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康有为继承今文学家的微言大义，为维新变法张目，乃成《新学伪经考》。该著于清代今文经学勃发之际，迎合了西潮激荡之下的学术潮流，是康氏政、学活动的成果。康氏并未在求真与致用之间做到完美的融合，其夸大其词，以文胜质，引发后世的诟病，甚至背负剽窃的污名。但吊诡的是，其致用的效果导致了新史学的兴起，求真的方法触动了古史辨的萌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得失告诉我们：求真与致用是学术研究之两端，求真的目的是为了致用，否则学术会沦为迂腐；而致用的原则是坚守历史的真相，反之会丧失科学的真谛。
[关键词]求真；致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学术研究中求真与致用的融合是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覆按历史，怎样在二者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代著史的学者往往囿于立场的不同，研究中多搜寻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于是王朝更迭之后，失去故国衣冠的比比皆是。不过，一味地以求真为铁律，丢掉致用的动机，为学问而学问，则会沦为迂腐的学究。康有为是近代影响深远的维新思想家，他的《新学伪经考》是维新期间的代表作之一，康氏以“我注六经”方法去完成“六经注我”的任务，求学术之真，为的是政治之用。当前关于《新学伪经考》研究的文章多集中于对其琐碎考证，诸如与廖平著作之关系、初刊年月、禁毁原因等等，专著则关注于探讨其与古史辨运动承继①相关文章：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陈占标：《〈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朱维铮：《重评〈新学伪经考〉》，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守乾：《“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析》，载《历史教学》，1995年第6期；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载《文史哲》，2010年第1期；孟永林：《安维峻首请毁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补正》，载《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李少波：《〈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黄开国、黄子鉴：《〈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载《孔学堂》，2017年第2期。相关著作：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出版，1987年；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本文试图以求真与致用作为主线，从《新学伪经考》的著述背景，对学界质疑的辩难以及对史学思潮的影响等几个方面重新审视该著的价值与局限，祈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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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学伪经考》的著述背景
《新学伪经考》是中国古代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的余绪，同时又开了中国近代以经典佐证维新的先河，康有为既浸淫旧学，又向往新学，其丰富的个人经历促成了该著的诞生。
（一）理论渊源：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历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密切相关。
周室衰微之后，孔子制礼作乐，修易序书，但是历经东周战火，秦代焚坑，劫余仅剩《易》经。汉惠帝重视儒家经典，派人寻访老儒，用隶书录下儒家经典，是为今文经。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1](p1969)之后，又在河间献王等处，陆续发现了用小篆写成的儒家经典数篇，是为古文经。今文经重视微言大义，强调通经致用，古文经反对借题发挥，倾向通经识古。善治今文经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武帝赏识，今文经立于学官。董氏尊儒术的目的是为了“以经术润饰吏事”[1](p3623)，不脱经世致用的范畴。汉哀帝时，善治古文经的刘歆试图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四书列于学官，但是受到了诸博士的反对。莽新建立前后，王莽比附周公，托古改制，为莽新代汉制造合法性。刘歆被其倚重，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订律历，“刘歆成为文化事业的中心人物，他可以用自己的理想构建一个文化的系统”[2](p369)。刘氏除了把前述四书列于学官之外，又立《乐经》《周官》《尔雅》等书于学官，并不断增删、改订，使得莽新代汉符合五德终始，把王莽打造成汉代周公。可见，刘氏已背离了古文经学“通经识古”的初衷。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今古文逐渐融合，但古文经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今文、古文之争名为捍卫学理，实为政治背书，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兼有政学两重身份的儒者，出入于求真与致用之间，形而上的理论服务于形而下的实用。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为维新变法张目，指斥刘歆之古文经为伪经，《新学伪经考》成为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的余绪。
（二）时代诉求：以经典佐证维新变法
学术研究中过于求真被讥为迂腐，过于致用被讽为孤妄，但做学者如果运用不良手段则不被容于学林，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剽窃廖平的《辟刘篇》一直被某些学者所持，这是一个未解的学林公案。
