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老有所养”只是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方面。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抑制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才是主动作为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经济社会政策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既要确保“老有所养”，更要尽力延缓和减轻老龄化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影响。事在人为，只要应对及时、措施有效有力度、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得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可以适当延缓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可以相应减轻的。对人口老龄化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口预期寿命和生育率两个主要因素中，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只有生育率才是主动作为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可变因素。在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双下降的背景下，只有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抑制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才是主动作为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根本之策。
一、我国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世代更替，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两个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总有一部分小孩不能长大成人，因而人口正常世代更替率要大于2。国际上通常认为2.1是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的正常世代更替。如果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反之则会减少。当然，世代更替水平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因为婴幼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性别比等的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是存在差异的，但毫无疑问，必须大于2。
从国际上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是各个国家的共同趋势。从19世纪初期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就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尽管近20年生育率略有回升，但也仅仅整体保持在1.62的水平。[1]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等收入国家出生率出现稳定下降。目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虽然出生率仍然比较高，但也呈稳定下降的趋势。
三维空间下，参照规划项目的设计要求创建三维城市设计规则库，再充分利用规则库，综合采用张量场、L系统、形状文法等方法快速生成各种建筑布局、路网、城市风貌等三维规划方案(如图3所示)，同步开展通风、日照、通视等优化指标输出，实现对任意地理小单元环境下设计成果的评价和分析，辅助设计师做出选择，为法定规划和城市设计提供充分的参考意见，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成本，而且可初步实现城乡规划的工业化生产方式。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已经进入“极晚婚—极晚育”和“生育意愿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2]我国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事实上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也不敢生的窘境，80后、90后则处在能生而不想生、也不敢生的纠结状态。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18、1.04、1.26、1.24、1.28，平均为 1.20。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把这 5 年的生育率数据调高10%，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32，远远低于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即使把这5年的生育率数据调高15%，平均生育率也不到1.4，仍然大大低于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不管对低生育率如何争论，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2]
二、生育问题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战略问题
发展幼托服务，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和解决：一要转变对幼托的认识。托幼服务不是单纯的学前教育，它还是国民福利的重要方面，要实现从赋予幼托单纯的教育职能向教育职能与国民福利并重的理念转变；二是发展幼托服务必须走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之路。政府要鼓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利用闲置场地举办托幼机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托幼服务领域，政府对托幼服务提供货币补贴和政策扶持，政府、市场和社会既要有分工，更要有合作，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作用。
学习小组的建立必须照顾不同程度的学生，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学生可分为约八组，每组约7人。小组成员的组成应由老师和学生讨论的结果来决定。应考虑学生的课堂表现、个性、性别、沟通技巧以及英语阅读基础等。尽量让每个组“实力相当”，均衡发展，既可以使组内互补，又可以让学生互相学习，调动每位同学的学习兴趣。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1820年的36.6%，下降到1900年的25.6%，再下降到1950年的21.8%，1980年曾上升到22.1%，但随后又下降到2015年的大约18.7%。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3]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时间，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是上升的，仅仅上升了0.3个百分点，但是，从1980年到2015年的短短35年时间则下降了3.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将近0.1个百分点。这样的下降速度，相当于前三十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上升速度的10倍。虽然2015年我国人口数13.75亿人是1950年5.52亿人的2.49倍，但2015年仅仅出生1655万人，远远低于1950-1954年平均每年出生2100多万人的水平。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3]有学者做过测算，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4左右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且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但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我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衰减。
过低的生育率，将对我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目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更趋严重。只有努力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才能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第一资源。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上升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适当放开生育政策可促进经济发展与缩小地区差距。[4]过低的生育率，不仅将使我国总体人口规模不断萎缩，更使我国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重快速下降，我国将逐步失去人口优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所必需的人口条件将不复存在，最终将国力全面衰退而沦为世界二流三流国家。“从长远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关键是要重建已被破坏的人口生态。”[2]所以，必须从国计民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把提升生育率问题，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既是国家基础性战略，也是国家根本性战略。
选择抗病、抗倒伏、耐裂荚和耐密中熟油菜品种。播种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10日。每亩用种量0.3～0.4公斤。基肥：亩施油菜专用配方肥或复合肥(含量15-15-15)50公斤，硼肥(10%含量以上)0.5公斤；苗肥：4～5叶期施尿素3公斤；腊肥：每亩施尿素4公斤，氯化钾2公斤，腊肥也可以加施农家肥，且于春节前施用；薹肥：每亩施尿素2公斤，氯化钾2公斤。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是由美国自动控制专家L.A.Zade教授提出的，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对象进行定量评价。其实施步骤为：模糊综合评价指标构建；构建权重向量；构建评价矩阵；合成评价矩阵和向量。该评价模型较好地契合了教学过程呈现出来的模糊性等特征。
例：郑飞雪, 贝维斯. 辅具适配和环境改造在残疾人社区康复中的实践及启示[J]. 中国康复, 2014, 29(5): 396-398.
