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陆九渊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祠堂记》通篇以议论为主，立论、驳论兼用，仅末段记述祠堂重修始末，深合“记”的文体特征。陆九渊对百年王安石地位升沉有所了解，他从大道传承谱系立论，赞扬王安石光明俊伟的人格，批评王安石不能发明本心、学之蔽而政事乖，褒中有贬，褒贬相间；并驳斥王安石乃亡国罪人的言论，认为王安石的排斥者及元祐诸君子等应承担过错和历史责任。《祠堂记》的论证逻辑，具有浓郁的陆氏学术色彩，尚本务简。在南宋尊程(洛学)贬王(新学)的文化语境中，陆九渊《祠堂记》系统而褒贬并行的评价方式，深具了解之同情，代表着知识界对王安石分而论之的共识。
关键词：王安石；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分而论之
王安石逝世一百年，声名浮沉。曾配享孔子庙庭，新学被奉为官方正统学说。靖康之后，王安石被指斥为亡国罪人。陆九渊作为王安石的同乡，对王安石及其地位百年升沉均有了解，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简称《祠堂记》)。对于这篇文字，学术界已有论著予以探讨，如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1](P288-294)、邢舒绪《陆九渊研究》[2](P157-163)开辟专门章节，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具体探讨《祠堂记》中陆九渊评判王安石的尺度、内容以及影响等；周建刚《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与朱陆学术之争》一文[3](P54-59)则讨论了祠记所体现的心学政治观及朱陆之争；杨高凡《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刍议——兼论朱陆之争》一文[4](P169-189)，论述了临川王安石祠堂修建的历程、《祠堂记》撰写始末、传播及朱熹的批判；等等。学术界对《祠堂记》内容、评价标准、写作缘由及影响的研究，功莫大焉；但有些问题尚不明确：陆九渊对百年王安石评价是否有全面了解？祠记的文体特性是否影响写作者的论证思路？陆九渊的立场是否代表了知识界对王安石政事学术的反思？缺席的文学评价，究竟是理学家漠视文学的态度的延续，还是王安石文学评价本无疑义？笔者不避疏陋，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近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研究了具有Holling-type Ⅱ类功能性反应的修正Leslie-Gower捕食模型
一 陆九渊撰写《祠堂记》的历史语境
王安石自元祐元年(1086)四月逝世，至淳熙十五年(1188)陆九渊撰写《祠堂记》，适足百年。在百余年中，王安石政治、学术地位浮沉升降，而文学、品节却很少受到质疑。这种分而论之的评价方式，早在王安石去世之初，司马光写给吕公著的书信已定下基调：“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5](P9 069)
司马光从文章、节义、政治作为等方面评价了王安石：王安石在道德、文章两方面都无可挑剔，但其性情乖异，不走寻常路，不做寻常事，这也就导致了他在政治运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忠直疏远，谗佞辐辏”，黜君子近小人，造成权力中心格局的变动。“败坏百度”一语，极不客气地指责王安石政治革新造成的弊端丛生。
此后百年间，王安石政事成为朝廷论争的焦点。作为政治改革者的王安石，经历两次反复，一次集中在元祐更化时期，一次集中在宋室南渡前后。
水培技术在针叶树种的营养繁殖中仅限于马尾松、湿地松、油松等。由于地理位置和年龄效应，针叶树种生根率低或不能生根，阻碍了优良基因的繁殖和利用，生根难成为限制水培技术的主要原因。水培生根率不仅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还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环境条件包括光照、温度、生长激素和营养液。内部因素则包括母树年龄、采集地点、采集时间、储沙时间、扦插基地等。吴敏[8]以2a、3a、5a生柴松母树中部的针叶束为试验材料，研究了母树年龄、采叶时间、采叶部位、沙藏时间、生长调节剂类型和营养液等因素对柴松针叶束水培愈伤组织形成和生根的影响，探索了柴松针叶束适宜的生根条件。
高太后主政的元祐时期，废除王安石新政，复归祖宗之法。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以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庙庭。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六月，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政和三年(1113)正月，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配享文宣王庙。靖康年间，杨时就声言“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衰亡的病根，而他的理由便是：“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而京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无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为。”[6](P290)
