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旧自由观的唯心特质使其在实践层面未能解决实现个人自由这一现实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自由观的客观必然性、社会历史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性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完成了自由观的理论转向。《反杜林论》中自由观的理论转向不仅从实践层面解决了个人自由的实现问题，而且对明晰当代中国社会个人自由实现问题的理论来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反杜林论》 恩格斯 自由观 核心价值观
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自由的内涵、本质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观，历来为思想家们所关注。《反杜林论》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恩格斯为了回击欧根·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而写就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完整、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哲学篇里详细阐释了自由观，其中的“自由与必然”这一思想为中国众多学者所阐释，但学界少有将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旧自由观与《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自由观进行比较研究。《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如何完成其理论转向，这种理论转向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具体展现等问题尚待深化和拓展。为此，本文拟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追踪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的旧自由观的理论路向，并与《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自由观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中自由观的理论转向及对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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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自由观的发展谱系与理论路向
追求自由，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而“自由”这个概念从古至今都是思想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理论路向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或是以抽象的理性、抽象的人为出发点，探讨如何实现个人自由；或是从基督教神学出发，将“自由”这一概念与罪恶联系起来，探讨自由与善恶之间的勾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哲学家对于“自由”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内涵各有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的自由观思想
古希腊时期，尤其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城邦时期的哲学家们鲜少讨论自由的问题。古希腊道德哲学所关注的，不是自由，而是正义、智慧等问题。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著名的“古希腊四德”中并没有自由这一美德。古希腊的哲人的关注点之所以不在于自由，概因其所处的环境比较宽松，哲学家们言论也相对自由，并没有过多的束缚，是以当时的思想家们不太关注自由，也不在意个人自由实现的问题。
但是到希腊化时期，尤其是以斯多葛主义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起自由问题。斯多葛主义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对命运的服从。在早期斯多葛主义者看来，对命运的顺从和不抗拒就是自由的全部内涵。在这里，命运就是逻各斯，逻各斯即为世界之中所蕴含的理性。这种理性，即是必然性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世界的本质或者形式。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只能认识它、理解它、遵循它，以客观规律为日常行为的准则。斯多葛主义的著名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以一种极其深刻的悲观口吻向世人言说道，“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1]在其看来，认识世界的目的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顺应天命，服从天道，随波逐流，逆来顺受。斯多葛主义认为，一个人服从命运，顺应自然，这就是自由。若被命运领着走就是自由。换言之，若被命运拖着走，自然就是不自由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服从命运地生活，那这种自由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再进一步延伸，这种道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显而易见，这种“自由就是服从命运”的斯多葛主义自由观，带有着鲜明的消极避世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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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世纪时期的自由观思想
自基督教产生以降，自由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究其原因，自然是与当时基督徒悲惨的生活处境相关。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里，对自由这一概念的论述是与罪恶这一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的论述各有千秋，而最为经典的阐释莫过于杰出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
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认为，自由之所以称之为自由，是因为自由的本身意义就在于对上帝意志或者是对客观秩序的一种违背。故而自由的首个表现形式则必然是善的对立面——恶。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背叛和反抗。由此看来，康德的自由观其本质是对现存状态和既有事实的否定，是对自身的不断否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在康德的自由观之中，有一种对旧有秩序进行挑战的隐晦的、赞许的态度。
黑格尔则是将康德的自由观作了进一步的延伸。黑格尔借用《圣经》中著名的“失乐园”这一故事来阐述他的自由观。就传统意义而言，“失乐园”无疑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这一圣地。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不啻是人类自身精神自由的发展历程。因为在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前，人类并无自由意志，他们赤身裸体，与动物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在偷食禁果之后，亚当、夏娃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之心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意志。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自由意志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使人意识到人是与上帝有区别的存在物，人是与上帝有所不同的存在者。因此人会做出与上帝不同的行为，与上帝行为一致的就是善，反之则是恶。在黑格尔看来，伊甸园是一个失去自由、毫无自我的地方，禽兽没有自由、毫无自我意志，因此它们安然自得地生活在这个乐园之中。而亚当、夏娃虽然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但这却是人之为人的开始，从人运用自由意志违逆上帝的那一刻开始，人摆脱了上帝的束缚，获得了自由，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生活，运用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成为自己的上帝。
在莱布尼茨那里，对于世间万物而言，自由是最为高贵的品质，是无上的美好的。上帝为了让人得以拥有自由，甚至不惜冒着人会滥用自由意志这一危险。然而不幸的是，人们不仅随意滥用自由意志，而且用自由去作恶。由此看来，莱布尼茨的自由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奥古斯丁自由观的延续和发展，其自由观丰富了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与罪恶紧密相关的思想。
（三）近代以来的自由观思想
到了近代，自由这一问题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关于自由与人的自由意志，引发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著名哲学家的探究。然而，仔细研究这三位哲学家关于自由问题的阐释，不难发现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与奥古斯丁一脉相承的。
