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在校青少年压力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现状进行实证调查后发现,最大的压力源来自于学业或工作有关的压力,其次是人际关系有关的压力。在校青少年倾向于选择比较健康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娱乐、休闲的方式为主;极端的压力应对方式也偶有发生,如离家出走、自虐、自残甚至自杀等。在进行青少年心理辅导、疏导心理压力的工作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外界环境对青少年压力问题的影响,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发挥学校、家庭作用,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共同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青少年;压力;压力应对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个体生活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当中,每天必须面对来自个体内部和外部环境施加的压力,抗逆力是现代人应对风险生活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当前社会,青少年由于压力过大、解压方式不当而引发的负面事件屡见不鲜,例如因考试成绩不佳就自杀、同家里人发生口角就离家出走;再如一些学校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让涉事青少年身体受到伤害的同时,心灵也备受打击,遭遇到强烈的精神压迫。这些现状不得不让人担忧在校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情况。
压力是心理压力源和心理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压力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早已被公认。心理学家Hans Selye是第一个使用术语“Stress(压力)”的人[1]。20世纪3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Walter Cannon和加拿大学者Hans Selye就压力的生理病理反应进行了开拓性研究。Walter Cannon提出了压力情境中的“战或逃反应”,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祖先受到动物攻击或面临危险境地时,是参加战斗或者逃离威胁,身体会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2]。也就是说,生命机体会本能地调动全身能量以应对外部刺激的威胁。在很少面临动物攻击的今天,人体神经系统对环境刺激仍然会按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主要表现为恐惧、焦虑等,从而产生压力。压力源被界定为对个人健康构成挑战或威胁的潜在因素。研究往往聚焦于以下三种压力源:生活事件(Life Events)、慢性压力(Chronic Strains)及日常生活烦恼(Daily Hassles)。豪尔曼斯(Holmes)和瑞赫(Rahe)将生活事件界定为导致行动者对自身行为进行广泛调整的重大生活转变[3]。压力的“应对方式”是指个体为了预防或避免压力源及其后果所采取的相应行为。具体压力应对方式各有不同,目前研究者主要辨别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自我依赖、寻求帮助、控制性反思、情感宣泄、积极对比、斡旋、自作主张、选择性忽略[4]。
将近5年来学界对青少年压力研究进行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已有学者在其他地区对大学生、高中生的压力状况展开调查,青少年压力与其心理健康的相关性也受到学者的一致认可。在这些研究当中,又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面临就业等压力时的情绪状况、应对方式。2012年陈建文、王滔对武汉市4所高校724名本科生经历的压力事件、情绪反应及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经历压力事件的频率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多数是持久性压力事件;大学生在压力情境下以消极情绪体验为主,但也有动力性的积极情绪;大学生在压力情境下主要以情绪应对方式为主[5]。傅俏俏等人提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6]除了对青少年压力事件、应对方式的常规研究外,学界还对青少年压力事件做了具体维度的研究。许颖等人在2015年,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普通青少年家庭的家庭弹性状况,他们认为,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孤独、幸福感之间存在保护性的调节作用,高水平的家庭弹性能减弱家庭压力的不利影响[7]。胡阳等人发现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存在显著正相关;压力感在网络受欺负和抑郁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受欺负事件引起的压力感与抑郁间起调节作用;压力感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随网络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而降低[8]。
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学界对于青少年压力这一主题非常关注,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并且心理学方向的此类研究较多,而社会学对于此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青少年处于校园、社会等情境之中,我们应当用社会网络系统的思维来看待他们的压力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即在关注压力本身的同时,笔者将研究视线放到影响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水平、应对方式的主观特征和客观环境中,总结出一些针对当前在校青少年压力问题的较为有效的介入策略和工作方式。
二、调研基本情况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以14—25岁的广州市在校青少年为研究主体,包括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调查时样本取样原则主要依据学校类型,从广州市的教育部署、省属、公办大专、民办大专院校中分别抽取2—3所学校,从广州市的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技工类学校中分别抽取1—2所,按照不同年级向在校青少年发放问卷。