靖康元年(1126)四月，复以诗赋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六月，诏：“今日政令，惟遵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7](P429)靖康时期朝廷对王安石的评价呈现出犹豫不决的特点：朝廷本意是要罢黜王安石的影响，却又碍于宋徽宗颜面不能大张旗鼓地废止，“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最能体现出宋钦宗政权的无奈。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罢王安石配享宋神宗庙庭，以司马光配享。
苍术素是苍术药材及其饮片的指标性成分，其含量高低可作为苍术质量评价的依据。5-羟甲基糠醛是苍术中果糖因受热转化而来，虽然麦麸中也含有果糖，但在苍术麸炒过程中温度达到近200℃，麦麸质地较为疏松，在此温度下已基本炭化，其化学成分已被破坏，同时炒制过后麦麸被筛弃，因此认为麦麸所含果糖甚微，对5-羟甲基糠醛的转化量没有影响[2]。而皂矾为矿物类药材，对此成分无干扰，表明该成分可以作为苍术是否经过麸炒的佐证指标。因此，本研究选定苍术素与5-羟甲基糠醛的含量测定作为和血胶囊质量控制方法。
由上式可知,在[0,1]区间上,度量ρπ和度量d(a,b)=|a-b|是等价的，因此关于ρπ的Cauchy-列就是关于d的Cauchy-列。d是[0,1]上的通常度量,[0,1]关于d是完备的,因此Cauchy-列{xn}关于d是收敛的。设{xn}关于d收敛到A,由于度量ρπ和度量d(a,b)=|a-b|是等价的,因此{xn}关于ρπ收敛,且收敛到A。
绍兴四年(1134)八月，宋高宗与范冲君臣二人进行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对话，内容涉及政体、史事、史籍、人物评价等等。宋高宗最后予以收结，申明“最爱元祐”的态度，实际上宣示新政权的所本与所因。这一纲领，是对包含元祐之治在内的元祐资源的认同。就政事而言，宋高宗与范冲君臣舍熙、丰而取元祐，延续了北宋后期以来褒此贬彼的政治路线[8](P208)。
对二家学说的评判，现存宋代文人言论多尊程(洛学)而贬王(新学)。但官方对二家学说保持同一步调的立场，再次说明南宋前期王安石地位并非一沉到底，仅学术而言也有官方和文人两个不同的评判层面。在官方层面，从靖康时代开始，赵宋朝廷就要竭力摆脱变革所带来的困惑、困境，回归元祐必然要对王安石主导的熙丰政事学术予以反拨，所以要将王安石排挤出官方体系，这也是上文提到的，朝廷对王安石整体处于压抑的态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元祐导向确立后，政事的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南渡后朝廷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军事形势，披荆斩棘，是元祐非熙丰，意义在于构建国策的合法合理性。相对于政事，学术就比较棘手，毕竟新学有其合理性，且受其熏染者何至一代学人！在具体施政中，依然能看到王安石学术的影响力。官方并没有将王安石学术一棒子打死，而是将其和洛学构成命运共同体，反而某种程度上促使了王学的“反弹”。不过，具体到文人层面，尊程(洛学)抑王(新学)是潮流。
终宋高宗时代，对王安石新政、新学的态度，在绍兴十二年(1142)前后略有变化——前紧后松，但总体上处于压抑之态。建炎初至绍兴十二年，对王安石政事和学术进行全面的批驳，其中以绍兴四年八月确立“最爱元祐”纲领为顶峰。宋高宗细数王安石之罪过：安石行法学商鞅，变法造成“天下纷然”[9](P1 375)；“安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9](P1 449)绍兴年间，力诋王安石之罪过者，有陈公辅、胡寅、王居正等人。诚如陈公辅在绍兴六年的奏疏中所言：“安石政事坏人才，学术坏人心。”[10](P2 188)陈公辅的总结极其到位，宋高宗极其欣喜，特擢其为左司谏。不独陈公辅，胡寅也在奏疏中将王安石视作异端邪说的代言词:“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9](P1 488-1 489)绍兴十二年后，伴随着和议国策的施行，朝廷对伊川学、新学表面是不偏不倚，实际上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态度已有明显松动。最明显的事例，便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诏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7](P585)。《宋史·选举志》得出结论：“程、王之学，数年以来，宰相执论不一，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至是诏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矣。”[7](P3 630)在科举考试中，不主程颐、王安石专门之学，即对程颐、王安石不打击，亦不热捧，寻求中正之道。秦桧主政期间，对王安石有所偏爱。上引诏命发布时，秦桧逝世不到一年；显然已对“秦桧主王安石”的方略有所调整。
到了乾淳中兴时代，王安石政事、学术评价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场域？作为熙丰政治革新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并未被彻底“打倒”。
