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理、考据和辞章》教学设计一例(论文文献综述)
彭丹[1](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张宇[2](2021)在《化用“义理说”探索古代游记散文教学——以《登泰山记》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义理说"是姚鼐重要的创作主张,即创作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此说可作为解读《登泰山记》的重要依据。运用"考据",梳理文章的游踪;依据"辞章",品味文章的语言;探寻"义理",品读文章的主旨。这是化用"义理说"探索古代游记散文教学的具体路径。
阮慧玲[3](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庞璐[4](2020)在《王又朴《孟子读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清代实学蓬勃发展的氛围中,在孟学研究重视本经、求实弃虚的学术背景下,康乾之际的桐城派古文家王又朴,先是受到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影响,后又得以从师方苞,进一步学习桐城派古文理论。他积累半生,充分调动优秀的语言功底和共情能力,终在晚年着成《孟子读法》,其将义理研究和辞章文法并重的研究视野,对后世孟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王又朴《孟子读法》展开研究。第一章研究王又朴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即其求学科考经历、极强的共情能力和与方苞的交游。其次介绍《孟子读法》的版本及体例,分析《孟子读法》的成书背景,如清代孟学、桐城派古文理论、金圣叹小说评点技法及科举八股文等对其评点实践的影响。第二章详细阐释《孟子读法》前后文贯看的阅读方法。即王又朴以人物为导向,展现孟子应对同一人时对答逻辑的串联,孟子进言中双方感情、立场的转变,以及孟子答复不同人时,进言内容的侧重;此外,展现王又朴从论点着眼时,对《孟子》针对同一个论点的前后文阐述进行联系与疏通。第三章即论述《孟子读法》症候式阅读的填补评点方法。主要分析王又朴通过“症候式阅读”的方法,从《孟子》文法的细微处入手,对其义理幽隐未明之处的补充阐释。例如通过还原对话的背景、揭示人物的动机、补充人物的情绪状态等,进一步完善补充和深入挖掘《孟子》的义理。第四章重点关注文法,初探《孟子读法》义理、辞章兼具的视野。王又朴通过对《孟子》篇章义旨的分析,把握《孟子》每篇的旨要和主干结构;通过对《孟子》段落文法的分析,理清章句之间的论辩逻辑;通过对《孟子》句法的分析,体悟其对彰显《孟子》文气与义理的意义;最后,选取《孟子》中用法考究的字词,分析单字使用得凝练精当、雅洁有度。第五章着眼王又朴独特的评点价值,及其对后世孟学、评点之学的影响。关注《孟子读法》回归《孟子》文本和求实致用的义理阐释特点。在评点视野和风格上,王又朴则以义理和辞章兼具的视野站位称奇,且其形成了一套有迹可循的经学阅读评点技法,其对《孟子》文学价值的挖掘和文情斐然的评点风格,更是突出了评点作品的文章学贡献。最后,分析王又朴对后世孟学及评点之学的影响,明确《孟子读法》于孟学史和评点学中的历史定位。
郭太玲[5](2020)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是清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评点着作,着重在揭示《史记》的文法,渗透着吴汝纶宏通的学识和务实的治学态度。而且,本书以其对桐城理论的融汇和突破成为《史记》评点中不可多得的着作。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点勘史记》成书。首先,从明清评点风气、桐城派评点传统和吴汝纶学识及吴氏家学三个方面考察《点勘史记》的成书背景。这一节的设置,有利于后面分析《点勘史记》的评点及其特色。接着考察《点勘史记》的版本和着述体例。第二章分析《点勘史记》的章法和笔法评点,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点勘史记》多从文章学角度评论《史记》,章法和笔法上各有侧重,章法重在对《史记》整体布局构架的揭示,而笔法则关注《史记》的微观层面。第一节先分析宏观之章法,整体构架由面到点地进行分析。第二节论析笔法,围绕衬托、旁枝、反讽、顺逆四种笔法,分析吴汝纶在评点《史记》笔法中的偏重。第三章考察《点勘史记》的评点特色。从评点语言、评点态度、评点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不事雕琢,多用熟语,绝少修辞;评点态度审慎;评点内容务实不空疏。第四章论述《点勘史记》的地位,将其放在桐城《史记》评点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握《点勘史记》作为清末最后一部《史记》评点大作的定位,揭示《点勘史记》对桐城评点理论的融汇和突破,由此分析《史记》评点学发展到清末,吴汝纶《点勘史记》这一大着作出现的意义。在前四章的基础上,结论部分总结《点勘史记》的贡献和不足。
