了“一切为着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抗日战争”[9]的要求,1941年6月,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提纲》发出了“文艺家到战场上去,到游击队中去,到伤病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一切内地和乡村中去”的伟大号召。[10]《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明确了党在文化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1],从而使得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绝不仅限于对敌斗争的策略需要,而是把文化建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战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建立健全文化抗战组织。在组织领导层面,为了成功实现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在陕甘宁边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就开始兼任中宣部部长,负责主持文化工作、制定文艺相关政策,并担任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1939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了扩大延安文化界与外界的联系,毛泽东提议扩大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同时负责《中国文化》的编辑指导工作。毛泽东纵览全局,深刻把握文化工作动向,百忙之中多次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吹响了文化抗战的冲锋号。在国统区,1937年12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时任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负责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全面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之后,南方局内部成立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委员会,并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此外,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设动员群众、艺术宣传、对敌宣传三个处,成为共产党扩大文化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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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守正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文化建设,执政党一定要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要更加注重理论创新。坚持真理说服人、真情感染人、真实打动人,充分发挥创新理论的指导作用,从根本上巩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获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始终确保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更加增强价值认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识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行动,使之成为全体人民自觉的行为准则。要更加注重统一战线建设。把一切拥护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统一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社会精英和文化贤达纳入新时代的文化统一战线下,扩大党的文化影响力和渗透力,夯实文化战线的民意基础。

(三)文化繁荣要激活人才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创新文化产业,归根结底还是要靠队伍和人才。要着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强化新型智库建设,围绕国家重点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研究。教育引导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要着力培养党的新闻舆论宣传人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争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要着力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人才。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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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创新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化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化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天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深刻认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问题,既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创造出激荡人心的优秀作品。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增强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善于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党的基本路线、立场和政策,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继续探索,在向基层拓展和群众靠近上继续下功夫。要积极主动打赢新时代文化领域的人民战争。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释放“最大正能量”,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使得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参考文献

[1]本报编辑部.历史昭示我们开创未来——文化抗战与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N].光明日报,2015-08-28(1).

[2][7][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1.867.1012.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6—487.

[4][5][6][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4.708.618.708.

[9]佚名.如何接受文化遗产[N].新华日报,1943-12-25(2).

[10]佚名.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宣言[N].新华日报,1938-01-01(5).

[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9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10-0039-04

作者郭洁宇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武警上尉;卢勇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教研室教授,大校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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