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早期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他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给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具有启发民智和引领社会新思潮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陈独秀本人的特殊经历，他的文化观在五四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五四前他主张引入西方文化改造国民性，而五四后他的文化主张则呈现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
[关键词]陈独秀；文化观；五四运动；转变
20世纪初是中国革命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陈独秀作为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引领着中国的文化运动进入新旧交替的时代，为后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厘清其在20世纪之交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客观评价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文化观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肥胖可增加肾透明细胞癌(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ccRCC)的发病风险[19]，但一项针对2 119例ccRCC病例的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患者较体质量正常者疾病进展风险降低了近40%，而且BMI越高，ccRCC相关死亡率越低[20]。基因分析表明，肥胖者脂肪酸代谢相关基因表达更低，其中部分基因已被发现在肿瘤中过表达，并与肿瘤生长相关，提示肥胖患者肿瘤细胞生长较缓慢[20]。
一、陈独秀文化观转变的背景
陈独秀生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本人又是一个极度担忧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因此五四前后陈独秀文化观的转变，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他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国际上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17、18世纪一部分西方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且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暴力手段打开中国的国门，面对侵略与欺辱，中国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道。然而国人反思的结果就是将西方作为学习的对象，这也导致了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均以失败告终。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二月革命失败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十月革命胜利。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李大钊等人开始在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有了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机会。
(二)国内处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的关键时期
清朝末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带给陈独秀很大的冲击。在《说国家》一文中，陈独秀称“因这两次战役，使得自己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知道国家的概念，明白爱国是每个人的大义”。从这时起，陈独秀开始走上了救国救亡的道路，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独秀担任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当他踌躇满志的准备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追捕，一路逃亡到上海。国内革命形势的剧烈变革使陈独秀叹道：“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1]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思想确实有不足和偏激之处，比如在对待儒学的问题上采取机械否定的态度以及盲目推崇西方文明。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不能避免的，对于革命斗争来说甚至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否认陈独秀后来文化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陈独秀尤其强调文化的科学性，他将科学作为一面旗帜，坚持要了解一个事物的概念，需要综合客观现象，用主观理性解释不产生矛盾。陈独秀提出要想摆脱“蒙昧时代”，就要重视科学，他坚信将来可以用科学解释关于人类一切的事物。陈独秀大胆提出了“打碎偶像”理论，封建社会下的人们信奉各种不存在的虚拟人物，将人生寄托于这些虚拟偶像。陈独秀提到的“偶像”的含义，既有庙里的泥像，也有虚化的神仙鬼怪，更有抽象的皇权以及皇权制度下衍生的封建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激烈的反对宗教，认为中国人的鬼神迷信之说固然十分可笑，但是也不可用宗教代替，而是要大力提倡真理科学。陈独秀特别指出所谓鬼神不过是人的幻觉，“宇宙间万象森罗中，有客观的实质和主观的幻觉二种”，[4]可见，陈独秀的文化观已初步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特征。
(三)完成改良者到革命者的角色转换
陈独秀少年时期跟随家里长辈学习四书五经，还参加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中的种种丑态刺激了陈独秀完成了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的第一次角色转换。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的文化思想显示出了改良主义者的特征。
赴日留学的经历对陈独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独秀23岁赴日留学期间认识了张继等一批激进派，还经常阅读由进步留学生创办的进步书刊《译书汇编》和《国民报》。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张继等人在日本组织了革命团体“青年会”，认识了邹容、章太炎等人。1915年陈独秀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留学日本使陈独秀有机会接触到外来文化，而后期坎坷的革命经历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得陈独秀的文化观呈现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至此，陈独秀完成了由“康梁派”向新文化运动统帅的角色转换。
二、陈独秀文化观转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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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盲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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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反馈类型识别的典型方法是综合运用文献回顾和人工识别两种方法； 先回顾以往研究的分类方法，再确定分析单元，然后制定编码方案，最后人工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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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系在一起，而国家命运受到国际形势大背景的影响。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使得陈独秀开始重新思考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否是完美无缺的。《两个和会都无用》写于两次失败的国内外会议后，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人民要拥有自决的权利，并且呼吁全世界的人民站起来通过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在《〈新青年〉宣言》中进一步提出要放弃原来坚持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3]这与之前陈独秀一味主张发扬西方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独秀在抛弃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时，并未立即找到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华民族寻找新的出路，直到1919年4月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陈独秀指出，西方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欧洲各国已经开始流行社会主义学说。是月，他发表《随感录》，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将十月革命与法兰西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0年的上半年是陈独秀文化工作指导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变化的过程体现在陈独秀撰写的文章和开展的文化工作上。
