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古典,亚当,穆勒,理查德,琼斯,总体性。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郝继松[1]（2019）在《唯物史观何以超越经济决定论——基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的区别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经济决定论是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曲解唯物史观而呈现的一种理论形态。但从方法论及其理论实质讲,经济决定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隐含前提"。古典政治经济学构成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共同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因而也为我们界分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本质差异提供了重要理论视域。经济决定论囿于经济范畴和旧哲学逻辑的传统框架,同样没能超脱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实证化的泥潭。马克思唯物史观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透过社会经济事实的幻象而深入到人与人真实社会生活关系的本质中,在深层的存在论意义上超越了经济决定论。(本文来源于《浙江社会科学》期刊2019年12期）
聂敏里[2]（2019）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自然法传统》一文中研究指出现代经济学由兴起于17、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来,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却可以追溯到古代政治学—伦理学的传统,实际上它是从古代的道德哲学、经过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自然法传统的历史嬗变、在近代道德科学的体系中演化发展而来的。古代道德哲学是对古代社会生活体系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而近代自然法传统则深入到对社会生活建筑于其上的基本人性法则及其相应社会权利的研究,它在研究方法上是分析性和建构性的。正是在对权利的深入研究中,作为近代道德科学体系一个分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才产生出来,它在性质上首先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它在最初拥有社会的整全视野。(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5期）
王向远[3]（2019）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经济观与东方停滞论》一文中研究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叁位重要人物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一致得出了东方社会"停滞"的结论,与此前黑格尔等人的东方观趋同,但角度方法有所不同,因而有必要对叁人的东方观加以比较分析。亚当·斯密从自由主义经济观及财富性质来源的角度,指出中国等东方国家是国富民穷,造成停滞甚至退步的原因在于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理查德·琼斯指出土地国有制及被称为"印度农民地租"的地租收取方式,形成了君主对农民的持久剥削,并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约翰·穆勒则认为财富的政府占有与"政治的专制""习俗的专制"是东方停滞的根源。叁人都将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结合在一起,以"停滞"论为中心,初步形成了"经济停滞、政治专制、文化保守"的东方观,使东方进一步成为"西方"的反衬或对象物。这些观点被西方学界普遍接受,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观产生了直接影响。(本文来源于《北方工业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李风华,张丹[4]（2019）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分析上的得失——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阶级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探讨值得重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重点阐述了私有制条件下产品分配所决定的各阶级的收入和命运,其基本框架承袭李嘉图,但蕴含着对劳动阶级的同情与期望。其阶级分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各个领域中的贯彻对一些"次阶级"群体的分析、对非劳动所得的限制以及对工人合伙经营的鼓励都值得当代政治经济学借鉴。由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扩展至全部古典政治经济学来看,其阶级分析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不能真正触及私有制的立场缺陷。(本文来源于《天津商业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徐海伦,陈旌亮[5]（2018）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逻辑》一文中研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背后是形式逻辑,这种逻辑开创自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近代,其形态2000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这种逻辑主导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建立了他们的理论。这种逻辑的缺陷必然也被带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走向片面僵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背后是思辨逻辑,这种逻辑的创立者是黑格尔。思辨逻辑克服了形式逻辑的缺陷,从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天生的优越性。当代中国经济的成功,不得不说是得益于这样的优越性。(本文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期刊2018年01期）
胡天纬[6]（2018）在《《资本论》哲学基础探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之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早期和晚期、经济学或者哲学,这样的争论普遍存在。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轨迹存在着明显的批判对象上的转变,即从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笔者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基于对哲学深刻认识的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前提的否定。他揭示了“经纪人”与“具体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刻画出了社会实在中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悲惨境遇。马克思以“抽象”与“具体”这一对哲学概念为基础,还抽象的经济学以具体。