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前，致力于启蒙的先进知识分子侧重于把西方列强看做世界先进文明的化身，并未刻意强化其侵略者的身份，更愿意相信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身。一战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产生怀疑，西方列强作为侵略者的身份就更加明显。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关注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色彩”，对其颠覆世界资本主义的口号报以浓厚兴趣，折射出他们内心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不满。而苏俄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开始引导中国实行彻底的反帝政策，它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提供了新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解释引起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接受了国际主义思想，并拿它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国际主义者主张推翻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则必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回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路嬗变的历程，不仅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指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世界革命；反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引言
鸦片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天朝迷梦中惊醒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漫漫“西天取经”之路。截止到十月革命之前，这条道路基本是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直到“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声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一卷六号，1916年2月15日。。那么，这种内省式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发展到坚定的反帝立场呢？以启蒙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如何觉察到国家的头号敌人是帝国主义者的呢？这一切都要从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苏俄“世界革命”战略说起。
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是各国间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因此，以颠覆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革命，它必须破坏资本主义的一切世界性联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之日，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之时。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应该尽量同时开展革命的认识。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对共产主义革命能否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回答一直是否定的。
在金际珍老人家的柜子里，几十幅绣品整齐排列着。有长达一米的枕巾，有图案多样的五毒肚兜，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布鞋。每一个图案都有不同的寓意：五毒寓意驱邪，小老虎寓意健康长寿，栀子花寓意富贵，鲤鱼跳龙门寓意步步高升……一针一线，色彩鲜明，匠心独运中又显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致大方。
列宁虽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多国同时发生革命”的认识，实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但他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认识，坚信“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1、439页。。所以，俄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1、439页。。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列宁真诚地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一心想着尽快颠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强调，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必须坚持发扬国际主义原则，“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因此，列宁推动成立了共产国际，并通过共产国际全力帮助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推动世界革命。但是，由于列宁高估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帝国主义列强造成的冲击，使列宁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开始注意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意识到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程度之所以比不上俄国，主要是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掠夺的殖民地的额外利润培养了大量工人贵族。因此，列宁设想通过推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动摇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做，即便不能加速世界革命的到来，至少能遏止帝国主义对苏俄的进攻和干涉。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他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东方，特别是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领导制定了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战略和策略。并在实践中开始了针对中国的革命输出工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句众人皆知的名言，形象地说明了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俄共（布）在中国输出革命的努力取得的良好效果。当然，这种效果的取得绝不仅仅取决于苏俄方面的努力，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准备好了最适宜其生根、发芽的思想土壤。
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革命“国际色彩”的浓厚兴趣
《资本论》等马、恩、列的基本理论著作，长期以来并无中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恩经典原著，他们所接触到的，早先多是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后来接触到更多的是俄国的第二手著述。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国知识分子最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主要报纸杂志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件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宣称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国际”色彩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思想的吸引力上，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其所包含的“世界主义精神”。
在“均衡修”维修程式的基础上，“全效修”树立了“模块化设计”的理念，以“维修作业标准化、维修内容规整化、维修活动模块化”等方式来力图进一步优化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维修集约化水平和维修效益。
共产主义事业在理论上依靠工人阶级，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多半并不十分确信因“产业幼稚”造成的“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⑩輯訛李人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日本《改造》，八卷 8号，1926年7月6日。的工人阶级能够完成这种使命，因此他们一方面大力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帮助。
作为中国第一个认识到十月革命重要意义的人，李大钊在1918年至1919年初，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察》《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表现出对俄国革命的赞赏。那么，他最赞赏俄国革命的哪些方面呢？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植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向于世界主义；……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573-574、595、599-600页。。
其后，李大钊反复赞扬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
“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③《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573-574、595、599-600页。。
1920年，在谈到对苏俄对华宣言的感受时，李大钊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绝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精神”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的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②《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573-574、595、599-600页。。
