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山东地区研《四书》者，绝大多数以朱注为基础，重在义理。乾隆年间福山萧榕年作《四书引左汇解》，原为子侄易于记诵之家塾读本。但因其“传文俱遵左氏原本段落不敢增减一字”，贵在一“真”；又以四书为主，尊崇朱注；谋篇布局上有所取舍；评语与注释虽有不足但简明易懂，不失为“四书学”兼“左传学”的入门读本。
关键词：萧榕年；四书学；左传学；诠释方法
自《左传》成书以来，因其编年体性质所限，对其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解构的代不乏人。清代山东学者的研究著作就达二十余部（据《山东通志》）。邹平马驌以纪事易编年，撰《左传事纬》十二卷、福山萧榕年《四书引左汇解》于四书中记人记事分见与左氏者按次第编辑成帙，引人入胜；益都李文渊《左传评》以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于文法推阐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他如胡文光《左氏文评》、马邦举《春秋左传考略》等。其中福山萧榕年的《四书引左汇解》因其身兼“四书学”与“左传学”，又尊崇朱注，重在义理，在清代山东经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8] 匡增军、蒋中亮：《俄罗斯与波罗的海邻国的海洋划界争端解决》，《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6期，第75-77页。
一、本书性质考订
萧榕年的《四书引左汇解》共十卷。其中《论语》引左汇解共七卷，涉及四十九人，《学》、《庸》一卷，涉及六人（含物，事典），《两孟》两卷，十五人（含物、事典）。在《山东通志艺文志》被归入“经部四书类”，与通常所见的《左传》纪事本末类以及《四书》人物考著作不同。
对于将《左传》的编年改成纪事本末体的马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评价说 “骕尚有《左传事纬》十二卷，将《左传》的编年体改为纪事本末体，亦便读者”。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正像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言，“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2]至于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四书左国辑要》《四书左国汇纂》等编著，书名虽异于纪事本末体，但从目次来看，仍属于一类，如《四书左国辑要》目次即有：“齐桓公本末，附公子纠、召忽、易牙；晋文公本末，附舅犯……齐景公本末，附叔孙侨如”等；《四书左国汇纂》卷二亦名“齐桓公本末”。
（3）通过Malmquist指数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分析表明：各地区技术效率增幅大于技术进步增幅，特别是规模效率增幅较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从时间维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均呈现不同波动，前期波动较大，2014年后趋于平稳；总体来看，技术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技术进步指标相对于技术效率指标的增长来说，相对缓慢，特别是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增长最慢。而从规模效率增长看，三大地区规模效率增长幅度均大于纯技术效率增长幅度，特别是西部地区增长最快，为7.2%。说明应加大对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推动产业技术进步。
而从《四书引左汇解》来看，虽也有“卫君章（出公辄始末）”等类似的标题，但更多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如“齐桓公（管仲传附）”“季桓子（阳货传附）”“三桓（合传）”等，而这种纪传体又与明朝武进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也不同，“四书人物考者，考学、庸、论、孟所载之人物也。”但薛氏此书，“中间多采杂说而不著所出”“固不敢过求其真赝也”[3]，材料驳杂，不加拣择，虽“全”而不“真”。
萧榕年作此书的目的与薛应旂相似，薛氏云：“古人之载于籍者多矣。不为遍考而独于四书者何？以四书表里六经，经纬宇宙，经筵进讲、学校设官首是焉先也。迩来命世之英固多，而驰焉场屋者惟事速化，岂直子史束阁。虽四书所载名氏已大都不省其为何，如人矣夫。”[4]
而对于传文与四书记录相异的内容或不作引录，避免争议；或列于另篇，更换主题。
二、述左之意犹是述四书之意
2.1 两组PDCD4表达率比较 良性对照组44例患者中，40例呈PDCD4阳性表达，阳性表达率为90.91%，EOC组92例患者中，42例呈PDCD4阳性表达，阳性表达率为45.65%。两组的PDCD4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465，P<0.05)。见图1。
（一）四书一体，选人作传