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套用自然科学中的知性抽象法来分析社会实在,只能止步于“感性具体”和“知性抽象”层面,不能触及更深层次的“理性具体”,马克思称之为“形而上学”。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知性方法论,以辩证法揭露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抽象化一切事物以得出逻辑范畴,从而抹杀了特殊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范畴概念成为了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设定——并予以批判。这样的批判不是纯粹经济学或是哲学的批判,而是对经济学、哲学的双重批判,二者不可割裂且相互融合。因此,不能单从篇幅或者字面上去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哲学批判是经济学批判的潜在理论铺垫,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必要思想基础。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最终指向都是“人类自由解放”。笔者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入手,深度剖析如何通过哲学批判来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抽象的经济学予以具体的批判,从而体现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超越。(本文来源于《昆明理工大学》期刊2018-05-01）
郑宇[7]（2017）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一文中研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财富创造不仅存在于对外贸易和农业领域,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也同样创造财富,其对于劳动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材料。但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从物的角度来看待劳动而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之处在于它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学空场,阐述了劳动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从而揭示了劳动对于个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期刊2017年11期）
李学俊[8]（2017）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研究指出核心提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榜样,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的文明模式正在激化资源有限与需求增长无限的终极矛盾,并已经形成1%的人掌握99%的人拥有的财富的严重贫富悬殊,不断引发人类的各种冲突,甚至诱发人类文明毁灭性灾难。造成如此严重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是西方政治学、经济学。要摆脱人类毁灭性危(本文来源于《第十四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二）》期刊2017-11-18）
王长刚[9]（2017）在《自由贸易及其辩护：英国谷物法争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主流经济学遭受严重质疑,2016年英国公投支持脱离欧盟,更被认为是开启了逆全球化的时代。无论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全球化,自由贸易都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自由贸易不仅是政策主张,还是经济学理论。作为一项理论,自由贸易由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基于市场运作原理首先系统地予以了论证。而1817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及赋税》出版后,这一理论甚至逐渐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语,并被认为是一项“科学真理”。作为政策主张,就近代最早推行这一政策的英国而言,自由贸易早在斯密之前就被许多小册子作家所主张,但直到1820年代才开始被大范围地采用,至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而达至顶峰,取得了首次胜利。谷物贸易成为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谷物既是私人消费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使得谷物贸易被视为自由贸易理论的“试金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正是斯密和李嘉图使得自由贸易通过了谷物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本文的主旨即为以谷物贸易为例,研究作为政策主张的自由贸易和作为经济学理论的自由贸易共同取得它们的第一次胜利的过程,及此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机制。首先,本研究在梳理了从16世纪中期至1846年间英国谷物法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别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主考察了他们所处时代关于谷物自由贸易的争论及他们为之作出的辩护。从18世纪中期至1846年谷物法废除,英国出现了两次激烈的关于谷物法的公共辩论,斯密和李嘉图分别是前后两次论辩中反对谷物法、支持谷物自由贸易的主要代表。但他们为之提出的理由和论据却大相径庭。1750年代至1770年代期间,也即斯密所处的时代,谷物法首次成为英国公共讨论的重要话题。此一时期,英国主要的谷物贸易政策是管制国内谷物市场、奖励谷物出口。对此,斯密先是将其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国内谷物市场,证明开放市场不仅有助于缓解谷物短缺、防止饥荒,同时还会促进本国土地改良和谷物耕种。同时,斯密通过赋予谷物不同于所有其他商品的特殊经济性质而论证了出口奖励金制度的失策。由于斯密赋予了农业相比于其他产业在经济、道德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实际上是用“谷物特殊论”而回避了他的两个重要主张——谷物自由贸易和农业特殊论——之间可能会出现的冲突,但这却使得他的经济分析内部出现了逻辑矛盾。因而,斯密实际上只是成功攻破了谷物为重商主义堡垒设置的第一道屏障。1814年前后,谷物法再次成为英国公共讨论的热点,并一直持续到1846年谷物法废除。此一时期,英国主要的谷物贸易政策是限制国外谷物进口。作为此次谷物法讨论正反双方的核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二人都敏锐地认识到了斯密谷物特殊论的错误。马尔萨斯继续沿用斯密思路,以农业特殊论为由而将谷物贸易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李嘉图则另辟蹊径,通过谷物模型赋予了谷物贸易影响整个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作用,从而为谷物自由贸易作出了强有力辩护。这样,李嘉图攻破了重商主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从理论上迎来了自由贸易的全面胜利。然而,由于政策制定是一个观念、利益和制度等因素共起作用的复杂博弈过程,因而无论是身为教授的斯密还是投身议会的李嘉图,他们对当时谷物法和其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都非常有限。其次,斯密和李嘉图虽然都主张谷物自由贸易,但却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论据和评判标准。