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雨果的《小拿破仑》认为波拿巴用诡计、金钱收买和欺骗舞弊“赢”得大选，并玩弄议会制度，之后发动政变使用暴力镇压共和派人士，取得独裁权力复辟帝制。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认为是法国农民阶级保守愚昧、工人阶级发育不充分，以及资产阶级的摇摆和分裂造成了波拿巴复辟帝制。雨果的文章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有些分析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但他的分析远不如马克思的深刻，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雨果“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运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各阶级代表的物质利益，从而进一步阐释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人民群众的观点。
关键词：《小拿破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比较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1869年的第二版序言中说到：“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个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国内外学者大多重点研究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而很少提及雨果的《小拿破仑》(2)国内学者对雨果《小拿破仑》的少数几项研究仅限于历史学和文学，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参见洪波：《雨果的共和思想解读——纪念雨果诞辰二百周年》，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5期；杨令飞：《是历史进步还是社会倒退——论维克多·雨果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批判》，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其余多为介绍和评析雨果流亡期间的文学作品。和蒲鲁东的《政变》。本文选取雨果的《小拿破仑》作为研究对象，比较雨果和马克思对同一史实所做的论述，尝试分析二者的异同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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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拿破仑》的主要内容
《小拿破仑》是雨果1852年流亡比利时期间，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的，文章详细记述了波拿巴如何处心积虑地赢得大选，如何在议会和各党派之间周旋，并以见证者的身份讲述了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前后的情况。
(一)波拿巴用诡计和金钱赢得了大选
雨果认为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击败卡芬雅克(3)卡芬雅克·路易·欧仁(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当选为法国第二共和国的总统，1851年12月20日出人意料地再次获选，都是运用阴谋诡计和贿赂的手段获得的。
一方面，波拿巴表里不一、诡计多端。比如他召见士兵们时，总是将自己和他的伯父拿破仑联系在一起，说自己是拿破仑家族的，而不提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到最后将自己称为拿破仑之后，不再提他拿破仑伯父的事了。为了让士兵们从思想上跟随他，波拿巴蛊惑士兵去完成他伯父的未竟事业，实则完成他本人的企图。为此雨果尖锐地讽刺波拿巴：“这只满身污泥的猪猡，是怎样蜷缩在这块雄狮皮上的呀！”(4)[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波拿巴很乐意让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就可以赢得工人和民主派的支持，同时又可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了自身利益寻找合作者的时候，他同样可以毫无顾忌地撒谎。
第一，雨果提供了波拿巴政变前后政府恶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史料。马克思曾辛辣讽刺地称波拿巴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老奸巨猾的痞子”(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但未具体展开波拿巴政府政变的恶劣行径，而雨果恰好记录了这一史实。雨果的讲述有些是他亲身经历，有些是目击者、见证者的口述，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记录波拿巴政变罪行的重要史实。雨果提及“政变一度几乎彻底完蛋；他们全然不知，政变是靠什么手段才转危为安的”。而让政变转危为安的手段就是12月3日和4日夜间的大屠杀。“霎时间一堆堆尸体横陈于大道上，有的年轻人倒下时嘴里还叼着雪茄，有些穿丝绒袍裙的女人被比斯开地区的士兵击毙，直愣愣地倒下……成百上千的尸体布满大马路，黎希留街整个一条街变成血淋淋的河流！”而雨果也控诉波拿巴：“你的白日异常丑陋，你的黑夜令人生疑。哦，你这漆黑一团的人物哟！”(12)[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5、75、99页。
(二)波拿巴玩弄和废除议会体制
雨果认为，无论与其伯父——拿破仑相比，还是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相比，波拿巴的种种行为都显得平庸而可笑。为了巩固政权，发展党羽，波拿巴用金钱收买高官，同时也给自己发高工资，随意挥霍金钱，没有能力管理财政，导致1852年国家财政赤字高达“两千三百万法郎”。同时他还将权力集于自身，更换内阁成员，独揽最高行政权，效仿拿破仑的内外政策。雨果认为他只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因为“他们是水火分明啊，一个伟大，一个渺小；一个杰出，一个卑下；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赖跛乱’！”(6)[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1页。赖跛乱原文是Naboléon，而拿破仑的法文本应为Napoléon，雨果故意将“p”换成“b”，表示波拿巴与拿破仑，极尽讽刺前者之意。