以上式中:S为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的视在功率;PS和QS分别为柔性直流输电系统注入交流系统的有功和无功;US为换流变阀侧电压;UC为换流器出口电压;δ为移相角度;X为换流电抗。
1.在校青少年压力总体情况。学业压力作为过去常见的青少年压力依然是在校青少年压力的一大重要来源,其中大学生认为“学业或工作有关的压力大”占38.2%,中学生认为此种压力大的占33.7%。其次,选择“经济压力大”的大学生占比(18.4%)明显高于在中学生中的占比(11.4%),这与大学生个人花费更多的现状相符。第三,在人际关系上,在校青少年面临的压力也较大,有14.3%的大学生、14.4%的中学生认为此类压力强。
(二)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在广州市范围内抽取了9所大学、7所中学,共发放950份问卷,回收881份,有效问卷876份,总体回收率为92.7%,有效回收率为92.2%。其中大学生样本发放580份问卷,有效回收551份,有效回收率为95%;高中生样本发放370份问卷,有效回收325份,有效回收率为87.8%。
智能化控制系统在电气工程中应用的最大意义就是强化了电气工程的控制水平,智能化技术使得电气系统整体运行控制水平得到了提高,并且结合相关程序与信息数据分析的能力,可以及时诊断出电气工程运行中存在的故障问题、故障隐患,在故障问题没有进一步扩展的情况下自动化的调整,使得电气工程可以恢复到健康运行状态中。消除了很多突发情况对电气工程运行可能造成的干扰,使得工程运行成效得到了保障。
三、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广州市在校青少年面临的压力
每一位青少年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感受到的压力会发生变化,且强弱不一。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呈现如下特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问卷由个人基本情况、与压力有关的量表、具体的压力应对方式、个人遇到压力的求助方式、社会支持量表等部分构成。
2.大学生主要压力:学业及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大学生认为“学业或工作压力大”的比例为38.2%,是最主要的压力源。结合访谈情况,受访者提到在大学阶段他们不仅要保持良好的学业成绩,还要参加多个社团,并在这些社团中负责各类工作,相当于提前体验进入社会后的工作状态。这些情况让大学生觉得“时间、精力不够用”,从而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给他们带来消极影响。此外,有18.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他们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进入大学后的青少年由于个人可支配时间的增多,私人空间的扩大,在衣、食、行、玩等方面产生更高的消费需求,让他们对于金钱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因此在经济方面的压力逐步变大。
美术特长生教育不应是让学生进入高校的一种途径,而应该是结合社会对学生的实际要求与学生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美术特长生的人才选拔标准既要求学生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也要求其文化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过硬。
3.中学生主要压力: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在中学阶段,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从而在高考中获得良好成绩。结合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受访的中学生均表示自己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学业,问卷数据中有33.7%的中学生认为此项压力大。父母、教师的期望以及学校、社会对成绩的重视无形中也增强了这种压力。另外,来自于家庭成员、老师、同学或朋友的人际关系压力是中学生压力的另一大来源。有14.4%的受访中学生认为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较大。
大家分析,A君的话之所以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是因为谎言太多,导致不成系统,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是说,他给自己捏造的虚假信息太多,多得连自己都记不住。正是因为假话太多,记忆力严重超负荷,所以越发容易露出孔雀的屁股。事后,他发现自己某处说漏了嘴,为了挽回影响,又不得不搜肠刮肚编造另一通假话来掩饰。结果,他整天都生活在谎言中,成日为圆谎而忙碌而疲累而顾此失彼。这不禁使我想起很多年前某地查获的一个假官员的故事。这个假官,也是因为档案造假太多,导致自己都记不住自己是谁,后来终于因为一个细节的“疏忽”而东窗事发。
进一步将大学生与中学生各类压力源的强度得分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除了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外,其他种类的压力均为大学生略强于中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经济方面的压力要高于中学生,差异显著(t=-4.646,p<0.001)。但两类群体的压力情况总体差异不大(T检验差异不显著)。
4.家人关系:影响在校青少年对问题解决、拖后逃避策略的选择频率。与家人的关系状况对广州市在校青少年选择问题解决策略及拖后逃避策略来应对压力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情况为:
(二)影响在校青少年压力情况的因素
为了解个体特征对于在校青少年感知压力的影响程度,我们将个体特征同压力源做相关分析(考虑到上文比较分析得知中学生与大学生在压力源方面差异不大,故使用在校青少年整体数据库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学习成绩、家庭情况会对在校青少年的压力产生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58]A.W. Stargardt, “Problems of Neutrality in South East Asia: The Relevance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ISEAS Occasional Paper, No.12, 1972, p.8.