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17](P234)
12）脚手板操作面的端头处绑两道防护栏杆，建筑物顶部脚手架要高出屋面1.0m，高出部分要绑两道护身栏，并立挂安全网。
二 《祠堂记》的文体与逻辑
尚炜，赵刚，舒钧等[8]研究显示，为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患者实施微创治疗，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疾病症状，且对患者的创伤性较小，同时，研究显示，不同微创减压植骨治疗的材料，其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生物陶瓷棒的应用，能够在保证疗效的基础上，避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以及并发症的情况，其生物相容性较好，可较好对患者坏死区域修复，从而提高患者的髋关节功能。
有以上论述作为历史语境，能更清晰客观地评价陆九渊《祠堂记》的文体特征及行文逻辑。作为八百余年后的读者，可以将陆九渊写作《祠堂记》之前王安石百年地位的升沉情况弄清楚；八百多年前的作者，在写《祠堂记》时，是否对上节所谈到的百年升沉了然于胸？换句话说，陆九渊对王安石评价的起点和基调是否客观？
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陆九渊应抚州知州钱象祖之约，写下了《祠堂记》。《祠堂记》通篇以议论为主，仅末段记述临川祠堂重修始末。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吴讷对“记”的表述方式，初以叙事为主，韩柳杂议论于其中，至欧苏始专有议论为记者。“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11](P42)
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吴讷这样概括“记”的文体特点：“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曰：‘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也。然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寝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王绩《醉乡记》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韵语为记者(如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是也)，有篇末系以诗歌者(如范仲淹《桐庐严先生祠堂记》之类是也)，皆为别体。”[12](P145)
陆九渊在立论王安石明道时，除了上举将王安石置于明道谱系外，进一步论证王安石如何明道。王安石得君行道，君臣遇合，各尽其义，以尧舜为治道目标，也就是回归到“大道”的基点。不同于前朝简单的君臣遇合，陆九渊在论述中着意强调了神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胆识和魄力，“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有以助朕，勿惜尽言”“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17](P232)等圣语，表明宋神宗励精图治的决心。之所以不同于简单的君臣遇合，因为王安石明确地意识到：君臣各致其义，为君则欲尽君道，为臣则欲尽臣道。说到底，就是君臣同心合力，君臣是平等的，各尽其力而已。这相对于韩愈《原道》篇中确定君、臣、民各自的责任，“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3](P16)，显然是一大进步。
《祠堂记》首段，高标大道，上追尧舜禹、夏商周，大道或行或存。周朝末期异端蜂起，黄老思想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至汉初成为统治之策，直至文景时代，大道不行。孔、孟所接续的正是三代、夏商周之大道，真所谓不绝如缕、斯道微茫。孔孟以降，斯道再明，岂不伟哉！
陆九渊高标大道的论述逻辑，将王安石置于明道体系中，无疑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王安石的地位。在道统主义高涨的宋代，身在道统谱系，就意味着儒学传承身份的公开认定。韩愈《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3](P18)在韩愈看来，孟子以下斯道中断，不得其传，我辈正可黾勉为之。在嗣后的儒学复兴运动中，柳开、孙复、石介等人，都极力阐扬道统谱系，“他们的表述只是拉长了‘道统’谱系的链条，增列了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人，但拉长谱系本身也就意味着拉近了儒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同时也拓展了宋初儒学的发展空间”[14](P69)。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说：“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道天下之将谁与也？”[15](P334)