雨果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讲到自己冷静下来，不再执念于政变发生的过程和影响，跳出事件本身，他看到的是希望，是进步，是信念。“未来，那便是所有人的共和国——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在到达彼岸前将经历怎样的暴风雨；但我们已经瞥见那虽然遥远却充满光明的彼岸。”他对共和国抱有希望，认为不能过多苛责时代，否则就是落入俗套：“艾拉斯姆将十六世纪称为‘时代的粪渣’。鲍抒哀管十七世纪叫做‘恶劣和渺小的时代’。卢梭痛责十八世纪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烂污货’。后世对这几位杰出思想家的高论不敢苟同。他们回答艾拉斯姆：十六世纪是伟大的。他们告诉鲍抒哀：十七世纪真了不起。他们让卢梭知道：十八世纪很辉煌”(9)[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三)波拿巴政变消除了人们对帝制的迷信
波拿巴废除了议会制度。1848年12月10日波拿巴由人民普选选为总统，由制宪议会的主席马拉斯特宣布他担任共和国总统。上任后波拿巴并不满足现状，由于他自身力量弱小，所以他刚开始与由秩序党(7)活跃于1849年-1851年12月2日期间，主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大资产阶级政党，在第二共和国(1848年11月4日-1852年12月2日)的立法议会中占领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尚加尔涅，曾作为1848年12月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组成的内阁勾结起来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并最终解散了国民议会。雨果作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议会议员，高度赞扬了议会制度存在的意义：“这论坛，便是所有专制制度的一切迷信思想的克星，也是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寄以希望的所在。”“它是产生思想的奇妙机械，是宏伟的文明工具，它毫不停顿地提高着全人类的智慧水准，并为人类带来灿烂的光明。”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议会制度，有着对内治理国家，对外启示引导别国并且象征着人民荣誉的议会，却被波拿巴及其爪牙为了实现自身渺小的目的而解散了。议会制的取缔代表着“公民权的保障、议事自由、人身自由、税收监督、新闻自由、收入支出账目清楚、国库的安全保证、纳税人有权弄清钱的去向、贷款信誉、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的支配、对没收和掠夺的申辩权、每人的个人安全、对专断的抵制、国家尊严、法兰西的荣誉、各自由民族的良好习俗、公众的首创精神、行动自由，以至生命权，统统在内。全都一笔勾销，消灭了，失踪了，化为泡影了。”(8)[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33、135页。
正如马克思在自己文本的序言中指出的，雨果的文本值得注意。实际上，雨果的论述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引入项目，明确任务；设置情境，明确步骤；小组合作，完成任务；成果展示，多元评价；总结提高，视野拓展。课程实施各步骤应贯穿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的理实一体化理念。
二、雨果的论述有助于丰富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
波拿巴政变消除了人们对帝制的迷信。“二月事件来到，它消除了对共和的恐怖印象；路易·波拿巴来到，他毁掉了帝国余威。”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赋予了人民自由和权利，但是波拿巴发动政变，复辟帝制使法国又重新回到了帝国时代，同时也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使法国人民更加意识到，帝国不可靠，帝国不能要，加剧了人民对压迫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雨果还分析了阻碍共和制建立的四种因素：常规军、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官僚体制的教职制度和终身制的法官。必须改革国家的这四种体制，重新建立议会制度、恢复新闻自由才有可能建立共和国。波拿巴的政变从反面证明了共和时代必将胜利：“这个世纪宣告了公民享有主权，宣告了生命是不可侵犯的；它为人民加了冕，承认人是最神圣的。”(10)[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78、208页。
(一)雨果的描述对马克思文本的史料补充
另一方面，波拿巴用金钱收买人心。1848年竞选之前，波拿巴用金钱收买军队，承诺给士兵更多的金币让其顺从自己的意志。波拿巴派经常堂而皇之地聚众：“对军人荣誉出价，把它当商品在小天平上过秤，视其为可以交易的物件。对将军出价一百万、士兵一路易；对于法军的良知，也忙着估个价钱，该值若干若干。”(5)[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同时对待渔夫和农民也是同样的手段，当他和波拿巴派巡游时，手里拿着钱袋子，只要渔夫农民高呼“皇帝万岁”，波拿巴就会向他们撒钱。1851年12月20日后，当波拿巴再次当选总统时，为了掩盖他12月2日政变的丑行，他用金钱收买议员和某些行政首脑，想给人民大众造成一种假象——他波拿巴依然受大家敬仰。只要有人承认他，赞同他并公开宣称支持他——方式就是宣誓，他就会给其足够多的金币，而且态度的好坏直接决定金币的多少。
Preece等［3］认为，知识融合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并利用分布于信息系统网络中大量的知识源，并以一种高度动态的方式将这些来自多个异构来源的知识进行组合。邹湘军［4］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提出知识融合是指知识工程在产品开发全过程中的应用，就是把知识嵌入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融合。缑锦［5］提出了一种较为全面且通用的定义，知识融合就是通过对分布式异构数据源和知识源进行组织和管理，结合应用需求对知识元素进行转化、集成和融合等处理，从而获取有价值或可用的新知识，并优化知识对象的结构和内涵，提供基于知识的服务。
