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鄂豫边区整风运动可以分为初期整风和全面整风两个时期。由于当时边区特殊的斗争环境，初期整风以文件学习为主，并没有广泛深入展开。随着边区环境的改善，边区领导人展开了全面整风，制订了详细的整风计划、步骤、办法，并认真执行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鄂豫边区；整风运动；陈少敏；李先念；郑位三
鄂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中一个重要战略区，也是我党在中原地区抗日的前哨，被敌人长期分割，在敌、顽、我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成长壮大。鄂豫边区的发展壮大有很多因素，整风运动有效开展是重要因素之一。关于鄂豫边区整风运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主要集中在相关领导与整风运动和整风运动的经验探讨上。①本文拟在初期整风、全面整风、整风影响三个方面，对鄂豫边区整风运动进行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
一、 “学习文件为主”的初期整风
早在1941年12月19日，陈少敏在后方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所作的《加强党性》报告就对鄂豫边区党员干部存在的党性薄弱现象进行了全面概括：“(1)思想意识落后，不进步，保守着自己那一套旧东西，死不肯丢掉……(2)对党的决议指示不执行。自己不研究不执行党的决议政策，在工作中认为自己地区特殊化，上级决议指示不适合。部队的干部认为党的政策，是地方党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地方党说，这是部队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对上级决议都不去讨论研究的，以致造成破坏党的政策的错误……(3)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超过党的利益，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不忠实于党，没有为党牺牲的决心……(4)英雄主义；出风头，处处显示自己的威风，不信任人家，不让别人发展，到地方威风凛凛……(5)地位观念：压制别人，自己狠命的往上爬，认为地位高可以到处有面子，有力量，有权力，可以统治别人，不顾及党的利益，一切为达到自己爬高地位的目的……(6)自满主义：卖老资格，不求进步，不学习，认为自己一切都好了，不必要发展，地方党及部队干部的满足现状，妨害工作的发展，不学习政治，不研究党的政策，一切违犯原则。(7)官僚主义：不了解客观现实，不研究具体问题，脱离下层，不顾及群众生活与要求。(8)独裁主义：包办一切，家长制度，下级提意见要求解决问题时，给别人以难堪，不解决实际问题，随便给别人加大帽子，处罚人不发扬民主精神，压制下级发展。(9)自由主义：不服从组织，不服从纪律，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无原则的乱批评，生活上散漫，其程度与独裁、官僚主义差不多，以致形成无组织、无纪律。(10)本位主义：不顾及全党仅顾及自己，自己搞到的资财，也不愿帮助别人……(11)独立门户的独立主义：自成作风，自成系统，强调自己特殊化……不去执行统一原则，破坏党的统一。(12)两面主义：阳奉阴违……在思想斗争时采取两面政策，这种两面主义是顶讨厌的，发展前途也是很危险的，甚至挑拨党的团结。(13)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不研究客观现实，在干部上，不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升降提拔，以自己意见，对工作不切合实际，忽左忽右，一切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胡作乱为。(14)形式主义：不深入实际，要面子，摆空架子，只说漂亮话，不作埋头苦干的实际工作，学习上教条的搬弄这种形式主义给党的工作很大危害，发展到使党的工作无实际内容。(15)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进行自我批评，自高自大，不检讨自己缺点，犯了原则错误自己也不批评，但是批评别人时，超过组织原则。”[1]这些党员存在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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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整顿“三风”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决定》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在接到指示后立即成立了边区党委整风学习总委员会，由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6位同志组成，负责领导边区党政机关和部队的整风运动。陈少敏说：“自新闻台上收到中央整风文件起，边区各机关、学校和部分部队，即开始整风。”[3]
本文以粮食为判据，基于人口与粮食关系，通过建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模型定量评价区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状况。
战时整顿三风时期，李先念也在五师做了广泛动员。1942年10月在五师干部大会上，他作了《严正军风》的重要讲话。讲话从五个方面作了强调：(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游击习气；(二)反对不愿做政治工作的倾向；(三)反对居功自傲；(四)反对宗派主义；(五)反对轻视学习的倾向。针对部队中存在以上一大堆不良的现象和思想，李先念同志“希望大家反省、自问，有则改之，无则勉之。”[11]各军分区和各旅团都结合部队实际，积极搞好“战时整顿三风”。同年12月，五师师部鉴于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环境相对较稳定，又及时发出了《关于政治工作作风问题》的训令，强调深入搞好“战时整顿三风”。训令还明确提出了“战时整顿三风”的要点，即反对宗派主义以加强团结；反对教条主义以转变工作作风；反对党八股以提高宣传的实际效果。[12]五师各级机关和部队联系各单位和个人实际，开展了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会，批判了宗派主义、雇佣主义、主观主义、事务主义等不良倾向，分析其给革命带来的不良后果。