柳开、孙复、石介、苏洵诸家之论，表述的内容不完全一致，但叙述的逻辑极为相似，那就是斯道传承的次序。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高度评价韩愈振起文统、道统的功绩，“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16](P509)，《六一居士集叙》中又言“欧阳子,今之韩愈也”[16](P316)，都是同样的表述逻辑，目的便是让韩愈、欧阳修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道统谱系中。这套表述方式为何如此兴盛，以至于苏氏父子也欣然采纳？惯用、频用的论证逻辑、语式，能让作者欣然用之而使读者心悦诚服。谱系本身隐含了权威性，孔、孟自不必论，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在儒学史自有一席之地，就像禅宗的传灯录，以法传人，辗转相续。道统谱系虽重传承，却不连续，甚或间隔上百年，当世名公、宿德大儒拼接成连贯的传承序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韩愈肇其端，他所重构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道统谱系，成为最基本的轮廓。
陆九渊将王安石置于明道的谱系中，但又不采用斩钉截铁的断语作结，而是以设问的语式来表达：“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17](P231)联系上引韩愈《原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3](P18)、苏洵《上欧阴内翰第二书》“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15](P334)，声调口吻何其相像，更说明这种论证的语式、逻辑深入人心，故作者不惮其烦地使用。
不过，陆九渊似乎担心别人意识不到《祠堂记》的价值，借书信往来的方式向外宣示：“《荆公祠堂记》与元晦三书俱往，可精观熟读，此数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时辩论之文也。”[17](P194)陆九渊为我们揭示了《祠堂记》的宗旨和写作动机——明道。
吴讷、徐师曾都指出，欧阳修、苏轼“记”以议论为主，由此推动记体的变革。陆九渊祠记专尚议论，深合记体的文体特征。就《祠堂记》中议论而言，立论与驳论兼有，相得益彰。所立者，王安石乃不世出之伟人；所辨者，新法之罪乃士大夫共同体之责，不当由王安石一人来担。在立论与辨驳之间，陆九渊的论证逻辑是清晰明白、一以贯之的——公正地确立王安石的历史地位。
在褒扬宋神宗、王安石君臣各致其义后，陆九渊笔锋一转，指出王安石“负斯志”与“蔽斯义”的两大问题：“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17](P232)《祠堂记》褒贬并行的理路，并不符合记体的写作常例。本着知言知人的原则，陆九渊引述王安石代表性的言论，分析他为何“自蔽”。他认为，王安石学问、事业，集中呈现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其总纲为“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
陆九渊以为，为政之本在人，若汲汲于法度，则舍本逐末矣。王安石的自蔽，正在于舍本逐末，不能体究辅臣应致之义。自蔽之源，在其学而不在为人。《祠堂记》高度赞扬了王安石光明俊伟的品格：“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赫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17](P232)“公之质”光风霁月，“公之志”高扬蹈厉，都可谓不世出者。从叙事逻辑上讲，又是贬中有褒。自蔽当然是问题，但无法遮掩荆公人格的闪光点。
由此进入王安石自蔽的缘由及实质的讨论。“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17](P232)这一段话明说宋神宗的英明和对王安石的信任，实际上是说王安石得君之专。诚然，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时，宋神宗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及至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亲自出来主持变革，可见王安石所谓“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宋神宗深信不疑，变革最终要合先王之法。陆九渊对熙丰政事的这一认识，极有洞见。
测绘工程项目中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传统的数据处理工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将数据库技术应用到测绘工程项目的数据管理中，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在提高测绘工程项目的统计水平同时，促进了工程项目的良好发展，给建筑单位来带了丰厚的收益。
王安石的自蔽，缘于所学不明，且刚愎自信。正如《祠堂记》所言：“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17](P233)熙宁变法的要义，就是修立法度，施行简易之治，也就是确立宪章、法度、典则等基本原则，不应该拘执于繁琐的法令条款。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变法重在推行具体法令，趋末而忘本。至此，《祠堂记》中出现了一段极富心学色彩的断语：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17](P233)