韩云[6](2020)在《钱穆宗教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生着述宏富、学贯东西,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钱穆热”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而兴起,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对钱穆学术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对其宗教观的系统性研究比较罕见。本文以钱穆的着作为主要依托,在对其中有关宗教的内容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梳理,并在旁参其他学者观点论证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对钱穆晚年最后彻悟的天人合一观亦作了进一步阐发。本文框架由导论、结语、主体部分四章即六大板块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起、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以时间为序概述了钱穆的生平事略,包括家风祖训、师门传承、学界行谊、新亚书院的筹建、耕耘的过程等,重点介绍了钱穆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其品性、情操、学养的影响,良师益友如钱伯圭、吕思勉、华紫翔等对其治学路径、方向、风格、宗旨的影响,与着名学者汤用彤、冯友兰、熊十力之间的切磋交流,对中西教育理念的领悟与实践,对宗教现象的感性认知、切身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影响钱穆宗教观之形成、特征、逻辑的直接或间接因素。第二章主要是辑录一手材料后,按照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道教、民间宗教信仰的区隔,对钱穆论诸教之观点展开的述评。其中禅宗、慧能、法门是其论佛教的关键词,佛教与理学的关系则是其关注点,对道教尤其是新道教的选择性评述凸显了其一贯固有的本位、立场、蕲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乃至于佛教皆被钱穆视为西方宗教,这三大宗教的教主、教徒则被分别比附于中国的孔子、读书人,而在佛道教人物之钩稽、学术史意义上教理之争的着墨中则可见其特有的史心、史识。第三章是以萌发于近世、影响至今的几个有关宗教学术的争议,即宗教有无论、宗教替代说、宗教性以及宗教、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分别就相关概念、提出的背景、民国学者的回应、未来前瞻等作了界定、辨析、论证或阐发,钱穆对此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其宗教观在对这些命题的评判中亦得到了浓缩而集中的展示。本章与第二章形式上是并列的关系,内容上则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即一者关系具体的宗教、一者关系宗教理论,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中心。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涵化(糅合、提炼),提出了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蕲向、以儒教(儒家、儒学)为本位,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融合、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知行合一以及史地结合分析的路径,并尝试探索了钱穆对宗教之具体与体系的认知逻辑即以心为其宗教观基本观念之内核,以精神不朽沟通神圣与世俗两极端,以知行合一的践履不断契合天人合一境界的思路历程。结语部分则是联系当下世界尤其是西方面临的困境,对天人合一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心教等堪为钱穆宗教观或文化观中之灵魂与核心的要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总结归纳了本文的重点、难点、创新之处,并提出了吁请与展望。本文从钱穆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凝练出近世以来宗教学术界争议、影响比较大的命题对其宗教观进行了集中的揭示,并将其论宗教的具体内容按照派别不同分置在诸教之中,构筑了由具体而抽象,具体与抽象结合统一的框架层次。同时亦借鉴了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寓理于事、寓事于人,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而形成的就理论谈理论、就事论事、空对空的弊病,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故致力于从钱穆的生平事略中发掘出影响其宗教观的因素。联系实际,对钱穆宗教观中蕴藏的学术观点、倾向、宗旨等作了一定的引申与阐发。
吕姝焱[7](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指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汤浩[8](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孟新东[9](2018)在《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三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三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三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着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三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三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着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三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
