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剿匪反霸运动是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进一步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恶霸分子，打倒封建残余势力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豫西地区在剿匪反霸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动员了广大民众，改造了基层政权，健全了司法，建立了地方武装，改造了匪霸，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使豫西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初步得到整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社会整合
豫西地区以伏牛山为中心，北依黄河，东界平汉，南靠桐柏，西靠陕南，背靠大山，西临平原，山地大、平原小，山川相连，历史上饱经战争，存在着会门、土匪与地主的封建割据传统，近代以来素有“土匪王国”之称。[1]60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无疑是巩固解放区新生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学术界研究不多，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河南的土匪成因和匪祸治理①，只有张艳红对建政前后河南剿匪反霸运动整体上进行了梳理，部分涉及豫西地区②。由此可见，对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因此本文即以豫西地区为例，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共建政前后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与社会整合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探究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对豫西地区基层社会的整合。
一、豫西剿匪反霸运动的发起与展开
1947年夏，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8月22日，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1949年春，豫西地区已全部解放，各级地方政权普遍建立。但由于国民党采取所谓“敌后游击”政策，有计划地派遣特务，串通土匪，勾结会门，纠合溃兵游勇，各立系统，结成股匪到处杀人放火、明抢暗劫、暗杀袭击，破坏豫西地区的新生政权，造成了社会混乱与不安，影响广大人民生活，严重阻碍了中共豫西新生政权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其实豫西匪患的严重性早在1948年年初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原局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原局曾指示陈赓、谢富治：“对地主土匪武装应坚决消灭之，这在豫西特别重要。”[2]2同年5月31日，时任中原局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在关于中原地区剿匪等问题呈报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陕州专区匪会纷起暴乱，气势甚凶……今后半年河南以剿匪为中心，限今年内彻底肃清河南全境土匪。”[3]107因此，在1949年7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省军区决定对盘踞在豫西地区的国民党残匪进行清剿，并成立了陕洛工委和指挥部，具体领导剿匪斗争。7月11日至17日，中共陕州地委在陕州城内召开首次党代会，对全面开展剿匪斗争进行了部署。同时7月13日至17日陕洛工委扩大会议也在灵宝召开，中心议题是动员陕洛两地武装人员和广大群众全力围剿。省军区副司令员、陕洛工委书记兼政委文建武亲自主持扩大会议并做了具体部署。会议明确指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一起动手，分工负责，围绕中心(剿匪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竞赛。”[4]481并将豫西剿匪划分为“两个阶段”即：8、9两个月完成北面剿匪，为第一阶段；10、11、12三个月转入伏牛山，以陕、洛、许、南各地区的力量完成第二阶段剿匪。三个时期即：开始时期，以军事为主，结合政治，猛烈消灭股匪，追剿散匪；有重点地分散扎下梅花椿分散清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普遍而深入地发动群众，有重点有策略地开展反匪反霸。[5]随后，陕洛剿匪工委和指挥部正式成立，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建武任工委书记兼政委，42军副军长赵东寰任工委副书记兼指挥部司令员。接着县、区两级的工委和指挥部也先后建立起来。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运动便开始了。
1949年7月25日，豫西地区的剿匪全面开始。在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的原则下，将剿匪共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以军事为主，政攻为辅围剿股匪；第二阶段，以政攻为主，军事为辅，结合发动群众的驻剿清剿小股散匪；第三阶段，以清匪反霸为主，发动群众搜捕散匪潜匪。12月上旬剿匪胜利结束，“共歼灭70余股土匪，计19 783人，破获蒋匪派往该地区的13个特工小组；缴获各种枪支24 300余支，子弹约31万发及其他大量武器装备。”[4]244
那些积极的成果被许多建筑物破坏可能与建筑施工低劣有关的认识冲淡了。矿业和科学出版社，在其1906年4月28日版（in Fradkin，2005，23页）中提到 “大城市中漏测的建筑不好的建筑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地震就像无情的督察员把它们暴露了出来。”Humphrey（1907）记录了许多不合格的施工行为，如 “由于墙和框架之间缺乏连接而倒塌”和 “轻型木框架、支撑力不足和砂浆标号低”等。两份报告都列出很多无钢筋砖石建筑以及砖石建筑外墙危险的例子。不幸的是，这种相同低劣施工行为的故事——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倒塌，在许多最近的大城市地震中经常重复出现，甚至在据称有现代建筑规范的国家也如此。
