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组织目标研究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是组织目标研究中使用频繁的两个重要概念。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两个概念经常被互换使用，鲜有学者对其进行概念辨析。基于多个研究议题对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概念化及应用研究进行比较与辨析。研究发现，目标清晰主要以主观感知测量为主，尚无客观衡量指标；目标模糊的测量则经历从主观感知测量到客观指标测量的发展过程。然而在主观感知测量上，二者的调查量表并无显著差异。在公私组织目标差异、组织绩效、组织繁文缛节、组织成员态度及动机等系列议题研究中，虽然一些学者在理论建构上倾向使用目标模糊的概念，但在测量上却倾向使用目标清晰的量表。在目前的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尚未能显著区分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这两个概念。
关键词：目标模糊；目标清晰；公共组织；公共管理
组织目标研究是组织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组织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因此所有组织都可被视为目标导向[1][2]145，公共组织也不例外。尤其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不管是目标管理、战略规划、绩效管理等政府改革举措都推动着目标研究进入公共管理的研究议程。当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组织目标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作为一组重要变量，目标清晰（goal clarity）和目标模糊（goal ambiguity）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非常频繁但也十分混乱。在学术研究中，两个概念经常互换使用[3]。让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如果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是同一概念，那么为什么在现有实证研究中，两个概念同时存在且有不同的测量方案？
在中国，组织或政策目标模糊普遍存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追求GDP增长的目标之外还有什么目标？很多民众并不知晓，这就导致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自身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对于具体公共政策而言，往往由于目标模糊导致政策执行走样使得政策结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对于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而言，组织目标或使命的模糊常常导致“懒政”发生。然而，以组织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为主题的实证公共管理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仍十分少见。因此，本文将重点围绕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剖析了与公共组织目标模糊、目标清晰相关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基于作者（年份）、数据类型、变量选取、操作化等维度，对比归纳出两个概念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使用差异；另一方面，择取包括公私组织差异、组织绩效、组织繁文缛节、组织成员态度及动机研究在内的代表性研究视角，对比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在这些研究议题上的研究结论。
HPLC法同时测定桑白皮中6种活性成分的含量…………………………………………………… 陈志永等（7）：911
一、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概念化与测量
为深入探究组织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的概念及其测量，笔者分别以“goal clarity”“goal ambiguity”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按照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管理（business&management）两个领域进行SSCI收录文献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当然该检索与统计方式并不一定准确，但文献数量的差别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的关注度差异。从文献数量来看，公共管理领域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显然高于企业管理领域，由此可见，目标研究在公共管理领域颇受重视；有趣的地方在于，从细分领域来看，目标模糊这一概念在公共管理领域使用更为频繁，而目标清晰这一概念在企业及管理学界使用更为频繁。原因可能在于，普遍认为公共组织更具目标模糊性，并且公共管理学者更加关注目标模糊对于组织的负面影响，而企业管理学者则更加关心目标清晰对于企业运作的正面影响。
表1 “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SSCI收录文献
注：其中目标清晰、目标模糊各有2篇文献在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领域重叠。检索时间：2017年4月6日。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学科 目标清晰 目标模糊 总计公共管理 18 60 78企业&管理 30 8 38