如果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将反复出现的人物安排妥帖。孔子在《孟子》中出现八十一次；管仲在《论语》中出现四次，在《孟子》中出现十三次（含管夷吾一次）；柳下惠在《孟子》中出现九次，在《论语》中出现两次；孟献子事迹见于《论语》《学庸》《两孟》；晏子在《孟子》中出现六次，《论语》中出现三次。如何将这些人物进行合理的安排，才能更加条理清晰呢？作者采取的方式是将四书合而为一。
S1：利用线性排序得到个体适应度，参考截断选择法的基本思想，将个体按照适应度的高低进行排序，保留父代种群中前1/5的个体；
子产为郑穆公之孙，在郑简公、定公时执政，处于晋、楚两大国争强之时，对内惠民主敬，对外有礼有节，使得国家安定和平，是当时了不起的政治家。《左传》从两个方面（政治家、外交家）进行全面的描写，《论语》中《宪问》和《公冶长》篇共有三章涉及到子产，既有对其人的综合评价，“子曰：‘惠人也’”；也有对其政事和外交辞令的详细评说：“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样的人物多次出现，《论语》《孟子》的记录有重复的地方，就会特别标出，如《论语》的《上论》中“卷二之三”的“子产”一条，在引用的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一文上加了眉注“子产听政”，这四字出自《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其他如三桓有合传，季桓子、孟庄子有分传，列于《上论》，孟献子则列于《学庸》，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则。
（二）尊崇朱注，重视义理
最典型的例子.莫见于“下论”中的“臧武仲”一条，在《论语 宪问》中提到了子路问成人，孔子回答的关于“臧武仲之知”的问题，朱熹集注云“知足以穷理……程子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礼乐，则无不正矣” [6]。《左传》中记录臧武仲之事材料繁多，《四书引左汇解》在此处则仅仅选录了襄四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事，从萧文来看，目的并不是要突出臧武仲之好知不好学，而是处处突出其知与礼乐，如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之功。臧武仲谓季孙曰：“非礼也……”[7]；襄公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赐于其从者。而于是鲁多盗，季孙命时任司寇的臧武仲治理，臧武仲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7]，正是突出朱熹集注中“无不正”的观点。
如《下论》“卷五”的“宣公税亩”一条，卷首的目录标题选取的是朱熹集注中的“盍彻乎注”，正文中则将“宣公税亩”作为正标题，“盍彻乎注”作为副标题，朱注说周朝实行井田制，“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什取其一，则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请但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6］萧书引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并对“谷出不过藉（即“盍彻乎”之“彻”），以丰财也”[5]加以注解，兼且表达了朱注的态度，更加清晰明白。
前例如“公山弗扰”传中，前人已经证明公山弗扰与公山不狃为同一人，因此萧文中题为“公山弗扰”（《论语》），文中则是称“公山不狃”；季桓子（阳货传附）文中出现“公山不狃”，眉注则云：“公山弗扰”。《左传》记载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以费叛，孔子时为司寇，下令讨伐，与《论语》记载有异，前人论述甚多，对此萧文未引此节，而是引录了哀公八年逃到吴国的公山不狃如何保护鲁国。“下卷”的“季桓子（阳货传附）”也是此种安排。其中的传主本是季桓子，阳虎为附，可综合萧文来看，阳虎似为传主，除了定公五年季平子卒，季桓子掌权之后，就是“阳虎使季、孟”“六年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幣”“定七年……阳虎居之以为政”“八年，故五人因阳虎”，“九年，阳货（杜注为“虎”）归宝玉、大弓……阳虎遂奔晋适赵氏”[7]。这样的安排正是突出了季氏被家.臣夺权，所谓“三桓之子孙，微矣”的感叹（《论语 季氏》）。对于阳虎到赵国后，受到赵简子重用（记录在哀公二年、九年）因与四书所载有异，略去。
（三）以时为序，依附四书。
周龙官《四书左国辑要》和高其名、郑师成的《四书左国汇纂》是按照君、公、大夫、文人、学士等阶级出身安排，如齐桓公本末、晋文公本末、秦穆公霸西戎、鲁昭公本末，齐桓公下又附有公子纠、召忽、易牙，秦穆公下又附百里奚、齐景公下附叔孙侨如等，而本书则将子产单独列出，不附于齐景公下，又另列《齐景公问政章》一节。虽然作者在例言中说“采引故实各有主脑，以管仲附于齐桓、阳虎附于季桓子之类，不以四书先后为鳞次，余皆仿此”[5]，但纵观本书，上卷卷一即是孔子、子贡、孟懿子、哀公……，除孔子外，正是《论语》中《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为政》“孟懿子问孝”的先后顺序，其他同出自《论语·公冶长》的“子产、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崔子、陈文子、季文子”也是按照先后顺序来安排行文的。