在大批股匪基本被消灭后，干部思想上也还存在与此不相适应的现象，基本上落在形势后面，不能深入一步，表现为“‘差不多’‘摸不着’‘跟不上’‘舍不得’等情绪”，如“陕州剿匪极快，而地方干部跟不上，不能随军而进，展开地方工作”。[2]320为解决干部赶不上形势需要的问题，河南省委在对洛阳地委8月份的意见中指出：“加强农代会的形式进行领导外，可以老干部为骨干，吸收农民积极分子，建立强有力的乡农协，规定各村斗争必须经乡区农协批准，加强区乡的领导作用，把某些自发斗争导入有秩序有组织的领导之下。”[2]332
二、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与社会整合
(一)结合剿匪反霸，动员了人民群众
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政治活动范围之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反对意思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6]371在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民众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使群众自觉参与这场社会改造中。
为彻底打倒土匪恶霸，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1949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向全省党政军民的号召中呼吁农民：“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剿匪斗争，给解放军带路送消息，协助解放军剿匪作战，用各种方式给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各方面的帮助，并自己起来动手捕捉土匪，造成群众剿匪的天罗地网，不给土匪一点逃脱的空隙。一切遭受过匪霸残害的同胞们，大胆起来控诉恶霸暴行，清算匪霸血债，为彻底肃清土匪，打到恶霸，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而斗争。”[2]301-302同年7月21日，河南省委宣传部又向各级宣传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剿匪反霸宣传的指示》，“宣传部门必须密切注视当前伟大群运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依据群运的需要，结合本地具体情况与群众的觉悟认识，随时规定明确具体、灵活有力的宣传方针、口号，组织与指导群众斗争，鼓舞其革命积极性，并发挥伟大宣传力量，从思想、政治上瓦解敌人。”[2]310此外，为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河南省人民政府还颁布《河南省人民剿匪奖惩办法》和剿匪反霸宣传标语口号：“土匪是人民的公敌”“匪属要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赶快回家，悔过自新”“大家起来，捉拿土匪，斗争恶霸”。[2]308-309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每个人，无论男女，到了一定年龄是要谈恋爱，要过家庭生活的。但是，如树上的果子，是熟的好吃，还是生的好吃？”人也像果子，要长得成熟，有了学问，会干工作，又有养育子女的能力，就好比果子熟了，那时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了。要是书还没有念好，工作能力没有培养好，谈恋爱会有好处吗？
将表2中三种土方量绝对值差值和土方量均值对比分析，绝对值差值和土方量均值比值形成土方量相对误差，统计结果如表3和图3。
装订能够区隔不同的归档文件、保障档案的安全、方便管理，对于纸质文件来说意义重大。旧规则5.1主要从文件排序的角度对装订做出了要求，而新规则其内容更为充实、具体，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在3.4节中叙述。
1950年1月栾川县人民政府在三川镇召开了附近群众大会，宣传了党的剿匪政策，公审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首谢润玉，饱经顽匪压榨和欺骗的群众，欢庆彻底解放，情绪振奋，在卢氏和栾川地区影响很大，彻底改变了卢栾川地区前段在剿匪、建政和开辟根据地工作等方面的被动局面。[4]191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剿匪反霸运动中，人民法庭对土匪恶霸进行了公开审理，不仅逐步健全了地方司法，使基层社会治理初步走向法制化，而且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剿匪热情。
此后，各部队均以团、营为单位，与豫西地区的党政机关组成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抽调干部组织专门工作队，深入山区和广大农村，“宽面展开、大网拉鱼”，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匪运动。在清剿散匪中，群众开始援助军事清剿，“如灵宝县一农民赶集遇一认识的土匪，马上抓起送押政府。”[9]宜阳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自动联合捕捉罪大恶极的匪首王钧，2000余群众动员起来，手持刀棍追捕，正在田间做活之农民，亦纷纷拿起锄头，到处截击，最后终于把该匪在洛河的深水中活捉了。”[10]洛阳分区宜阳、伊川、嵩县结合部，“8000群众在莫重山打搜剿，毙俘匪首潘东楼等6名，群众遍山欢呼。”[11]10月份以后，全区转入清匪反霸阶段。此一阶段，群众普遍被组织起来，并与初期农代会、各界代表会相结合，组成了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造成群众自己动手的清匪反霸运动，进行有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戒严，控制了农村阵地。