该断语可谓陆九渊心学思想的集中呈现，由发明本心为根基的务本论：悟道、修身、为政，都应追求易简功夫，这也是鹅湖之会时陆氏兄弟的为学宗旨：“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17](P301)
在陆九渊看来，王安石有追复三代之雄心，痛斥世弊，遗憾的是自蔽于琐屑之末，而不能体察大道之本。以下文字转入驳论，“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17](P233)，当时诸君子何尝不像王安石一样，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但最终的政治选择却完全不同：世之君子依违其间、无所事事，而王安石却迎难而上，因为他有治世之志。
《祠堂记》驳论的关键，就是替王安石辩护。前节已论，北宋灭亡后，有人指认王安石为亡国罪人；南宋初年又确立了“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祠堂记》分熙宁反对者、元祐大臣、绍圣用事之人、崇宁奸邪四个群体，指责他们的过失。既是对北宋后期政事的评价，也是对后王安石时代缠绕在王安石身上的负面评价的辨识。
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而激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竟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杰，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复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为定策，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17](P233-234)
作品《望雨》充分运用了美的特性和时代的表达方式展示了一个典雅的情境。作品中没有多少难的动作，但它却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交织在我们的情感之中。艺术与情感编织着作品的文学意境，客家民歌、朴质的舞蹈服饰和优雅的舞美动态三个因素构成了舞蹈的审美属性。它体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舞台艺术形象。因此作品需要人们用感官动态去接受，用心灵来体验，通过对舞蹈的联想来感悟生命的节奏，去体会厚重的情感内涵。
实际上，早在北宋后期，程颐就曾说过：“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18](P28)程颐清醒地提出“两分其罪”，在南宋最爱元祐的文化语境中已成绝响，甚至产生了对王安石政事、学术进而对其人品进行全盘否定的极端事例。因此，陆九渊指出：排斥王安石的诸君子及元祐大臣应承担过错和历史责任，诚为远见卓识。
王安石主张变更法度，世之君子始初何尝不是这样！朱熹曾说：“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又，“但东坡后来见王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19](P3 101，3 100)北宋后期政事之更迭且有每况愈下之势，元祐诸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朱熹也曾说：“元祐诸公大纲正，只是多疏，所以后来熙丰诸人得以反倒。”“元祐诸贤，多是闭著门说道理底。”“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19](P3 105，3 097)
明代陈汝锜索性将北宋亡国的责任推在司马光头上，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20](P610)虽言之激烈，但一个关键词“激”，却和陆九渊不谋而合。元祐诸公激化矛盾，引起了非常态的政治对抗，这也是不能忽略的历史事实。
把试卷中三种题型实际难度做为自变量(第一大题为x1，第二大题为x2，第三大题为x3)，整卷的实际难度做为因变量y，通过标准化转化，然后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基于表1数据可以得到三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P值)为0.331(P<0.001)、0.239(P<0.001)和0.62(P<0.001).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医疗机构还是公益性质的，营利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资金的来源可以包括政府的补贴，医院利润的一定的比例也可以纳入到基金的来源之中。目前,广东省深圳市的部分医院还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即预先扣留职工每月工资的一部分(如100元),在发生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后作为赔偿金,若当年未曾发生,则在年终时一并返还给职工。[6]
《祠堂记》的论证逻辑，具有浓郁的陆氏学术色彩，尚本务简。陆九渊并没有一味地为王安石平反而平反，而是褒中有贬，褒贬相间。论说对象是王安石，目的却是要明道、致义，这也是陆九渊念兹在兹的终极关怀，故《祠堂记》议论部分的结尾最能体现这一旨意：
