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至隆、万时已渐趋衰颓，神宗皇帝冲年嗣位，朝政殆危。作为辅弼大臣，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为经筵讲章，并于经解中融入其学术观点、政治理念和治国举措，从而将经书义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期达到明经致用、裨益朝政之经世目的。《书经直解》之经世思想既反映了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存在差异，又呈现了经筵讲义之特色。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裒辑、分析相关文献，或能发现张居正经世思想于矫正世风、补裨时政方面之现实成效。
关键词：张居正；书经直解；经世思想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隆、万时期重要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官至内阁首辅。其著述主要有《四书直解》二十七卷、《书经直解》十三卷、《资治通鉴直解》二十八卷等，皆为经筵日讲而作。其中《书经直解》是张居正经筵讲义之代表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为万历初进讲所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1]383所谓“易解”，乃不拘于字词训诂、不重今古文辨伪，语言平实流畅，文风通俗易懂。清康熙帝评价是书称：“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2]214盖是书虽文白意浅，却包含张居正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柏永济所谓：“其有功于道统、裨益于后学又岂浅尠也哉。”(1)[3]
刘广京认为，“儒家思想素重经世，儒家经世思想包括哲学和学术思想，同时包括社会思想、礼俗思想、教育思想、行政思想、政治思想等——和现实都有关系。”[4]2《尚书》作为儒家重要经典，必然涵括经世一面。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授万历皇帝，尤重经世思想的发挥。其在解经时，多借发明经义以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执政理念和政治施为等，以期达到裨益朝政、经世为用之目的。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万历皇帝受近侍引诱，夜饮宫中、寻衅滋事，其后悔过认错，并认为宰辅未尽忠谏之职。张居正则答复圣谕说：“前者恭侍日讲，亦曾将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5]319张居正以讲解《论语》时“阴寓讽谏”回应皇帝责问，则其借助经筵日讲惕励帝王之意甚为明确。与之相孚，《书经直解》作为经筵讲义著作，“讲明治道”是其独特所在，其中亦可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的不同之处。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尚书》学之研究，多从《尚书》文献考辨、《尚书》经文辨伪、《尚书》与科举等层面进行阐释研究，而于经筵《尚书》则所论鲜少。事实上，作为经筵讲章之《书》作，恰最能彰显经学义理对于政治统治和现实关切的适用性。概而言之，对《直解》之研究，不仅有助于寻究张居正解经立言、裨补朝政之用世思想，且于察见明隆万政局、社会风气起到见微知著之效。
一、求躬行实效，弃无用虚词
张居正隆庆二年奏《陈六事疏》说：“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6]3《书经直解》经世功用首先即体现为张居正对“实学”的尊崇。
明代后期，阳明后学渐兴，世人多空言心性、崇饰虚谈，以致仕子之学骄侈浮靡，风俗日坏。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其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中说：“……往闻公好谭理学，雅称同志，意必实有所得，非空言者……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7]书牍716-717张居正认为其时学者的不务治世，有悖于儒学正统，是“甘蹈于反古之罪”，进而萌生整饬学风的思想，即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敦实务本。张居正在进讲经筵时，多借讲章论述其务实的治学倾向，期望通过对帝王的教化，从而形成自上而下讲求“实学”的社会风气。如其在《说命下》篇所作题解云：“这是《说命》第三篇，记傅说与高宗论学的说话。”[8]173其既以是篇主于论学，又曰：
人君以务学为急，而学问以有终为贵……人不肯着实去做，故于道终无所得，而学终无所成。若能笃信而深念乎此，逊志便着实自逊其志，时敏便着实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岂有不得者乎？[8]174-176
张居正首先即明确“务学”之于人君的重要性，认为人君治学当有始有终。既而强调只有“着实去做”，才能学有所成。此即如顾炎武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57。阳明后学认为“学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知则率性而已”[10]728-729。对于此种“率性所行”的治学观念，张居正批评道：“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又曰“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7]书牍140，其危害“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弊丑秽，趋利逃名”，况且“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尤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7]书牍716。除此之外，从张居正对“思”“行”之辩中，亦可看出其求实致用的学术理念。如在解《太甲下》“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时云：