1.性别:男性压力大于女性。将性别与压力源做相关分析可知:从均值比较上来看,男性的各类压力均值均略高于女性;再将每一类压力分别同性别变量做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校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经济压力(χ2=16.589,p<0.05)、突发事件压力(χ2=16.407,p<0.05)、社会问题压力(χ2=21.126,p<0.01)与他们的性别因素显著相关。
2.学业成绩:认为自己成绩差的学生压力更大。认为自己学习成绩越不理想的在校青少年,所面临的各类压力均值越高。进一步做相关分析发现除身体健康压力和社会问题压力外,学业或工作压力(χ2=55.820,p<0.001)、人际关系压力(χ2=37.969,p<0.01)、关系转变压力(χ2=15.282,p<0.05)、经济压力(χ2=31.275,p<0.05)、突发事件压力(χ2=28.354,p<0.05)等均与学习成绩显著相关。
3.家人关系:家人关系对在校青少年压力影响大。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家人关系与在校青少年压力情况关联度高,除了学业或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外,人际关系压力(χ2=82.215,p<0.001)、关系转变压力(χ2=42.078,p<0.001)、身体健康压力(χ2=82.215,p<0.001)、突发事件压力(χ2=82.215,p<0.001)、社会问题压力(χ2=82.215,p<0.001)均与家人关系情况显著相关。与家人关系差的在校青少年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人。当前的一些突发事件、社会问题,如屡见报端的校园霸凌问题等会给在校青少年带来压力,而对于家庭关系差的在校青少年来说压力程度会进一步加重。
4.家庭经济:经济情况差的在校青少年压力大。将家庭经济情况同压力做比较分析发现,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在校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更大,其中,家庭经济水平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在校青少年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压力”特别突出。进一步做相关分析检验,可以看到家庭经济情况与学业或工作压力(χ2=44.927,p<0.001)、人际关系压力(χ2=60.840,p<0.001)、关系转变压力(χ2=53.565,p<0.001)、身体健康压力(χ2=36.662,p<0.01)、经济困难压力(χ2=133.349,p<0.001)、突发事件压力(χ2=40.805,p<0.01)、社会问题压力(χ2=65.342,p<0.001)等压力源全部呈显著相关。
总体来看,广州市在校青少年的压力水平适应中,他们最大的压力源来自于学业或工作有关的压力;其次是人际关系有关的压力。接受访谈的在校青少年也普遍反映了和父母相处、同学相处方面的困惑和焦虑,说明当前广州在校青少年在学习、工作、亲子关系、朋辈关系方面感受到的压力较为强烈。
本次调查收集了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在具体压力应对行为上的选择倾向以及他们应对压力的策略,具体呈现如下特点:
四、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5.家庭经济:对在校青少年选择社会支持、拖后逃避、合理化策略均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广州市在校青少年选择社会支持策略、拖后逃避策略及合理化策略来应对压力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情况为:
(一)广州市在校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方式现状
性别、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等个体特征对广州市在校青少年的压力有显著影响。在性别方面,男性受到的压力普遍比女性高,尤其是在经济压力、突发事件压力和社会问题压力方面。在学习成绩方面,学习成绩对在校青少年的总体压力水平有很明显的影响,学习成绩好的在校青少年的压力要低于成绩不好的在校青少年。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情况带给在校青少年的压力影响较显著。与家人关系差的在校青少年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人,说明不良的家庭关系会严重影响到在校青少年的社交行为,从而带来人际关系压力。而当这些家庭关系差、人际关系差的青少年遇到一些社会问题的压力时,其影响程度会加重。另外,家庭经济情况差的在校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更突出。
通过分析人体的坐起动作全过程,可以知道人体的坐起运动是只有三个自由度的运动.分别为踝关节、膝关节和髋关节的旋转运动[2].并且人体的坐起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人体身体前倾并且寻找重心,使重心能够落在脚上,并且在此阶段肌肉准备发力做功;第二阶段是发力阶段,身体离开座位,在此阶段人体上的肌肉开始做功,直到将三个关节的角度打开到直立时的最大角度;第三阶段,上升阶段,此时身体通过一些调整并且处于完全站立状态.其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人体坐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3].