虽然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经常被当成重要变量，但是鲜有学者尝试定义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长期以来，目标模糊都没有被清晰地概念化，至少在Chun和Rainey[4]678尝试对其概念化之前并没有。2005年，Chun和Rainey[5]2将组织目标模糊定义为当组织目标代表组织将来状态时，组织目标允许被释义的程度。这也是目前在公共管理学界最被广泛引用的一个定义。在现实世界中，组织经常面临模糊目标[2]P149。目标模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目标冲突，组织通常拥有多重使命或任务造就了其具备多重目标，而不同目标之间并非完全契合，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其二是目标本身是模糊的，一些组织目标在制订之时有意制造模糊空间。而目标清晰，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知道其行为的后果[6]886。很多人都将目标清晰视为目标模糊的反面，因此认为定义了目标模糊也就意味着定义了目标清晰，所以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并没有学者尝试对目标清晰进行定义。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目标清晰研究显然要早于目标模糊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概念的操作化来辨别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
围绕检索到的实证研究文献，本文分别从作者、发表年份、数据类型、变量名、变量测量等五个维度汇总既有公共管理研究关于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概念操作化方案，其中多数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只有少数几篇文献使用档案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表2来看，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目标清晰的操作化主要以主观感知测量为主。多数研究均是基于Rainey[7]237于1983年提出的测量维度。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也是历次美国行政研究项目（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tudies Project，NASP）调查所采用的目标清晰测量指标，包含三个打分题项：（1）组织使命几乎对所有人都是清晰的；（2）组织目标向组织外部的人解释容易；（3）组织拥有清晰定义的目标。
“文革”期间出台的1975年《宪法》反映的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政治路线，是一部有严重思想偏差的宪法。“文革”结束后迅速颁布的1978年《宪法》虽然试图纠正“文革”期间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恢复民主政治与法律秩序的作用，但仍保留了许多“左”的痕迹，势必要被一部新的宪法取代。反思共和国的宪法发展历史，我们党认识到:宪法兴则国盛、宪法衰则国乱。
而关于目标模糊的操作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问卷调查的主观感知测量；第二类是基于文本资料的客观指标测量。基于主观感知的目标模糊测量主要是将问卷调查中的目标清晰维度进行反向编码，因此在此情况下，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其实属于同类变量。但是，主观感知测量无法有效区分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的管理者的认知差异，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私组织的管理者对于所在组织的目标模糊感知并无显著差异[8]570。这种主观感知的测量方式也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9]452。Chun和Rainey[5]1致力于尝试发展一种基于客观指标的测量方式，两人构建了目标模糊的四个测量维度：使命理解模糊（mission comprehension ambiguity）、 直接目标模糊 （directive goal ambiguity）、 评估目标模糊 （evaluative goal ambiguity）、优先目标模糊（priority goal ambiguity）。借鉴目标设置理论，Jung[10]193则从三个方面去定义组织目标模糊，第一是目标数量，他认为组织目标数量越多表示目标模糊程度越高；第二是目标具体化模糊（target-specification goal ambiguity），即没有具体的量化或定性目标；第三是时间具体化模糊 （timespecification goal ambiguity），即年度目标与长期目标没有明显区分。 Jung等[11]663[12]28随后又借用Chun和Rainey的评估目标模糊维度，将组织目标模糊的衡量维度调整为目标具体化模糊、时间具体化模糊、评估目标模糊。这些客观测量方案多是以文本分析为数据来源，通过内容编码形成对组织目标模糊程度的判断。
此外，同样有学者致力于研究组织目标清晰与组织繁文缛节之间的关系。理论上，高度的目标清晰将有助于公务人员更加专注于目标任务，减少外界干扰。虽然该主题的实证研究不多，但仍然可以发现目标清晰与繁文缛节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组织目标清晰降低了政府官员对于组织繁文缛节的感知[15]419[20]315。区别在于其中一项研究结论并不具备统计上显著特征[15]419，而另一项研究结论具备统计上显著特征[20]315。
上述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个体层面的研究也是组织目标研究的重点。组织目标与个体的组织忠诚度（commitment）、离职意愿、工作动机、工作满意度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就组织忠诚度而言，目标清晰与公务人员的组织忠诚度息息相关[24]197。之前研究表明，缺少清晰目标，是联邦公务员组织忠诚度低的原因之一[54]。因为，目标不清晰，将会导致个人与组织的价值理念出现脱节。同时，其还会加大个人的角色压力[28]526，从而提升挫败感以及降低组织忠诚度[55]。提高目标清晰，则有助于提升组织忠诚度[16]335[25]300[56]。原因在于目标清晰有助于提升公务人员对于组织使命的认同感[18]22。同样地，实证研究也发现目标模糊与组织忠诚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目标模糊程度越高，组织忠诚度越低[32]27[33]563。这样的研究结论不仅存在于美国政府部门，在一项瑞士政府部门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组织目标模糊与公务人员的组织忠诚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57]。
表2 已有实证研究文献列表
