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意义]结合智库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建议，旨在探索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方法/过程]运用文献研读、理论推演、质性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智库和情报机构的内涵，分析了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理论契合，提出了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选择模式和政策建议。[结果/结论]认为智库建设应该将情报机构纳入发展视野，注意学习借鉴其他数据挖掘的技术与工具。而情报机构应主动融入到智库发展中，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与保障。
关键词智库 情报机构 融合发展 数据挖掘 信息检索
0引 言
2015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目标，并要求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1]。为响应国家号召，我国各类智库借着新时代赋予的良好发展机会，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公共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然而，与国际知名智库相比，现阶段我国智库的影响力及其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仍然相对有限，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智库对各种有效信息资源的捕捉能力不强，对各种问题与现象的分析不够深入，所提出来的政策建议欠缺应有的战略眼光，问题解决方案缺乏应有的操作性。研究表明，情报研究在智库研究中起着重要的前端作用，因为情报研究一直承担着资料搜集、数据挖掘、信息检索、情报服务等功能，正好可以作为智库研究的有益补充[2]。如果智库能够与情报机构一体化融合发展，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重要职责，而且可以延伸情报机构的价值功能。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情报机构在智库建设中的定位不甚明确，情报研究对智库研究的信息检索与数据支撑优势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这也成为制约我国新型智库发展的不利因素。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尽管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情报机构与智库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并且呼吁智库与情报机构一体化融合发展，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融合发展的过程和模式未能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3]。本文结合智库和情报机构的内涵，探讨了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理论契合，提出了融合发展的选择模式与政策建议，拟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关于智库的定义，学者们从功能和定位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界定。通常认为，智库是为公共决策的制订提供智力支持、并以引导舆论导向和教育公民看世界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与经营性机构不同的是，智库以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为核心价值追求[4]，其类型主要包括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等。智库的诞生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规定，我国新型智库主要是指那些通过对现实和重大的战略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研究后，能够为公共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因此，当代智库已不再是普通的科研机构，而是一个以服务政府决策为目的的应用型组织。它通过对各种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旨在“出对策、出思想和出声音”，从而发挥思想创新、服务决策、教育公民看世界等功能[5]。因此，智库兼具理论研究和服务实践等功能，除了要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潜在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问题解决方案以外，还必须引导人民参与到各种社会交流活动中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6]。
这家四合院的餐厅是正宗的北京菜。内庭装潢也是别出心裁，从庭院处的鸟笼、八仙桌，前厅等区域的四合院上方格局，到大厅的残垣断壁古城墙、胡同巷子老北京门牌号，再到唱戏的台子和烤鸭的挂架，甚至到餐桌上点菜的牌子、精致的餐巾纸木盒，小小餐厅的每一处都有老北京的不拘一格，尽显老北京的独特风韵。
而情报机构主要是指那些运用合乎职业伦理手段和现代数据挖掘技术，广泛收集、分析、提炼、制作和传播有关竞争环境、竞争态势、竞争对手、竞争趋势、竞争策略等信息的组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情报主要是指商业目的和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情报，而非军事情报)。因此，情报机构原则上是一个进行数据挖掘和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以为管理者提供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服务为主要任务，协助管理者根据目前的竞争环境、竞争态势和竞争对手情报，合理预测未来变化趋势，成功制订竞争策略，准确把握市场竞争机会，有效降低决策风险[7]。情报机构的核心业务主要包括资料收集与整理、数据挖掘与分析、情报生产与服务、情报评估与传播、情报宣传与出版、情报教育与培训等方面。一般而言，情报机构分为四类：一种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情报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二是为特定国家机关提供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其经费主要依靠上级主管部门拨款，如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三是国企改革过程中随上级主管部门并入企业集团的情报机构，其经费一部分靠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一部分依靠自筹，如转制后并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航天科技情报研究所；四是面向市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经营机构，如市场上的各种管理咨询公司[8]。
（2）水轮发电机组配置保护对机组出现的故障和不正常运行状态需要实现真实、准确和及时，同时也根据运行维护的情况而动作于发信号、跳闸、减负荷以及停机等。