为完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以流域为基础的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解决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问题，辽宁将加快“东水西济”骨干工程建设，构建“东水西济”水资源总体配置格局。未来5年，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136个，总投资488亿元，其中利用贷款190亿元。投资35.16亿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3 250项，解决309.8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等。
剿匪取得进一步胜利之后，群众普遍被发动，由于进一步的剿匪政策尚未制定，反霸清算界限不明确，公布了双减法令又不以双减清算，准备反霸清算之后进行土改又未明确公布，干部思想上出现了漏洞。“如洛阳地委一部分干部以为不打人不能发动群众，伤害中农，侵犯工商业(没收弹花机、轧花机、汽马车)，仍不断发生，有的反霸反动很少，有的打的宽，走了五四指示道路，地富土地动了70%左右，‘恶霸’二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样解释，分果实，会内分，会外不分，不积极少分的富农路线办法，排斥佃户，赶走外来户的宗派行为；有的孤立地抓住反霸，完全置群众其他要求于不顾；有的碰什么做什么，失掉中心纲领，政策混乱，运动零星无力等等问题应有尽有。”[2]344为此，10月14至25日，河南省委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查明了情况，划清了界限，规定了适应新情况的一套新方法，批判了部分干部的恶劣作风。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豫西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是与剿匪反霸相结合的，在剿匪反霸运动中吸取积极分子，总结经验教训。
(二)结合剿匪反霸，改造了基层政权
对于怎样进行基层建设，河南省政府在剿匪反霸的实践中以选拔积极分子做乡镇干部和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培养对象的方式进行。1949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在下半年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一般新区训练农民积极分子与贫苦知识分子，或在剿匪支前中选择农民积极分子，委派为乡长或村长，做初步改造。在重点区，结合反霸、双减、清算，以农协为基础，召开农代会，选举乡干部，建立新的乡政权。”[2]279同时又指出：“吸收训练革命知识分子，大批培养新干部，开办工人、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结合群运，建立夜校冬学。”[2]280此外，加强干部自身的学习与训练，7月15日在河南社会部半年反奸工作指示中提出：“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政策思想，并需抽2/5的时间学习业务，总结经验，同时应选择工农积极分子与较纯洁的知识青年，开办训练班，各地半年内培训干部300名，充实区以上的机构。”[2]299
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就需要国家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这种渗透转过来需要谨慎地发展组织，认真地进行群众动员。豫西解放以后，虽基本建立了基层政权，但这种胜利主要是靠军事征服取得的，而且大部分基层干部属于外来人员，群众尚未动员，群众基础较差。此外，政权内渗入了部分封建残余势力，严重威胁豫西基层政权各项工作的展开。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豫西地区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剿匪反霸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彻底肃清了危害豫西近半个世纪的匪祸，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配合了豫西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豫西地区剿匪反霸运动进行得较早，所以它的胜利也为河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剿匪反霸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同时它的胜利也促进了豫西地区的社会整合。此外，中共在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了基层政权，逐步健全了司法，逐步建立了地方武装，使豫西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初步得到整合。
由此可以看出，在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由怀疑到部分发动，再到普遍被组织起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与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剿匪反霸运动中的民众动员无疑是成功的、有效的。
(三)结合剿匪反霸，逐步健全了司法
健全司法，是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的一项重要举措。1949年7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人民法庭暂行条例》指示各专、区、市、县人民政府：“为保障人民利益，肃清匪患，加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秩序，树立人民掌握审判权的群众化司法工作的基础；更有力量地、有秩序地镇压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以期顺利地进行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2]305指出人民法庭的任务是：“第一条，为保障肃清土匪，开展反霸双减运动，顺利地进行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特制定此条例。第二条，人民法庭之任务，在于保障人民能有秩序地镇压反革命及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人民法庭有权限受理在剿匪反霸运动中，危害人民利益，破坏社会秩序，阻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进行的各种案件。一般民事刑事案件，仍由行政司法机关解决之。”[2]305-306同时，对人民法庭的组织、权限、审判步骤进行了规定。