注：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调查数据来源均采用Likert量表的形式；档案资料则主要来自政府官方文件，由于统计方式略微繁琐，并未列出其具体统计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已有文献分类整理。
作者，年份 数据类型 变量名 测量Rainey，1983[7]273 调查数据 目标清晰 （1）我所在组织的目标被清晰定义（2）容易对组织目标给出一个准确解释Lan和Rainey,1992[13] 调查数据 目标清晰 我所在组织的目标是否被清晰定义Moynihan 和 Pandey，2005[14]435；Chen 和Williams，2007[15]426；Yang 和 Pandey，2009[16]335； Pandey 和Garnett，2006[17]； Wright和 Pandey，2011[18]36；Moynihan 等，2012[19]159；Moynihan 等，2012[20]336；Davis 和 Stazyk，2016[21]；Stazyk，2016[22]713调查数据NASP 目标清晰（1）组织使命几乎对所有人都是清晰的（2）将组织目标解释给组织外的人是容易的（3）组织拥有清晰定义的目标（1）组织愿景很好被建立且与领导创新意志相一致（2）组织愿景清晰且易于理解（3）组织战略目标被清晰列出Park和Rainey，2007[24]221 调查数据 目标清晰 （1）是否参与单位长期规划（2）自己的绩效标准是否与组织目标清晰挂钩Kim和Chang，2009[23] 调查数据 目标清晰Caillier，2016[6]901，2016[25]317 调查数据 目标清晰（1）清晰知道工作责任（2）清晰知道工作目标（3）清晰知道工作内容与组织目标的联系（4）清晰知道工作预期结果（5）清晰知道工作会形成正面评价Rainey 等，1995[8]574；Stazyk 和 Goerdel，2001[26]668；Pandey 和 Rainey，2006[27]112；Pandey 和 Wrigh，2006[28]526；Sun 等，2014[29]493；Peng 等，2015[30]；Hsieh，2016[31]111调查数据 目标模糊（1）组织使命几乎对所有人都是清晰的（反向编码）（2）将组织目标解释给组织外的人是容易的（反向编码）（3）组织拥有清晰定义的目标（反向编码）（1）很难理解组织的所有目标（2）组织看似没有中心目标或明显方向（3）我可以向别人清楚解释组织的愿景、价值与使命（反向编码）（4）组织拥有具体且清晰定义的目标（反向编码）Chun和Rainey，2005[5]1，2005[34]529 档案资料 目标模糊 （1）使命理解模糊；（2）直接目标模糊；（3）评估目标模糊；（4）优先目标模糊Jung，2011[10]193，2012[4]675，2013[11]663，2014[35]219 档案资料 目标模糊 （1）目标数量；（2）目标具体化模糊；（3）时间具体化模糊；（4）评估目标模糊Hassan和Rohrbaugh，2011[32]39，2012[33]570 调查数据 目标模糊
二、关于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不同实证研究视角
（一）公私组织目标差异研究视角
组织目标清晰度在公私组织之间存在差异[36]。普遍认为，公共组织的目标更为复杂且模糊。缺乏清晰目标也被视为一种官僚病[37]。公共组织的产出不像私人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拿到市场进行销售，并通过销售额、利润等特定指标进行绩效衡量。多数情况下，公共组织是依赖价值判断去衡量组织绩效，这也导致其目标难于确定。私人组织拥有可清晰定义的测量目标，而公共组织因为所处政治环境经常面临多重、模糊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使命[7]213[9]447[38]101。模糊的政令以及不断变化的公众要求，不可避免将导致公共组织具有多重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39]。但有学者认为目标模糊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坏事，模糊的组织目标可以让政府管理者维持来自各方利益的政治支持以及获得更多的谈判空间[40]。不过以上观点或论断大多数都停留在理论方面。
第四，就工作满意度而言，组织目标越清晰，工作满意度越高[22]701。不管是以主观感知还是客观测量的目标模糊为自变量，多数实证研究都发现目标模糊程度越高，工作满意度越低[5]1[34]529[51]71[61]。但是一项在台湾的调查研究发现组织目标模糊与公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关系，反而是在私人组织中目标模糊负面影响工作满意度[31]90。
组织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与组织繁文缛节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太大争议，多数研究都证实组织目标越模糊，组织繁文缛节程度越高；组织目标越清晰，组织繁文缛节程度越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目前关于组织繁文缛节程度的测量也是以主观感知测量为主，因此在个体认知层面，认同自己所在组织目标模糊的人通常也会认同所在组织的繁文缛节程度较高。
（二）组织绩效研究视角
很多学者认为，模糊不清以及难以测量的目标会破坏组织绩效。下文将分别就目标清晰与组织绩效、目标模糊与组织绩效的相关研究分别展开论述。就目标清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而言，实证研究发现，目标清晰与组织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14]421，即目标清晰程度越高，组织绩效越高。因为，从心理学出发，当个体或群体拥有清晰的任务时，其往往能够表现得更好[42]。在目标清晰的情况下，个体可以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工作将如何被评估、如何才能使得自己的工作与组织目标紧密联系。有心理学实验研究发现，比起漫无目的地工作，人们朝向一个具体目标努力工作时表现更好[43-44]。因为人们会将更多的工作时间分配给与目标相关的任务，清晰定义的目标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评估自己的绩效。在公共组织也不例外，研究发现公共管理者在组织目标清晰的情况下，同样表现得更好[6]883[45]。与此同时，实证研究还发现，绩效管理或者结果管理的执行提升了公务人员对于组织目标清晰度的感知[16]335[46-48]。就组织目标模糊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而言，实证研究发现目标模糊与组织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目标模糊程度越高，组织绩效越低[49-50]。不管是主观测量还是客观测量，都可以发现目标模糊会显著破坏组织绩效[34]529[35]205[51]955，这里的组织绩效不仅包含以顾客满意度、组织效率与工作质量几个维度为代表的管理绩效[34]529[52]，也包括以组织目标达成与否为衡量标准的组织绩效[10]196[11]672[35]211。但是，有学者也发现组织目标模糊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官僚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的调节影响，即当一个组织的官僚权威很高时，组织目标模糊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反而减弱[26]645。
