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蒙古国等地，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文章基于内蒙古自治区H市实地调研的数据，对民族身份认同模型做出设计，对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观、态度、行为进行测量，并力图从身份认同视角，为我国跨界民族公共事务治理工作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理论模型；边疆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身份认同这一概念，在国外，阿克洛夫率先把身份认同引入到标准新古典效用分析框架当中，认为身份认同是与特定的社会范畴相联系的自我感受[1]。他在考察身份认同对个人行为及个人所属群体的影响过程中，提出了身份认同经济学(Identity Economics)，希望以此考察与身份对应的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2]。阿克洛夫进一步研究认为，人的身份应当是一系列可供选择身份的集合，强调身份选择的多元性，如果局限于单一身份，那么将带来身份认同的冲突[3]。在民族认同方面，菲尼是美国多种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研究者，她认为族类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她研究民族认同的角度分别是民族重要活动行为的卷入、民族正面评价及民族归属感[4]。
关于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众多，学界普遍认为跨界民族身份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但对于跨界民族身份认同具体应包含哪些方面，一直没有定论，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笔者对跨界民族身份认同变量进行选取，并通过梳理文献进行说明①现代心理测量学(Rust & Golombok)及相关理论认为，编制量表的五个方面分别是理论模型的构建、题项设计、项目分析、信度检验、效度检验等五个步骤。。关于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菲尼在多种族身份认同模型的最新版本中，对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测量项目进行了删除，认为宗教信仰与文化相比，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具有独立意义[5]。但是其他学者在关于理论模型的建议中提出，许多民族认同的理论模型是针对不同群体使用不同价值观和信仰的设计，如对拉丁美洲的家庭观念、亚洲的孝道以及非裔美国人的中心价值观的研究，包含了对特定群体设计的信仰价值观的研究[6]；李锦云和耿新[7]、雷勇[8]认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性行为，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他们以此为角度对跨界民族的文化进行了研究；肖锐则研究了我国哈萨克族的文化认同问题；陆晨、樊葳葳认为跨界民族具有多重身份，是几种身份的集合，这其中包含族群、国家及宗教身份[9]。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对跨界民族而言，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对其具有重要意义，故保留了对于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研究中的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部分。对于跨界民族群体，菲尼认为，这涉及个体作为一个团体成员、自身态度及自我意识的不断构建和对团体成员资格等一系列相关定义的理解[4]。民族身份在童年时期以初级形式开始，大多数人在童年时就已经有族类身份的感知和概念[10]。在经历了青春期的重大发展变化后，个人身份在成年期通过不断的共同探索过程和承诺形成并逐渐固化，这其中包含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11]。成年后，大多数人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确保自己成为民族成员的资格，即一个人已经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但在这之上，仍可以继续探索成年期的身份问题[12]。张宝成[13]和梁茂春[14]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研究了跨界民族群体的认同情况。贺金瑞、燕继荣分析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并形成了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理论发展思路[15]。赵刚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我国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主义包括对民族的语言、宗教、种族、文化的认识[16]。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塔吉费尔在研究中指出，社会依恋感和归属感是被所有群体所需要的[17]，也就是说，任何群体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同。雷勇指出，跨界民族社会认同的主要认同情景包括：和谐共处但不相同，融合共生，共同发展、互相交流，互利共存、互不相同，互不相容，并分别分析了他们产生的条件及影响，认为跨界民族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实现“适应—认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谐的族群关系[18]。
在身份感知影响行为方面，学界分别有以下几种观点。伊普和富利尼指出，种族身份感知和种族行为的衡量标准对于种族身份、种族日常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研究[19]。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身份认同及身份选择假说，声明并强调身份是一种社会规范，影响人的行为[20]。贺金瑞、燕继荣两位学者认为，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准则，认同问题研究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关于身份认同对行为影响的广泛探讨。一些学者也在研究中提出身份认同会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故本文在研究身份认同和身份感知的基础之上，将身份感知与个体行为相关联。本文将民族中个体身份认同分为以下三种：狭义的民族身份认同、广义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多元民族身份认同。关于狭义民族身份认同，万明钢和王亚鹏认为，在不同民族成员互动过程中，在对自民族与他民族的反观和认知下，对于不同民族的情感态度、归属认识以及行为上的互动，这其中包含着对于不同文化、历史遭遇及语言文字的认同[21]。关于广义民族身份认同，史慧颖等人认为，民族认同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对于原生民族和国家民族双重身份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统一[22]。关于多元民族身份认同，钱雪梅认为，个体的认同具有多重性,个体认同包含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些认同存在于人的统一认识中，而且它们不是对抗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23]。方文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体生命在社会环境中接受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通过认同努力，锻造自己“多元一体”完整生命的过程[24]。另外,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岗通过关于海外华人的宗教皈依和认同的建构，提出了一个“叠合认同”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多元民族认同分析框架，在对内蒙古自治区H市实地调研基础上，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模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跨界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观、态度、行为进行了测量，力图从身份认同视角对我国跨界民族公共事务治理工作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4) 要统筹考虑生态性和经济性原则，因地制宜，结合庭院空间特色并充分利用场地条件以减少工程量和水质维护成本，尽量发挥水景的生态效应，创造出高质量、低成本、有特色的水景.