除了李大钊之外，毛泽东也在一封信中显露出对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精神”的浓厚兴趣，他把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世界主义：“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⑤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6页。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所以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人才都倾向于社会主义。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将其主要原理概括为七条，第四条为“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的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⑥《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31页。。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在酝酿组织共产党时，也提出“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民族的色彩”⑦《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25页。。因此，“我将拟一种明确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蔡和森在这里说的“国际色彩”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明确地说：“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⑧《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25页。可见蔡和森已经完全接受并积极宣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了。
上面提供的考察并非完备，但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为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注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精神”呢？或者换句话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普遍拥护接受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立场呢？一方面是源于解决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与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密切相关。
（一）解决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知识分子早期普遍受西方进化论思想影响，认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把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改良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把中国的弱小归咎于自己，归咎于自己的“不如人”，诸如枪炮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思想文化不如人等等原因。按照进化论的解释，要想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继续生存，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唯有不断地自强、变法、改制、改造国民性等。
李大钊在1912年时还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一党私”，“二省私”，“三匪氛”三个问题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1916年陈独秀也在文章中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
有同样心路历程的还有李大钊，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到：“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④《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那么这种进化论指导下内省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快速发展到1919年坚定的反帝立场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发现中国进步的阻碍势力背后都有帝国主义作靠山或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呢？
李汉俊则站在世界革命大趋势的高度，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的可能。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机运已经成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崩坏”⑧《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第360页。。因此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掌权。瞿秋白在讲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时特别强调了一条“中国无产阶级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有已经组成国家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这有利于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
可见，直到“五四运动”前期，最起码从中国的思想主流来看，在西方列强的双重身份中，先进的中国人仍侧重于把西方当做世界先进文明的化身，并未刻意强化其侵略者的身份。更愿意相信中国普遍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在于自己学习西方的不彻底，在于批判传统的不彻底，寄希望于文化的革新和国民性的改造，并未出现强烈的反帝主张。
在大家都痛骂卖国贼时，李大钊清醒地指出，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几个卖国贼和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这种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认识，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俄国道路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是在国人心中，西方列强代表世界先进文明身份的丧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54页。，在西方，这种认识催生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认识引来了社会主义。
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1］3580
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送来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这一理论显然是比西方文化更加先进的理论。第一，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那就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西方列强应该为中国的落后负总责。第二，它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行动模式，那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且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第三，它还将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先进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列主义的种种关于世界革命的主张和其强烈的国际色彩，释放出了多年来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没有说出来的屈辱和辛酸。这种辛酸广泛地体现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人往往喜欢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西方文明的渊源。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除了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成功的模式，似乎没有其他成功模式可以借鉴。以强敌为师，难免就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心理，这种爱原本也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选择，当这种大彻大悟的喜悦和多年积累、潜在的恨意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就看到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所表达的激动心情：
“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我们劳苦的民众，……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7页。。
从魏源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后，中国人就走上了“师夷”之路，但这条路走的时间越长，仿佛离“制夷”的目标越远。在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弱势的一方很难取得反帝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吸引力，很有可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领悟到国际主义对进化论的一种修正。在国际主义的框架下，反帝就变得更为乐观，因为“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第三国际对于世界革命的指导，使全世界共产党人成了一个坚固，步伐一致的，世界革命党徒”②《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6页。。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帝国主义“不但不易于各国联合起来压迫我们，而且任何一国也不能拿全力来压迫我们”③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中国革命只要善于利用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顺应世界革命的潮流，联合世界革命力量，进行世界的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国际主义思想让知识分子觉悟，帝国主义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获得这种认识之后，就为苏俄随后输出的其他观念，诸如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服从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等思想打开了大门。张国焘就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清楚地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清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④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想成为沟通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之间的桥梁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深沉的“天下”情结和大同理想的传统。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天下”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这也成为诸多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