第二，雨果提供了秩序党解散共和派议会的过程以及山岳党对波拿巴政变反抗活动的有关史料。1848年波拿巴当选为总统后与秩序党勾结，想要解散共和派议会。针对这一事件，马克思讲述了巴罗内阁和秩序党要求国民议会自行解散，“如果它不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但雨果详细讲述了以尚加尔涅为指挥的军队在波拿巴的授意下，直接闯入共和派正在开会的地点要求停止会议。刚开始军队客套地口头要求他们停止会议，继而是威胁，谁反抗就抓谁，而且真的这么做了，“六十位人民代表被政变当局扭住脖子，并被赶出了坐席。打砸抢的行动使叛卖达到了顶峰。物质的行动与精神的举止旗鼓相当”(14)[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议员们大部分都妥协了。以雨果为代表的山岳党，“他们的行为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比如发表《告人民书》《致军队》等声明，自以为广大人民都响应他们，而且他们聚众发表言论，看到士兵就发泄口头愤怒，完事就四散而去。雨果在路上看到巡街的士兵就大喊：“士兵们……公民们！……只有法律才有权力指挥你们！可是，今天法律却遭到破坏。被谁破坏？被你们。路易·波拿巴把你们引上犯罪。士兵们，你们象征着荣誉，请听我说！因为我象征着义务。士兵们，路易·波拿巴在谋杀共和国。请保卫它！路易·波拿巴是一名强盗，他所有的同谋犯将跟随他一起进苦牢。”(16)[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说完就径直离开。
第二天再看到小珍，她别别扭扭地低着头，很害怕我问她什么。她说，狗娃不让她跟我一起玩耍了。不耍就不耍！你们一家都是坏人！我气呼呼地冲她发火。她见我真的生了气，一到课间休息就跟在我旁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二)雨果的若干分析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持
第一，雨果对小资产阶级代表对政变的反抗和顺从的论述是对马克思批判他们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具体阐释。“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真的想举行和平示威，那么没有预见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投入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3页。马克思的这段描述，正是小资产者的真实写照，而这在《小拿破仑》中雨果的自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有人提议逮捕波拿巴时，雨果却说：“我除非自己犯罪，否则就不可能阻止路易·波拿巴犯罪。我既不愿意他搞雾月十八日，又不愿自己搞果月十八日(18)指1797年9月4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派督政官镇压保王党复辟活动的事件。《果月十八日政变》，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果月十八日政变/22870613。。我宁愿自己被放逐，而不愿去放逐别人。我得在两种犯罪，即我自己犯罪或者路易·波拿巴犯罪这两者之间作一抉择。我自己是不愿犯罪的。”(19)[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针对这一时期的党派斗争、阶级矛盾，雨果仅介绍了波拿巴发动政变前为了拉拢选票的情况，他借巡游之名向农民、军队、地方省长或镇长贿赂，政变之后他用金钱、官位来拉拢国民议会的议员。贯穿全文唯一的矛盾就是以雨果为代表的山岳党(35)山岳党又称作山岳派，在1793-1795年间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围绕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可以称为改革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他们又自称是新山岳党。与波拿巴派之间的斗争，偶尔涉及到山岳党和秩序党联合，却遭其背叛，所以又顺带批判秩序党的软弱与无能。可雨果没有看到各个党派之间斗争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经济基础，没有认识到各党派自身利益与他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意识到自身阶级已经脱离人民群众，马克思表示理解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三、马克思对雨果的“三大超越”
雨果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描述了波拿巴政变的经过，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但他关于波拿巴政变发生原因和过程、政变发生前的党派斗争、选票真实性等问题的考察显露出唯心史观理论的肤浅。而马克思则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分析方法从法国的社会状态、阶级特性、政党力量等入手，比雨果的分析深刻得多，是雨果的文本不可比拟的。
(一)政变的立论角度
针对波拿巴政变这一事件本身，雨果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主要从主观视角、道德的角度就事件发生的经过、影响等批判波拿巴本人的恶行。他指出：“在所谓‘十二月二日行动’中，可以在所有层面都找到犯罪行为。在表面一层是发伪誓，在深层次是搞谋杀。还有在局部地点的谋杀，有集体杀害……从政变的四面八方渗透出的是血腥气息。”(23)[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还直接大声质问：“波拿巴先生，您首先得知道点儿人类良知是怎么回事。”“波拿巴先生，您还应该知道一点：将人同野蛮人区分开来的，正是善与恶的概念。”“路易·波拿巴先生，您没有善与恶的概念。您也许是全人类中不具有此种概念的唯一人物。”(24)[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52-154页。波拿巴发动政变，手段极其残忍，许多无辜老百姓都丧生，雨果认为如果这种恶劣行径不赶紧制止，“那么主要的骇人听闻的损失，将是道德方面的损失。”(25)[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同时他还认为“道德沦丧将带来政治堕落”(26)[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波拿巴为所欲为，将法币上的共和国形象私自换成自己的侧面肖像，捣毁共和国女神像，为自己雕塑半身像让民众顶礼膜拜，对待外国也目中无人，换来的结果是，当他在伦敦受辱时，法国人民欢呼雀跃。