陈独秀的文化工作加快了封建主义文化的崩塌。历史证明，思想领域层面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于当时正处于封建思想束缚下的中国人民。《安徽俗话报》的创办是陈独秀开展的最早的文化工作，该刊虽然于1905停刊，但创办报刊是陈独秀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影响了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陈独秀一直在寻找启发国民民智的方法，除了创办进步报刊，他还致力于革新教育：五四前主张引进西方的教育方式，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主张工读结合，强调专业技能教育。
陈独秀首先对民主重新定义，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指出西方宣扬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并且是建立在剥夺广大劳动阶级权利之上的民主，是不公平的民主。次年2月，陈独秀提出改造中国社会需要做到“三个打破”，陈独秀阐述了自己关于从经济入手改造社会的一些设想，他已经开始具备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工作的意识了。在9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列宁关于“劳动专政”的主张，提出通过“阶级战争”打破资产阶级旧政权。此后陈独秀开始运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指导文化工作。同一天，陈独秀一改设立《新青年》杂志时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将其设为上海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另外还在报纸上开设专栏，集中发布论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正式开始了向中国普罗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征程。
(二)从不彻底的反封建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陈独秀目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一系列重创，凭借着极强的民族责任感，他深入剖析中国备受欺辱的原因。“吾国衰亡之现象，何之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3]陈独秀指出，封建礼教的束缚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根基上的软弱无力，皇权思想压迫了人们的斗争精神，导致整个社会充斥着不正之风，才会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毫无作为。他用激烈的言辞批判中国民族文化：一个国家的人民，精神和物质严重退化和堕落，即便外来者不主动侵略，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陈独秀找到了导致国力衰弱的原因：个体受到落后的文化思想的毒害。为了改造国民性，使民族自强，陈独秀激进的反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包括传统的文字、文学、戏剧、绘画等。这就是陈独秀早期文化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没有将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并且还试图不加改变用原样的西方文化代替传统文化。随后他逐渐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先要消灭中国的落后的封建文化，因此陈独秀首先将革命对象指向以“孔教”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文化，随着其思想的逐渐成熟开始出现“反帝”的声音。
陈独秀对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是在他的启蒙号召下，中国逐渐出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也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在日后的革命活动中改变了中国命运。尤其是陈独秀在情况复杂和思想纷繁的20世纪初期，坚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解开加在人民头上的思想枷锁，提出：“我们要想求得社会进化，就要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创造一些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包括政治、道德和经济的，这样才能树立新时代精神，有了这种新精神，国人才能适应新社会的环境。”陈独秀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需要提高，这是建设高等文化的要求，还需要在社会范围内普及，也就是既要建设精英文化，更需要建设大众文化，这两样哪一个都不能偏废。这些文化主张给迷茫中的民众指明了一条道路。
陈独秀曾寄希望于和平手段解决国内问题，直到1919年5月，持续了3个月的“南北和平会议”以失败告终，陈独秀主张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宣告破裂。此外，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导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释放了巨大的力量，也促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转变。
毛泽东将“五四”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分界点。“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陈独秀本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其文化思想在五四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三)从号召青年学生到动员工人阶级
由于20世纪早期文化运动指导思想的变化，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文化改造面向的对象是有明确转变的。
1915年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就对于青年寄予厚望，希望青年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青年对于社会来说，就像人身体上的新鲜活泼细胞。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找到了能担负起改造社会重任的人群，即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并对青年们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次年，陈独秀再次发文，喊道：“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3]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特别指出青年的思想动作要符合三个目标，并且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要努力奋斗。结合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青年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其赞扬的是具有资产阶级文化特质的青年知识分子。半年后陈在重新改名后的《新青年》杂志上刊发同名文章，对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位青年需要斩尽做官发财的思想，以个人之力创造幸福，做利于国家社会之事。”1917年回答顾颉刚关于是否应以新思想影响青年的疑问时指出：“政治思想学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学说。二十世纪的新青年要博学致用，密切关注现实生活，这样才可以区别于中国的旧式书生。”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文化思想工作，中心任务转移为给广大的劳动者做思想工作，鼓励工人阶级站起来斗争。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对青年的要求与五四前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希望新一代的青年们能够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3]是月，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积极支持下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年，陈独秀还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做了发言，这个发言中最具革命性的是鼓动劳动者们要求改良待遇和管理权，也就是发言中总结的劳动者的“两步觉悟”。陈独秀开始号召工人向资本家要求管理权，使工人居于“治人”的地位，而资本家处居于“被治”的地位。在斗争过程中陈独秀看到了工人阶级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号召工人们主动站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不公平的制度。
三、对陈独秀文化观的评价
对陈独秀文化观的评价历来有完全相反的两种声音，赞扬者有，贬低者亦有。对个人思想的评价显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的影响，个体思想的变化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时至今日，抛开建党后陈独秀的过错，只对其在五四前后转变的文化观的特点作出客观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盲崇西方文明，认为当前先进文化首推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兰西文明。“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3]陈独秀推崇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大加批判，他从“勤、俭、廉、洁、诚、信”六个方面对东西社会民俗进行比较，指出国人各方面都不如西方人，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体现出陈独秀文化思想中“西化”的倾向和盲目推崇西方文化的主张。五四前，陈独秀一直试图通过西方的思想文化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将本民族文化置于劣势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其撰写的大量文章中。陈独秀赞同西方以法治、实利为主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提出要学习西方“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达到“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一)启蒙性