既思而得之，又当躬行实践，黾勉从事，或循序以进德，或艰难以保民，或危惧以守位，以谨终则于始，以听言则必审，一一都见之于施行，这事功方才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实行，则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8]135
河南省开封市城区农资销售处秦经理表示，开封地区农民开始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磷肥用量减少，更多趋向施用复合肥。她说：“现在农民对化肥价格很敏感，稍微贵一点就不买了。农产品现在不值钱，化肥涨价了，农民不接受。农民的心态是只要有肥料施到地里就行了，不关心化肥品质。”除了农民不接受高价肥以外，渠道商也对厂家调价不买账，一方面现在的铺货量已近70%，而且大部分代理商还有少量库存，需要补货的很少；另一方面，一旦上游厂家涨价，渠道商就不会拿货，因为基层经销商不会买，下游阻力大。
窃惟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使人皆知敦本尚实，而不敢萌侥幸之心，则振兴人才之一大机也……[5]101-102
张居正于此指出了士子治学不务实际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官方对于督学之臣的忽视，以及这些官员未能自重以敦实学。张居正一方面借其“帝王师”的特殊身份，借助经筵日讲，使小皇帝接受“崇实摒虚”的为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找到了这一不良社会风气的成因及其变革措施，“双管齐下”对万历皇帝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无实效，从万历皇帝的批复中或可睹见：
威福权柄必须握于皇帝手中，因为权柄下移的后果甚为严重：“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窃颠覆我有夏之宗，断绝我配天之祀，岂不可恨也哉！”[8]99权柄下移，君权旁落，有夏一代正是因此以丧亡其邦，实为镜鉴！又如其解《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云：“政尚严明，教化振作，谓之刚克。君德以刚克为主，乃圣人所以宰制群动而齐一海内者也……”[8]222张居正将“正直、刚克、柔克”三德理解为“治世”三德，并认为三者虽然同样重要，但于君主理政而言，当主“刚克”，并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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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居正在解经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于解经中申明国之政体，如解释《周官》：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即实用性的知识层面和思想主张层面”[15]4，具而言之，“既包括探讨性命、天理等道德话题，也包括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各类知识”[15]81。《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确非拘囿于学术思想和执政理念层面，它还为小皇帝讲明政治制度，并借助经讲达臻佐助改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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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例胎儿中，59例胎儿经腹部二维超声获得了颅脑正中矢状切面，显示率为39.6%，135例胎儿经腹部三维超声获得了颅脑正中矢状切面，显示率为90.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二维及三维获得正中矢状切面的59例及135例病例中，胼胝体显示率分别为93.2%（55例），94.8%（128例），透明隔腔显示率分别为94.9%（56例），95.6%（129例），小脑蚓部显示率分别为96.6%（57例），96.2%（130例），第四脑室显示率分别为72.8%（43例），70.4%（95例），均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张居正从社会实际出发，讨论了其时之学术风气，并将自己主“实”之学术态度置诸经解，发挥了经义的经世功用，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张居正经筵进讲的现实效用，又于万历皇帝具体的政治施为中得以管窥。
年长者说古时称此地为穀城是有原因的，因这里四面皆是高山，山下有千亩平畴大畈，盛产稻谷粮食。“村里兴旺的时候有一万多人口，光林氏祠堂就有十座，每座祠堂都设有私塾，供族中子弟进学。”
二、修德治人，内圣外王
道德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达成法律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在于通过道德说服来建立信赖社群”[12]59。如此，君主对自身道德的修养则显得尤为重要，张居正进讲经筵即于此一方面多有反映。
《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68张居正据此认为：“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归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统治之。这叫做政。然使不务修德以为行政之本，则己身不正，安能正人？虽令而不从矣。所以人君为政，惟要躬行实践，以身先之……图治者可不务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11]68于张居正而言，己德不修，则身不正；己身不正，又岂能正他人？故而，作为一国之君，必先备德于己身，而后方能“为政以德”。这种德治观在其解《书》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释《尧典》篇“克明俊德……黎民於变时雍”所论：
盖家国之治，乃源于明德修身。此实借《大学》“修齐治平”之语发论。所谓“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13]226，于宋明儒者而言，重主观人格修养是致“内圣”、达“外王”之关键，即由修身出发，最终归结于治国平天下。所以“人君以一身而统万邦，所以联属而绥怀之者，德也……人心离合之机，系于德之修否如此……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学问而能成德者。”[8]112同时，这种修身之“德”还必须是“实德”，即不仅存诸心，还要践行于行事之间：“盖为人君者，固贵乎有德，然所谓德者，非徒存诸心而已，惟当见之于行事之间，使政无不善，才是实德。”[8]31此种“实德”于政教有益，而见之于行事主政中，故其又说：