1.在校青少年常见的具体压力应对行为以健康的娱乐休闲类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大学生最常见的5种减压方式依次是“听音乐”(59.9%)、“运动”(40.3%)、“上网”(35.7%)、“睡觉”(35.0%)和“在家看电视、追剧”(27.7%);中学生最常见的5种减压方式依次是“听音乐”(73.2%)、“上网”(46.0%)、“睡觉”(43.0%)、“运动”(28.0%)和“在家看电视、追剧”(27.1%)。我们能看出目前在校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比较积极,以健康的娱乐休闲类活动为主,同时,选择“做义工或参加公益活动”“抽烟喝酒”“打牌打麻将”的比例非常低。
2.九成在校青少年未采取过极端压力应对方式。在询问受访在校青少年是否有过极端的压力应对行为时,有九成左右的在校青少年都回答没有进行过极端行为。在进行过极端行为的在校青少年中,采用“自虐/自残行为”的在校青少年比例最多,大学生为4.7%,中学生为6.0%;其次是“离家出走”(大学生3.9%,中学生3.8%);大学生极端行为比例排在第三位的是“自杀或企图自杀”(6.0%),中学生极端行为比例排在第三位的是“故意伤害小动物”(3.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虽然当前极端压力应对行为在在校青少年群体中并不是主流,但哪怕仅有的几个个例仍然会带来极大的社会负面效应,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在校青少年主要压力应对策略为情绪调适和问题解决。根据本研究需要设计的压力应对方式量表由29道题目组成,具体可分为五种应对策略:情绪调适策略、社会支持策略、问题解决策略、拖后逃避策略、合理化策略。其中,社会支持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为积极的压力应对,拖后逃避属消极应对,情绪调适和合理化为混合型压力应对策略。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选项从“从未如此”到“总是如此”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说明在校青少年使用此种应对方式越多。
根据调查数据,广州市在校青少年采用情绪调适策略频率的平均值为3.24,采用社会支持策略的平均分为2.39,采用问题解决策略的为3.26,采用拖后逃避策略的为2.58,采用合理化策略的为2.5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在校青少年采取情绪调适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来应对压力的频率较高,他们采用的应对压力方式比较积极、合理。
(二)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
为了解在校青少年个体的背景特征情况对他们采取的压力策略是否有影响,我们将背景特征,包括性别、年级、学习成绩、家中排行、与家人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和宗教信仰与五种压力应对策略做相关分析,发现广州市在校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方式策略与这些因素相关情况如下:
1.年级:大学生和中学生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压力应对策略各有不同。通过均值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除了在情绪调适策略方面,中学生得分略高于大学生外(中学生得分为3.27,大学生得分为3.22),其他四种应对策略均是大学生使用多于中学生:社会支持策略大学生选择频率得分为2.47,中学生为2.26;问题解决策略大学生选择频率得分为3.31,中学生为3.19;拖后逃避策略方面大学生得分为2.59,中学生为2.56;合理化策略方面大学生得分为2.63,中学生为2.54。
2.性别:男性选择合理化策略的比例大于女性。根据调查数据,男性在校青少年选择使用合理化策略来应对压力的频率得分为2.65,女性在校青少年这一策略频率得分为2.55,说明男性更加会使用合理化策略来缓解自身压力。在其他策略选择上,男性和女性并无显著差异,得分差距不大。
3.学业成绩:成绩越好的在校青少年越倾向于选择积极策略来应对压力。学业成绩对在校青少年选择社会支持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及合理化策略来应对压力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情况为:成绩越好的在校青少年越倾向于选择社会支持策略和问题解决策略。成绩因素对此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策略:F=7.469,p<0.001;问题解决策略:F=6.423,p<0.001)。在选择社会支持策略上,学业成绩优异的受访者选择此项策略的频率均值为2.72,其次是学业成绩较好的在校青少年(2.41),再次是学业成绩中等的在校青少年(2.31);而选择问题解决策略上,学业成绩优异的在校青少年选择此项策略的频率均值为3.44,其次是学业成绩较好的在校青少年(3.38),再次是学业成绩中等的在校青少年(3.15)。
Tumor tissue samples were formalin-fixed, paraffin embedded, cut into sections and stained with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following a standard protocol [20]. The section slides were visualized by IX73 microscopy (Olympus, Tokyo, Japan).