淳熙四年(1177)，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李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结果是，李焘此论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众议不协，止黜王雱而已[7](P11 917)。由此可见，至宋孝宗时代，王安石依然从祀孔子(1)靖康元年王安石已罢享孔子庙庭，那么，宋孝宗时王安石仍得以配享孔庙，究竟是靖康初年罢享而未实施，还是秦桧主政期间得以再度配享？王安石真正被罢黜配享孔庙，是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甲辰，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宋史》纂修者对理宗所下的赞语有“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等语，更确证王安石罢享孔庙乃宋理宗时史事。。淳熙五年(1178)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从之[7](P667)。谢廓然的建议，是针对绍兴二十六年“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而言。朝廷有司最终采纳了谢廓然的意见，科举考试中对伊川学、荆公新学断然割弃。不拘一家之说，意在折中调和；二家都不采用，保持适当距离，均体现了朝廷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的理念。从绍兴后期到淳熙前期，科举考试的导向设置中对伊川学、荆公新学的调和或疏离，从侧面反映出二家之学具有同样权重，王安石学说在高、孝两朝并非死气沉沉、人人唾弃。
回顾上文讨论的官方与文人不同的评价层面，若问陆九渊对百年王安石评价是否有全面了解？陆九渊所驳者主要是文人层面关于王安石乃亡国罪人的论断。至于官方层面并未真正彻底否定王安石的史实，如王安石依然配享孔子庙庭，以及科举制度中对荆公新学的调和等，并未在陆九渊立论或驳论中有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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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祠堂记》的内涵与价值
《祠堂记》高度礼赞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批评其学术不正、为政自蔽，代表了知识界对王安石分而论之的整体认知。王安石政事学术败坏社稷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正如晁公武所言：“近时议者谓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贻祸社稷，实出于安石云。”[21](P1 000)这是有关荆公政事学术的总体评价基调。张栻在《题李光论冯澥劄子》中说：“正误国之罪，推原安石，所谓芟其本根者。绍兴诏书有曰：‘荆舒祸本，可不惩乎！’大哉王言也。”[22](P695)
(2)有75%的采样点位长白落叶松反射光谱的变化主要体现在PC1,即550nm、552nm及近红外波段700～1100nm之间光谱反射率的变化;只有8.33%的采样点位的反射光谱变化主要体现在PC2,即439nm、445nm、460nm、500nm、510nm及短波红外1440～2209nm之间反射率的变化上。
在政事学术之外，朱熹对王安石道德品行予以高度赞扬，说：“如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19](P3 046)又，“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23](P290)。朱熹高度赞扬王安石的道德品行，而对其政事、学术进行严厉的批评；指斥王安石“新法之祸卒至于横流两不可救”“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至于如此”[24](P3 381-3 384)。比较而言，朱熹对王安石政事的批评要比陆九渊严苛得多，甚至可以说是诋毁。
纵观《祠堂记》，并没有如此激烈而犀利地抨击熙丰政事。陆九渊在其他场合，也曾论及王安石的败坏天下，“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当时辟介甫者，无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宗之法不可变。夫尧之法，舜尝变之；舜之法，禹尝变之，祖宗法自有当变者”[17](P441-442)，认为法度可变，不可专恃法度，还应在大道之本上用力。有人问介甫比商鞅何如，陆九渊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学者先要穷理。”[17](P442)这种论证方式与《祠堂记》完全合拍，可视作其注脚。
陆九渊对《祠堂记》的自我评价甚高，表现出十足的自信。在后来给胡季随的信中说：“《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圣人复起，不易吾言。”[17](P7)在给薛象先的信中,也说：“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笃，适足以败天下，《祠堂记》中论之详矣，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17](P177)不过，朱熹却对《祠堂记》论断极为不满：“临川近说愈肆，《荆舒祠记》曾见之否？皆学问偏枯,见识昏昧之故,而私意又从而激之。”[24](P2 486)