组织目标清晰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而目标模糊则损害组织绩效，多数学者对于这一论点基本达成共识。至少在实证研究中，不管是主观感知测量还是客观指标测量，研究结论都是如此。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组织目标清晰显著影响绩效信息使用[19]143，而组织目标模糊则弱化了绩效信息使用的效果[53]。由此可见，涉及到绩效管理相关研究议题时，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研究结论高度契合。
传统翻译观追求的是原文和译文尽可能的对等，要求译者保持客观性和理性思维。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翻译往往会忽略译者自身的情感和身体体验。这样的翻译观更像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不是一种含有人性元素的创作性过程。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过程，译者需要通过自我感知、情感和体验来理解原文中的认知主体并把它转换为目的语的认知主体。翻译古诗词亦是如此。古诗里意象的重构是项艰巨的任务，很多地方很难翻译，但是译者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把原文的美保留到译文中去。体验哲学和认知翻译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调动自己的主观性和创造性，以构建一个适合于目标语语境的世界。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西医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同时属于中医辨证标准中脾胃虚寒型，且临床资料完整、准确；无合并严重心脏、肝、肾等重要器官疾病者；无严重感染者。排除标准：（1）不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者；（2）处于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3）严重的精神障碍情况；（4）合并有严重心、肺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者。
（三）组织繁文缛节研究视角
关于公共组织繁文缛节研究，一般情况下，学者们都偏好使用目标模糊作为变量纳入模型。原因在于目标模糊、繁文缛节都被视为公共组织的“官僚病”。组织目标模糊与组织繁文缛节程度之间在理论上有正相关关系。因为缺少清晰目标，公共组织不得不依赖于更多的规则进行操作。例如，在目标模糊的情况下，上级领导只能依赖更多的规则或程序来约束下属的行为。由此可见，在目标模糊的情况下，组织繁文缛节会随之增加。因此，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目标模糊与组织繁文缛节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8]567。尤其在人事管理上，目标模糊与人事繁文缛节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8]567。当然，有人可能会怀疑目标模糊其实是组织繁文缛节造成的，但另有实证研究表明组织繁文缛节并不是造成组织目标模糊的原因[27]85。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三国英雄以曹操为首，曹操一生好醇酒美人，包括生过孩子的美人，何晏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娘炮，就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
为什么在公私组织目标差异研究上，不管是使用目标清晰还是使用目标模糊，都可以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原因在于该议题研究主要依赖于主观感知测量的问卷调查。目标模糊在问卷调查中通常采用目标清晰的量表，目标模糊只是将目标清晰的测量指标进行反向编码，因此研究结论相同也是有依可循。但是，基于主观感知去判断公私组织目标清晰或模糊差异的做法容易遭受质疑，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也容易遭到批评，目前尚未有研究尝试基于客观指标去衡量公私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同组织之间的特征差异明显。
（四）个体态度与动机研究视角
对于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在概念化与测量层面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在实证公共管理研究中经常被互换使用，并使用同一套主观感知测量方案，区别在于一个使用丄向编码另一个使用反向编码。第二，目标模糊的测量方案经历了从经验判断、主观感知向客观指标发展的过程，但受限于客观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观感知测量应用更为广泛。第三，不同测量方式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的不同认知，即目标模糊究竟是一种主观感知还是一种客观存在，目前并无定论。
第二，就离职意愿而言，组织目标模糊会提高政府官员的离职意愿[58]。目标清晰会降低政府官员的离职意愿[6]883。很多研究都用离职意愿代替真正离职数据，但使用真正离职数据与目标模糊进行回归同样发现，目标模糊与公务人员离职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组织目标越模糊，离职率越高[59]。
第三，就公共服务动机而言，目标清晰与公共服务动机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25]300。因为，目标清晰可以帮助公务人员更加专注于目标导向行为，加强个人实现目标的动机。而模糊的目标会挫伤公务人员的服务或利他动机，实证研究也表明目标模糊与公共服务动机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组织目标越模糊，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越低[12]28。因为个人在目标模糊的情况下很难认清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26]646。组织目标模糊与个人角色模糊息息相关，但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朗，既有研究发现组织目标模糊导致个人角色模糊[28]511[60]，也有研究发现个人角色模糊同样导致其感知到组织目标模糊[27]85[29]465。