研究组51例中，治愈31例（占60.78%），显效11例（占21.57%），有效7例（占13.73%），无效2例（占3.92%），总有效率为96.08%；对照组51例中，治愈20例（占39.21%），显效14例（占27.45%），有效9例（占17.65%），无效8例（占15.69%），总有效率为84.31%，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944年1月中旬，阶级教育阶段结束，豫鄂边区整风运动转入“以加强党性锻炼为中心”，切实整顿党风的第二阶段。同年2月到8月，边区党委在党校举办了两期整风班(即第九、十期)，每期3个班，均分为高级、中级、低级整风班，6个整风班共295人，其中高级整风班115人，中级整风班90人，低级整风班90人。由于参加整风班的对象、级别和水平不同，各班整风学习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区别。高级整风班学习《整风文献》，中低级整风班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党的基本知识。据刘康回忆：“1944年四五月间，中共襄河地委在潜江太和场附近的农村开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区、乡党员干部，也有少数从大后方来的青年党员，共100多人，划分为10个学习小组，每组7-11人。整风班由地委组织部长黄海滨同志主持，学习时间为一个月，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7天，主要是学习讨论，提高认识，增强整党的自觉性；第二阶段14天，从总结个人思想与工作入手，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阶段7天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小结，分析所犯错误的危害及产生的思想根源。”[25]边区党委在党校组织领导的县团级以上负责干部的整风运动从1944年2月4日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胜利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为迎接全面反攻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准备。[26]
1942年5月10日，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下文简称“五师”)下达了《关于具体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步骤问题》的训令，布置了“战时整顿三风”的做法，要求边区各机关、学校和部分部队“深入研究文件，而后切实检查工作，以期全党干部能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与思想方法”。具体组织以“旅团政治委员为主任，组织检查委员会，军政负责干部皆应参加，指定负责人检查各部工作”，整风“日常学习工作由宣传部门负主要责任。”[4]重点学习中宣部指定的三类十八个文件：“(甲)类以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中心，并研究康生同志的报告，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和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等文件。(乙)类应以调查研究决定为中心，并研究农村调查序言。(丙)类应以增强党性的决定为中心，并研究刘少奇、陈云同志的文章和论党内不正确倾向等文件。”[5]具体步骤为：“研究次序可于第一周内将甲类文件浏览一遍，第二周则将乙、丙类文件浏览完毕，在第二周内须用突击方式将甲类文件分为三次会议加以讨论(可分为一、反主观主义，二、反宗派主义，三、反党八股，并联系本单位工作讨论之)。其余两类文件可在初步研究时期以后开始细读，细研究，每类各占二十天时间。”[6]“此三类文件要求每个干部在两月内要复习三次，看时一定要做笔记，并予研究完毕时呈交上级政治机关检查，以便考核干部学习成绩。”并且召开讨论会，各组互相派人参加，以便互相鼓励。对没有阅读这类文化程度的干部主要教育方法则为：“(1)上课由主任作报告。(2)对稍有阅读能力者，政治机关并须指定专人以上文化课方法，于夜间学习时间帮助其反复熟读，使其认会全文，并能讲解字句意义。”[7]
在当时三角斗争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边区坚持一面整风，一面斗争。在敌情严重时打击敌人或者转移到敌情较为缓和的地区整风。在敌情缓和时，就相对集中整风，同时准备对敌斗争。但由于敌伪顽的夹击和围剿，鄂豫边区环境险恶、动荡不安，部队、机关“一日十仗、一仗三移”的现象成为家常便饭，整风工作虽然零零碎碎地进行了一些，但没有全面展开，没有深入贯彻下去。以至“边区全部工作的转变和深入程度非常慢”。对于此次整风运动的效果，陈少敏有一段客观的描述：“在整风前几个月，我们先成立了在职干部高级研究班，我也当了几个月的班主任，学委会成立过，学习内容也提出过，通知也发过，边区级大讨论会，小讨论会，也开过很多次。在三次反共高潮前，几乎每周开大讨论会，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加强党性都讨论过很多次，甲、乙、丙编组也编过，也有过一个时期，各地委也讨论整风，大讨论会也曾开过。从各地整风中，也曾听到过奇奇怪怪的理论如我不是领导者，我没有主观主义，我不会写文章，我没有教条主义，我是新干部，我没有宗派主义。的确，在整风问题上，曾下过些工夫，但是边区的整风，始终未掀起热潮，既未贯彻始终，也未把歪风整掉。”[13]《五师一九四二年教育概况及现状》一文中也指出：“六月间会发出整风学习指令及计划，但始终停留在读文件阶段，个别单位上了几次课，讨论了几次，未精读及反省，未成为运动。”[14]整风没有深入下去的原因，陈少敏分析大概有下列几点：“第一，没有根据边区环境的特殊性，定出边区化的具体的整风计划、步骤、办法，而是死板的，把延安整风的经验，硬往边区套，这当然行不通，因为鄂豫边区不是延安，边区需要有边区的办法；第二，没有根据边区斗争的特点，把整风与每个具体斗争联结起来，也就是没有把整风任务，贯彻到每个实际生活中去，而是把整风与实际斗争脱节，自然整不通；第三，没有根据边区环境的特殊性、变化性的规律，定出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工作、不同方式、不同干部水准的整风方法，只是一般的提出要整风。结果，在斗争复杂，环境变化，工作紧张之时，整风两字，就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整风计划，自然无从贯彻；第四，在领导上，也没有抓紧中心关节——抓紧干部，抓紧中心地区，从中心关节上找经验，推动全边区整风。”[15]因此，这一时期的整风，“不能不陷于虎头蛇尾，更无法造成整风热潮。”[16]