惟尧能明其大德，浑然天理，不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则身无不修，而万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亲爱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亲爱和睦，没有乖争，一家都齐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内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动兴起，个个晓道理，没有昏昧，一国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万国之民，那黎民也就变恶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齐，是勋放于家矣；一国治，是勋放于国矣；天下平，是勋放于天下矣。[8]2
建立和完善实验室的各项档案，使其规范化和科学化，正确、全面反应实验室建设的历史，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但要维持完整的档案是非常困难的，而确认管理体系是否正常、有效和持续的运行，最终的考核都体现在档案（证据） 中。因此可以认定“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建立”必须完善档案的完整[2]。
人君不患臣言之不尽，惟患己德之未修。为君者诚能躬行实践以修其德，真真实实的要做圣君，无一毫虚假间断，则其臣知君必乐于闻善，而所以为之谋者，有知必言，有言必尽，启心相告，无有隐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乐于闻过，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共济，无有畏忌而不谐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实，则臣下不免望风顺旨，欲进一言，恐君未必能听，不可不自勉以为纳忠之地也。[8]42
张居正既言实德之重要性，又申述贵在持之以恒：“人君之修德……能着实用功，无有一毫虚假、间断。使实德而无不爱戴归往于下者，这才叫做明君，乃可以嗣守先业，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图终，可不以此自励哉！”[8]129如若做到“实德”，又能一以贯之，则“内无失德，外无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显，真如日月照临一般，岂不为明明之后哉”[8]101， 即如《中庸》所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4]36
帝王只有修明己德而后方可表率臣民，所谓君行在上，臣下化之、民众效之，君德于国家风化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11]96，意即“人君修德于上，则万姓归心，四夷向化，而天下为一家，不然，则众叛亲离，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11]96。修德实乃人君图治之本，张居正将“修己治人”观念熔铸于《书经直解》中，是其经世致用解经倾向的体现。
张居正关于“修己治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此可与其后内阁首辅的对比中得以显现。申时行继张居正后主政内阁长达八年，但他甚至不能说服皇帝正常御驾经筵，更别提借经筵以“正君心”了。所以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认为，正是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故而万历一朝每况愈下的衰弊之象不可避免，且无人可以挽救。
核心素养具有可教、可学的外显部分，同时也存在无声、无形但可感、可知的内隐部分。前者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定量的测评；而后者则偏向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并强调核心素养的形成过程，关注个体在此过程中的感受与体悟。
三、君道主刚，权柄不移
张居正万历元年(1573年)奏《请开经筵疏》云：“臣等恭照经筵、日讲，皆所以仰成圣德，讲明治道。”[6]121所谓治道，即为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上，即“君道主刚，权柄不移”，认为君子应当以“刚”治国，不致权柄旁落。明代宦官、朝臣专权现象甚为严重，上自王振、汪直，下至刘瑾、严嵩，皆为患于朝，危害国政，此为前车之鉴。张居正任首辅之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故其在《陈六事疏》中说：“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为不乱者，纪纲而已……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6]3“纪纲”乃为政要道，系之于己身，则权柄不移。张居正于《五子之歌》篇以“善医者”比诸“善治者”，认为“纪纲”乃国脉之关键，并云：
五子伤太康之失德而归咎于乱其纪纲，可见纪纲所系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诚能留意于此，凡刑赏予夺，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无倒持下移之患，则人心悦服，而国势常尊矣。[8]99
学校，人才所系。近来各提学官，不能饬躬端范，精勤考阅，祇虚谈要誉，卖法市恩，殊失祖宗专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时弊。依拟再行申饬。所开条件，一一备载敕内，着实遵行。[5]102-103
人君欲行抚世之大德，当操御世之大权。若非总揽乾纲于上，以致权柄暗移于下，又何以尽三德之用哉……为君者，其可不操大权于己，以表正万邦乎！大抵治世三德，虽说刚柔并用，然君道还当主刚。[8]223
只有总揽权柄于一己之身，方能表正万邦。张居正既言“权柄不移”，必然论及君臣关系，其云：“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则坏法乱纪，下陵上替，大乱之道，自此而生……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8]223即若君道不振，以致下臣干上政，则法纪坏而治道乱。