受此影响，中国人谈到政治，总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目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与家，不过是为达到最高目标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政治奋斗的最高目标从来都不是为某一区域人的利益而奋斗的，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努力的，这一点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国际性不谋而合。
“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猛烈地反对旧文化，但他们本身就是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天下大同理想原本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内容。大同理想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国际主义在与大同理想的衔接中很快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宣布要消灭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为全人类谋幸福，这怎能不与广泛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天下大同”情结产生强烈的共鸣。
测量采用GJB2038-94《雷达吸波材料反射率测量方法》中的弓型测量法。系统由HP83751信号源及HP8757E标量网络分析仪及测试天线组成，工作方式为扫频测量方式，测量频率范围为8.0GHz～12.0GHz，测量精度为±1.2dB，测量试样规格为180mm×180mm×20mm。测试系统方框图如图8所示，测试结果如图9所示。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启发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很快把自己攻击的目标指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产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也明确主张：“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8、487页。这一时期的反帝，特别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致性。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国际主义视野和立场
（一）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一致性
上面说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早觉悟的命题就是，“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8页。。反帝不仅仅是从俄国学来的教条，也是中国人亲身体验的结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指控帝国主义侵略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列举大量的事实，从而使反帝变得生动而有说服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实，譬如：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并使之变为他们的殖民地；租借了中国许多重要的口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铁路、邮电、海关、内河和海口无不受到列强的“协定和管理”；为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出和原料掠夺，他们几乎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帝国主义全方位的控制下，全国人民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2）将乡村作为基础，选择合适的地域。结合当地新农村建设背景，同时结合当地地理条件，为农村保留具有特色的自然景观。然后结合本地人文资源，营造出优美，富有内涵的景区[4]。第三方面，发展农村旅游业，还需要突出文化特点，在其中融入当地风土人情，对当地文化特色进行充分利用，充分满足游客的观赏需要。
这种列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量的具体详情的宣传手法，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著作中都很常见，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多年后，林伯渠在回忆自己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信仰时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知道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就是因为“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这个认识，“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把握住真理”①涂绍钧：《林伯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92页。。在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中，林伯渠特别关注“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且由这一点影响到他道路的选择，由此可见俄国革命的“国际”色彩对深受大同思想影响的中国人选择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
李大钊也指出：“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⑤《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李大钊还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是总祸根，是主要敌人，“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3页。。
蔡和森号召中国人民首先应当“打倒国际帝国主义”②《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7、152页。，“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动力”③《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7、152页。。陈独秀则更鲜明地指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途径，“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联合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致力于世界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然途径”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
（二）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早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各种政治立场的民族主义者都极为关注国际局势。这种关注有些是出于向西方学习的需要，如“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些是意识到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密切，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往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些是企图以夷制夷等。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中国并被迅速接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观察世界局势的新工具和新目的。新工具即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新目的即大力宣传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统计模块：基于词法和句法分析的要求，统计模块再按照用户的条件需求进行统计。它的主要形式有3种，包括词数统计、句子统计、词频统计。根据语料的类型的不同，统计模块分为语料文献数据的统计，语料文本作词汇、短语或句子等形式的统计。清晰、有条理的语料文献统计能够更好地帮助语料库的建设。而语料文献统计主要就是讲各种各样的信息语料所占的比例及其分布状况进行统计整合，为语料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在这个方面，陈独秀的贡献最为突出，在1926年《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陈独秀强调“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
此后，陈独秀多次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70-371页。。他照本宣科地说，“自帝国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是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两个方面”。20世纪20年代，“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
陈独秀完全接受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和世界无产阶级联手，中国要求的民族的解放是不能成功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绝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象各国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因此，在20世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应该弘扬国际主义。