商桥东岳庙内，有清顺治年间庙载碑文：“南临颍水，清流屈曲，巢文许由之风犹有存焉。绿柳垂丝，红花夹岸，风帆上下，鱼跃鸟飞。”可见当时水上风貌。家乡当时的繁华亦可见一斑。
在公私组织目标差异的实证研究中，既有学者使用目标清晰概念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目标模糊概念。但综观现有的实证公共管理研究，本文发现不管是以组织目标清晰还是以组织目标模糊作为因变量的研究，都并不影响相同研究结论的发现，即尚未有足够证据表明公共组织的目标模糊程度就比私人组织或非营利组织高[8]568[9]452[38]106[41]。因此，有学者讽刺，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政府官员面临更加复杂、模糊且难于测量的目标，只有政府官员除外[9]452。
个体层面的研究显示，目标清晰、目标模糊对于个体的组织忠诚度、离职意愿、公共服务动机、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都可以互相佐证。然而，从组织目标到个体态度及动机之间的逻辑链条并非如此简单，忽略了中间可能存在中介变量，将会使得组织目标与个体态度或动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让人存疑。而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研究结论一致也体现了研究者对于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对于个体层面的影响认知是一致的。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公共组织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的研究一直受到了公共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有些研究偏好使用目标模糊，有的研究则偏好使用目标清晰。不管是从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的研究发现，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的研究结论基本都相契合。并且，很多研究针对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测量都采用同一套量表，不禁让人疑惑为何在实证研究中会出现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并用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虽然该议题的实证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公共组织的目标模糊和目标清晰在概念化与测量方面却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
第一，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概念仍需厘清。从现有研究来看，公共组织目标清晰并未发展出一个清晰定义，而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互换使用的研究容易让研究者感到困惑。到底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是不是一对等价概念，还是要对二者之间的内涵与外延做进一步区分？与此同时，不管是目标模糊还是目标清晰与其本身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尚未厘清，例如目标模糊与目标复杂、目标困难、目标冲突、目标偏差之间的概念边界关系模糊不清，而目标清晰与目标明确性（goal specificity）的概念区分也并不明显。最终，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是相似的，表明关于组织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的概念化研究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第二，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的测量仍有待改进。目前，在多数实证研究中，目标模糊的主观感知测量基本与目标清晰的主观感知测量使用同一套指标，只不过目标模糊的测量是将目标清晰的测量指标进行反向编码。由此可见，在主观感知测量的情况下，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相互契合是显而易见。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学者们认可目标模糊与目标清晰是同一变量。而在客观衡量指标方面，目前并未有研究尝试对目标清晰的衡量指标客观化，反倒是有学者尝试客观衡量公共组织的目标模糊。但是目前对于公共组织目标模糊的客观衡量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政府文件，这一条件在很多国家并不具备，由此限制了客观衡量指标的推广。近来，有学者尝试将目标模糊的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整合进同一个研究框架[51]964。因此，未来在进一步思考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的客观衡量指标之时，也可以考虑将主观感知指标与客观指标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看哪种测量方式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更贴近现实。
第三，目标清晰与目标模糊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检验。当前，多数目标清晰或目标模糊研究都是以问卷调查为主。很多实证研究数据都属于截面数据，缺乏面板数据支撑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研究中，经常发现很多变量之间互为因果。例如，目标模糊与个体的组织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组织目标模糊导致个体的组织忠诚度低，还是个体的组织忠诚度低导致其目标模糊感知高；再比如目标模糊与个体角色模糊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造成此原因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在于此类研究存在共同来源偏差（common source bias），即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是出自同一份主观感知测量问卷，导致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被放大。同时，截面数据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容易遭受质疑。