任雪山[10](2015)在《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前人对此研究颇丰,总体呈现三大特征:作品研究较多,理论研究较少;个案研究较多,整体研究较少;古代研究较多,现代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论题选择以“桐城派文论”为研究中心,“现代”为研究视角,“学人”为行文脉络,全面梳理现代学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批评接受状况,揭示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学术样貌。在选择学人作为研究节点时,秉持三个原则:第一,他们都熟悉桐城派,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第二,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流学者,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第三,他们都是现代学者,或以现代理念、或以现代方法、或以现代语言,批评或接受桐城派文论。正是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择六位现代学术大家作为代表。第一组学人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他们虽读过桐城派文章,但由于时代或社会原因,对桐城派举起批判大旗。两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清学系统内部的批判,虽然不喜欢,但亦承认桐城学派。后者是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并最终使桐城派一蹶不振。第二组学人以徐复观和朱光潜为代表,他们与桐城派关系较为密切,对桐城派文论主要是传承和转化,两人的不同在于,徐复观是返古开新,疏通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和《史记》之联系,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探索路径。朱光潜是移花接木,运用西方心理学、美学理论论证桐城派的“义法”、“因声求气”、“阴阳刚柔”理论的合理性并尝试现代转化,为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提供范例。第三组学人,以钱基博和郭绍虞为代表,他们都是文史专家,两人的不同在于,钱基博偏重于文学,给桐城派文论以文学史定位;郭绍虞集中于文论,给桐城派文论以文学批评史定位。三组人物,虽有时间上的早晚之分,但主要是逻辑上的先后之别,他们基本构成了对桐城派文论的反、正、合的接受历程。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梁启超、胡适和郭绍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的背景下批评桐城派,徐复观、朱光潜和钱基博都与桐城派有较深渊源,两组人对桐城派文论的态度基本构成中国现代学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态度。影响两组学人态度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时代思潮,二是师徒授受,两者共同决定桐城派文论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样貌。本论题通过完整梳理桐城派文论的现代批评接受状况,以现代学术理念观照桐城派文论,考察了桐城派文论在现代学术中的生存状况,增进人们对桐城派文学发展嬗变的了解,同时为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参考。
二、《义理、考据和辞章》教学设计一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义理、考据和辞章》教学设计一例(论文提纲范文)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对象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阳明学的范围和人物 |
三、道统的意涵与特质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一、阳明学的研究 |
二、道统论的研究 |
三、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阳明学道统意识的由来、表现与发展 |
第一节 道统与道学 |
第二节 宗与脉 |
一、宗与宗旨 |
二、血脉与学脉 |
第三节 阳明学道统思想的中心宗旨 |
一、阳明学道统思想的四种宗旨类型 |
二、致良知与求仁之别 |
第四节 学与治: 道统的两条谱系 |
一、以体为本的外化型文化观 |
二、以治统衡定道统 |
第二章 阳明学道统视域中的“十六字心传” |
第一节 圣学为心学 |
一、“十六字心传”与心学的来历 |
二、“圣人之学,心学也” |
第二节 阳明学的道心人心论 |
一、“初非有二心也”——王阳明的道心人心论 |
二、阳明后学的道心人心诠释 |
第三节 “中为万世圣学之宗” |
第四节 “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之地位 |