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若应用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他再次强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我们若真心要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共同革命”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 218、218、215、193、213、195页。。在这里，陈独秀明显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看成了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工具。
设备管理——医院管理之痛。再造招标采购流程，打通服务链条，在供方垄断市场大展拳脚。从小切口入手，向大体系升华，着手医学技术评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把顺应并融入世界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共同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看成获得民族解放的“唯一的道路”。不走此路，中国的反帝运动就不能彻底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也就无从获得真正的解放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2、38页。。
（三）国际主义视野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值得讨论，在他们还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及其学说之前，国际主义思想和立场充当了他们观察和认识中国问题的工具。
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都是劳动者，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4页。。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③《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④《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08-509页。。
既然中国国内各阶级都“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那么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国际帝国主义也就不存在任何障碍了，陈独秀称，“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70、620、368页。
⑦《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70、620、368页。
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70、620、368页。。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了一大不与任何党派发生联系的观点，还特意强调，这“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2、38页。。
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也是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论证的。陈独秀从无产阶级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天然敌对者的角度，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无产阶级“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必须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⑦。基于这种认识，1925年1月，陈独秀主持的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
首先是由对胜利的协约国的失望而激发出的对西方文明虚伪性的认识。一战结束召开的巴黎和会，中国人原以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是人道、自由、民主的胜利，指望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改变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点主张也充满幻想，公然称呼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4、397页。。不想结果在巴黎和会上竟反遭列强欺压，先前德国占领的青岛竟被转让给了日本。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表现，严重刺激到知识分子的神经。陈独秀大呼：“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04、397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但由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地面硬化、填湖造地等），导致“城市病[1]”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镇化进程中湖泊水系减少，自然水体的调蓄能力降低，内涝频发；（2）城市污染物质的排放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水质恶化，环境污染加剧；（3）水资源供需不平衡，水资源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大雨过后，“海潮”褪去，地下水源告急，城市的硬壳形成巨大的漏斗。即使完全按照美国、日本的标准，也很难摆脱“看海”的命运。“城市病”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海绵城市”理论应运而生。
早在1918年4月 20日出版的《劳动》上，刊登了一篇列宁的传记，在谈到列宁时，作者声称列宁“以为他自己的职业，就是‘求人类的幸福’，别的什么这个国与那个国有什么关系，妄分国界，各私其私，他都是全不理会的”④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一卷二号，1918年4月20日。。
李汉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两个缺点，一是乡土观念浓厚，二是人数太少，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200万，在4亿人口中“其比例何其之小，开展革命之必要因素很多，而没有革命武器怎能进行，虽具备革命之必要因素，而拥有革命武器之人却只有200万”⑪輯訛李人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之特征》，日本《改造》，八卷 8号，1926年7月6日。。因此，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国内各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旗子与世界底资本阶级为敌，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去和全世界资本阶级为敌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操必胜之券”①《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第361页。。
这种心理在当时并不少见，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即“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②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页。。事实上，这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未来国家出路的原因之一。
（四）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中的国际主义思想和视角
“五四运动”前后，国家主义传入我国。由于它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对一部分青年产生过很大的诱惑力。1924年，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创办《醒狮》周报，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
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人提倡无祖国，反对爱国主义的说法，陈独秀首次系统阐释了国际主义这一重要概念，以及“工人无祖国”的含义：（1）没有保护工人利益的国家；（2）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应该采取国际的联合；（3）爱国主义不能成为侵略别国的借口。从实践上看，无产阶级虽没有祖国，但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比任何阶级都出力，比标榜国家主义的人都要更积极地投入到救国实践中。
夜访南方印务，虽还未到开机时刻，但一座座高耸的轮转印刷机整齐地排列于车间之中，亦有一番气势所在。行于车间之中，聆听着张军的介绍，南方印务政治站位、致力精品的形象逐渐清晰。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的邀请来华讲学，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经济、文化太落后，改造中国只能先从开发财源、兴办教育入手，反对进行革命，他的主张得到了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响应。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尚未出现严重的阶级对立，唯一的病症是贫乏，唯有发展资本主义，开发实业，才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就算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应该缓行。
陈独秀从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视角，批驳了缓行社会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失去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1-92页。。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是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④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更何况，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达到充分的成熟和发达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蔡和森就明确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压迫与操纵之下，中国资本主义决不能独立发展至于成熟，只有一种“还未，充分发达并且不能充分发达”⑤《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6-187页。的命运，只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从国际主义视野出发，得出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这一结论，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
越来越多的人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崩溃，中国就不应该再选择这条死路，“中国的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且“崩坏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灭亡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焉能有“独存之理”？⑥C.T.：《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1921年第5期，第13页。