本研究认为,这些不同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斯密—李嘉图转折”。它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对谷物的经济特点的分析不同,前者认为谷物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而后者则认为谷物价格决定了社会一般利润率。第二,对将自由贸易原理应用于实践的态度不同,前者倡导自然自由,支持自由贸易,但却拒绝依据理论体系来强行矫正现实;后者有更为强烈的自由放任倾向,几乎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试图创建一个乌托邦般的自由贸易世界。第叁,对农业和工商业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相关联地对地主、农场主和工商业者的评价不同。第四,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幸福及其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转折形成的原因,认为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内部而言,第一,斯密和李嘉图持有不同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斯密将理论探索视是一个演变的开放过程,新发现的或既有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是理论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李嘉图则认为理论应关注事物发展的长期趋势和“自然和恒常”因素,将由此得到的经济法则视作同确凿无疑的真理,并拒绝通过经验事实来对理论进行检验。第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相互渗透、互为基础;李嘉图则仅仅关注探求经济法则,将道德—政治考量完全从经济学中剔除了出去。从理论外部来看,谷物法争论在斯密—李嘉图转折的形成和李嘉图经济学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正统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李嘉图转变研究方向、探讨分配法则的原初动力就是为自己批判谷物法提供论据,这一目的促使他采用了“更加狭义和理性”的进路。另一方面,正是在谷物法提供的竞争舞台上,李嘉图经济学因其理论和政策建议的精妙结合而从众多理论中胜出,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和权威。这使得斯密—李嘉图转折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我们将经济学视为一种理解世界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斯密享有经济学之父的盛名,实际上李嘉图才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开创者。但主流经济学采用李嘉图进路的结果,是经济学的严重贫困化,使得其变得越来越与真实世界无关,并由此而在当下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使经济学走出危机,回到斯密无疑是一个自然而然且有效的选择。(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期刊2017-11-01）
臧峰宇[10]（2017）在《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与交往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政治哲学解读》一文中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论述并作评注,深入阐述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及交往异化,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路的批判。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穆勒基于最大幸福原则的研究,同时以处于生成途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运思确认超越异化的人性复归之路,从而彰显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底蕴。马克思开启了研究异化问题的新视域,力图摆脱交往异化与资本逻辑的束缚,使劳动者走上为承认而斗争的自我实现之路。(本文来源于《思想战线》期刊2017年05期）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现代经济学由兴起于17、18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来,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却可以追溯到古代政治学—伦理学的传统,实际上它是从古代的道德哲学、经过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自然法传统的历史嬗变、在近代道德科学的体系中演化发展而来的。古代道德哲学是对古代社会生活体系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而近代自然法传统则深入到对社会生活建筑于其上的基本人性法则及其相应社会权利的研究,它在研究方法上是分析性和建构性的。正是在对权利的深入研究中,作为近代道德科学体系一个分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才产生出来,它在性质上首先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它在最初拥有社会的整全视野。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
[1].郝继松.唯物史观何以超越经济决定论——基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的区别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
[2].聂敏里.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自然法传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3].王向远.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经济观与东方停滞论[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9
[4].李风华,张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分析上的得失——以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例[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9
[5].徐海伦,陈旌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逻辑[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
[6].胡天纬.《资本论》哲学基础探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8
[7].郑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
[8].李学俊.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C].第十四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二）.2017
[9].王长刚.自由贸易及其辩护：英国谷物法争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D].浙江大学.2017
[10].臧峰宇.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与交往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政治哲学解读[J].思想战线.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