4.1 结论 1）体育舞蹈能够有效提升普通大学生的协调性与灵敏素质。拉丁舞更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反应灵敏和快速变向移动重心能力，标准舞更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移动灵敏能力。
二、“因时因地制宜”的全面整风
1943年11月12日边区党委书记李先念同志作了《关于整风、生产、精简》的报告，报告指出整风原因：“我们要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行为作风，所以要整风，从整风中提高理论，反对闹不团结，反对宗派狭隘，扫清党内存在着的一切不正确的垃圾渣滓，为此我们就要力求整理内部，从整风中来建设我们的党。”整风首要对象：“以小团首长、县委常委、正规军营以上干部为主，因为这些人的歪风来了特别吓人，干部比战斗员进步，懂得的问题多，他胆大，谬论也多，他们的歪风来了能把人吹倒，所以我们要整大风，要整这些人的风，只要把这些人的风整好了，再来的就是和暖的春风了。”[21]整风组织与领导：“以党委机关为整风领导机关”，“党委下设立边区总学委会”，“总学委会下设立分学委会，分学委会下再设立中心、普通两种学习小组”，“总分学委会，小组中，要经常不断的交换整风经验，如出整风墙报、报纸，写文章等。”[22]整风进度安排：“分两个时期进行，第一时期以提高阶级教育为中心，来肃清国民党思想影响的存在，第二时期以加强党性锻炼为中心，学习资料以中央发下的基本文件为中心，如《评中国之命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重要社论，整风文件等。”[23]同年11月18日，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部署》通知，指出整风运动要把握七个原则：一是整风工作应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二是整风工作的一切计划与方法应适应边区动荡的环境；三是整风要善于抓住中心，抓住重点，集中力量，突击进行；四是在整风工作的计划与布置上，要渗透着具体主义的精神；五是在整风问题的讨论上，应充分发扬民主与自我批评精神；六是在整风过程中，各单位(特别是地方机关)的主要干部应尽量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工作；七是区党委及各级党政军的负责同志必须亲自主持整风工作，并以身作则，搞好自己的整风，成为各该地区或部队中整风的模范。[24]
1943年敌、伪、顽的进攻被粉碎，斗争形势趋于相对稳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的精神，鄂豫边区党委总结和检查了一年来的整风工作，并对整风运动重新作了部署。1943年夏季，五师根据党中央《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国民党影响及提高干部阶级意识问题的指示》，颁发了《干部阶级教育提纲》。鄂豫边区全面整风开展后，为了贯彻边区党委在《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进行阶级教育的指示，边区总学委又具体制定了《阶级教育研究提纲》，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阶级教育。这次阶级教育，主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放手发动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质问国民党》等著作，运用讲课、小组讨论、自由辩论、自我检查、典型报告、个别帮助等形式，“研究当时当地干部和群众中间国民党思想影响的具体发现和主要的错误观点，如正统问题，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一致问题，两党磨擦的责任问题等等，找出这种思想的代表加以揭发、批判，讨论，这样才能切实的从干部目前的思想水平出发，在检查与克服其错误思想中进一步提高他们和自己的阶级觉悟，打退国民党蒋介石思想的影响。”[20]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整风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17]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18]1943年4月10日，华中局也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决定把整风学习作为全年学习的中心任务。规定：“(一)要整顿各级整风学习领导机构。……(二)区党委、师、行署及地委、旅、专署一级主要负责的干部，编为甲组，着重学风学习。县一级(县委、团级、县府)与机关中科长一级以上的干部及个别文化及理论水准低的地委、旅级及军分区干部，编为乙组，着重党风的学习。其他干部则编为丙组，主要为业务学习，并分配到下层作实际工作。对文化水平低者的整风办法。则选定几个重要文件，一面阅读，一面以报告或上课方式进行之，并注意进行文化学习。各组人员均由学习委员会按照具体情况指定编组之。今年整风的重点，应放到甲组，以甲组为整风骨干。甲组不但自己要学习，而且有推动、帮助并指导其他各组的责任。(三)整风学习必须与自我反省和改造干部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联系。甲乙两组必须作笔记(但不是摘录文件，而是要把研究文件的心得及自我反省记录下来)。今后华中局定期抽阅甲组的笔记，区党委定期调阅乙组的笔记。乙组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和审查干部联系起来。整风是反省自己、改造自己。同时也使党的各种任务效率能提高，使党能更好了解干部、考查干部。因此，学习与实践应当联系，审查干部不能与整风分开孤立的去做。”[19]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在鄂豫边区党委特别是郑位三的领导下，边区开展了肃反审干运动，要求党员干部向党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清算自己的历史。