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2018年10月13—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承办的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为期两天的会议，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科研院所的9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就中国哲学研究的思路创新、范式创新等相关问题畅所欲言，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
10月13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丰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唯航研究员与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副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的五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了会议主题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存山研究员在题为《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与社会学》的演讲中指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经书中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常道”，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中国的古今学术是连续性的，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近现代实现了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到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的转型。中国近现代的学制改革与中国的经史传统，既有文化赓续的相因连续性，也有时代发展的变革创新性。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发表了《明代制义的几个阶段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以嘉靖之后为中心》的演讲，他指出，明代制义自正、嘉时之唐顺之、薛应旂、瞿景淳等达于高潮，入隆、万后盛极而衰。隆、万以后思想界的一大变化，就是王阳明思想对学界的浸染、影响之加深，以及佛书之语及禅宗之意向时文的渗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教授在《走出中哲史：我对阐释学的一点看法》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中哲史研究存在经典误读、阐释偏离、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现象。“走出中哲史”，是指中哲史研究不要局限在哲学（哲学史）来讨论阐释学，更不能局限中国哲学来讨论阐释学，而要摆脱和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扩大学术视野，更多借鉴和吸纳其他学科乃至世界各国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创新精神来构建并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向世陵教授发表了《“渝平”与“输平”——〈春秋·隐公六年〉经文的汉宋之解》的演讲，他认为，《春秋·隐公六年》经文的“渝平”与“输平”两种表达，在《春秋》“三传”及汉宋经学有不同的解释，其间既有字义的训诂，也有义理的辨析。宋儒的新经学在注重史实和字义考辨的基础上，也灌注了自己的思想理念。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新春教授做了《汉代经学语境下的经典诠释——以虞翻的〈周易〉诠释为例》的发言，他指出，汉末虞翻在经学的语境下，继《易传》、魏伯阳月体纳甲说、孟喜以来卦气说之后，重新诠释了《易》。虞氏易学认为，阴阳是《易》之神髓所在。在天而成日月往来意义上的八卦易场，在天地间而成四时递嬗意义上的四正卦易场，具体化为出入乾天坤地两仪的十二消息卦易场，并变生着五十二卦符示的繁复阴阳流转变易格局，即此而敞开宇宙宏大易世界。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应当贯通三才之道，基于仁与义的践行与承当，引动这个世界迈向人文价值化的理想。虞翻的《周易》诠释由此成为该时代经典诠释的典范，经学精神借此也得以重建。
主题演讲之后进入分组讨论环节。从10月13日下午到14日下午，会议两个分会场共进行10场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认识”、“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经典诠释与伦理思想”、“经典诠释与道家思想”、“近现代思想的新诠释”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在各抒己见的同时，形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与共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前教育受到了我国社会的高度重视，提高高职高专的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互联网+是管理有效信息的新模式，通过该模式，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将得到提升，其教学成本也将相应下降。因此通过信息技术改变教学模式，可被视为我国教育改革中的最优路径。
他的感人事迹，鲜明体现了舍身忘我、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奖掖后学的杰出品格。
在“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河北师范大学寇征教授有感于诠释学对当代中国伦理思想的构建，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提供符合人民需要的合时宜的价值和伦理信念，循着这样的理念，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进行中国哲学以及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换过程中该如何去阐释古典？在文本的读解过程中先哲的概念被重新在作者的学术背景下解读、理解、反思、批判，其中也就会有自己的新思想产生。新的思想和前人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也有区别甚至相反。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张永路副研究员则关注了经学诠释体系的革新与演变。他认为，在经学的演变史上，从文本到思想再到方法，整个经学诠释体系都跟随着时代思潮变迁而革新。在现代社会，经学必须与现代精神相契合，与现代学术规范相符合，对从文本、思想到方法的整个诠释体系进行相应的革新，如此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完成自身的现代转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巍副教授则认为，从方法论的层面看，“哲学的方式”意味着中国思想的研究——要能冠以“中国哲学”的名义——必须满足专业性与科学性的要求；从方法的层面看，“哲学的方式”又尤其对应于分析的方法，尤其是语义分析。
在以“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认识”为主题的讨论中，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戴兆国教授提出中国哲学的五种“命”论，他认为从人的存在角度看，命可以分为身命、慧命、德命、福命、寿命。五者相互统一、相持相有、相生相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贡华南教授就“倦”与“不倦”问题展开论证，认为“倦”“不倦”是对特定身心状态的描述，也是一种饱含情感态度、价值倾向的时代精神风貌。“不倦”是古典时代的“通德”之一，也是理想的存在方式。现代人以“个”为“体”，以“己”自限，虽富虽强却注定远离不倦。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德立教授讨论了“知止”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他认为，“知止”指自我身份认知，“止于至善”指自我道德完善；“知止”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知”的层面，“止于至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是“行”的层面；“知止”是通过社会实践获得道德认知的过程，“止于至善”是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道德实践。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向人文与伦理道德领域蔓延，使得人们只知“进”，不知“止”。中国文化传统中“知止”与“止于至善”的智慧正可以给人们带来安身立命的启示。