西潮激荡之下的中国，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龚自珍、魏源率先发挥今文经致用特质，其研究不再局限于纯学术的范畴，“在晦涩古旧的公羊学外衣下，龚自珍、魏源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习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积极的要求，其中已潜伏着重要的社会改革思想的萌芽”[4](p161)。而后，滥觞于冯桂芬，系统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成为晚清的主流观念形态。中西体用的名实之辩，一直被学界注意，罗志田认为“中体虽置于西用之前，但从其产生的历史看，中体实在西用之后”[5](p49)。中国士大夫的信仰支柱日渐崩塌，被立为官学、奉为经典，“无一人敢违，无一字敢动”的古文圣经贤传备受质疑。于是，新时代、新思想呼之欲出。在新旧交织、中西交错，传统知识分子彷徨无主之际，《新学伪经考》顺应时代要求，以经典否定经典，以经典卫护维新，开了新时代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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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观必然：康有为政治活动及学术思想的因应
康有为深受刘、魏、龚三氏影响，自述“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2](p374)自幼醉心政治的康氏，已经明显感受到改弦更辙的必要，在传统旧思想中挖掘新养分，社会才能进步。1879年，22岁的康氏胸怀天下，“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6](p9)之后，康氏遍读《周礼王制》《文献通考》《经世文编》等古书以及《西国近事汇编》《李□环游地球新录》，再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并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建筑、道路、巡警、法度等，改变了旧有的对“夷敌”观感。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两次会晤经学大师廖平。廖平一生思想多变。廖氏经学一变“平分今古”的代表作《今古学考》使其名冠学林，康氏也以此引为同道。康、廖会晤时，廖氏出示其经学二变“尊今抑古”的代表作《知圣篇》《辟刘篇》（后改为《古学考》刊行）于康氏。康氏最初以为廖氏惊世骇俗，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廖氏“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经廖氏反复阐说，康氏幡然悔悟，尽弃前说，“两心相协，谈论移晷”[7](p228)。不久之后，康氏宗《知圣》《辟刘》二篇之意，撰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康氏旁征博引古书经典，并互相参证，力证传世的古文经多为王莽篡汉时期刘歆所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8](p355)康氏服膺今文经学，抨击古文经学，其目的不在于追求学术的本真，而在于通经致用，《新学伪经考》奠定了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二、《新学伪经考》的质疑与辩难
《新学伪经考》问世至今，誉谤参半。誉之者称“《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9](p238)。谤之者谓“康有为的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说，在见解上在引证上没有一处不是剽窃前人，唯一发明只在将前人的疑点、疑义或臆测，统统拿来作为刘歆的罪状，并冠以‘新学伪经’四字。”[10](p242)该著引起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兹举例如下，予以辩难。
（一）《新学伪经考》“犯科学家之大忌”的质疑
最后，曾编纂《廖平选集》的李耀仙除秉持上述观点之外，还提出康氏“年初命笔，四月作序，七月刊竣，成书之速，足命人惊”的说法[16](p17)，显然，李氏受到了廖氏倚马成书、弹指成塔的误导。康氏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5、6月间刊行《长兴学记》，该书已经有了刘歆作伪的大意，“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于是有《毛诗》《周官》《左氏春秋》，伪经增多，杜林、卫宏传之，二郑、马融扇之，郑康成兼揉古今，尽乱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硕学高行，徒众最盛。”[17](p349)况且，康、廖会晤于1890年，两年成篇幅不长的《新学伪经考》绝非难事，成书之速说不能成立。
康氏为了增加《新学伪经考》的信服力，很多地方夸大其词。诸如开篇即说“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岁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哉！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8](p355)康氏把两千年的罪恶归于刘歆一人，刘氏之前没有“累毒生民、覆宗社者”，而之后则是“人主奢纵，权臣篡盗”；又如“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征应四布，条理精密，几于攻无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绐二千年，而无人发其覆也”[8](p362)“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8](p402)果如康氏所言，刘歆则成为遍伪群经的天才，无一经遗漏，且条理精密至无人能疑，这明显与历史不符。
除此之外，康氏在拣择材料时不是“去伪存真”，而是“去废存用”。《新学伪经考》第一篇即《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康氏引用《史记》《汉书》材料互证，目的是为了说明，秦代焚坑未使六经亡缺，统治者是为了“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8](p357)，因此儒家经典并未尽烧，而是藏于秘府，由博士所职，同时引《朱子语类》云“秦只教天下焚书，他朝廷依旧留得”[8](p357)。康氏所论较合情理，但如梁氏所言本不必借重于“枝词强辩而始成立”，却“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而弄巧成拙。诸如《新学伪经考》所录《史记》中关于秦始皇焚书记载，其故意隐去原文“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等语，显然“弃世”“族”“不举者与同罪”不利于支撑其“六经未尝亡于秦”的观点。但康氏此举适得其反，该著备受攻讦，多源于此类拣择。朱维铮据此讥之为“康有为要‘创造’中国的‘新约’，便不能不‘发明’它从来完好无缺的怪论，而秦朝焚书使六经亡佚残缺的历史记录，正是对他的‘发明’最大的障碍。”