第三章 致知乃千古之秘: 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千古圣学之秘”——王阳明的道统思想 |
一、以心学为中心的道统论述 |
二、良知道统论的提出 |
三、“颜子没而圣学亡” |
四、推重周程而两可象山 |
第二节 阳明一传弟子对良知道统思想的承继 |
一、江右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三、归寂派王门一传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中良知道统思想的延续 |
一、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 |
二、浙中王畿后学的良知道统思想 |
第四节 “何必——谈良知”——良知道统思想的衰落 |
一、作为圣学阶段的良知学 |
二、良知宗旨权威的下降 |
第四章 圣学以求仁为宗: 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 |
第一节 早期阳明学的仁学道统思想趋向 |
一、王阳明“万物同体之指”:仁学道统思想的先声 |
二、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二节 二传以后阳明学者对仁学道统思想的发扬 |
一、江右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二、浙中王门二传的仁学道统思想 |
三、黔中王门的仁学道统思想 |
四、泰州耿定向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五、泰州颜钧一系的仁学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 |
一、“修身为本”的道统思想 |
二、以性为宗的道统思想 |
第五章 三教合一与治学二分: 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 |
第一节 三教合一式的道统认知 |
一、李贽: “儒、道、释之学一也” |
二、焦竑: “尧舜周孔即为佛” |
第二节 治、学二系的分列: “道统”的重新出场 |
一、江右胡直后学对“道统”的提揭 |
二、浙中陶望龄: 道事合一的道统思想 |
三、泰州罗汝芳: 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道统思想 |
第三节 以治摄学、会和三教的道统论 |
一、杨起元的道统思想 |
二、管志道的道统思想 |
三、道治之合 |
第六章阳明学者的传道观念与实践 |
第一节 阳明学者的任道意识 |
第二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观 |
一、衣钵相传观 |
二、宗族衍续观 |
三、道一与遍在 |
四、自悟与讲学 |
五、闻知与见知 |
第三节 阳明之正传 |
一、以江右为正传 |
二、以浙中为正传 |
三、以泰州为正传 |
第四节 阳明学者的传道实践 |
余论 |
第一节 阳明学的历史演进 |
一、从宗旨的角度看阳明学的发展 |
二、对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认识 |
三、甘泉学对中晚明学术影响的估价 |
第二节 道统论的当代建构 |
一、当代道统论建构的两个阶段 |
二、儒家道统论的当代困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化用“义理说”探索古代游记散文教学——以《登泰山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运用“考据”,梳理文章的游踪 |
二、依据“辞章”,品味文章的语言 |
三、探寻“义理”,品读文章的主旨 |
(3)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蓝鼎元生平及理学、教育、文学思想 |
第一节 蓝鼎元生平 |
一、书香世家 |
二、青少年求学时期(1690-1708) |
三、杜门耕读时期(1709-1720) |
四、参赞戎伍时期(1721-1723) |
五、拔贡入京时期(1723-1728) |
六、知邑普潮时期(1729-1733) |
第二节 蓝鼎元理学、教育思想 |
一、崇“正”之学 |
二、崇“实”之学 |
三、书院、义学教育活动 |
四、民众教育与风俗教化 |
第三节 蓝鼎元文学思想 |
一、理学,文章之根本 |
二、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 |
三、文所以载道,必有益于天下国家 |
四、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 |
五、平实典要的语言风格 |
六、记迹传意的史传散文观 |
七、从幽微处发议的理趣文 |
八、对场屋之章的看法 |
九、情理气的诗论 |
第二章 奇峻幽邃之记、纪 |
第一节 山水游记 |
一、山水游记之“游” |
二、心境、心志下的景语 |
第二节 涉台山水考察纪 |
一、事实察补,考据真伪 |
二、本用实学,心系民生 |
三、理趣风致,咸惬流盎 |
四、雄劲可追,简净可率 |
五、结庐山水,家焉之想 |
第三节 斋室记 |
一、遥忆涧峦,可室可斋 |
二、坎凛咏怀,穷途一恸 |
三、出尘之想,济世之怀 |
第四节 杂记 |
一、及物求道——《除庭草记》 |
二、奇骇之记——《饿乡记》 |
三、多个视角下的叙事——《怪尹记》 |
四、借题发挥——《盘陀宜城记》 |
第五节 修造记与书画器物记 |
一、亭台楼阁修造记 |
二、书画记 |
小结 |
第三章 警策多慨之论、说 |
第一节 不述而作,辞不胜理 |
第二节 论说之“势” |
第三节 一意摄之,雄快警辟 |
一、一意摄之 |
二、雄快警辟 |
第四节 道南学养 |
第五节 诱掖后进之字说 |
小结 |
第四章 雅驯典实之奏疏 |
第一节 经国之枢机 |