（2）授课内容枯燥，授课方式单调。受学制、课时限制，教师难以深入讲授法律知识，且学校安排的法律课授课教师大部分是法学院专业教师，缺乏医学、护理法律专业知识，学生往往只能学到纯粹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因此，学生对所学法律知识掌握不牢固，记忆不深刻。
对于不能按照先后顺序安排的其他人物除了在标题中显现外，往往还会加以说明，卷七三桓（合传）之后是公山弗扰，按照《论语》的章节安排，《季氏》下应该是《阳货》即“阳货欲见孔子”章，而作者为了突出“陪臣执国命”，特意在三桓（合传）后加以说明“阳货传附下季桓子传”，接着是记叙《阳货》的第五章人物“公山弗扰”，然后才是《微子》的第四章人物“季桓子”。这种安排正是扣紧四书引左之名，四书为主，引左只是为了汇解，即使如孟献子、孟庄子虽为父子，但一出现于《学庸》一出现于《论语》，只能是子在父前。
三、谋篇与布局
与《左传》叙事写人不同，《四书引左汇解》对材料进行相应的裁剪，使之符合四书义理。本书并非如前文所说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或者因《史记》的纪传体文一样，而是扣紧四书中的段落章节来安排材料，对于四书中论述到的人物有的可能会因为特殊的原因，生平事迹原原本本加以引录，多数人物则仅择取与四书相关的评论展开。
（一）以《论语》为主，平衡《学庸》与《两孟》
目次中《论语》分上论、下论共七卷；《学庸》一卷；《两孟》两卷。尤其是《学庸》因典故无多，在整本书的安排上就足见作者的安排与用心，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下论卷八的“动四体注”。这一题目来自于《中庸》二十四章，正文标题则是引朱注的“置玉高卑，其容俯仰”，将“动乎四体注”作为副标题，这样的安排仿佛极不合理。第一，好像是主副题颠倒了，《中庸》之正文为副标题，朱熹集注为正标题；第二，所引定公十五年的传文详细记录子贡预言式判断以及仲尼的评价，好像是为子贡作传，偏离了主题。依笔者来看，萧氏这样安排的原因如下：第一，主副题的颠倒正是本书“述左之意犹是述四书之意”宗旨的体现。这一节朱注的原文是“四体，谓动作威仪之间，如置玉高卑，其容俯仰之类，凡此皆理之先见之也”[6]，萧文通过引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礼之后得出“二君皆有死亡焉”的预言式评价表达了《中庸》之“至诚如神”的义理。第二，因为“学庸典故无多”故，卷帙本较两论颇简。“子贡”本来的汇解已经安排在上论的卷一，其中详细记录了哀公七年、哀公十一年、哀公十二年的事件，出于整本书平衡的安排，在“动乎四体注”中引入子贡的主要事迹，可以充实.《学》《庸》的篇幅；而且，萧文引用《左传 定公十五年》事件时，在子贡观礼之后略过了“吴之入楚也”一段，直接接上了“夏五月壬申，公（鲁定公）薨”以及孔子对.子贡“不幸而言中”[7]的评价，也是和《论语 先进》中孔子评价“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6］相呼应，使得整本书更加系统。
（二）传文的拣择完全服务于四书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引的“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宫文子过郑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受到卫君赞赏，但是这一事件却不列于子产传记处。据笔者看来，萧氏这一安排的原因有二：一是可以解决引文相异之处而不好置喙的尴尬；二是这部分内容虽不是凡例中所说“一或二人事实太繁累牍难罄其中无关体要者”，究竟是子羽、冯简子和子大叔的合传，出于材料的安排作了剪辑。如果仅仅是因为累牍难罄，下节的“子产不毁乡校”则全文收录，正是因为，“仲尼闻是语也，曰：“由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正是上文的正例。因此处之“仁”正是《论语·宪问》之“惠人”的评价。如果同一事情或相似评价在两书中完全一致，作者引用起来是不惮烦的。
自南宋《四书章句集注》出现，“四书学”正式形成。清初到盛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山东地区仍然通行，清代山东地区研《四书》者，绝大多数以朱注为基础，重在义理，专研汉注的比较少，萧氏此书亦是如此。《四书引左汇解》前有渤海王采珍序，明言萧榕年此书“全以四书为主，述左之意犹是述四书之意也。”[5]作者自序亦云：“左氏妙文甚夥，其无关四书事实者勿嫌割爱，与他本选左者不同”[5]。
关于萧氏此书，王采珍序云：“夫四子书，何人不读，亦何人能读？文章取士数百年，无论心法，渺不可追，而不学贻讥以艰深，文其因陋者何可胜道？……萧君上溯四子心法，探索有年，复为是编示后学从入之门，凡有功四子书者皆作引作读可也。”[5]萧氏自序亦云：“是集专为幼学起见”“原为子侄易于记诵”等语，都说明作书目的是为了科举。但本书与《四书人物考》相比，显然又多了一个“真”字，正如本书的例言所言“采录原文俱尊左氏原本段落不敢增减一字”“音释注解俱尊《杜林合注》《左传释义》诸书未敢自为臆断。”对于《左传》中的精彩文章，“无关四书者勿嫌割爱，与他本选左者不同”[5]。总之，与《四书人物考》相比，虽不全但贵在一“真”。
有的地方朱注则仅仅作为副标题出现，如卫君章（出公辄始末）的副标题出自《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朱熹《集注》云：“卫君，出公辄也。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国人立蒯聩之子辄。于是晋纳蒯聩而辄拒之。时孔子居卫，卫人以蒯聩得罪于父，而辄嫡孙当立，故冉有疑而问之。”[6]所以本书在章节下注曰“出公辄始末”。