一方面，广西作为经济后发达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一些单位和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经济效益轻文艺发展的思想，文艺人才的物质待遇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普遍偏低，落差明显，导致包括优秀美术人才在内的文艺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广西作为民族边疆地区，受地理和地域的限制，文化信息相对闭塞，文化交流相对较少，艺术家得到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相对较少，向社会推介艺术作品的难度较大，等等，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包括美术人才在内的文艺人才的成长。
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罪恶问题。在中世纪基督教唯我独尊的时代背景下，奥古斯丁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就是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与世间普遍存在的罪恶这一难以解释的矛盾究竟该如何消弭。具体而言，罪恶究竟根源何在，尤其是基督教的原罪问题又何以理解。对罪恶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奥古斯丁全部的哲学思想之中。奥古斯丁对于恶的解释，是从其对立面——善出发的，恶即为善的缺乏。所谓善的缺乏，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行事。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食伊甸园的禁果，就是人类所犯下的第一个恶，即是原罪。
那么亚当、夏娃所犯下罪恶的原因又是如何，奥古斯丁提出自由意志这个概念，用自由意志来阐述罪恶何以产生。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写道，“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2]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创世之时，人的形象是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世间万物之中上帝最钟爱人，故而上帝赋予了人一种特殊的品质，那就是自由。因为人具有自由的品质，所以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在这里，奥古斯丁极其强调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让人得以自由，这本身是善意的，自由本身也是善的，但是人却滥用了自由意志，用自由去作恶，因此才会有“原罪说”。才会有罪恶的产生。故而奥古斯丁的自由观其实质是对“世间为什么会有罪恶”这一问题的解答，其核心内容是上帝赋予人以自由，这本是善的。但人却滥用自由意志，导致罪恶产生。
由于水稻二化螟越冬几率比较大，虫龄不整给防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防治水稻二化螟要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原则。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一方面对杜林自由观的基础，也就是其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狭隘见解进行批判，揭示了杜林自由观的实质，指出了杜林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谬误；另一方面，针对旧自由观的缺陷，恩格斯论述了自由的内涵和本质，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实现了自由观的理论转向。
再次，是从政策制定主体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共政策冲突的产生。袁明旭除了从官僚组织体系的独立性与封闭性以及官僚组织权力控制的等级性使官僚制功能失调等角度去分析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他也注意到官僚的自利性、有限理性以及官僚的偏见对公共政策冲突的影响。他认为理想中，官员具有公共精神，能够根据环境和问题的变化做出必要的调整，而在实践中，由于官僚体系的非人格化管理，官员刻板的遵循规章制度，难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官僚们反而会通过制定大量的政策来“降低风险，保护自己”，这就为政策冲突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不同于旧哲学自由观的理论路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转向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对外部世界规律自主能动地运用为主要内容，以构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其理论核心，使哲学获得了新质要素，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与一切旧哲学的自由观区别开来。
二、《反杜林论》中自由观的理论转向
由此可见，从奥古斯丁到莱布尼茨，再从康德到黑格尔，无论是中古时期基督教的哲学家，还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他们的自由观虽然批判色彩日渐浓厚，但是其思考路径和理论出发点大体一致，均是从基督教神学出发，将自由与罪恶紧密联系在一起。
就在这时，响起尖锐的警笛声，一辆本田、一辆沙漠风暴、两辆卡车，从北大坎市区飞驰而来，警灯闪烁，灰尘飞扬。站在卡车上的防暴警察们，头戴钢盔，手持警棍，戳得满满登登。何良诸拽车门把手，门锁着。车队飞也似的逼近，停下，轿车内钻出一位官员，大概是北大坎市政府领导，沙漠风暴里跨出两位警官，防暴警察们噼哩扑腾跳下卡车。首长和两位警官向火车头走去。
（一）自由的内涵是对外部世界规律自主能动地运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提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一方面，自由是以对外部世界自然规律的认识为理论基础的，自由不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也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弃之不理，而在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掌握、应用。只有先尊重自然规律，再认识自然规律，继而掌握自然规律，才能让人的自由有得以实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以认识外部世界自然规律为前提条件的，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唯物主义的特性，是以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出发点，这和旧自由观以唯心主义为其理论出发点有着本质区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的自由不是如斯多葛主义自由观中的自由那般消极避世，而是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3]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不是对客观规律的一味顺从，而是为了让人有更多的选择，让人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对外部世界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已掌握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人精神世界的蓝图。而这个内心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同于外部的自然世界的。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自由的内涵更强调于能动地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这种能动的自主性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坚持了可知论与辩证法的立场。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由，其理论出发点是唯物主义，是对物质世界自然规律的全面掌握，其主要目的是利用规律达到精神世界的实现。
（二）自由的特性是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认为，自由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从理论逻辑的横向推导上看，这一特性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自由内涵阐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历史的纵向追溯上看，这一特性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自由观内涵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深层解读。“因此，自由就在于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3]人的认识具有有限性，它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或是对天然自然的尚未开发，或是社会历史条件的缺乏尚不足以全面把握外部世界的自然规律。而自由是以人对于外部世界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为理论前提的，当认识具有有限性时，对自由的理解必然具有有限性。同理，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自由观念必然是符合该社会历史条件的，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出，自由的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资产阶级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强调人的自由，用启蒙思想去反抗封建专制与基督教神权统治。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是永恒不变的，是绝对真理。洛克强调天赋人权，明确指出人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然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私有财产权等等。但是从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原始社会的自由观念到近现代自由观，每一阶段的自由观念都是不同的。恩格斯指出自由观念的发展有两次飞跃，“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3]一次是摩擦生火，即火的发明；一次则是蒸汽机的发明。这两次的自由观念的变化发展都是缘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两次变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看，自由的观念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三）自由的本质是存在于实践与劳动之中的