这几年来，眼睁睁看着房价攀升，易非不是没动过买房的心，只是，她觉得自己的钱似乎应该有更大的用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向南开家影楼，或者成为一笔小小的原始资本，她甚至比向南更渴望功成名就，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要替爸爸活着，要为爸爸扬眉吐气。可这一次，敏之姐的话，真的在她心里留下涟漪了。
二、模型构建
本研究使用SPSS22.0和AMOS22.0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使用Cronbach’s α系数和KMO值及巴特莱特球形检验，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以确保问卷合理的信度和效度；第二步，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方差分析及相关性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第三步，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本文从五个维度探讨身份认同选择后的身份感知与跨界民族日常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展，构建出跨界民族身份认同与日常行为关联模型(见图1)。在此基础上，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跨界民族身份认同分变量，分别为国家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宗教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并在每一个维度之下设置更为具体的测量指标，国家身份认同分别是公民身份认同(CH)、国家力量感知(CP)、国家形象感知(CI)；民族身份认同分别是民族语言认同(NL)、民族文字认同(NC)、宗族认同(RI)；社会认同分别是社会晋升阶梯(SL)、教育制度(ES)、公共服务满意度(SPS)；文化认同分别是服饰文化(CC)、饮食文化(DC)、婚嫁文化(MC)；宗教身份认同分别是宗教仪式(RR)、宗教文化(RC)和宗教图腾/挂饰(RT)；身份感知分别是族类感知(EP)、国别感知(CA)和宗教感知(RP)；日常行为分别是迁移行为(MB)、爱国行为(PB)、政治参与行为(PP)。
图1：跨界民族身体认同模型构建图
三、研究设计
1.人口统计学分析。本研究描述了样本人口统计学指标，包括年龄、学历、收入等，从被调研人员的具体信息可知，从年龄看，0～18岁占54.5%，18～36岁占40.2%，36～54岁占4.8%，54～72岁占0.5%，被调查人群多为青少年，符合预期调查人群；从性别看，男性占28.6%，女性占71.4%，男女比例符合现场观察；从民族构成看，汉族占21.1%，蒙古族占75.1%,满族占1.1%，回族占2.6%，蒙古族比例占到3/4，符合调研预期；从宗教信仰看，有宗教信仰者占0.5%，无宗教信仰者占81%，信仰天主教者占0.5%，信仰佛教者占14.8%，信仰伊斯兰教者占2.6%，信仰基督教者占0.5%，被调研人群中既有无宗教信仰的人群，也有有宗教信仰的人群，符合调查人群覆盖的广泛性和异质性；受教育情况方面，小学学历者占0.5%，中学学历者占50.8%，大学学历者占33.3%，中专学历者占5.3%，高职或大专学历者占1.6%，研究生学历者占5.8%，其他占2.6%；从政治面貌看，群众占21.2%，党员占15.9%，团员占63%；从职业看，学生占68.3%，公务员占13.2%，商人占7.4%，知识分子占5.3%，工人占4.8%，此外，退休人员占1.1%；从收入看，收入为1 500～3 000元者占12.7%，3 000～5 000元者占14.8%，5 000～8 000元者占6.3%，8 000～12 000元者占0.5%，其他占65.6%。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由于不同籍贯(分布地区广泛，遍布内蒙古多个地区)，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收入、政治面貌、学历等因素，问卷发放覆盖广泛，因此，样本具有多样性和广泛代表性。通过对问卷信度检验可知，问卷检验信度良好，所有维度均符合信度要求，各项信度系数指标均大于0.7，表明各个维度存在较好的一致性，各题项一致性可以接受。
(一)模型预检验
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本研究对问卷的设计进行了预检验，本次预检验邀请了30位跨界民族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试填，在得到反馈意见之后，对问卷内容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同时针对前期测量数据，笔者利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系数)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同时对变量的指标进行了可靠性分析，删除了不合理的部分。
3.结果分析。由研究数据可知，从国家认同到身份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18(t=5.082，p=0.000)，说明国家认同对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国家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得出，国家认同排在五个身份认同变量的第一位。从民族认同到身份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9(t=3.387，p=0.000)，说明民族认同对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民族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民族认同在五项身份中排序第二；从文化认同到身份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5(t=3.780，p=0.000)，说明文化认同对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文化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文化认同在五项身份认同序列中排名第三。从宗教认同到身份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9(t=3.422，p=0.000)，说明宗教认同对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宗教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宗教认同在五项身份认同中排名第四。从社会认同到身份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t=2.550，p=0.000)，说明社会认同对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会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社会认同在五项身份排序当中位列第五；从身份感知到日常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2(t=6.038，p=0.000)，说明身份感知对日常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身份感知程度越高，身份感知对于日常行为的指导意义越大。参考结构模型数值，模型设计得到验证。
1.预检验信度分析。分析表明，该问卷中的21个问题，其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这份问卷中的21个问题相互之间区分性和代表性都比较好，所以题项暂时保留。