成绩中下等的在校青少年更倾向于选择合理化策略。成绩因素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3.349,p<0.01),学业成绩中下等的受访者选择此项策略的频率均值最高,为2.73,其次是学业成绩中等的在校青少年(2.57),再次是学业成绩不理想的在校青少年(2.50)。
对于中医药高校出国访学归国外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研究,笔者仅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指标体系进行了理论的设计,这仅仅是研究的开始,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才能构建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体系。课题组的下一步研究工作需要运用专家咨询法来确定其指标的权重,通过问卷调查来确定其能力水平,寻找存在的问题、制约和提升空间,寻求提升中医药高校归国外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的有效途径。
与家人关系越好的在校青少年越倾向选择问题解决策略来应对压力。与家人关系因素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6.185,p<0.001),与家人关系非常好的在校青少年此项平均分为3.41,其次是与家人关系较好的在校青少年(3.20),再次是与家人关系一般的在校青少年(3.10)。
与家人关系差的在校青少年倾向选择拖后逃避策略来应对压力。与家人关系因素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13.308,p<0.001),与家人关系比较差的在校青少年此项平均分为3.34,其次是与家人关系一般的在校青少年(2.89),再次是与家人关系非常差的在校青少年(2.63)。
当人处于压力状态下,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应对反应,以减缓或消除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青少年在面对不同种类的压力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且极有可能采取多种方式综合应对。
家庭富裕的在校青少年采用社会支持策略最频繁。家庭经济状况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4.365,p<0.01),家庭经济富裕的受访者选择此项策略的频率均值最高,为2.77,家庭贫困的在校青少年的得分为2.48。
为了评估强震记录得到的同震位移数据的最大不确定性对震源模拟的影响,我们分别根据KiK-Net的两个数据集反演静态滑动分布,并将反演所获结果与由高精度GPS数据获得的结果进行对比。
家庭越贫困的在校青少年越倾向于选择拖后逃避策略。家庭经济状况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2.838,p<0.05),家庭贫困的受访者选择此项策略的频率均值最高,为2.91,其次是家庭经济情况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在校青少年(2.75)。
在校青少年选择合理化策略呈现两极化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对此项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F=3.090,p<0.05),家庭富裕和家庭贫困的在校青少年选择合理化策略来解决问题的频率得分较高,其中家庭富裕在校青少年得分为2.81,家庭贫困在校青少年得分为2.79。
井冈山,沃野涌翠,千峰竞秀。在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旧址,昔日地势险要、防守森严的黄洋界哨口,早已没有了硝烟战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只有保留下来的炮台、滚木和纪念碑,默默地向我们述说着当年红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击溃敌军两个团的历史佳话。当年井冈山军民一起插竹钉、抬石头、挖壕沟,齐心协力、英勇奋战的景象仿佛浮现眼前。在白色势力的包围中,红军为什么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和军队得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总体来看,广州市在校青少年的压力应对方式较积极健康,以常见的听音乐、运动、上网、睡觉和在家看电视、追剧为主,其主要压力应对策略为情绪调适和问题解决,而受到年级、性别、学业成绩、家人关系等影响,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也各有差异。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极端的压力应对方式在在校青少年群体中偶有发生,如离家出走、自虐、自残甚至自杀等,这些事件一旦发生,摧毁的是家庭,影响的是青少年群体。最近的自杀网络游戏“蓝鲸挑战”在国外青少年群体中蔓延并获得拥趸者众多,说明青少年的自杀行为是可以蔓延、传染的。如何让青少年选择合适的压力应对策略来应对压力,避免极端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需要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士的强烈重视和齐力合作。
五、讨论与建议
(一)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营造良好家庭关系
家庭,是青少年最主要的生活场所,从本次研究收集到的数据情况来看,家人关系与在校青少年压力情况关联度高。与家人关系差的在校青少年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人;与家人关系越好的在校青少年越倾向选择问题解决策略来积极应对压力。青少年由依赖父母到逐渐独立走上社会,与父母关系的变化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青少年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及行为方式的建立,均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谈到学业压力过大,有部分压力源于父母的高要求、高期望。
物化不仅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也支配着整个社会。因为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正是在实践中才得以生成,当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商品化的生产过程遭遇阻隔,人的实践活动被时间的空间化所割裂开来,那么在物化的规制下进行的劳动,则不再是属人的了,就再也不能作为社会中维系人与人交往的纽带。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无论身处哪个阶级,他只是被打散了的孤立单子而已。一旦取消了劳动所具有的社会联结功能,物化就掌握了这个社会的命运。