可雨果没意识到，他的唯心史观将波拿巴塑造成了一个英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雨果)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察觉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证明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466页。，深刻地揭露了各阶级、各党派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矛盾关系。尤其是对《国民报》派(38)亦称三色旗共和派，蓝色共和党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依靠力量主要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会民主派(39)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联合，即新山岳党与社会主义的联合。但因为当时社会主义者革命性不强和有些不是社会主义者也被冠之以“社会主义者”的名称，这大概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误解造成的。所以这一党派和当时的旧山岳党的成员一样(或许其中有极个别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不过人数变多了。、波拿巴派代表阶级的分析并对秩序党和山岳党与波拿巴和秩序党既联合又斗争的矛盾心理揭露得入木三分，批判得体无完肤。就拿批判秩序党来说，将其保守性、软弱性的行为暴露无遗。当波拿巴与秩序党联合打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解散制宪议会后，波拿巴便过河拆桥解散了巴罗内阁，而且公开“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这是二者的第一次决裂)。但是1850年3月(41)指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当时之所以补选是因为六月十三日事变(指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在巴黎举行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干涉意大利革命，因为它违背了宪法)处置部分议员导致议员席位空缺。的补选“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此时秩序党本应抓住机会，要求波拿巴恢复巴罗内阁，可是他们却天真地选择宽恕。至此秩序党也就失去了内阁，失去了行政权；当波拿巴与秩序党第二次决裂(“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除，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521页。)后，秩序党与山岳党联合对抗波拿巴，但秩序党总是摇摆不定、自以为是而又爱面子。为了掩盖和山岳党联合的真实意图，居然公开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至此秩序党失去了联盟。1850年3月的补选，大多数人选择了山岳党，秩序党为了报复，颁布5月31日法律(43)指秩序党所代表的立法议会颁布的1850年5月31日法律，此法律废除了普选权。废除了300万人民的选举权，至此秩序党失去了人民。在秩序党与波拿巴斗争的后期，秩序党听信尚加尔涅的话，将自己“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后来秩序党队伍的两个人——“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被波拿巴策反，同意处置自己党派的代表——尚加尔涅，其他议员也默认，至此秩序党失去了军队。当讨论是否修改宪法时，秩序党内部也发生争执，为了缓和争执，提出的解决方案——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融合，也遭到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的指责，最后秩序党选择休会。这样一个内部矛盾重重而又失去内阁、失去联盟、失去人民、失去军队的党派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不是波拿巴老谋深算，只是他“占据了这个形势提供的空位”(45)[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即他获得的权力“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二)党派的阶级分析
第二，雨果通过对拿破仑和波拿巴的比较进一步解释了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些论点。例如，马克思在自己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中说：“如果黄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7-578页。这是一个重要论点，但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雨果的相关论述能够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雨果认为，拿破仑虽然建立了帝制，但依然阻挡不了他在法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波拿巴试图效仿拿破仑，为达目的也发动了自己的雾月十八日，但他的这种胜利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恶行基础上的，他臭名昭著的名声毁掉了拿破仑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形象。雨果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滑稽小丑的拙劣表演，认为波拿巴的恶劣行径破坏了人们心目中拿破仑的美好形象，之前提起波拿巴家族，人民就会想起英勇的拿破仑，可是现在一提波拿巴家族，人民想起的就只剩下波拿巴的那令人厌恶的嘴脸了。“可笑的模拟者装出英雄的样子……真正谋杀拿破仑的，是路易·波拿巴；哈得逊·劳威(21)哈得逊·劳威是一位英国的将军，1815年起任看守拿破仑的典狱官。他曾被认为是杀死拿破仑的凶手，随着科学的发展，虽然拿破仑的死因还未确定，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拿破仑因胃癌去世，并非死于他杀。杀害的只是他的肉体，路易·波拿巴毁灭的却是他的光荣。”正如雨果所言，“渺小的拿破仑架叠于伟大的拿破仑之上。这两者当中伟大的那一面(其中的共和令人胆战心惊，而伟大的拿破仑却令人目眩神迷)，都退居次要地位。人们自此看1793年时通过它的合理内涵，看拿破仑则是透过他拙劣的模仿者了。对断头台的疯狂恐惧渐渐烟消云散，而法兰西帝国的虚荣也不复见踪影。由于有1848年，共和国不再使人望而生畏；因为出了路易·波拿巴，法兰西帝国不再令人心向往之。”(22)[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77页。