朱熹之所以彻底否定《祠堂记》，固然是因朱陆学术之争，陆九渊心学的特色在于发明本心，本心既是宇宙万化之原、身心修养之发端，也是政治得失之关键；朱熹的学问方法是“格物致知”，因此，他对于陆九渊以“心学政治观”衡量王安石学术的做法予以断然否定[3](P57)。需特别加以说明的是，陆九渊的论证逻辑也为朱熹所反感，最为明显者便是陆九渊在《祠堂记》中标举大道，声言王安石“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之外，还指出儒家之道自孔孟之后，“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17](P231)认为王安石为孔孟大道的继承人。这显然触犯了朱熹构建的以二程为核心的北宋五子承继孔孟的道统体系，环视两宋知识界，声称王安石接续孔孟道统者实为闻所未闻，也难怪朱熹说陆九渊学问偏枯、见识昏昧！朱熹所言“私意又从而激之”中的“私意”，指的当是前所未闻、仅陆氏一家的大道传承说。至于发明本心与格物致知的学术分歧，朱熹早已见惯，断不会如此狠厉地批驳，说什么“近说愈肆”，除前文提到的王安石直承孔孟大道；《祠堂记》以为王安石政事趋末而忘本，与朱熹全面否定王安石政事学术，虽有细微的区别，但总体的论证逻辑是一致的，朱熹在给汪应辰的书信中说得很清楚：“学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纯而心正，见于行事，发于言语，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学也，盖欲凌跨扬、韩，掩迹颜、孟，初亦岂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24](P1 303)朱熹说王安石不知道、学不纯，所以导致政事之失败，与陆九渊总结的不务本(发明本心)、学之蔽而最终政事乖戾，推论的理路完全相同。
《祠堂记》系统地评价王安石，也是文体的需要。《祠堂记》要借助文字使奉祠者千载而下凛然如生，具体到祠主王安石，百年来起伏升沉，当时社会尚流行不公之论和“人心畏疑”的情绪，因此，陆九渊采用褒中有贬、褒贬并行的行文方式，自认为客观公正地评述王安石，断了百余年的公案。陆九渊在其他场合对王安石的诸多评述，刚好可以相互印证、发明。从朱熹的反应来看，这种论证逻辑、行文方式并没有获得认同。不过，这并不影响《祠堂记》的价值，因为它代表着知识界对王安石分而论之的共识。
在今天看来，《祠堂记》评价王安石确是系统，但不全面，因为文学缺席了。在分而论之中，道德人品、政事学术，陆九渊都已详悉论及；唯独文学，只字未提。环顾彼时文学界，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并没有因政事而受到阻滞。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论述了王安石诗歌风格由意气淋漓到深婉不迫的变化，云：“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25](P419)陈东曾写过《与士繇游金山翼日分袂二绝》其二：“京口瓜洲一水间，秋风重约到金山。江山自为离人好，不为离人数往还。”[26](P18 748)不自觉地步了王安石《泊船瓜洲》的诗韵，并化用了其诗意。曾极将政事与文学区别开来，认为王安石文学地位毋庸置疑，而政事却败坏天下，诗曰：“误把清标犯世纷，平生忠业自超群。如何今代麒麟阁，只道诗名合策勋。”“汇进群奸卒召戎，萌芽培养自熙丰。当时手植留遗爱，只有岩前十八公。”[27](P248-257)前文曾引述过李焘的例子，他以“耻读王氏书”出名的，而其儿子李壁却耗费大量精力为荆公诗作注，即《王荆文公诗笺注》。既然父亲李焘如此排斥王安石之书，李壁为何还要为王安石之诗作详注？李焘、李壁父子的事例，进一步证实了王安石的政事学术、道德品行与文学分而论之的评价趋向是广泛存在的。陆九渊之后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标列“荆公体”，可见王安石文学的经典地位。袁桷在《书汤西楼诗后》总结有宋诗歌的流变，提到了三大宗派：“自西昆体盛，襞绩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28](P631)眉山之宗，即以苏轼诗为代表；江西之宗，以黄庭坚为宗主；临川之宗，是以王安石为宗派领袖。嗣后的胡应麟也说：“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29](P211)同样总结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在文学史的地位和贡献。
陆九渊《祠堂记》中缺席的文学评价，究竟是王安石文学评价本无疑义，还是理学家漠视文学的态度的延续？不可遽下定论。《祠堂记》结尾一段交待写作缘起，说“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言外之意，陆九渊讨论的重点是是非、不明的问题，就王安石文学评价而言，似乎没有太多是非争论。从程颐到朱熹对文学皆持排斥的态度，此已甚明，无须赘论。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至绍兴九年(1139)正月间，尹焞侍经筵，他曾对宋高宗说：“黄鲁直如此做诗，不知要何用？”[30](P21)理学家对于文学“作文害道”观念的顺延，可见一斑。上述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最终造成了《祠堂记》中文学评价的缺席。
四 结语
陆九渊《祠堂记》通篇以议论为主，立论、驳论兼用，仅末段记述祠堂重修始末，深合“记”的文体特征。《祠堂记》的论证逻辑，具有浓郁的陆氏学术色彩，尚本务简。陆九渊自信所写《祠堂记》解决了百年王安石争论不休的历史“大公案”，并坚信评判客观公允。在南宋尊程(洛学)贬王(新学)的文化语境中，陆九渊《祠堂记》系统而褒贬并行的评价方式，深具了解之同情，代表着知识界对王安石分而论之的共识，达到了垂世立教明道的目的。