同月，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关于在剿匪中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中对杀人捕人问题提出了明确规定：“1.对匪首惯匪及恶霸，总的原则是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人要视具体情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达到消灭土匪发动群众的目的。2.杀人权归地委(专署)。3.杀人一定要经过人民法庭审判，公开宣布罪状，不得实行暗杀。4.杀人只准枪毙，不得用乱棍打死或其他方法。5.村乡政府无逮人权，区级政府机关捕人后应迅速报告县委研究处理，或释放或上解，不得长期扣押。6.不得越界捕人，必要时须通过当地政府。7.现行犯人人得逮捕之，但需迅速交送治安或司法机关，不得自行处理。8.较大特务案，送地分区处理，更重要者送省委、军区处理。”[2]284-285
根据河南省关于剿匪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在剿匪反霸过程中不断对匪霸进行了审判。如1949年9月4日，“洛宁县在陕洛边界的上戈乡召开了3000人大会，公审处决大匪霸、人称‘山大王’‘杀人精’的雷天相，经群众控诉后，法院在会上宣布陕州专署的处决批准书，当场伏法。”[4]4889月20日，“灵宝(虢)镇(今灵宝市区)人民法院召开5000余人群众大会，公审大匪霸许寡妇(原名亢云霞)，20多个苦主争相上台发言控诉，当场经陕州专署批准，执行枪决。”[12]491同日，“孟津在马屯召开了公审反动头子谢恒大会。参会者包括农民群众、民兵、学生及机关干部共1300余人，新安、洛阳群众代表参加者3600多人。”[13]此外，在公审匪首大会上，还组织群众对谢恒的罪恶进行了控诉。诉苦者争先恐后，官庄朱学的老婆痛哭不止地诉说：“我们家里没吃的，我男人去祖师庙担了一担红薯，你说他是‘八路探子’打死在郭梁寨，弄得我一家断以绝食，叫我怎过呀！”，70多岁的老农民从诉苦群众中爬起来，东倒西歪地走到谢恒跟前说：“告诉你，我就是刘年爹，我是雅沟人，你当乡长打解放军，强迫田西兴当保长，他不积极干，你将他一家大小4口人杀光。你怕走了风，把我孩子刘年弄到高坡岭打死，又把我弄到乡公所化了两石麦，现在留下我70多岁的老两口，10来岁的一个小孙孙，叫我怎过呀！”群众诉苦者先后达到64人，越来越多，由痛苦而仇恨，全场要求复仇，该匪一一供认。人民法庭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与该犯罪恶，判该犯死刑，经专署批准，执行枪决，人心大快。”[13]
在股匪被大部清剿之后，中共河南省委和军区适时把重点转入清剿散匪。但由于群众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思想上仍存有顾虑，如“怕我们政策宽大无边”“怕我内部不纯”“怕匪霸打黑枪”[2]430。为把剿匪斗争深入一步，1949年9月22日至10月3日，河南省军区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今后剿匪反霸的具体方针与任务：“发动一个群众性的清匪反霸运动，组织统一战线，废除保甲，检举会特，集训伪匪人员，改造胁从……”[8]随后，在群众工作会议中指出：“剿匪反霸的目的主要是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打到恶霸。”并提出此阶段群众运动的方法：“1.宣布政策，了解情况，控制坏人，接近群众。2.慎重地发现与培养正派的积极分子，再以他们为骨干联合其他老实的贫苦农民，组织农会。3.研究情况，群定斗争纲领，斗争对象与策略步骤。4.诉苦清算进行斗争。5.分配果实。6.扩大战果，整编队伍，向外发展。”[8]
(四)结合剿匪反霸，逐步建立了地方武装
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是豫西剿匪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豫西剿匪反霸运动的逐渐深入，需要在党政军民统一战线下彻底消灭匪霸。因此，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就显得极其重要。1949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下发了《关于在剿匪反霸运动中建立人民武装及在人民武装中建团》的通知，要求：“在进行剿匪反霸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必须彻底消灭匪霸及一切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而且要使群众认识这种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以便同时领导群众了解武装自己的重要性，并在‘剿匪自卫’口号下，从此一运动中达到发动群众，建立与整理改造充实人民武装的目的，以便顺利地镇压反动武装，准备土改，为群众参军打下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使群众从剿匪反霸斗争中获得武装的锻炼。”[2]325明确规定：“在一切开展了反霸斗争的地区，均需在自愿与精心挑选条件下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下，建设人民武装。”[2]325
在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各地武装初步组建，尤其高度重视民兵的组织建设。在协助军区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9年年底，部队在灵宝县朱阳一带围剿豫西暂编第三纵队时，“陕县派出民兵1 200名，大车1 000辆，担架300副，支援粮食5万斤”。1950年，“陕州军分区派出民兵‘飞行小组’79个，从外省和外地区抓回逃匪293人”。[6]6701949年伊川成立县大队，“大队长阎德昌，队员以思贤大队一部为基础，后发展到500多人。该队先后驻白元、白沙、江左等地剿匪，维持地方治安”。[14]209至1949年10月，全县民兵发展到2 000多人。[15]2051950年，卢氏县为配合剿匪反霸，保卫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区、乡、村都建立了民兵组织，全县民兵人数达到55 800多人，陕县的民兵人数发展到40 092人。[16]397-398