审干的具体做法为深入检查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号召坦白交待历史问题，深刻反省，写反省笔记，填写各种调查表，作自我批评，清算自己过去的历史。“纯洁队伍，迎接新任务”是当时边区党委提出的口号。郑位三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不适当的处分，经个人申诉，党组织重新审查之后，可以变更或取消。干部之间尚未证实的问题，可向对方提出质疑。对那些有问题尚有顾虑的，先由负责同志给予开导启示，再在小组内展开批评，并配以个别说服，给以时间让其考虑，使其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虽然鄂东党委发生过不实事求是的逼、供、信，以至扩大化的问题，经过你“逼”我“咬”，“咬”出一批地委和黄冈中心县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特务[27]，但经过郑位三、鄂豫边区党校负责人刘西尧和中共长江地委代书记张体学等处理，整风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路上来了。
陈少敏根据党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联系边区党内的实际情况，重点揭露了主观主义危害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她指出，主观主义在党内有各种表现，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她以边区的救灾工作为例，指出党委早就指示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她也多次提出，政府部门要切实实行救灾。可是，事实上到处看到灾民逃荒，走投无路。那些政府及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只是在那里空喊，并未有想办法切实实行救灾。在部队作战中，由于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不进行调查研究，使很多干部、战士无谓的牺牲！她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者的心是铁铸的，刺不进去，是木头做的，麻木不仁，不会警惕。他们看不见工作中的毛病，反对调查研究。其结果，必然发展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成天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发号施令，盲目的瞎指挥。单凭一点狭隘的经验办事，不学习革命理论，失掉斗争的方向，这样，一害革命，二害自己，毁掉了党的事业。”[8]她在分析了主观主义对革命的严重危害后，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她指出：“学习是培养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进步的基础，是克服错误的有力武器。要我们的党政军全体干部加紧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能造就出大批坚强的干部，去担负那很多的重大任务”。[9]她明确表示：“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这是改造党的一场思想斗争。必须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它是教育党员和干部克服主观主义的最好课堂。通过群众斗争，使他们晓得那个是党的立场，那个是作了敌人的尾巴，晓得走群众路线，才有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并在实际工作中整顿三风，使整风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使干部和党员晓得三风不正，就不能与群众联系，工作就作不好，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改造党的思想才有实际意义。”她通过学习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述，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是全部工作深入、工作转变、克服主观主义的关节。”[10]她亲自率领党委调查组，到随南、礼山、安陆、京山等县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接着又领导党委工作组，深入到地、县党委和农村支部，调查党内状况。经过调查研究，她先后发表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后》《加强党性》《在斗争中建设党》等重要文章，正确阐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边区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为边区党的建设和整风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午时过后，我就赶到了铁冶。这是个小镇，几十户人家。我把拨浪鼓揣进长裤口袋里，找人打听，东洋人在哪儿开矿。那些人都有些吃惊，往后退几步，车身就跑。只有个卖筲箕的婆婆问我：“大姐，你问这做么事啊？”
三、鄂豫边区整风的影响
鄂豫边区初期的整顿三风运动主要表现为学习讨论理论文件，由于客观条件等因素影响，没有深入开展下去。全面整风阶段，由于环境好转，领导因事因地制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整风运动，边区党员干部“比较正确的认识了自己，过去某些干部认为自己无风可整，经过整风之后，认识到自己有着严重的歪风，认识到自己离党的要求还太远，许多同志向党坦白反省、把长久藏在心里所不敢说的严重错误和政治问题都揭发出来。在整风中，大大提高了干部学习情绪和理论水平，知识分子了解到自己最无知识，工农干部热烈地学习文化，大家都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过去对于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等问题是一片糊涂概念，经过整风后，不把它当做神秘问题看待了。许多干部，在整风中深刻认识到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的重要，初步的学会了分析、综合的能力，知道观察研究解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变动和矛盾中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28]