在家庭中,父母应当积极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重视孩子的学习之余,避免给他们带来过大压力。父母自身也要积极融入青少年的学习当中,积极增强与青少年之间平等、民主、合作的良性互动,带领青少年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志愿活动,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加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更为健康的亲子关系。同时,还需积极开展家校合作,构建家校合作教育模式。学校和老师应加强对压力较大、情绪焦虑的学生的关注,加强对其家长的亲子沟通指导,积极推广良好的亲子沟通经验,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个案辅导和训练。
冠心病组胆红素、HDL浓度低于非冠心病组,血尿酸水平、TC、LDL高于非冠心病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比较上TG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高TBIL、IBIL、DBIL、HDL为冠心病的保护因素,UA、LDL、TC为冠心病危险因素;见表2。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
校园,是中学生和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通过跟多名在校青少年的访谈得知,他们认为当前碰到的一大压力来源就是他们在学校与老师、同学、舍友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负面的朋辈关系,会让他们觉得压力较大。寄宿生们普遍提到,跟舍友的关系好坏,会影响他们的整体情绪状态。
因此,学校、老师在教育辅导青少年时,应关注到青少年身边同学、朋友的影响和作用,积极开展团队合作活动,例如参加团体知识竞赛、举办学校运动会增强团队凝聚力。其次,要在校园内倡导正确的成功学理念和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强调成功不仅仅是学业成绩的优秀,更在于个人素养、整体素质的提升,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公益活动,如植树活动、探访孤寡长者活动、主旋律电影集体观影活动等,引导学生重视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再次,调查反映出当前青少年主动求助校内心理辅导老师的频率较低,“找心理老师”“找社工”被贴上“有心理问题”的负面标签,让很多青少年望而却步。这意味着学校作为直接面向青少年的场所,设置完善的心理咨询室尤为必要。我们呼吁,加大对学校心理咨询的资金投入,设置专项经费,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选取更为合适的场地及场室做环境布置、设施建设,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地方倾吐压力。
(三)注重互联网对青少年应对压力状况的影响
我们在探讨当前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压力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外界环境因素对青少年个体所产生的增强或减弱压力的影响。上文提到,上网是广州市在校青少年应对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互联网环境的好坏,对青少年应对压力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故青少年工作者们要警惕网络对青少年解压情况的负面影响,同时又要擅于利用网络平台为青少年提供压力疏导和心理咨询服务。一是重视网络上的信息引导。青少年熟练使用新媒体,遇到压力问题多习惯于求助网络,当青少年在网上搜索自杀的方式时,搜索引擎应当同时显示出预防自杀的科普知识、求助热线、心理干预机构等信息,引导孩子走出误区,通过其他途径释放压力。二是借助网络平台,推出“互联网+”心理咨询服务,扩大影响力。开设优质的心理咨询类“微课”,组织善于写作的心理工作者(个人或者团体)在微信公众平台、知乎专栏等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释放压力的相关知识。
(四)鼓励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正视压力问题
上文分析中提到,广州市青少年选择做志愿者、做公益的方式来应对压力的情况非常少,志愿精神的发挥和志愿服务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展现。其实,青少年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志愿服务自身的资源性、选择性、参与性和感染性,也使其成为青少年服务社会、他人过程中提升自身公民意识和综合素质的最佳课堂[9]。志愿服务有利于青少年在关心他人、服务他人的工作中获得价值感,在志愿团队的合作中获得归属感,并有利于引导他们正确领悟人生、成功、价值等概念。青少年在“助人自助”的过程中可以增强自身的抗压能力,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得到有效的疏导。广州市志愿服务开展20多年来,有着良好的志愿服务发展土壤,在未来可进一步吸纳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帮助青少年在志愿服务中获得感悟,正确面对自身压力和负面情绪。政府应继续积极探索志愿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的标准,如志愿时数统计、志愿组织培育、志愿者激励措施等;青少年志愿组织要积极发展青少年志愿者队伍,拓展更多的志愿服务内容,构建更有效的志愿者培养机制;学校、家长要鼓励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并给予更多的时间、资源支持,引导青少年在志愿服务中反思、理解个体生命中面临的问题、困境和压力,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学会主动地寻求外界帮助,将负面情绪宣泄、倾诉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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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0-29
作者简介:冯英子(1987—),女,江西宜春人,广州市团校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发展与教育,青年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G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19)02-0105-08
(责任编辑:张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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