三、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跌破1.5以后，要回归到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的2.1以上是非常困难的。[5]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可以采取强力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寄希望于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预防或遏制人口负增长，就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了。从北欧国家、前苏联以及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都可以反复看到类似的情形。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旅游热逐渐兴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将“文化路线”（Culture 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5]“古苗疆走廊”作为一条名副其实的交通线路，在其几百年的形成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了新的类型，那就是“文化线路”，如果将其放置在这个新的类型中进行申报，并以此作为保护与开发的新途径，这将会给“古苗疆走廊”沿线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从“五有”拓展为“七有”，其中第一“有”即“幼有所育”。“幼有所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入园难的问题。入园难入园贵，是许多育龄夫妇不愿生、不敢生第二个孩子，甚至一个小孩也不愿生、不敢生的重要原因。因为托幼服务发展的滞后和供给不足，许多女性因为担心看护婴儿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将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选择放弃生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有关方面制定了“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学前适龄儿童毛入园率达到85%，其中80%的儿童要进入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目标。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各种原因，如前所述，我国生育率实际上早就已经大大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因而，先后推出了“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一方面，2017年出生人口数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另一方面，在新增人口中，一孩数只有724万人，比2016年还减少249万人，近1000万为二孩。这是近20年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高于一孩出生数的情况。这说明，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的下降，最主要的因素是很多育龄夫妇不愿意生、也没有生孩子。“可见，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减缓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幅度，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孩出生率的下降。”[1]如果没有“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会更少。
实际上，仅仅“全面二孩”是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世代更替的。因为即使全国平均每对育龄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从长远来看人口还是会缓慢减少的。更何况总有一部分夫妇不愿意生二孩，甚至还有一部分夫妇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还有一部分夫妇即使愿意生育但没有生育能力，因此，要使生育率达到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就必须有一部分夫妇生育三孩及以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这是具有极为重大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的导向。针对我国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国民生育意愿下降，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要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并进而实现全面放开生育，促进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和实施与生育政策相配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
从一步到位的放开和分两步走来看，后者比较稳妥，但可能时间拖得比较长，可能错失目前正值生育年龄这一代人生育意愿还相对比较高、提高他们的生育率还比较容易的时机。前者有一定的风险，但比较简便，而且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目前正值生育年龄这一代人生育意愿还相对比较高的有利时机，相对比较快的提高生育率，有效遏制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上升速度“双过快”的势头。
四、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
为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具体地说，可以一步到位的放开，也可以分两步走。所谓“一步到位的放开”，就是取消生育限制，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实在太低了，已经失去了继续限制生育的理由”[6]。实际上，放开生育限制，在人们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生育成本已经很高而生育意愿已经很低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带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的，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所谓“分两步走”，就是先放开“全面三孩”政策，并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率先全面放开生育，然后适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生育。
根据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7]此外，用人单位因对女职工生育二孩提高人工成本而产生的就业歧视，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很多顾虑等等，也是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走低、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重要原因。
要实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适应的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针对目前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低迷、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借鉴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和实施鼓励生育的相关经济社会政策。
（一）大力发展幼托服务
经过对我校所开设专业门类及将德语作为第二专业学生自身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德语学习者实际需求，我们最终确定从机械设计与制造、能源动力、金融三大类主题开展科技德语语料库的建立。
生育问题，不仅是事关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大问题，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必须提到国家根本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二）完善和严格落实带薪产假、陪产假制度