自由的本质不是存在于实践与劳动之外，而是存在于实践与劳动之中。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个人自由的实现是以人为主体，伴随着人的实践活动而逐渐发展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研究一切关于人的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结成，是缘于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与社会实践之中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4]无论是自由观念的产生发展还是个人自由的实现，都是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的思维和观念之中。“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物质生产是社会实践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一切社会意识产生、发展、实现的根源。因此，自由必然是产生于物质生产的实践之中，自由的实现在社会实践中的第一个表现必然是劳动。人类不断进行劳动实践的过程恰恰就是个人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在劳动这一实践活动中，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者素质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都使得自由的实现程度得以提高。进而言之，真正的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人自由的完全实现，是人摆脱一切客观生活物质资料的限制，不受任何社会或者阶级的限制。每个人的劳动不是以满足自身物质生活为目的，而是以个人的发展为目的。这样的劳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自由的完全实现，也是自由的本质。显然，这种不受外部条件制约、以发展为目的的劳动是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自由王国之中。“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简言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个人自由将会完全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对个人自由实现勾画的完美蓝图。
（四）自由观受当下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自由的观念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自由观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下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为了论证此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观内容的转变为例，“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中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3]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要求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变，“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3]。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是贸易自由、雇佣自由。这一观念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恩格斯指出，“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3]恩格斯这里所言的“真正的人的自由”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极为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极高，经济水平高度发达并且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任何阶级差别的基础之上。故而，自由观的产生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每一阶段的自由观都是依据当前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形成的。自由观既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自由观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很显然这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立场，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综上，旧自由观无疑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这些哲学家或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解释自由这一概念，或是从基督教神学出发去阐释自由的内涵。但共存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割裂了自由与社会历史，自由与现实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因此，客观而言，旧自由观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实现个人自由的现实问题。找到实现个人自由的现实途径这个重任，只能由马克思、恩格斯来承担。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转向的当代价值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一个时代的精华，是社会变革的先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哲学，以其立足于实践的特有方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反思。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日益深入人心。面对处于新时代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来观照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意，也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所在。
由图4可见，图像在灰度为200处右移，实际表现为亮度变大，图像质量越来越清晰，说明开始阶段图像采集设备前期具有短暂的调节过程，调节后的图形质量明显提高。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科学性，厘清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
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基石。自由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属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天然就把自由排除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把自由与社会主义社会形容成势如水火的态势，这无疑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傲慢与西方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偏见。归根结底，自由观讨论的是人的生存权利的话题，探求的是人应该何以存在的生存问题。在阶级社会中，自由观的实质是不同阶段的自由状态的现实判断与自身存在的追求。西方自由主义，正是基于对资产阶级自由的现实判断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映射。由此出发，可以看出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西方自由主义究其根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这种阶级立场也导致西方自由主义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整个社会真正和全面的自由。当前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言之凿凿的“自由”，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实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借口，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侵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自由蒙上一块遮羞布罢了。