而马克思则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客观分析政变发生前的形势以及群体力量的演变。在批判这一事件之前，首先将1848-1851年(政变发生前)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具体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状况。二月时期(1848年2月24日-1848年5月4日)，即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后到制宪议会开幕之前的这段时间。此时期属于临时政府执政时期，马克思也将其称为“革命的序幕”(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在此期间“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为温和共和派人士，它却实行了激进共和主义的机制”(29)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因为当时革命刚结束，民众急切需要采取紧急有效的策略来享受胜利果实，临时政府领导者迫于形势压力必须要采取具有激进共和主义性质的措施。第二个时期是制宪议会的温和共和制时期，此时期见证了制宪议会从开始到解散的全过程，此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1848年宪法，自此后的第二共和国各阶段都是依据此宪法来运行的。马克思分析了此阶段的五月十五日事变(30)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和民众要求制宪议会采取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建立劳动部来保障工人基本生活需求和要求军队撤出巴黎，为波兰提供军事援助而采取的游行示威活动。但结果以失败告终。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尤其详细地分析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32)指1848年6月23日-26日巴黎无产阶级为反对政府关闭国家工场的起义活动。“当时，国家工场共约12万，其中4-5万人参加起义，领导者多是国家工场干部或左翼分子。26日起义失败，据不同统计，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500-12000人，事后遭处决11000人、被捕15000-20000人。”参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的阶级力量对比，失败的原因及其不成熟性，同时也肯定了这次起义的意义。虽然起义失败，但“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479页。六月起义后，鉴于事件的复杂性，马克思又将至此以后的历史时期分为“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因为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结束了以卡芬雅克为首的临时政府的统治。“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489页。。因为1849年5月28日代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制宪议会解散了，也就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派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保守派的秩序党组成的立法议会时期，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第三个时期。马克思将这一时期分为四个小阶段，讲述了议会资产阶级(秩序党)此阶段中如何一步步失去军队、失去联盟、失去内阁、失去群众和报刊的，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揭示了各个阶级之间和各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波拿巴在发动政变后依然获选的原因。
马克思在对各个党派及其内部斗争的分析过程中，也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受限，工人阶级阶级意识不强烈，“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同时马克思着重强调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他认为以雨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主张不会超出他们代表的阶级范围，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他认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是“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页。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此外马克思也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501、498、471页。比如波拿巴借用拿破仑的名声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使农民在头脑中形成了“拿破仑观念”——也即代表对土地的渴望。波拿巴正是熟知这一点，才大肆宣传并取得了农民信任。
(三)选票的真实来源