一、谋谟与略猷 |
二、思人臣效职 |
第二节 雅正 |
一、形式上的“雅正” |
二、内容上的“雅正” |
第三节 主文谲谏 |
一、美盛德之形容 |
二、依违谲谏之策略 |
小结 |
第五章 深醇古茂之序、跋 |
第一节 铨文与叙引共纪 |
一、叙引与铨文两种功能 |
二、“传者转师”的意义 |
第二节 诗文序 |
一、诗序 |
二、文序 |
三、时文序 |
第三节 颂序 |
一、记事记象 |
二、颂帝王、颂盛世 |
三、与作者的联系 |
四、皇极经纬,理学之论 |
第四节 赠序 |
一、致绸缪之意 |
二、致敬爱,陈忠告 |
第五节 寿序 |
一、树风帜淳美俗 |
二、规避夸毗谀词 |
第六节 跋 |
一、窥评学问与人品 |
二、借他人事言心声 |
小结 |
第六章 议政言事之书牍 |
第一节 宦海沉浮 |
一、竭力奉亲以尽孝行 |
二、冤狱事件之起伏思量 |
第二节 修史志观 |
一、增修明史纲目 |
二、蓝氏之三史之长 |
三、显微阐幽,维持风教 |
第三节 经略海疆 |
一、蹈厉之志,海疆蓝图 |
二、标本兼治,消弭海盗 |
三、足国裕民,呼吁开禁 |
第四节 筹台宗匠 |
一、雷者震也,震东方也 |
二、海外明珠,扼略海疆 |
三、台地筑城,缓急自固 |
四、兵单地广,半线作县 |
五、开放渡台,积极垦辟 |
六、情法相辅,治民安民 |
七、怀柔铁血,徕顺和番 |
八、保甲团练,守望相助 |
九、振励文教,观感奋兴 |
十、风动时雍,教成美俗 |
十一、整饬吏治,提高效能 |
十二、洞悉战事,运筹帷幄 |
第五节 析县辖地 |
小结 |
第七章 蓝鼎元古文的价值和影响 |
第一节 经世之文 |
一、叙事条理,录次简净 |
二、议论警策,逻辑清晰 |
三、阳刚雄浑,多有奇气 |
第二节 理学之文 |
一、理学家的古文 |
二、古文家的理学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蓝鼎元年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王又朴《孟子读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
三、研究内容、目标与方法 |
第一章 王又朴及其《孟子读法》 |
第一节 王又朴生平及其学术活动 |
一、少习经学,政有惠声 |
二、守正重道,富于感情 |
三、师从方苞,联结桐城 |
第二节 《孟子读法》的版本及体例 |
第三节 《孟子读法》的成书背景 |
一、清代孟学与《孟子读法》 |
二、桐城派对《孟子读法》的影响 |
三、金圣叹对《孟子读法》的影响 |
第二章 合纵连横——前后文贯看的阅读方法 |
第一节 以人物为导向 |
一、答复同一人时,孟子的逻辑串联 |
二、答复同一人时,双方的感情转变 |
三、答复不同人时,孟子发言内容的侧重 |
第二节 以论点为线索 |
第三章 细腻敏锐——症候式阅读的填补方法 |
第一节 还原对话的背景 |
第二节 揭示人物的动机 |
第三节 补充人物的情绪 |
第四章 义法相通——关注《孟子》文法 |
第一节 明晰篇章旨要 |
一、总结章旨,多以人体为喻 |
二、篇章结构:宾主说 |
三、顺说结以章旨 |
第二节 理清章句间的论辩逻辑 |
一、顺逆说 |
二、互笔法 |
三、借力打力 |
第三节 句法对文气义理的彰显 |
一、段落陡缓 |
二、连续波澜 |
三、连顿 |
四、宽衍法 |
五、复笔生姿 |
六、新奇比喻 |
第四节 注重用字雅洁 |
第五章 王又朴《孟子读法》的评点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 |
第一节 王又朴《孟子读法》的评点成就 |
一、回归文本、求实致用的阐释倾向 |
二、义理和辞章兼重的评点视野 |
三、文情斐然的评点语言 |
第二节 对后世孟学及评点之学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动机与研究意义 |
二、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
(一) 《史记》评点研究现状 |
(二) 桐城派《史记》评点研究现状 |
(三) 吴汝纶文学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点勘史记》成书 |
第一节 成书背景 |
一、明清《史记》评点风气 |
二、桐城评点《史记》传统 |
三、吴汝纶学识与吴氏家学 |
第二节 版本及着述体例 |
一、版本信息及馆藏 |
二、批注形式 |
第二章 《点勘史记》的章法与笔法 |
第一节 宏观之章法 |
一、面的铺张 |
二、块的划分 |
三、线的串联 |
四、点的解剖 |
第二节 微观之笔法 |
一、衬托笔法 |
二、闲笔笔法 |
三、反讽笔法 |
四、顺逆笔法 |
第三章 《点勘史记》评点特色 |
第一节 评点语言:不事雕琢 |
一、常用熟字 |
二、绝少修辞 |
第二节 评点态度:审慎 |
一、对“慎”的强调 |
二、采取集评的形式 |
三、区分史实与史书 |
第三节 评点内容:务实不空疏 |
一、揭示文法,有助于文章 |
二、推论有据,不流于空疏 |
三、展现规律,倡经世致用 |
第四章 《点勘史记》文学理论意义 |
第一节 融汇桐城文学理论 |
一、承续桐城派“义法” |
二、承续刘大櫆“神气” |
第二节 突破桐城文学理论 |
一、“相映”重主旨 |
二、“神气”依内容 |
结论 |
附录一: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跋整理汇编 |
附录二: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章法评点整理汇编 |
附录三: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笔法评点整理汇编 |
附录四: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眉批汇编 |
附录五: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尾批整理汇编 |