当前关于公共组织目标清晰或目标模糊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情境下进行，但是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例如，一项台湾地区的研究就发现公共组织目标模糊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并无显著联系[31]90。目前，中国关于公共组织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但中国公共部门目标模糊的情况显著存在，因此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本土特色的目标模糊理论显得十分必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都不同，这直接导致中国公共部门的目标设置与西方国家也不同。其一，相较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则更加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同时社会主义初期延续了苏联的五年发展规划也一直被沿用，所以目标治理或目标管理在中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其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经济发展目标上，既要考虑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同时目标设定也要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其三，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政府部门通常担负有特殊使命，例如计划生育的目标，全面脱贫的目标等等，因此在公共组织的使命上在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总而言之，中国政府的目标治理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发展中国本土的目标模糊或目标清晰理论，需要更加关注中国情境的特殊性。
2.4.2 放射自显影技术原理 中学生物学教材中分泌蛋白合成与运输的实验，即是利用该项技术进行放射性检测。科学家分别在不同时间处死豚鼠，并制备其胰腺腺泡细胞的超薄切片。之后，将卤化银乳胶膜均匀敷于切片表面，置于暗室中曝光。由于3H衰变放射出β射线，与卤化银晶体颗粒反应，使其转变为金属银颗粒形成潜影，再经显影、定影后，即可用显微镜进行观察。该实验最终使用最佳的三次显影效果确定了分泌蛋白合成与运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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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Clarity and Goal Ambiguity in Public Organizations—Evidence from Empirical Research of Public Management
LIN Minw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China）
Abstract：Organizational goa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mpirical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Organizational goal ambiguity and goal clarity are two concepts that had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organizational goal research.In empirical studies，goal ambiguity is interchangeable to goal clarity.We attempt to clarify goal ambiguity and goal clarity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No one try to measure goal clarity in an objective way.However，some scholars had advanced to develop an objective measurement for goal ambiguity.In the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red tape，individual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scholars often use goal ambiguity to construct their hypothesizes，but use goal clarity to measure the perception.To the end，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difference goal ambiguity and goal clarity in empirical study.
Key words：goal ambiguity;goal clarity;public organization;empirical study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19）06-0116-0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707
收稿日期：2018-12-28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9C041）
作者简介：林民望（1989—），男，讲师，管理学博士，E-mail：linminwang@fzu.edu.cn
[责任编辑：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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