眉批与传统注疏相比更能表现评点者的主观观点。“与传统注疏相比，眉批高置于本文之上；此外，评点者往往标榜自我的心得创见，注疏则多强调考证之征实有据。经典蕴意无穷，而评点者以读者的身份反映其视域内的理解，自是经学流衍的一个支系”[8]。
就在倪二泉自我陶醉的当儿，陈山利、牛力军一些顽皮的战友，总是恶作剧地从倪二泉唇边夺走菊花的照片，大叫着：“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凭什么就你独享艳福？”
（三）选录传文与朱注紧密结合
正如前王采珍序云：“读古人书，因人见事，因事见理，因理见心，而由糟粕以得精华，由文章可悟性道。……左氏之文，虽不必尽全于圣人之经之旨，而圣人之经之旨未尝不分著于其人其事之中。淹贯者久之，由分得合即由博反约，糟粕也而精华存焉，所谓得阅性与天道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萧氏在文中的最常用手法是将目录标题或副标题加以强调。
其他如三桓合传见于《论语 .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朱注云：“自季武子始专国政，……而为家臣阳虎所执……此章专论鲁事，疑与前章皆定公时语。”[6]传文则引了庄公三十二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等材料，把三桓之祖、三桓与襄仲、三桓之内部权力制衡与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季氏与家臣等事详细说明，与朱注紧密结合。
四、评语与注释
在评语及注释上，《四书引左汇解》也有自己的特色。表现为与朱注紧密结合，少总评，多眉批、夹批，注释方面则多释词，少释句，多天文，少地理。
（一）眉批与朱注紧密结合
后例如把《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的“子产之从政也”诸事，如“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能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裨谌能谋……” [7]等材料不列于“子产”下，而是分列到下.卷的“为命”章，即是因为这段记录和《论语 宪问》中出现过的“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稍有不同。
1.《四书引左汇解》中的眉批有的直接出现四书中的关键词。如“卷下”的“以防”一条，引《左传》“襄三十年”之事，与朱注中对臧武仲不得防地则欲据邑以叛之事给以“要君”的批评相结合，且与前文突出其“好知不好学”相照应。
2.无症状期的诊断标准：有流行病学史，结合HIV抗体阳性即可诊断。对无明确流行病学史但符合实验室诊断标准的即可诊断。
2.对于朱注中加以强调的地方也会用眉注加以强调，显示出重视义理的一.面。如“卷下”的“告朔”一条，本出自《论语 八佾》中子路和孔子关于告朔之饩羊该不该保留的讨论，朱注中重点强调了“鲁自文公始不视朔”[6]一事并持批判态度。萧氏在此条之下引了《左传》“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一段，且加眉注“注文公不视朔”，正和朱注一致。再如眉注最多的“三桓”（合传），更是大量引入朱注，如昭公五年，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与眉注中所引朱注内容互相印证。
3.对于朱注中内容较多又不便全文引用的地方则又另加注以便触类引申。如“上论”中的“季文子”一条本来是突出孔子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批评，朱注解释较繁，云：“季文子虑事如此，可谓详审，而宜无过举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讨，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图多思为之尚”[6]萧文在引用了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之后仅加了眉注“三思注使齐纳赂”七个字，至于具体的解释与态度则需要通过翻检朱注才能详细了解。但因“三思注”已经是义理核心所在，“使齐纳贿”也可看清季文子之为人，正如钱穆所说：“季文子之为人，于祸福厉害，计较过细，故其生平行事，美恶不相掩，若如前解（遭丧），孟子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乃指义理言。”[9]萧氏此种做法既是方便子弟学习，更是要服从于本书“述四书之意”的总则。
（二）尾注与朱注紧密结合
如卷七之“蘧伯玉传”在所引的“襄公二十六年”材料选录的两节蘧伯玉的两次“从近关出”后加了尾注“两段见蘧伯玉全身避害”[5]，表明了作者对蘧伯玉其人其事的态度，重点强调了孔子对蘧伯玉能够远身避害的称扬，与朱注“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故曰君子”[6］相结合。
常见的钻孔灌注桩的问题有：①断桩问题，造成的原因有：浇筑混凝土的配比问题；泥浆的指标不达标，钻机不平稳；搅拌设备问题导致混凝土浇筑时间长；浇筑的间歇时间超过了初凝时间导致断桩；导管埋设深度小，管内压力太小，过着导管深度过大，浇筑过程中管口的混凝土已经凝固；施工中把泥浆混入混凝土。②桩体混凝土出现蜂窝等现象，主要因为有混凝土本身的问题，水平承载桩布筋过密。③出现扩径和缩径的问题，比如在施工过程中钻锥磨损、焊补不及时等原因导致。