在传统的市场环境下，智库和情报机构单独并行，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对明显。而随着全球一体化化的发展，国际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动态，政府决策要求越来越高，智库和情报机构之间的融合发展需求强烈，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则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得两者的融合成为可能。而情报机构与智库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也有利于两者资源的整合、能力的提升、产品的增值和市场的拓展。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过程主要体现为，通过将智库的政策研究与服务公共决策的功能，与情报机构的数据分析与信息检索功能进行融合渗透，促成情报机构原有的数据挖掘功能逐步向思想服务领域延伸，而智库的思想服务功能与下游的数据分析功能进行对接。当智库或情报机构的功能向上或向下延伸并发生交叉时，导致智库和情报机构原有的相对单一的服务功能，在相互融合渗透后形成全新的功能。因此，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功能让渡与价值重构的过程。当两者发生融合时，各自将优势的功能让渡出来，并与上下游价值环节进行重构，而非原有功能的简单叠加或重复组合。因此，无论是智库还是情报机构，在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结合自身的核心业务及市场发展需求，来进行功能解构与价值渗透，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服务功能和全新业态[21]。而整个智库与情报机构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过程用图2来表示，具体的演进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组患者术前年龄、视力、眼压、散光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两组患者的视力、SIA、波前像差、眼前节参数值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就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理解而言，如果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已被他人收买的，也应属于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方面，对被收买的妇女、儿童而言，也存在予以解救的问题;另一方面，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在被收买之前，自然属于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因此，被收买的妇女、儿童可以成为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
另一方面，传统的情报机构正在逐步向现代智库转型发展，并把智库服务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事实上，由于公共决策需要建立在事实调研的基础上，许多情报机构长期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和数据支持。目前，尽管数据挖掘、信息收集、资源服务仍是传统情报机构的主营业务，但基于这些业务而衍生出来的服务决策功能，正在逐步改变传统情报机构的定位。在我国，随着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大力推动，许多情报机构早已不是单一地停留在信息资源服务层面，许多传统的情报机构已经由原来单一的情报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升级，情报机构的智库服务功能得到极大的延伸与完善。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建设高端智库的号召，立足于高精尖高端科技创新领域，着力打造“信息资源综合利用和大数据服务中心”，旨在为我国科技创新决策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持与信息服务[11]，从传统的信息情报研究机构向科技创新高端智库转型，已经成为其未来发展方向。
1.急性期的诊断标准：患者近期内有流行病学史或急性HIV感染综合征，HIV抗体筛查试验阳性和HIV补充试验阳性（补充试验的核酸检测需两次核酸检测阳性结果）。
一方面，智库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事实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需要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来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精准研判。因此，智库内在地含有信息获取和情报分析功能。国外许多知名智库就是由早期的图书情报机构经过功能叠加后转型发展而来的。如胡佛研究所就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在1919年创立的胡佛战争图书馆改名而来，其功能已由单一的图书馆服务延伸到信息检索、情报服务和决策咨询等领域[9]。事实上，国内部分智库也开始将情报研究纳为自身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不时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发布重要的竞争情报产品。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通过对国内外科技领域的数据跟踪与信息检索，展开对科技发展前沿动态的战略研判，由此建设成为国内重要的战略情报和数据共享平台[10]。到目前为止，许多智库都十分重视信息获取和情报分析功能，并且在组织架构设计中划出专门的模块以组建相应的部门，由专业人士负责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与运营，以便为智库研究提供信息情报支撑。
2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2.2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功能的情报机构有着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需求研究表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个领域相对独立，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世界各国几乎都存在着部门分割和信息垄断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情报机构大多缺乏与与官方进行沟通的渠道，使其受到数据不完善与信息资源不足的严重制约。而智库通常与各级政府有着较好的合作，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来自官方的有效数据。如果智库与情报机构能够融合发展，不仅可以使原本相互独立的两个行业逐步完善各自功能，而且可以为情报机构开辟广泛的信息渠道和提供有力的数据来源支撑。而情报机构也可以承载部分智库功能，其理论支撑也更深厚，功能也可以由传统的面向企业和市场为主，转向以企业和市场为主、服务政府决策为辅的格局[13]。
图1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驱动力模型
2.1以服务政府决策为主的智库有着完善自身信息检索功能的内在渴求研究表明，公共政策的制订具有公共利益属性，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库亟需各种数据和信息的支持。而智库在数据挖掘与深度分析方面不如情报机构。而加快智库与情报机构的融合发展，可以较好地解决智库的定量分析问题，将有效提升智库研究能力和影响力。智库有了情报机构的支撑，将在资料搜集、数据挖掘、行业分析上得到深度拓展，对经济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的捕捉将更全面和深入[12]。在我国，随着新型智库建设战略的实施，智库已经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智库高质量的智力成果和服务方式成为决定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智库尽快在国际上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我国还刻意遴选了 25 家单位进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这一做法既可以培育出一批智库品牌，也将导致智库之间的激烈竞争，倒逼智库加强自身内涵发展，不断完善自身数据分析与信息检索功能。
从理论上来分析，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有着内在的必要性，其驱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智库有着完善自身信息检索功能的内在渴求，二是情报机构有着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需求，三是决策咨询制度的完善有着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如图1所示)。