关于波拿巴第二次获得选票的真实性问题，雨果认为他获得的750万张选票是虚假的，认为这次投票是不自由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关于农民的投票，“以荣纳省某村镇为例：五百名户主中竟有四百三十名遭到逮捕；未被逮捕的户主一律投了赞成票。洛瓦莱省的某村镇，六百三十九名户主中有四百九十七位被捕或被逐，幸免于难的那一百四十二位投了赞成票”“至于军队的投票，一部分是按本意投的，另一部分则是跟着跑。”(49)[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同时他认为没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论坛自由、张贴自由、叫卖自由、调查自由等”，就意味着投票不是自由的，人民无法得知候选人的具体情况或者国家最新形势进展，甚至有些偏远地区信息过于闭塞，连谁是波拿巴都不知道或者将其看成拿破仑，就盲目投票了。关于750万这一选票数字，雨果讽刺道：“我欣赏这数目字。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数字很谦逊……我以为会宣布‘全体一致’赞成呢。”(50)[法]维克多·雨果：《一桩罪行的始末》，丁世忠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145页。
就针对当前的水利工程招标而言，还存在着许多不合法的操作，这样就使得许多有实力的水利建筑企业无法进行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这样不仅会影响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而且严重的还会导致水利工程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相应的安全事故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就应严格的执行水利工程的招标制度，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市场的规范化、公平化和合理化。其中，相关部门应严格的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审批单位的投标资质进行审核。对于不具备审核条件的施工单位，应禁止其进行施工工作的展开。此外，为了确保招标工作开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在进行招标时，应严格的禁止行政参与，避免出现串标、抬标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马克思则客观分析了波拿巴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农民把选票投给他的原因。“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但波拿巴代表的王朝并不是所有农民的王朝，而仅仅是“保守的农民”(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王朝。在临时政府执政期间，严重的赋税、教士的压迫、军队的欺凌等，严重侵犯了农民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怨声载道，急需一个“拿破仑式”的领袖带领他们脱离苦海。基于法国民众的拿破仑观念(52)拿破仑主持制定《民法》法典，详细规定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固定了小农土地所有制。法国农民的拿破仑观念由此形成。参见周永胜《拿破仑的观念是波拿巴政变成功的秘密》，载《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宣称“拿破仑之后”的波拿巴便脱颖而出。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波拿巴的胜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代表的阶级内在利益决定的，因而是真实的。
1850年5月31日立法议会颁布法律取消普选权，波拿巴附和同意了。但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而是波拿巴和秩序党之间的斗争，也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对抗。普选权的取消表面是取消了选举波拿巴总统职位的途径，立法议会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拿巴一个“下马威”，警示他行为不要过分。但议会这么做实则是在毁灭自己，助长波拿巴的气势。因为取消普选权就相当于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当时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000万选民)，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这里的保守部分大部分是指农民，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居住满3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公民才有选举权，这就表明法国总人数一定，保持不变，限制了大部分工人的投票权，扩大了拥有投票权利的农民的数量。这就代表着波拿巴的支持者变多了，这是他投票获胜的重要因素。接着马克思又谈到在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的第18天他同样获得大选的原因，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以小块土地为生的农民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是由于资产阶级议会颁布实施的一些法令导致的，而波拿巴公开同议会作斗争，还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这样农民没有不拥护他的道理。通过分析波拿巴获选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从农民生活交往环境中得出农民阶级无组织性和保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认为要想取得无产阶级胜利必须加强工农联盟，而且农民也日益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73、574、570页。，这一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2016年2月2日至2017年3月30日，潘某利用该账户频繁买卖天成控股股票，每日交易股量从100股到上百万股不等，日均持有240万股左右。
作者简介：霍文娜，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赖海榕，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福州 350117)。
(责任编辑：金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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