AAS也能用于形成PEDOT（聚（3,4-乙烯二氧噻吩）） 膜[165-174]。PEDOT膜的制备是通过在含有N-月桂酰肌氨酸钠（一种环保型AAS）的水溶液中直接阳极氧化EDOT（3,4-乙烯二氧噻吩）。除了上述应用以外，AAS也被用于优化干洗工艺，优化后的干洗工艺使用二氧化碳且其作为手性 溶剂[175-178]。
如果说修德立身是个人层面的“治道”准则，那么为政用刚则是张居正执政思想的直接体现。所谓“《书》以道政事”[1]322，“道政事”指向“治道”，张居正恰是以诠释《尚书》义理为基础，以期构建统治者“治体用刚”的政治伦理。
四、解经佐政，辅助改革
电气设备点检工作是一项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平凡是点检工作按期进行，伟大是点检工作关系到整个生产线电气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给企业带来效益；同时点检工人应该熟悉设备，掌握主要的影响因素，可以重点分析现场状况，进行有效控制设备工作状态。
万历皇帝认为大学士的提议“深切时弊”，并要求“着实遵行”。既而又告诫学校师生，说道：“夫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教之方，务求诸己。朕方责实考成，率作兴事。惟尔师生，均有修己治人之责者，尚益加毖勉，懋乃教学，助宣风化之原，翊赞文明之治。”[5]139其中“贵在力行”“责诸考成”“修己治人”的核心理念，无一不是《书经直解》所强调的为治之道，此实可见张居正经筵讲学的现实影响。
设官治政，固有国之大体，而为官择贤，尤用人之要务。若官不得人，徒取备员，则非唯无益而为多害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这是冢宰之职，后世之吏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徒之职，后之户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宗伯之职，后之礼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马之职，后之兵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寇之职，后之刑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空之职，后之工部尚书即此官也……[8]367-370
思考而后才能得之于己，作为而后方能成其事功。对于“思”与“行”之关系，张居正认为“思而得之”是前提，但是“实行”才是根本所在，否则只是“徒思而已”，强调了“实践”之重要性。正所谓“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11]72。故为学之关键在于“用”而不在于“记”和“思”。与经筵讲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居正于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面奏万历皇帝，直陈学校和督学官员对于学术风气所起的关键作用：
张居正先明治官得贤于治体之重要性，进而又将周代官职与其时之六部官制结合以作论述，既便于小皇帝对经义的理解，又能帮助其更加形象地了解当前国家的官僚体制及其职能，可谓一举两得，其通经致用之意显豁可见。又如其解《禹贡》“导河积石……入于海”时，联想到黄河水患问题，故明示以君曰：“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凿之功，惟河独多，然当时但顺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黄河，乃漕运所必经之道，而淤塞冲决之患，时时有之，既欲资其利，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难，经国者所当加意也。”[8]86《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264，黄河每年汛期时，不仅影响正常的水利工作运转，更给两岸居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威胁，张居正通过解经，向万历皇帝言明水患之害，以在黄河治理问题上多加留意。由此可见，《直解》将社会实况与经义内容绾合于一体，达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为除积弊，力主改革，主张政治上施行“考成法”、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文化教育上禁毁书院等。而其改革措施能否施行之关键则在于万历皇帝之态度，故其借解《书》拉拢帝心，明君改革之必要。如释《酒诰》篇云：“盖人欲为不善，最患其党与众多，则为害必大，而酒食乃聚党合众之资，故群饮者必诛，所以遏乱萌也。”[8]278此说与张居正禁毁书院之由实出一辙。又如解“禹曰……敷同日奏罔功”言：“夫既修德以致贤，而又能考成以核实，则精神所感，人皆化之……”[8]54再如《皋陶谟》篇所论“人君欲知臣下之贤否，但验之行事之间，看他偏与不偏。初时说好的，到后来看他变与不变，则下无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8]44之语，皆指任官用人层面综合名实、考成其绩，当为敷陈张居正政治改革中“考成”之法。
再者，时以张居正为首的政治改革，引起保守党强烈反对，他们攻讦其乃是于主少国疑之时，揽权行私。张居正则说：“汝谓人君安于所止，审于几康，而尤必赖辅弼之臣，直言规正。”[8]51又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明于万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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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既丧，成王尚幼，周公乃摄位行事。是时，周公之兄管叔，方监殷武庚谋为不轨，乃与群弟蔡叔、霍叔等，造为无根之言……所以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也。盖主少国疑之时，奸人之所窥伺，托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难居。故虽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8]242