3.探索性因子分析。笔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对问卷中多个指标提取主成分。解释的总方差显示，对于因子累计方差值为72.081%，比标准值60%大，5个因子的信息代表了量表中身份认同的主成分，对应身份认同15个因子，可以聚合成5个维度，量表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正式的问卷由三部分组成。(1)引导语部分。介绍调研人员身份、工作单位、调研目的和调研数据用途，以及信息保密承诺。(2)基础信息部分。该部分为被调查人员的基础信息，共有9道题，包含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例如，性别、年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受教育情况、所在地、政治面貌、所从事工作及收入，题项基本为单项选择题，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调研人员在后期的筛查中，根据填写内容，筛选掉不符合样本群体要求的问卷。(3)身份认同量表部分。在保证问卷结构完整的情况下，针对跨界民族群体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宗教认同等五个维度设置了21道题，问卷调查的形式不开放，相关题项选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打分，选项设置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这部分题项设计为单项选择，被调查者只需选择一项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选题作答即可。
通过因子分析得知，较重的因子载荷分布在少数几个指标上，量表中15个变量分布在5个大类下：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婚嫁文化在第一个因子上载荷较大，可以将第一个因子命名为文化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在该项分别是0.775、0.848、0.855)；国家力量感知、国家形象感知、公民身份认同在第二个因子上载荷较大，可以将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国家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868、0.817、0.838)；族类感知、国别感知、宗教感知在第三个因子上载荷较大，可以将其命名为身份认同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806、0.846、0.819)；社会晋升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第四个因子上载荷较大，可以将其命名为社会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765、0.810、0.792)；民族语言认同、民族文字认同、宗族认同在第五个因子载荷较大，可以将其命名为族类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786、0.837、0.788)。通过旋转成分矩阵，检验了主成分与测量项度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测量项度与因子的相关性较高，主成分可以代表各个因子的测量成分，测量成分符合模型的最初假设。
四、数据分析
(一)统计分析
2018年7月至8月完成样本调查，为保证样本的多样性，笔者主要向内蒙古自治区H市几所高校在校学生、政府单位工作人员及路人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研。参考学者的建议，最终发放问卷200份，对不合格问卷进行剔除。在剔除11份不合格问卷之后，保留189份有效样本问卷。本调查运用SPSS20软件对获得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在身份认同、身份感知和日常行为的模型中，分为三个维度，各个维度相应的指标为：身份认同维度的民族认同(3个测量指标)、国家认同(3个测量指标)、社会认同(3个测量指标)、文化认同(3个测量指标)、宗教认同(3个测量指标)；身份感知维度由三个指标构成，分别是国别感知(1个测量指标)、民族感知(1个测量指标)、宗教身份感知(1个测量指标)；日常行为由三个指标构成，分别是交友行为(1个测量指标)、政治参与行为(1个测量指标)、迁移行为(1个测量指标)。
本次调研采用实地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整套问卷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为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问题题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第二部分主要为群体感知和态度，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及宗教身份认同设置问题题项，分别根据对每个问题表述的认同，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进行选择。本次问卷发放的客体是内蒙古自治区H市的跨界民族群体(跨居在境内的蒙古族群体)，共发放问卷200份。
2.效度分析。数据分析显示，量表中KMO检验值检验显示为0.785，大于0.70，表明该样本具有说服力，研究可以继续进行。在巴特莱特球形检验当中，近似卡方值是1 040.567，数值符合标准，量表的显著性为0.000(p<0.01)，样本符合继续进行研究的条件。
总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迎接大数据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快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充分发挥大数据价值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数据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为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型应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2.预检验效度分析。由数据显示，问卷数据的KMO值为0.683，大于最低标准0.50，巴特莱特球形检验值显著性水平是0.000，小于0.05，表明问卷调查情况良好，因子分析适用于该问卷。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认为，物种遗传多样性水平的高低与其濒危程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但是也存在一些濒危植物呈现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的现象。Zhang等[12]认为大部分遗传多样性反映的不是群体的适应性，而是其群体的历史动态。因此，广西地不容资源匮乏与其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不矛盾。分析广西地不容的生长特性及繁育系统，该植物多分布在石灰岩地区，长势非常缓慢，个体寿命长；为雌雄异株植物，主要通过有性生殖繁育后代；植株种子结实量较大。这些特征有利于遗传变异的积累和传承，从而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
同理，身份感知和日常行为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的解释率在因子的总方差中，大于标准值60%，显示为70.910%，这说明提取出的两个因子较有代表性，符合模型的假设。因子分析中，载荷大于0.5，说明因子具有较好的说明性和代表性，研究图表显示，项目因子负荷符合标准，具有有效性。每个构面下理论分布合理，并进行有效聚合。将6个指标划分为两类：迁移行为、爱国行动、政治参与在第一公因子载荷较高，可以将其命名为日常行动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796、0.811、0.853)；国别感知、宗教感知、族类感知在第二个公因子载荷较高，可以称其为感知影响因子(因子载荷分别是0.838、0.715、0.826)。
