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世界的文化大潮已经在中国显示出磅礴之势，呼啸而来的新思潮转动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门。青年毛泽东面对这滚滚而来的思想文化浪潮，敏锐地抓住时代的脉搏，竭力奔向它，拥抱它，接受了这场浩浩荡荡文化新思潮的洗礼。毛泽东在这股热浪里升华了自己，同时他早期的文化观由此而形成并得到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五四运动；早期文化观
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正是有了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才渐渐打开，马克思主义开始奔腾在中国大地。毛泽东当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场运动的不凡，毅然决然地参与其中，并成了这场运动的弄潮儿。一个人文化观的形成，并非是一时兴起的产物，而是在外部思想文化大环境之下，个人加以选择吸收发生新的思想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之后而形成的。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中国的文化大环境，也离不开毛泽东的主观因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的文化观在五四运动的沃土里生根发芽。
一、五四运动及其文化环境
1.五四运动的爆发
根据实际调查研究我们呢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管理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建筑产业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以社会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需要为目标的O2O平台、有效搭建起了以承发包交易需求为核心的交易平台、以B2B供应链为任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但是在实际交易和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和集团施工现场的管理上都停留在十分表面，宏观的控制性指标数据只是表面的交互。建筑产业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很多材料、工程进度、工程质量等细微的数据及相关的参数和材料等级等等并没有通过专业的平台进行共享，而是通过微信、QQ、邮箱等非专业化的平台进行传输。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北洋政府实施独裁统治，在帝国列强面前奴颜婢膝，不顾民族利益，大量出卖国家权利，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队伍在此时迅速壮大到二百多万人，他们探寻摆脱国家和人民惨遭支配命运的道路。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争取无支配自由的希望和方向。
这样的过程知易行难，所幸无论是我们的手指，还是现代制琴工艺，都允许我们弹奏出美妙的“极弱音”，剩下的只是我们对于拓展美妙音色的意愿，因为作为钢琴演奏家，我们能够，也理应如此。
首先经济是基础，经济对文化和政治这两个要素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同样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
文化方面，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新文化运动兴起，与封建的尊孔复古思想展开搏斗，求得思想自由，五四运动时期时代的浪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卷入人们面前，人们渴望剔除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进步的糟粕，因此寻求新的思想与文化。
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率2.22%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是尽快全面摸清震损水利设施情况。会同当地水利部门组织技术力量全面开展险情排查，逐库、逐站、逐处、逐段、逐项摸清水库、水电站、河道堤防、供水设施、灌溉工程、水文测报等水利设施的震损情况，全面掌握震损工程的来蓄水量、地质构造、工程结构以及可能的影响范围，深入灾区了解农村人畜饮水设施损毁情况，逐村逐户核查饮水困难人口，组织专家分析研判是否存在重大地质灾害、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风险。
2.“五四”风暴中的探索
文化，从哲学角度看，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所谓环境，就是与特定的事物相关联，并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2]文化环境则是与文化相关联的并对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文化既是一种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那么文化环境与人的思想观念必定密切相关。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关的哲学原理，特定的文化环境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自身等要素。要分析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环境状况，就要分析考察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拒绝了中国政府代表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种权益，并且将全部权益交给日本。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民众国耻情绪迅速点燃，五四运动在北京学生的发动之下，革命的火苗燃遍了中国大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上下人心激昂。以青年学生为主，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并且组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活动，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
［本刊讯］ 为推动华东六省一市护理人员的学术交流，2012年3月2日，华东六省一市护理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重点商讨了2012年华东六省一市护理学术年会相关事宜。本次会议由福建省护理学会承办，预计将于今年9月在福建省召开。敬请广大护理人员关注并踊跃参与。
经济方面，五四运动前夕，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秩序紊乱，使得经济滞后，加之西方产品的输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举步维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顾及在华的利益争夺，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因此参与工商业的人口增加，出现了工商阶层。为了民族和个人的利益，这些工商业者自然而然加入了五四运动的队伍，成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同时，在五四时期，这些人渴望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对落后的生产力及科学技术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所以他们开始寻求摆脱落后生产方式的途径，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政治方面，五四运动前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实行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也在疯狂肆掠中国，人们生活在支配的黑暗之中，因此人们急需挣脱支配的枷锁，渴望打破专制政体，实现无支配的自由与民主。
传统的语体研究，一般以描写为主，如对文艺语体、新闻语体、科技语体中各种词汇、句式的用法、篇章中的各种标记进行统计和分析，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传统的语体研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语体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的价值。
二、五四运动中的毛泽东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往北京，这时的北京正处于“黑云压城”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做助理员，在这里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那时正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正是因为毛泽东吃苦耐劳、博学好思、思维活跃，所以李大钊很快被这个“吃得苦、霸得蛮”的“湖南伢子”所吸引，非常赏识他，并且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所以五四时期，毛泽东自身的发展和思想的转变都离不开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3]毛泽东在五四前夕停留于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接触到了更多的新思想，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开始接触了同他“改造世界和中国”理想相符合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毛泽东“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头脑越来越前进”。
五四运动的意义具有二元性：其一，它是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其二，它是一场传播新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有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五四运动还是一场推动新文化运动走上高潮的思想文化运动，文人政客都在新思想的传播下发生了思想转变。在五四的热浪里，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显磅礴之势，此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播种发芽，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1.“五四”前夕的北上