第一，要加强饲养管理。现在的鸡群规模越来越大，这和以前的小群体饲养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各方面的管理细节要求的更加严格，因此我们的管理理念要有所提高，要强化生物安全防控意识，无论从鸡舍饲养环境的改善还是饲喂方式的改善都要根据鸡群的情况及时调整，宗旨就是让我们的鸡群能够拥有舒适的生产环境。
虽然中国尚不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但从世界革命的前途来讲，中国也具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中国虽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既然整个世界范围内，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已经成为潮流和大趋势，中国岂能例外？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潮中，中国想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继续“保护资本家的制度”，不仅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抑且势所不能”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4-455页。。
四、结论
上述可知，一战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的认识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不再把西方列强作为先进文明的化身。因而，就更加注意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者身份。激进知识分子虽然表达了对西方列强的不满，但并未找到切实可行的反帝道路。十月革命后，他们热切关注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色彩，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真实反映。而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苏俄从世界革命和苏俄国家利益的角度，也开始积极主动引导中国实行彻底的反帝政策，并采取实际行动援助中国革命，其对中国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新解释和提供的新方法，自然引起了对帝国主义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和拥护。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具有普遍的国际主义视野和立场。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总是因为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倡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主义思想满足了中国反帝斗争的实际需要。这一选择，一开始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加之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令人满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数希望借助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因此他们特别关注国际主义思想并普遍接受了这一立场。这一选择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苏俄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既有世界革命的理想，更有俄国的民族利益。尤其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几乎成为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在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无疑应该服从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苏联的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政策的制定和转变不是以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是围绕世界革命或苏联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来进行。实践中的失误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俄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从世界革命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要推翻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任务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都是毫无区别的，因此主张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苏维埃革命时期，一些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留苏学生就这样认为，世界是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的“两个世界对立”，作为苏联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都是毫无区别的，因此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然而，中国面临的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这种不加区别的反帝，对一个由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殖民地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中国来讲，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敌人太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而不是一起反对所有的敌人。在任何时候都选择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向所有的敌人宣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僵化、机械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视日本侵华引起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能使自己陷入困难和孤立的境地。
九、重要的证件贴身放置。证件与现金分开存放，如果证件丢失，尽快去附近警察局报案，然后再去中国使领馆补办，有旅客在海外丢失证件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补办非常复杂影响行程。
毛泽东首先意识到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给了中国革命很多特殊的机会。尽管帝国主义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勾结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主要矛盾不是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是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将目标对准最主要的敌人，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取得有利于我的形势，才能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惜，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所接受，直到抗战爆发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集中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才开始被普遍接纳。
一辆东风日产奇骏，VIN码为LGBL2AE078Y******，搭载日本Jatco无级变速器，行驶里程为304 795km。车辆挂挡(R/D)时，振动非常大。同时，车主反映该车因此故障在多个修理店检查、修理过，但故障一直未能彻底排除。
回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路历程的嬗变，不仅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指向有了更清醒的理解。毛泽东曾经批评教条主义，认为他们主要的错误就在于替别人考虑得太多，替自己考虑得太少。这既揭示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根本问题所在，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不仅仅局限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的层面，而是要求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权，要实现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要解决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不正常关系，要将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中国化”为以中国革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主义。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且必须由了解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革命利益至上的中国人来办。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发展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及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是由中国人来实现的，任何外在因素都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过程中，学生将搜集来的信息加以辨别，运用“正反对比、举例论证”等方法融会贯通，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究和发现的过程，而非记忆拷贝的过程，从而促进学生的思辨力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19）03-0113-11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蒲传新（1980-），男，安徽蚌埠人，西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樊明方（1953-），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杨芳（1979-），女，河南沈丘人，西安体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友谊 校对：李成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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