附录六: 《桐城吴先生遗像》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钱穆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钱穆生平事略 |
第一节 家世简介 |
一、钱氏溯源 |
二、祖训家风 |
第二节 师门传承 |
一、少遇名师 |
二、及门弟子 |
第三节 学界行谊 |
一、北平时期 |
二、执教西南 |
三、滞留退居 |
第四节 新亚岁月 |
一、筹备初衷 |
二、艰难耕耘 |
三、功成身退 |
第五节 轶闻异事 |
一、道听途说 |
二、切己体验 |
第二章 钱穆论诸教 |
第一节 论佛教 |
一、辨析禅宗与理学的关系 |
二、评述禅宗思想与法门 |
三、教理之争的学术史意义 |
四、对佛教人物的钩稽 |
第二节 论道教 |
一、新道教 |
二、道家与道教 |
三、道教与自由 |
第三节 论民间信仰 |
一、民间信仰之界定 |
二、魂魄论 |
三、鬼神论 |
第四节 论其它教派 |
一、论基督教 |
二、论伊斯兰教 |
第三章 钱穆对几个宗教问题的回应 |
第一节 宗教有无论 |
一、提出背景 |
二、宗教概念 |
三、争论与回应 |
第二节 宗教替代说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民国学者的主张 |
三、钱穆本人的观点 |
第三节 关于宗教性 |
一、宗教与宗教性 |
二、儒(教、家、学)的宗教性 |
三、钱穆的相关表述 |
第四节 宗教、哲学、科学 |
一、词源语义 |
二、三者关系 |
三、未来前瞻 |
第四章 钱穆宗教观特征与内在逻辑 |
第一节 钱穆宗教观特征 |
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蕲向 |
二、以儒(教、家、学)为本位 |
三、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 |
四、知行合一的认识与实践论 |
五、史地结合分析的路径 |
第二节 钱穆宗教观的内在逻辑 |
一、钱穆对宗教的具体认知逻辑 |
二、钱穆宗教观体系内含的认知逻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一、文学夫妻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二、汪佑南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二、张定鋆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结语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价值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价值 |
二、研究综述 |
(一)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研究 |
(二)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论文框架 |
第一章 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学术概貌 |
第一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
二、清代浙东学派存在的文化背景 |
第二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与学术精神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 |
二、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定位 |
三、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 |
第三节 文学活动在清代浙东学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 |
二、诗文写作作为遗民的生存方式 |
三、文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
四、文学的存史、补史之功 |
第二章 “见道之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道观 |
第一节 从理学之“道”到史学之“道” |
一、“道”涵义的历史演变 |
二、清代浙东学派之“道”论 |
第二节 从文道分离到“文道合一” |
一、文道分离:“载道”与“害道” |
二、文道合一:“明道”与“文便是道” |
第三节 “见道之文”:为文的最高理想 |
一、“见道之文”的本原 |
二、“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 |
三、“见道之文”的衡量标准 |
四、“见道之文”的哲学根基 |
第三章 “元气生至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气论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演变 |
一、“元气”的提出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 |
二、宋代的元气本体论 |
三、元气论在明清时代的新变 |
第二节 黄宗羲“元气”论的独特内涵 |
一、黄宗羲的气论思想 |
二、黄宗羲“元气”的独特内涵 |
三、“元气”论与黄宗羲的豪杰人格 |
第三节 “元气”之文的美学特质与生成机制 |
一、元气论文学观的两种取向 |
二、“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 |