但是，当时的湖南还处于被北洋军阀支配的黑暗之中，湖南人民深受封建军阀的压榨与荼毒。毛泽东在北京虽然能接触到新的思想，结识进步人士，但是他忘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于是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之后，又回到了湖南。
2.五四运动的文化环境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一直关注国内外的动态和局势。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正在进行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得知此消息后，他积极动员和组织湖南学生一同参与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首先，毛泽东动员长沙各校学生进行罢课，积极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其次，1919年5月下旬，全国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湖南成立“国货维持会”，毛泽东组织学联参加了国货维持会，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推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湖南的开展。毛泽东不仅领导和动员民众参加爱国运动，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去各地进行演讲，号召大家加入爱国运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再次，为了加大爱国运动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调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创办了《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官僚专制统治的思想，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该刊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影响重大。文章表达了毛泽东通过人民民主民众大联合的方式去争取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虽然《湘江评论》只发行了五期就被查封，但是它对湖南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开展爱国革命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时期，湖南军阀张敬尧成了他革命道路上强劲的阻力。张敬尧的专制统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919年12月，张敬尧武装镇压参加焚烧日货大会和示威游行的群众，打伤青年学生。由此毛泽东发动新民学会会员罢课，开始了驱张运动，并再次北上至北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驱张宣传工作。这次北上毛泽东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路上”。毛泽东开始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化观随之发生转变。
三、五四前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1.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构建与重塑
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处在新旧文化的大杂烩之中，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在落后僻远的农村出生长大，必然导致他最先接触的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读私塾时熟读四书五经，酷爱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儒家文化的熏陶和他对古典小说的兴趣，为其奠定了传统文化观的基础。
尽管毛泽东一开始就接触了传统文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趸。面对国家与人民遭受支配的社会现实，他开始寻求实现无支配自由的文化道路，在探寻的过程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向了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毛泽东首先触及到的是西方文化，其中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他踏入西方文化大门的启蒙读物。毛泽东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开始真正接触西方文化，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在这里受到了维新派教师和维新派代表人物文章的影响。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毛泽东受到了维新思想、民主思想的启蒙，更加渴望汲取西方的文化，因此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实现了初构。后来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开始全面系统地阅读西方近代书籍，尽情地吸收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因此近代西方文化开始深入渗透到毛泽东的文化观之中。之后毛泽东到湖南一师求学，受到了杨昌济老师的影响，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探索，使得他的文化观实现了重构。
2.毛泽东文化观的转型与升华
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已经蕴含了西方文化因子。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北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其中李大钊是毛泽东接触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人。随后，毛泽东带着他在北京学习到的新思想重返湖南，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湖南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活跃之地。此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驱张运动中毛泽东第二次北上，开始他思想文化的转型之路。第二次来京期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和共产主义的资料，使他的思想迅速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后来毛泽东与陈独秀交流密切，并发生思想的碰撞。1920年5月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上海。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可见陈独秀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影响巨大。毛泽东也是这个时期真正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学习、宣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他早期文化观得到了转型与升华，由此他的早期文化观正式形成。
文化并非凭空出现的，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人的文化观也是如此，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生长起来的，并在五四的浪潮中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不断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9.
[2]韩美群.和谐文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68.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1—133.
May4thMovementandFormationofMaoZedong’sEarlyCulturalView
LI Li-mei
(College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0,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cultural tide of the world has already shown a majestic trend in China. The new wave of thoughts that roared around turned the door of Chinese people’s ideological culture. Young Mao Zedong faced this wav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aves, keenly grasped the pulse of the times, tried to rush to it, embraced it, and accepted the baptism of this mighty cultural new trend of thought. Mao Zedong sublimated himself in this heat wave, and his early cultural concept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Keywords:Mao Zedo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arly view of culture
doi:10.3969/j.issn.1008-6714.2019.09.00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714(2019)09-0013-03
收稿日期：2019-05-09
作者简介：李丽梅(1994—)，女，湖南桃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钱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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