由数据可知，国家认同的值为3.165 8，大于中位数，国家认同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民族认同的均值为3.250 4，大于中位数，说明民族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会认同的均值为3.389 8，大于中位数，说明社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文化认同的均值为3.119 9，大于中位数，说明文化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宗教认同的均值为3.169 3，略大于中位数，说明宗教认同的值是在中等略偏上水平范围区间；关于身份感知，此项均值为3.329 8，大于中位数，说明身份感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日常行为均值为3.476 2，比中位数大，说明此项属于中等偏上水平。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跨界民族认同量表五因素模型中，各项指标基本满足拟合优度要求，表明修订后的跨界民族身份认同量表在结构上是合理的。
4.相关性分析。样本研究表明，国家身份认同在身份感知项中，相关系数显示是0.440，且p值小于0.05，说明国家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国家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民族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的相关系数是0.466，p值小于0.05，说明民族身份与身份认同感知是正向相关关系，即民族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社会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的相关系数是0.453，p值小于0.05，表明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互为正相关关系，身份认同随着社会认同的增加而上升；文化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的相关系数为0.493，p值小于0.05，表明文化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文化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身份感知越高；宗教身份认同与身份感知的相关系数是0.429，p值小于0.05，说明宗教认同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宗教身份认同的升高伴随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升高；身份感知与日常行为的相关系数是0.537，与之对应的p值符合标准，表明身份认同与日常行为间存在相互关联度，且成正向，说明身份感知程度越高，对日常行为影响越显著。
(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1．结构方程建模。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用来检验模型中的潜在变量、测量变量、干扰或误差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通用的综合性统计分析技术和模型方法。本研究就身份认同、身份感知及日常行为构建结构方程。第一步是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各个变量的效度和信度；第二步是采用路径分析，检验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状况及研究假设。
1.量身定制：培训目标和学员个性化需求分析。只有真正的因需施培才能实现培训的最终目标。每个个体各有不同的培训需求，应通过问卷、访谈等形式充分了解公务员个体的培训需求，以此确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根据具身认知的理论，培训的需求应该与目标相一致，并且要明晰和细化，目标中并不仅仅局限终结性目标（知识、能力的提高等），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过程性目标（感受体验、投入度、互动性等），过程性目标的确立不仅考量了公务员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且为下一阶段的培训提供了明确的动态需求。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形成每个公务员的培训档案已成可能和必须，对个体培训目标的确定和需求的分析是持续性高效培训的基础和出发点。
2.验证性因子分析。笔者选取卡方自由度比x2/df、NFI、GFI、IFI、RMSEA、CFI和TLI等指标来评价研究模型。其中，卡方自由度比x2/df代表的是假设模型的协方差矩阵与观察数据适配度，该比值越小，模型的适配度就越高，一般的评价标准是，x2/df的比值小于3时，表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NFI是标准拟合指数，该指标的数值在0～1.00，模型良好修改的条件是，NFI拟合指标数值越接近1；GFI代表的是拟合优度指数，GFI的取值大于0，分布小于1，GFI值显示趋近1，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良好；IFI为增加拟合指数，IFI指数越接近1，说明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RMSEA>0.10时，表明模型拟合度欠佳，当RMSEA数值在0.08～0.10时，表明模型是可接受的，当RMSEA值在0.05～0.08之间时，表示模型是良好的，当RMSEA<0.05时，表明模型的适配度良好，RMSEA值越小，说明模型的适配越好；CFI是比较适配指数，代表模型能够有效改善非集中性的程度，CFI较适合的指标范围是CFI>0.9，其数值越大，则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指数越高。在结构方程的建模和分析中，本研究使用的是SPSS Amos22.0软件。
在模型修正过程中，将删除不明显关联作为其中一项，在此项研究中，笔者删除了t<1.96的路径；另一项就是以MI值为标准，将较大两项的共变性提高，本文主要依据MI值进行修改拟合，修正后的模型可以被接受(见表1)。
表1：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结果
拟合指标x2/dfGFIAGFICFINFIIFITFIREMSA标准值<3>0.90>0.90>0.90>0.90>0.90>0.90<0.08初始模型1.5600.8690.8350.9320.8350.9340.9220.055修正模型1.3070.9020.8740.9630.8630.9640.9570.040
假说3b 企业家信心会强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投资不足的削减效应；而在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家信心会弱化货币政策对投资不足的加剧作用。
五、结 论
由上所述，作为跨界民族，我国蒙古族的国家认同是积极正向的。以身份认同为角度研究跨界民族群体，并将结果作为调整工作重心的参考坐标系之一，虽然不能代表跨界民族群体的全部需求，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边疆地区居住群体的心理状况。内蒙古边疆地区处于边防事务管理的“桥头堡”，面对复杂的边疆环境，提升边防事务管理能力具有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内蒙古自治区边防管理部门应以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公共事务治理重心的调整，将复杂的、互相冲突的、不同向的社会因素纳入统一的社会轨道，实现跨界民族地区边防事务管理工作的调整和创新，以期获得良好的边防事务管理成效。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如表3所示，接受词汇量和高级、中高级和中低级三类受试者熟练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就控制性产出词汇而言，只有中高级熟练程度与控制产出性词汇水平分数存在相关性，且属于中等程度的相关性。(r=.46,p＜.05)