我国在法律制度上解决了带薪产假的制度安排，但关键是完善和落实。一些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同产假时间短及担心休产假将影响职业发展等有关。
产假制度的完善和落实，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我国目前法定的产假时间相对比较短，要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适当延长假期。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德国的产假时间，从1927年的6周，延长到1992年的3年；俄罗斯的产假时间，则从原来的12周，延长到了现在的4年半；瑞典规定，在孩子满8岁前，父母有权享有共计480天的育儿假。[5]显然，我国的产假时间要延长到数年是不现实的，要认真研究究竟应该且能够延长到多长时间。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要切实保障员工生育期间产假休假权利，这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缩短假期，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有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执法检查监督。三是政府要通过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补偿员工生育增加的企业成本。生育是女性对人类繁衍后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生育行为的成本不应该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更不应该由女性及其家庭为主承担，而应该由全社会合理分担。由全社会合理分担的最现实途径，就是政府对用人单位和家庭的生育成本进行补偿。
（三）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和实施生育津贴和育儿津贴制度
为了鼓励生育，许多国家都建立和实施了生育津贴、育儿津贴或综合性的家庭津贴等制度。尽管各个国家的津贴名目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减轻家庭在生育、育儿等方面的负担。
在银行信贷业务贷前调查阶段，银行利用区块链的共享机制特性使得所有参与者都可平等获得数据信息，这样便能有效克服如客户伪造征信问题等此类贷前调查失真问题。银行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有效甄别客户质量，揭露不良记录客户的伪装，将资源投放于真正的优质客户。
北欧国家的生育津贴支付时间，大多在一年以上，支付水平有所差异。芬兰的产妇最长可以享有44周、相当于原工资70-90%的生育津贴；丹麦和挪威的产妇分别可以享有50周和47周、相当于原工资100%的生育津贴，也可以按原工资的80%享有57周生育津贴；对于低收入或无收入的家长，瑞典设立了每天180克朗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北欧国家，从怀孕到生育的所有检查和住院治疗都是免费的，家长照顾生病的子女还可以享有照顾津贴。比如瑞典政府规定，父母一年中照顾一个病患儿童可以按原工资的80%、最长享有120天的照顾津贴。法国的家庭津贴项目繁多，覆盖了一个家庭的子女从出生到独立成人、从照护养育到入学受教育的各个阶段的全部需求，该制度面向所有居住在法国、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津贴标准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有4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增加1个小孩，还会增加一份额外津贴(额外津贴项目在2015年的家庭津贴制度改革中被取消）。日本为了使女性更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使婴幼儿得到更多照顾，2015年4月开始将6个月以内的育儿休假津贴从原工资的50%提高到67%，3岁以下的儿童每月享有1.5万日元儿童补贴，3岁以上15岁以下的儿童为每月1万日元。在俄罗斯，小孩出生时就一次性付清14500卢布的儿童津贴，并从第三个孩子起发放另外的儿童津贴，另外，有小孩的家庭还可以获得一笔45300卢布的母亲家庭资本。[7]
其他国家在生育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不可能照搬。建立和实施我国生育津贴、育儿津贴和家庭津贴制度，要理顺和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不能以生育保险取代生育津贴，也不能以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为由反对建立生育津贴制度。我国为有就业单位的女性劳动者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截止2017年参保人数达到1.924亿人，没有就业、没有单位的女性则参加不了生育保险。生育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其资金主要来自于用人单位缴费形成的生育保险基金；生育津贴则属于社会公共福利范畴，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因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而是相互补充的。二是生育津贴和育儿津贴是两个独立的津贴项目，前者是对生育的父母在生育期间因为失去收入或收入减少而提供的一种社会补偿，后者是对家庭养育婴幼儿的成本提供的一种社会补偿，两者都是普惠性的社会福利。三是鉴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制定和实施这两项津贴制度的目的是鼓励生育，因而既可以考虑从“二孩”开始才能享受生育津贴和儿童津贴，也可以考虑一个孩子只能享有一半的津贴，以更好的发挥这两项津贴制度的激励作用。
（四）个人所得税方面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税收减免或扣除
许多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上都对多子女家庭实行了税收减免，一方面减轻了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是对多子女家庭在人口发展和种族繁衍方面做出的贡献的一种社会补偿，因而促进了社会公平。税收减免的具体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家庭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二是对多子女家庭实施分等级税收制。
在美国，每个孩子每年可减免400美元个税。在西欧一些国家，按家庭子女的多少，设计了不同档次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德国等国家，多子女家庭中的夫妻一方可免除个税。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甚至全国“两会”上，家庭抚养费用抵扣个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近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在专项附加扣除中把子女教育等支出纳入其中，显然是一大进步，但仍然是不够的。必须把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制度设计，体现到包括个人所得税等制度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之中。
从许多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看，政策、措施实施后通常要5-10年才能显现其效果。面对我国目前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严峻现实，时不我待，必须加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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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闫肖锋.解决低生育率需要系统思维[J].中国新闻周刊,2018(6):32-37.
[6]何亚福.扭转我国低生育率现状，宜放开三孩限制[N].新京报,201-09-26.
[7]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18-358.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1-0046-06
收稿日期：2018-08-01
作者简介：青连斌,男,湖南宁乡人,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
责任编辑:詹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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