第四章 “万古”之至情: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论 |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与性情论诗学的高扬 |
一、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 |
二、性情诗学的高扬 |
第二节 黄宗羲的性、情之辨 |
一、人之性为“不忍” |
二、基于善性的“性之情” |
第三节 “万古之性情”:性情之文的最高层次 |
一、诗之原本在于道性情 |
二、“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 |
三、“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
四、清代浙东后学的“性情”诗学 |
第五章 经、史、学问: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论 |
第一节 文与经:“文源六艺” |
一、“文本于经”:一个古老的话题 |
二、清初的返经归本思潮 |
三、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 |
第二节 文与史:“诗文同源于史” |
一、诗史同源与清初的尊史之风 |
二、黄宗羲:文章本于经史之学 |
三、章学诚:“古文辞出于史” |
第三节 文与学问:“学问为立言之主” |
一、“文之行远,必本于学” |
二、章学诚的文、学关系论 |
三、学问:养气、炼识、充才之路径 |
第六章 “时”与“势”: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观 |
第一节 文变系于“时” |
一、“诗心之妙在能变” |
二、诗之盛衰,“时为之也” |
三、文体升降,与世推移 |
四、风雅正变,“亦言其时” |
第二节 文变关乎“势” |
一、明后期对文变之“势”的探求 |
二、盛衰迭变与因弊生变 |
三、六艺之文—诸子之文—辞章之文:文变之走势 |
第三节 文学的古今之变 |
一、明代复古主义大潮下的文学古今之辩 |
二、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文求其是,不论古今 |
三、学古之径:“师其意而不袭其迹” |
结语: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一、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 |
二、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局限性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10)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革故鼎新—梁启超对桐城派文论之批判 |
第一节 乾嘉反动与桐城文学 |
第二节 桐城学派与革命事业 |
第三节 “因文见道”与假道学先生 |
小结 |
第二章 你死我活—胡适等对桐城派文论之批判 |
第一节 “桐城谬种”与新旧之争 |
第二节 “文白之争”与桐城存续 |
第三节 正当有用与古文革新 |
小结 |
第三章 疏通致远—徐复观对桐城派文论之承接 |
第一节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崇高一席 |
第二节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 |
第三节 桐城派文论与《史记》精神的会通 |
小结 |
第四章 移花接木—朱光潜对桐城派文论之转化 |
第一节 朱光潜与桐城派的渊源 |
第二节 桐城文派是从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
第三节 义法理论的现代语言学论证 |
第四节 因声求气理论的生理学证明 |
第五节 阳刚阴柔理论的现代美学转化 |
小结 |
第五章 辨章源流—钱基博对桐城派文论之综核 |
第一节 钱基博与桐城派的关系 |
第二节 《古文辞类篹》之解题及读法 |
第三节 《读清人集别录》辨析桐城得失 |
第四节 《现代中国文学史》揭桐城之秘 |
第五节 《桐城派文论》论桐城之理 |
小结 |
第六章 通古适今—郭绍虞对桐城派文论之评鹭 |
第一节 桐城文派何以成立 |
第二节 义法理论体系与传承 |
第三节 桐城之学阐发与集大成 |
第四节 桐城派与阳湖派湘乡派之异同 |
第五节 桐城派与经学家史学家之比较 |
小结 |
结语 |
1 时代思潮与流派发展 |
2 师徒授受与学术传承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义理、考据和辞章》教学设计一例(论文参考文献)
- [1]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2]化用“义理说”探索古代游记散文教学——以《登泰山记》为例[J]. 张宇. 语文建设, 2021(09)
- [3]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王又朴《孟子读法》研究[D]. 庞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D]. 郭太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钱穆宗教观研究[D]. 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9]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D]. 孟新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10]桐城派文论现代批评接受研究[D]. 任雪山.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