[10](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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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新学伪经考》的议论、考证确有“犯科学家之大忌”之弊，但这并不能作为否定该著价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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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该著并非“以伪乱真”的造伪之作。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12](p9607)，可谓致用的典范，也是治史的经典。“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为治史者所必须。孔子做《春秋》亦如此，“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3](p1563)《新学伪经考》遵循了治史的传统，按其政治需要笔削历史，拣择材料，成一家之言。康氏的失误在于过于急功近利，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其文夸张有余，严谨不足，即所谓“犯科学家之大忌”，但是该著绝非造伪之作，也未背离史学求真的传统。
其二，该著价值更偏重于致用的政治宣传。《新学伪经考》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作品，而是为宣传而学问的作品，其文笔华丽，朗朗上口，极富煽动性。该著的价值不是琐碎的考证，而是笔底的深意。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其作用不可低估。封建卫道士叶德辉指出，“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14](p184)。“《新学伪经考》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肆之志，以发摅其傺侘不遇之悲。”[14](p189)叶氏看得很清楚，康氏想通过《新学伪经考》去实现其维新理想，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该著虽没有直接的“黜君权，伸民力”，但已经隐藏在行文之间，嗅觉灵敏的反对派立刻进行反扑。
（二）《新学伪经考》剽窃之辩难
清代中前期，以强调训诂，轻视义理的乾嘉考据为主流，乾嘉巨子们重证据轻理论，学术研究多求真求实，少关注国事民瘼，属于古文经的范畴。中晚期，今文学家庄存与著《春秋正辞》，试图发挥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自立其说。刘逢禄继之而起，但他们的影响远未超越古文经。鸦片战争之后，社会环境、政治局势的变迁，使得今古文最终易势。周予同认为“道咸以后，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鸦片战争，智识阶级乃出而摆脱名物训诂，张公羊微言大义以经世，希图斡旋世运”[3](p28)。内忧外患，世道衰颓，知识分子本着“反求诸己”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卫国之道，于是黯淡已久的今文经再次登堂入室。
主康氏剽窃廖氏观点最力者是钱穆，“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15](p839)李耀仙认为康氏成书的速度应做其剽窃的依据，朱维铮认为古文诸经伪作说从汉唐到宋清一直有大家论证，康氏拾人牙慧，剽窃前人。据此，做如下几点辩难：
(三)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深入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对于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其次，钱穆征引廖平多段自语，以证康氏之剽窃。诸如“丁亥，作《今古学考》。戊子成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著《伪经考》《长兴学记》，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然足下身自讳避，使人有向秀（钱穆按：应为郭象）之谤。”[15](p843-844)不难看出，廖氏对康氏的不满、讥讽，但除了郭象剽窃向秀的隐喻之外，并无直接剽窃的证据。
首先，康氏受廖氏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梁启超毫不讳言的承认“今文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11](p65)这是钱穆主该著剽窃说最主要的理由，但这不足以证明康氏剽窃。康氏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西方民主观念的熏陶，在民族危亡，彷徨无措之际，读到了廖平的《辟刘篇》，继而梳理其经学思想，把廖氏的纯学术研究升华为政治思想，乃成《新学伪经考》，康氏的宏观立意远过廖氏，关于启迪与授承，借鉴与剽窃的问题是不言自明的。钱玄同说“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昏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连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9](p242)诚然，钱氏受其老师崔适影响，对廖氏有所偏见，笔端带感情色彩，但其作为知名学者绝不会为剽窃者如此背书。
再次，朱维铮认为康氏剽窃是因为在康氏之前曾有多人持刘歆造伪的观点，康氏只是因袭前人，并无创见。朱氏所论也不能成立，以此逻辑则东汉何休、唐代赵匡、宋代欧阳修、清代庄存与等人凡主张刘歆造伪者均不脱剽窃之嫌疑。相反，朱氏言论恰恰给康氏未剽窃廖氏做了一个注脚。代表封建正统，极端仇视康氏的叶德辉也有言“以《周礼》为刘歆伪撰，宋儒胡五峰之言也，朱子已考之。近世万充宗、方望溪之徒扬其颓波，康有为又拾万方之唾余。”[14](p188-189)拾人唾余与剽窃他人具有本质区别。
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产业、就业、社会改革等各个方面⑯，需要在地方政府的合理规划、引导、支持与保障下，构建基础设施、资金渠道及产业支撑等推进路径。其中，基础设施是前提，资金渠道是保障，产业支撑是核心竞争力。
梁启超评《新学伪经考》时说，“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11](p66)作为康氏得意门生的梁氏参与了该著的编检，其评论较为中肯。
《新学伪经考》刊行之后影响颇大，“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群起，朝野哗然”[15](p845)。康氏也因此名震天下，成为新派领袖。此后，该著的影响很快溢出政治的范畴，意外的引发了两次近代史学思潮①康有为对两次史学思潮的影响是由《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注重破坏，后者倾向建设，本文重点探讨对古史的破坏，《孔子改制考》不在论述范畴之内。。