在“经典诠释与道家思想”专场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讨论了现代语境与道家思想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向现代性问题及其语境的靠拢，而是向古典文本与原初思考方式的回归。这种回归并不是一种保守的表现，而是基于现代性的理解尝试确立道家思想基于思考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独特性，从而摆脱语境的束缚，直接指向道家思想中跨世代和非历史性的思想关切。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提出，《逍遥游》将自由的本质与“天地之正”关联起来。在人的权能畛域之内，自由展开为尽性的实践，即充分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性分；在人的权能畛域之外，也即天命领域，自由表现为另一种类型，即人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之势，但却可以改变主观之情，使之不受外在现实的影响。自由的两种内涵交织在一起，使得自由的体验与边界的体验关联起来，表现为一种贯通人之所为与天之所为的存在方式。华北电力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王威威教授在发言中提出，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以确定性、功利化、现实性、系统化、整体性为原则；在方法的选择上，则采用了概念的诠释与概念的互释、引入新概念、转换论题、重构文本结构、更改文本以及事例解说的方法。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尚建飞教授在阐发《淮南子》对老庄德论的诠释中提出，立足于综合老庄的理论视域，《淮南子》中的道家一方面对“道”之本性和人之本性展开界说，另一方面又构建起了评价德性与“乐”的基本尺度。
在“经典诠释与伦理思想”专场中，上海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对公私和义理这两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辨析。他指出，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公义和私利的判别和选择，构成了儒家义利之辩的实质。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成全他人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大同团结。义利之辨中所展现出来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同样也有体现。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则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关注了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他以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退溪、李栗谷的思想为例，论证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
选取2012年8月至2017年8月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并行TURP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1126例，根据病例资料分为储尿期症状组和排尿期症状组。
在以“近现代思想的新诠释”为主题的讨论中，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运辉教授指出，外界客观存在的本体论依据、“知行合一”的最高原则和一般解析法这三种方法是张岱年先生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法。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甘祥满副研究员认为，经学在近代的瓦解或式微，乃是一种理势的必然。而冯友兰走出经学创建新理学，是对这种必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选择，也是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的一种内在需要。南开大学哲学院卢兴副教授指出，牟宗三在对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哲学的诠释过程中，体现出了自身所特有的诠释方法，具体表现为：学案体的写作方式、“依义不依语”的诠释原则和个性化的诠释语汇。
分组讨论中学者们争相发言，气氛热烈，对目前学术界多个热点问题各抒己见，有观点碰撞，有语言交锋，亦有思想论辩。分组讨论环节之后，在10月14日下午的闭幕式主题演讲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黄玉顺教授做了《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教授在《从儒学“第三期发展”看儒学史的叙述与建构》的发言中指出，如果儒学第三期发展一定存在一个开端的话，必然要以康有为和章太炎作为起点。我们应该容纳多种儒学史叙述并存的模式：一是纯粹学术史的书写，即将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发展过程罗列梳理；二是侧重于发掘儒家的精神生命的成长史，即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之间存在着价值观上的共振，以儒家生命的延续为目标。这种叙述模式看上去是在概括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思想逻辑，实际指向却是未来，体现了作者对于儒家思想之前景的期许。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发表了题为《数字卦研究的阶段、贡献及其终结》的演讲，他认为，数字卦研究可分为猜测期、突破期、否定期和证实、终结期四个阶段。数字卦研究的学术贡献是：将商周甲金文“奇字”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或“易卦”，指出易卦源于筮数，并最终解决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问题。然而，“数字卦”的命名缺乏历史的正当性，在传统易学中缺乏存在的必要性，且这一概念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引起了混乱。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数字卦研究应当走向终结。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发表了《心之德与心之道》的主题演讲，他分析了朱子《仁说》的第二段，提出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心之德即是照看万物和自己；心之道则是情之未发与情之已发。
经过两天的发言与讨论，14日下午五点，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第一会议室举行，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蜜林副研究员主持，北京交通大学孔德立教授在闭幕发言中对与会学者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角度、研究范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祝贺会议圆满结束。
作者简介：曹婉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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