第一，始终将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教育引导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认同在跨界民族身份认同中占有重要地位，边防管理部门应因势利导，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教育，帮助跨界民族群众进一步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意识，以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思想的侵袭，有力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
第二，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同向。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民族工作放在战略全局高度来抓。积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惠民政策，要让跨界民族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关怀和温暖，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促进和创新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努力构建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同向聚合，使得民族国家向心力不断提升，凝聚力不断增强。
第三，增进跨界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契合。民族文化是民族情感的寄托和代代相传的精神纽带，各地公共管理部门在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应当有意识地在工作中发掘跨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主旋律的有机契合点，寻找跨界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进一步促进跨界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努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四，充分发掘和利用宗教认同的正面功能。坚决贯彻中央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努力挖掘宗教的正面功能，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对宗教人士开展包括宗教政策、法律常识和宗教知识在内的全方位、多层面培训，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睦和谐，防止不良和落后宗教思想的侵袭。要认识到引导跨界民族宗教信仰，促进社会和谐和边疆稳定不只是宗教管理部门的职责，多个相关部门在工作实践中要加强合作，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预期工作成效。
第五，进一步强化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感、归属感和获得感。社会认同是一个综合变量，会受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同时，承担不同社会职能的个体也会对其社会身份有不同的感知。提升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感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近年来，在实施兴边富民工程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加快扶贫攻坚工作力度，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脱贫，这必将极大地提升跨界民族的社会认同，强化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边疆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要切实落实好中央在新时代的重大决策，打好脱贫攻坚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玉米是较耐旱的作物，蒸腾系数仅240-360，在生长季节有250mm降水的地方就能种植玉米，但最适合玉米生长的年降雨量是550-650mm，且雨量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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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EthnicIdentity,PerceptionandBehaviorRelevanceModelResearch：TakingHCityof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asanExample
YAO Wei1,WANG Wei2
(1.School of Management,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9,China; 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Mongolians are mainly scattered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Buryat Republic of Russia and Mongolia,which are typical cross-border ethnic people.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in this article,authors design the model of ethnic identity,measures the values,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ross-border ethnic identity,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cross-border ethnic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Keywords: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Identity;Theoretical Model;Border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9)03-0074-08
收稿日期：2019-01-22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自主立项项目(182139)；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跨界民族问题与国际安全研究”(ykc2018-43)
作者简介：姚威(1994-)，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跨界民族与国际关系研究；王伟(196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跨界民族与国际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马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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