陆九渊视野中的王安石，丰富而立体。他赞扬王安石光明俊伟的人格，又批评王安石不能发明本心、学之蔽而政事乖，大道不明，褒中有贬，褒贬相间。这一研究视角，呈现出丰富生动的历史讯息，既可管窥王安石地位的百年升沉，又能深化对象山心学的认知。当然，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有其局限性，《祠堂记》中文学评价的缺席，使得有关王安石道德人品、政事学术及文学分而论之的议题，仅停留在前两个方面，文学评价的问题未能完全展开。从文体特征、论证逻辑、内涵价值等文学研究层面，分析讨论宋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具体问题；这一积极的尝试，必能推动文学史与学术史、思想史的交叉、融合，并最终实现文史研究的深度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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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AnshiinLuJiuyuan’sView——CenteredonJinGuoWangWenGongCiTangJi
WANG Jian-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
Abstract：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Chunxi (1188),Lu Jiuyuan wrote JinGuoWangWenGongCiTangJi.TheCiTangJi is mainly structured on comment,with argumentation and refutation.Only the last paragraph recorded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rebuilding of the temple,and it is in line with “Ji” style.Lu Jiuyuan had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Wang Anshi in the past 100 years.He formed arguments based on the Dadao inheritance pedigree,and praised charisma and virtues of Wang Anshi,while criticized Wang Anshi for not enlightening the Original Mind and eventually violated politicalprinciples.There are both criticism and praise.Moreover,he refuted the claim that Wang Anshi was the sinner of the country and he believed that Wang Anshi’s opponents and Yuanyou members should be blamed and take their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 argument logic of CiTangJi has a strong academic style of Lu,that is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of simplicity and nature.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raising Cheng Theory(Luo xue) and depreciating Wang Theory (Xin Xue)in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systematic and praise-criticize combined evaluation method of Lu Jiuyuan’ s CiTangji,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ympathy.And it represents that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a consensus on Wang Anshi’s separate discussions.
Keywords：Wang Anshi;Lu Jiuyuan;JinGuoWangWenGongCiTangJi;separate discussions
收稿日期：2019-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靖康文史交叉研究”(17BZW093)。
作者简介：王建生(1981-)，男，河南泌阳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4-0048-09
(责任编辑王能昌)
标签：王安石论文; 祠堂论文; 政事论文; 陆九渊论文; 王安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靖康文史交叉研究"; (17BZW093)论文; 郑州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