1891年《新学伪经考》成书，凡十四篇，康氏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隋书经籍志》等古籍的梳理，以摘录经典原文，用按语表达己见的形式考证《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典为刘歆所伪造。其目的是否定旧说，再造新说，学以致用。1888年《辟刘篇》成书，但并未刊行传世，在此书基础上成《古学考》，1894年作序，1897年刊行。《古学考》由六十六条经语组成，分成两部分，前面是旧说新说对比体例，后面随意阐发。《古学考》主旨仍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典。其目的是甄辨古今，尊今抑古，文以载道。康、廖二书的编纂体例、叙事风格、论证方法迥异。康氏宗廖氏大旨，以乾嘉学人考证的手段，达致用的目的，可讽为孤妄，不能背剽窃的诬名。
综上，因为《新学伪经考》“犯科学家之大忌”，或以该著疑似剽窃，而对其全盘否定，则有失公允，但是称其“字字精确”也明显过誉。康氏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超越时人的胆魄做《新学伪经考》，对儒家经典予以破坏，为维新变法张目。但是，康氏也囿于时代局限，不能建立起一套适应时代的新理论，最终在求真与致用之间进退失据，彷徨无主。王国维指斥康氏“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18](p122)。
三、《新学伪经考》对近代史学思潮的影响
3.1 研究内容的特点 本研究的切入点是对静脉输液整个流程可能涉及的风险环节及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强调对输液过程中的风险思考，而非静脉输液操作技能的考核标准。具体的风险内容不仅涉及钢针穿刺，而且包括外周静脉留置针使用及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研究内容密切结合临床实践，如风险内容中包括了输液仪器设备的使用及维护内容，这是考虑到临床上越来越多的输液仪器被使用，而护士相关的使用知识往往缺乏而导致意外事件发生。同时研究中既考虑静脉输液过程中患者的风险，也通过“职业防护”的内容考虑输液执行者的风险。
（一）《新学伪经考》促成了新史学的兴起
中国近代第一次史学革命②王汎森认为中国近代三次史学革命，第一次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第二次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实证史学为主，第三次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源自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梁氏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汗牛充栋的史籍，“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其病原有四，即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19](p738-739)。梁氏倡言史界革命，呼吁冲决网罗。新史学研究的视野由王侯将相下移至贩夫走卒，由关注兴亡隆替到重视日常生活。“民权”“社会”“国民”等概念充斥到新史学家的话语体系之中。虽然康有为主张通读历史，即可知天下事，似与梁氏相悖，但是新史学的思想在《新学伪经考》中又处处暗合。
《新学伪经考》考证古文经都是伪造，“伪经焜焜，烁耀施行，凡两千年。积非成是，戴尔奉之，胡帝胡天。”[8](p437)同时，康氏也不相信今文经为信史，王汎森认为“在康氏心目中，不管是在古文经、今文经、或先秦诸子中的史事都一样是伪造的”[20](p195)。康氏对经史的否定，与梁氏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9](p737)如出一辙，虽然二氏立意不同，康氏的目的是破坏经典，打破束缚，梁氏的目的是建立民史，重塑文明，一则在破，一则在立，但是师徒前后相继，则是历史的事实。
(2) 在三点弯曲试验中，花岗岩和大理岩脆性试样变形破裂过程会产生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在线弹性阶段花岗岩有较强的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大理岩的电荷感应信号和微震信号强度则较弱；而在破裂发展阶段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幅值都达到了最大值，花岗岩试样变形破裂过程产生的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强度比大理岩试样的大且事件数也多。
梁氏所倡导之新史学视角下移，回归历史现场，认为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只是一部贵族史、君史，没有国民史、社会史，这种思潮追根溯源是《新学伪经考》对三千年古史的破坏，对权威的扫荡。《新学伪经考》甫一成书，即遭封建权威打压。1891年，康有为初刻该著，1894年，旋遭毁禁。给事中余联沅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6](p24)光绪帝立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21](p382)李瀚章后令其自行焚毁。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氏呈该书于光绪帝，允许再刻，但随着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不久后再遭毁禁。1917年，万木草堂重刻，才得以传之于世。该著所主张的“黜君权”“伸民力”与新史学的“写民史”“去君史”是一脉相承的。“近代——尤其是戊戌前后，民权思想大兴，形成一个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潮”[22](p10)。1902年，康有为写成《公民自治篇》，呼吁中国“造公民”[22](p12)。这是康氏《新学伪经考》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由于新史学的出现，才有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史学思想，才造就了民国时期灿若星辰的史学发展新局面。当然，这种局面绝非康氏有意为之，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新学伪经考》触动了古史辨的萌发