（三）释词多天文，少地理
如“下卷卷八”的“伐冰”（《学庸》）一条，分别释天文三：“‘北陆’：道也，谓夏十二月；‘西陆’：谓夏三月； ‘火出’：谓三月、四月中”；释人名（神名）一：“‘司寒’：北方神。”［5］与杜注详释三十条相比，更加简明易懂，适合幼童学习。再如“下卷卷八”的“昭穆”（《中庸》）一条，对“昭穆”加以解释，“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十六国皆文王子），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四国皆武王子）”[5]，至于十六国与四国今指何地，则毫不涉及。
虽然萧氏此书有引杜注且未注明之处；有发挥处；有通俗处；甚至有不准确处，如卷七之蘧伯玉传中，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使歌之，（师曹）遂诵之”，萧注曰：“诵，说之”[5]，实在是过于简单且不准确，“诵诗”需要以声节之，有抑扬顿挫的形式[10]；且注释符号不统一，如“〇”有时用在释义与释音之间，有的则是分段的标志。但因尊崇朱注，专为幼童起见，不失为简明的“四书学”兼“左传学”入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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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lassics’ Significance and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on The Four Books and Zuo Zhuan
Bai Xiuye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made by Zhu Xi, most scholars studying on The Four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rgumenta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Xiao Rongnian from Fushan had one work named Collections of Annotations on The Four Books and Zuo Zhuan, which had been designed as a simple reading book in home school for posterity. This book is valued for tru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of Zuo Zhuan neither adding nor deleting anything.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it thinks highly of explanatory notes made by Zhu Xi and makes reasonable choice in text and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entry-level book which combines The Four Books with Zuo Zhuan of despite some inadequacies comments and notes.
Key words: Xiao Rongnian; The study of The Four Books;The study of Zuo Zhuan; Interpretation methods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9）02-0112-06
收稿日期：2018-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唐五代经学史”（13BZS013）阶段性成果；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清代山东《左传》文法研究”（J14WD34）阶段性成果；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项目：清代山东“四书学”研究（2017QWH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柏秀叶（1977—），女，山东济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许海丽）
标签：论语论文; 左传论文; 孔子论文; 本末论文; 本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唐五代经学史”(13BZS013)阶段性成果 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清代山东《左传》文法研究”(J14WD34)阶段性成果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项目:清代山东“四书学”研究(2017QWH005)阶段性成果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