相比较西方自由主义虚伪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基于对无产阶级自由的现实判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映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中的自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个人自由完全实现的路径便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因此，厘清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来批判旧自由观的理论缺陷，这对于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这一内涵尤为必要。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价值优越性，践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其基本内容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中自由位居首要，可见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个人自由的完全实现，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意蕴与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较以往旧自由观的价值优越性就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不空谈自由，而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实践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改变束缚压抑人自由的体制机制窠臼和思想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定地将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视为永恒的追求[6]。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以无产阶级人民的自由实现为旨归。明晰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价值优越性，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当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做到“始终相信人民，联系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7]深入推进改革，进一步完善各项体制机制、改革落后的思想观念，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这些改革措施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制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外在条件。
（三）明确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先进性，夯实日益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基础
与以往旧自由观不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先进性在于，自由的观念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自由观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下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终极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的真正自由。而要想实现个人的真正自由，就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8]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这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物质基础不谋而合。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这不仅是遵循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更是为了尽可能摆脱束缚人自由的外在限制。而这些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践途径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可见，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来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真正构建起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提供坚实依托。
（四）明确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践性，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社会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途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之所以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所论述的自由观，是因为其自由观牢牢地牵住实践这个“牛鼻子”，以此作为钥匙，将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批判以往自由观只是单纯的“解释世界”，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其自由观的现实价值更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内在价值追求。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才得以完成其理论转向，将包括其自由观在内的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倒向唯心主义的旧哲学彻底区别开来。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价值追求这个角度来思考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途径，就应当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入手，而不能像旧唯物主义那样以抽象的人、假想的人作为考察对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处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以及由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离不开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在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途径时，应当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考察当前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需要与价值诉求，从实践出发，充分考虑处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因此，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社会出发，以实践为根本，充分考量人的现实需要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境，以此为突破口来改进处于现实社会中提供给现实的人自由的各种条件和现实前提。这种实现途径，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理论转向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的现实意义。
总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观点，其理论路向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对外部世界规律自主能动地运用为主要内容，以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目标，与以往旧哲学或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解释自由概念，或是从基督教神学出发去阐释自由的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相较于旧自由观的理论转向，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的一以贯之，用唯物史观的全新理论路径来阐释自由。除了理论创新之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于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着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其所蕴含的科学性、价值优越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必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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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19）03-0092-0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SK2018ZD1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WK2111070004）
作者简介：叶 政（1973-），男，安徽庐江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思嘉（1996-），女，安徽合肥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责任编辑：陈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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