受到《新学伪经考》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思潮，也即王汎森所言的第二次史学革命。关于二者关系，论辩著述已然很多，但仍然人言人殊。徐中舒曾指出，“《古史辨》出于今文学派，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不足为凭的。”[23](p71)徐氏以为博大精深的古史辨不可能源自建基于沙滩之上，充满“漏洞和朽柱”的清末今文学，“顾先生对今文家认识得这样清楚，批判得这样彻底，他用科学方法进行古史研究，怎么能跟着这一班今文家甘心屈抑自己的理性，做汉学的奴隶，做自欺欺人的勾当。”[23](p72)汤志钧认为顾颉刚“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疑儒经之非，辨古文之伪，熏陶了今文余绪”[24](p76)。不过“顾先生虽然‘倾心’于康有为的‘卓识’，但‘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24](p77)。二氏都承认康有为的今文经对古史辨派的影响，但是古史辨的科学考证与康氏的迷信、诡辩迥异，不过对于影响的程度则见仁见智。王汎森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一半的篇幅探讨清季今文学与古史辨的关系，王氏认为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他们本意是反求原典，“揭露圣人制礼作乐的真正用心”，但吊诡的是走上了一条疑古辨伪之路，这条道路直接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顾颉刚在初读康氏二考之后，“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5](p23)之后顾氏所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多处与《新学伪经考》相互印证，并坦言“《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中心思想及其考证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读者诸君如不信，不妨把他所说的各篇，照班马异同的办法，抄出比较，看他们是不是在两个时代潮流中对于圣人的经典的派别和数量有很冲突的记载？”[2](p375)钱穆曾忆及与顾氏的一段交往，“余自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创《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26](p154)。《新学伪经考》对顾氏之影响材料颇多，不再一一列举。
顾氏早期曾服膺章太炎“求是”的古文经，认为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家“全是些妄人”，应该做“真学问”。但后来发现章氏的“求是”只是以“东汉古文经学家之是非为是非”，并不能“满足其‘求真’的诉求，而今文学家之‘辨伪’，却为顾颉刚之‘求真’理想提示了方向”[27](p18-19)。诚然，作为引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思潮的古史辨运动不可能完全信服康有为的今文经。顾氏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谈及钱玄同跟他提到的一个《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桑生被狐化的莲香，鬼化的李女同时纠缠，病倒在床上。钱说，“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像莲香，古文家好像李女，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28](p161)王汎森认为康有为与章太炎在今古文之争上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而顾氏“取了他们互相攻击的部分，既不相信上古信史，又激烈反孔，奇妙地组合出他的上古史观点”[20](p59)。今天，探讨《新学伪经考》与疑古思潮确实应该跳出古今中西的束缚，康有为的辨伪只是顾颉刚学习之一点。
康氏的致用效果导致了新史学的兴起，求真方法触动了古史辨的萌发。《新学伪经考》对两次史学思潮的影响，均非康氏所愿，但正如王汎森所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便成为物质力量’（马克思语），能掌握群众的思想不一定是客观精审的真理。但是不管是精审客观或鲁莽武断的思想，一旦他有了继承者，便发生力量。”[20](p106)
综上所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并非学术研究中求真与致用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他的急功近利为该著蒙上了阴影，也是被后世所谤的缘由。侯外庐说，“今文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射古今’，但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尤其研究古代史，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9](p4)求真与致用是学术研究的两翼，傅斯年笃信“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30](p9-10)，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批驳日本学者矢野仁一“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而作《东北史纲》。吕振羽秉承“撰文著述每每感于时代使命，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阐明现实社会中党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历史依据”[31](p200)的原则，但照样做出了史料与考古相结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为求真与致用的结合提供了土壤，但致用的目的一定为了历史的进步与人类的真善，否则历史会失其真相。
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探讨.........................................................................郑友德 王活涛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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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1.011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11-0083-07
作者简介：申海涛（1978—），男，河北高碑店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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