刘康在《我参加襄河地委整风班学习的收获》一文中谈到的主要收获如下：“首先在思想上树立了较强的群众观点。懂得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刻也不脱离人民群众。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每到一个地方，都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其次，认识了小资产阶级的危害性。自己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思想上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要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上想把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也是难以做到的。此外，对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评判等党的优良作风也有了一些认识并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树立。”[29]胡逢林写到：“天潜沔县委于1944年冬集中30多名县、区、乡领导干部进行了整风学习，他们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反省。对问题比较严重、思想顾虑较大的同志，主要负责同志找其进行个别谈心，开导他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大胆交代自己的问题，并有意识地组织互助组进行相互帮助。参加整风的同志，都自觉地检查了自身的错误与缺点。有的检查了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有的检查了贪污、受贿、吃请、赌博等错误；有的检查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挡门面、躲差事；有的交代自己为了出风头，参加过汉流、青红帮或反动会道门组织。在自我检查之后，进行了相互批评，分析了错误的根源与危害，并且对照整风文件，从理论上分清了是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30]原野在经历了文艺整风后认为“这次文艺整风，使我们明确了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兵。解决了革命文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为边区文艺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30]
鄂豫边区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促进了马列主义思想在边区的传播，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素质，使边区党政军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步趋于统一。部队经过整风活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少数干部封建主义、军阀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倾向得到了较好的纠正和克服，部队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更趋良好。地方干部经过整风，提高了党员干部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加强了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群众则在党员的带动下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边区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发展。整风运动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战果，为边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乃至后来赢得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徐仁立、马诗训：《陈少敏在鄂豫边区整风运动中的贡献》，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雄师奇观纪念新四军第五师建军五十周年论文专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刘光明：《郑位三与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华中师院学报》(哲社)，1985年第3期；逮拴生：《李先念与五师暨鄂豫边区的整风运动》，《伟大的人民公仆》编辑组编：《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杜中原、邱观建：《鄂豫边区整风运动的做法及其特点》，刘光明、周玉承：《鄂豫边区抗战和中原突围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郑峰：《鄂豫边区根据地整风运动经验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2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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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8-28
【作者简介】陈建成，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647(2019)05—0120—07
责任编辑：齐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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