剿匪开始后，在宣传政攻开始时，群众普遍对中共剿匪的决心抱怀疑态度，“一怕解放军走；二怕土匪打黑枪。”[2]3101949年7月23日至7月29日，“陕洛指挥部采用宽大面分进合击的战术，豫西各地先后开始有目标地包围合击、追剿、截击、堵击，终于获得歼灭李子奎等股匪的重大胜利。”[7]243在采取军事进攻的同时，各工作队针对群众对中共剿匪的怀疑，采取了具体有效的方法：“严格执行新区政策，严格剿匪部队的纪律，教育和感动了群众；进行访苦，拿群众的血海深仇及具体事实做宣传。”[2]310经过7、8月份在灵、阌地区的重点进剿之后，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促使群众情绪普遍高涨，迫切要求清算匪霸血债，由观望而逐步靠近新生政权，部分群众开始行动起来捉匪反霸，农村剿匪反霸统一战线日益广泛、巩固。
在豫西剿匪反霸运动中，地方武装的建立，有效地补充了野战军的力量。如1949年春，河南地方武装大部分升级，编入野战军序列。根据华中军区关于建设10万河南地方武装的指示，“黄河以南各地区即于1～6月在群众中持续掀起参军的热潮。至4月底，参军人数即达6.1万人。其中豫西新解放区参军者18 779名，占总数的31%。”[7]672洛阳地区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各县民兵组织复起，并迅猛发展：“伊县民兵，在1948年春就接近4 000多人，洛宁解放后，洛北、洛南两县民兵计2 100人，到1949年3月两县合并时，人数达6 150人，洛阳县、嵩县、孟津县、宜阳县、栾川县、伊阳县的民兵，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数均在2 000以上。各县民兵力量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建制纷纷军事化，小县1个民兵团，大县若干民兵团，团下均置营、连、排、班。随着战斗力的加强，大批民兵被编为地方军、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17]527-528因此，在剿匪反霸运动过程中，地方武装有力地配合了军区部队剿匪，同时也充实了野战军的实力。
三、结 语
中国共产党建政前后对豫西地区的剿匪反霸运动的成功，既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结合剿匪反霸，逐步改造了基层政权，广泛动员了广大民众，逐步健全了司法，逐步建立了地方武装，不断教育和改造了匪霸，使豫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对于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都有很多借鉴意义。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为维持社会稳定和谐，打击暴力犯罪依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图所示，在服务供应链领域，有72个国家/地区学者发表了相关成果，发文量超过100篇的国家为中国和美国，其中我国学者共发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207篇，2个国家累计发文量总占比56.58%，反映出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区域的分布呈现典型的集中分散态势。其中，2008—2017年间，中国学者在SCI、SSCI与A&HCI三大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中发表的有关领域的文献数量为全球第一，表明了我国学者对服务供应链领域的关注程度与科研实力。
注 释：
经济犯罪案件现场访问的重点在于被害人对被害过程的陈述、知情人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对会计凭证、账簿资料的调取等。经过多年的经济犯罪侦查实践，对经济犯罪案件进行现场访问已经成为经济犯罪侦查人员的工作习惯。囿于探讨的必要性和篇幅，本文侧重于探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需要进行的实地勘验情况。
①有关研究成果参见，谢晓鹏：《河南匪祸治理的历史考察(1912—1949)》，《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张小波：《20世纪30年代豫西南土匪横行的社会根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1912—1927)》，2008年河南大学硕士论文；索秋平：《浅析民国初年豫西地区土匪猖獗的原因》，《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8期；杜中堂：《河南的匪祸与乡村社会(1912—1932)》，2010年兰州大学硕士论文；赵福如：《民国时期豫西土匪的发生与演变》，《中州统战》，1996年第12期.
②参见张艳红：《建国初期河南的剿匪斗争》，2007年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该文追溯了河南土匪的源流；论述了近代以来河南匪患严重的原因、分布地区及民国时期治理匪患的措施及教训；介绍了建国前夕河南土匪的类型及剿匪斗争的过程；剿匪斗争的历史经验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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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7-02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资助项目(2018CLS021)
作者简介：侯培和,甘肃古浪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DOI: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5.007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9)05-0050-08
责任编校：孙咏梅，裴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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