“离咱白石小学不远，就是洪洞红军八路军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曾经到白石村开展工作，与随营学校的师生和白石村小学的学生打篮球，这些至今都是我们白石村的美谈。我们白石小学至今还保存着朱总司令当时赠送的风琴、篮球架。”白石中心校程毅主任自豪地说。
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是一体的，所以坚决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在《驳康有为致总理书》中对康有为复辟孔教的主张表示了激烈的反对，之后又连续撰写文章《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在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对“尊孔复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封建时代的一切，包括道德、礼教、生活、政治，都是为了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力与名誉服务的，对于多数国民的幸福没有任何帮助。此外，陈独秀还强烈反对将“三纲五常”等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借助政治手段强加于民，“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3]在分析近代中国饱受外族欺辱的原因时，陈独秀指出国人抵抗力比西方人要普遍弱，而造成国人抵抗力弱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均指向中国的落后封建文化——“一曰学说为害也。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3]
(二)革命性
陈独秀的文化思想是极具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不仅包括新文化时期通过引入西方文化以革除中国的腐朽文化，也包括五四运动时期选择了无产阶级文化观。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不仅有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5]为提高文化的普及力，新文化时期陈独秀主张文学革命，其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持续革命。正是因为革命，西方社会得以新兴进化，而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3]所以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要革命，即革故更新。然而谈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绝不是只有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更多的是通过思想启蒙进而在政治革命层面寻求救国之道。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3]只有改造每个人的思想，才能解决整个国家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已经超过了思想启蒙的要求，陈独秀自始至终都试图站在传统的对立面发起一场古今未有的大革命。五四后，陈独秀找到了推动文化运动的新工具，即强调文化斗争的阶级性，将加强劳工的思想改造作为主要工作。虽然现在看来陈独秀革命性质的文化观有偏激之处，但是在当时对于启发民智是十分必要的。
陈独秀将解决思想文化问题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工具，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特征，这场运动的初衷就是推动社会变革，为社会革命做准备。
(三)局限性
陈独秀的文化观受到时代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资源需求情况分析：各施工过程开展所需的人数都为3人，即各专业施工队遵循施工工艺顺序依次投入作业，并在不同施工工段上平行施工。流水施工可以充分利用工作面，使施工生产均衡，有序，不间断地进行，从而降低成本，缩短工期，提高经济效益。
首先，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五四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矫枉过正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中，而这种盲目崇拜来自于陈独秀看重文化思想的时代性超过其民族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社会已经可以认识到孔子文化中仁、爱、孝等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20世纪初，这些文化因素不但不能指导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激发了陈独秀的反传统的冲动。
其次，陈独秀在文化运动过程中鼓吹斗争，一味反对和谐。纵观陈独秀在整个五四运动时期(包括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均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存在的文化价值体系，陈独秀也提出过他所反对的是中国传统中不适应现代文明的部分。在陈独秀的文化观中，“斗争”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和谐”。五四前，借用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斗争；五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工具。然而，文化改造是一个“破”和“立”相互结合的过程，陈独秀在文化运动中完成了文化改造中的“破”，却没有“立”起足以支撑中华民族自强的文化体系，这个未完的任务由后来的共产党人继续探索。
最后，文化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表现为：五四前，对于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宣传流于表面，虽然在社会上也形成了潮流，但只引起了部分人的共识。此外，陈独秀的文化改造主要针对的是青年群体，而且还是城市中读过书有文化基础的青年。五四后，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下，劳工群体进入文化改造的范围，某种意义上扩大了文化改造的目标群体。但是这个群体是不完整的，缺少中国社会基数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阶级，这使得五四时期农村的落后风俗没有得到革除。
[参 考 文 献]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周月峰.新青年通信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5]刘华景.思想论争视阈下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跨越——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4).
TheTransmutationofChenDuxiu’sCulturalViewAroundtheMay4thMovement
XING Xi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As the initiator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the supporter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leaders of the early CPC Central Committee，Chen Duxiu’s series of social activities had a huge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played a role in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and leading new social trends. However，due to the complex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Chen Duxiu’s own special experience，his cultural concept showed obvious changes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Chen Duxiu advoc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while some of the cultural ideas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Keywords：Chen Duxiu；cultural concept；the May 4th Movement；transmutation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11.016
[收稿日期]2018-10-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KYCX18-1148。
[作者简介]邢 霞(1994-)，女，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11—0071—05
责任编辑：张 庆
标签：陈独秀论文; 文化论文; 思想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中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年第11期论文;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KYCX18-1148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