张居正将自己辅国之事揆诸周公辅佐成王，而将攻讦自己的政治保守派划归武庚及蔡、霍之徒，以使皇帝信服保守派之言论皆类“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张居正受托孤之命辅弼万历皇帝，甚明此之“所难居”，故又借“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之言为自己“开脱”。张居正既阐明己之立身不易，进而又明己之忠心于帝，其曰：“保民之责，虽任于我，而保民之本，实系于王，故我将大责难之义，以启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哉！”[8]304
“牵合实际，通经致用”是《直解》一书最鲜明的特点。面对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一方面讲明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处理政务之方法，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拉拢帝心，在经解中言明改革之必要性。张居正借解经切入具体现实，正是其对经世为用治经理念的社会实践。
五、结论
程颐说：“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17]539-540首先，张居正担任经筵讲官，能够秉持陶冶君德、启沃君心的用世之道，充分把握并发挥《尚书》义理中切于治道之术，有益于统治者参稽先贤、敬修己身，从而助益统治。其次，张居正授讲经筵《直解》，能申明《尚书》篇章要旨而发明经文要义，对经筵《尚书》的内容与义旨阐释，于《尚书》学的深入研究有极大帮助。正所谓“儒者之学，务于经世”，张居正由“入世”为政而兼涉治道与治法两个方面，正是与文学家解经偏重字词训诂、寻章摘句的不同之处。张居正在万历二年(1574年)给皇帝的奏疏中直接指出经筵讲章之特殊性：“盖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惟在融会其意义，体贴于身心，固不在区区章句间也。”[5]43就明隆、万时期政局而言，较之纯粹的学术辨析，强调《尚书》经世大义，于裨补现实或许更为切要。从此一层面来看，说《书经直解》是张居正应对时局、匡济天下的理论武器实不为过。而透过对史料的爬梳，这一“理论武器”确乎于实践中发挥出了它的现实功效。
总而言之，通过对《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梳理论析，可窥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通经致用”的解经倾向，以及《尚书》作为经筵讲章的现实指导价值，其学术意义颇为重大。同时，对是书之研究有利于深度把握张居正的政治、学术、教育等思想并可窥见帝王讲师借解经立言，从而影响帝王思想的为政理路。
注释：
1984年至1985年，汤甲真被借调到湖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工作。1985年底，汤甲真离休。谈及挫折坎坷，汤甲真平静地说：“比起很多牺牲和离世的战友同志，我还是幸运的。名利对我这个老地下党员来说无足挂齿，一笑置之。”
(1)此句所引乃是济南市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1928年)济阳道慈印刷局石印本《书经直解》序言。该书卷一次行题“济阳张尔岐稷若氏手著”，然江曦《张尔岐〈书经直解〉辨伪》一文已辨明此书与张居正《书经直解》实为一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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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onZhangJuzheng’sThoughtsofShujing-Zhijie
LIN 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China )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Longqing and Wanli of Ming Dynasty had gradually declined. Emperor shen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at a young age and the country was in danger. As an assistant minister, Zhang Juzheng wrote a book about Shujing-Zhijie, and integrated his academic viewpoints, political ideas and measure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to the book. Zhang Juzheng combines book content with social realit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that governs dynasty politics in the Shujing-Zhijie.Shujing-Zhijie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explanation between Zhang Juzheng’s and that of a litterateur, and presents the emperor’s textbook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can find classic thoughts of Zhang Juzheng play a role of reality.
Keywords: Zhang Juzheng；Shujing-Zhijie；confucian thought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9.06.012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项目：2019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张居正《书经直解》研究”(CYS19308)
作者简介：林相(1994-)，男，安徽舒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6-0087-06
编辑：邹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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