2.3决策咨询制度的完善对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有着内在要求咨询管理制度建设是一个既棘手又难以把握分寸的问题，因为公共决策中专家角色具有“理性强化”与“角色错位”的两面性，导致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从法律、制度以及道德方面来加强规范和管理。如美国就曾针对公共决策咨询做出了专门的制度安排，并且出台了《联邦顾问委员会法》[13]。因为智库作为思想库，免不了受到部分带有政治倾向的研究人员影响，政策研究受到党派干预的情况也时常上演，尽管智库立志于用事实说话，但其立场和公正性经常受到质疑。如果立场和观点不同，即便是同一件事，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尽相同。而情报机构作为数据分析和信息服务机构，其“市场化”色彩相对较深，志在用数据说话。与事实判断相比，数据判断更具说服力。如果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智库的立场观点将受到事实和数据的制约，而情报机构的发展也更为理性。在事实说话与数据分析双重标准下，决策咨询制度也将得到不断完善，政策研究的风险将降至最低。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0.0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两组或多组间的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理论契合
智库与情报机构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智库研究离不开信息情报的内在支持，事实上，以服务公共决策为主要任务的智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部分信息检索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情报机构在推动智库建设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情报机构经过长期的发展，储存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培养了一大批学科交叉型的综合型人才，在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等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而现实中为组织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情报机构也在小范围内担负着服务公共决策的任务。因此，智库与情报机构的跨界融合既可以弥补双方的不足，也可以打破传统部门分立的局限性，彼此之间形成有益的补充。综合起来，两者之间有着理论上的契合关系。
3.1两者在服务导向和服务方式上具有一致性智库以公共政策研究为导向，提出政策建议和问题解决方案，从而为决策主体提供智力支持与智慧服务。而情报研究利用统计分析的工具与方法，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基本研判，主要为管理者提供数据支持与信息服务[15]。虽然智库和情报机构都在为战略决策提供服务，但两者一般不参与决策，只是为为决策者提供备选方案。因此，两者在服务导向和服务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如我国情报行业长期具有的“尖兵、耳目和参谋”等功能，正是智库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开展决策咨询的基本前提。自改革开放以来，情报机构为我国政府重大决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智力支持。如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等情报研究机构，除了深入开展科技情报研究以外，还立足于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和智慧决策支持，在事实上已经扮演了智库的部分角色。自国家大力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以来，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情报在智库建设中的作用。如袁建霞和董瑜等通过分析智库和情报研究的功能特点，讨论了情报研究在智库建设中可以发挥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作用。前端可以推动智库的筹建和健康发展，中端可以指导智库进行信息建设及挖掘情报，后端可以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监测和评价[16]。由此可见，情报机构可以助推智库站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来发挥更好的作用，而智库反过来也可以延伸情报研究的功能，为情报机构提供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3.2两者在使用的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致性由于信息情报是进行公共决策的基础，智库研究和情报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基本趋同，在研究过程中都广泛运用实时监测、动态跟踪、分析评价与前瞻预测等技术与方法。情报工作在本质上源于战略决策的需要，主要是运用各种合法手段、通过各种公开渠道，将初步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后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战略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撑[17]。而智库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基于资料收集、数据挖掘和信息检索而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方案。因此，情报研究是智库研究的基础性支撑工作，情报机构可以为智库研究提供必要的、量身定制的信息支撑。缺乏前期对相关数据和信息的深度分析，智库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而智库研究反过来也会有力地引领和推动情报研究的深入发展，促成情报研究功能的延伸，拉长情报机构的价值链条。时至今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各种数据挖掘工具与方法已逐步在智库研究和情报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智库和情报机构也在事实上形成日渐明显的融合发展趋势。
3.3两者在价值追求和服务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在价值追求上，智库和情报机构都追求事实真相进行独立调查研究，得出极具思想性和结论性的调查结果，并提出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智库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出具有深遂思想的智力成果，主要源于智库的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而情报研究本身也是遵循事实，讲究客观性，在独立调查研究方面甚至更甚于智库。两者在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独立性调查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是两者能够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服务理念上，两者都志在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智库和情报机构都不直接参与到决策中去，只追求提案和建议权。因此，两者在服务理念这一点上相同。不过，近年来，随着竞争态势的越来越激烈，战略决策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对信息情报还是对智库解决方案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在提供研究成果为备选方案的基础上，情报机构和智库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在逐步提高，这也将成为未来智慧决策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如作为国家级科技信息研究机构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不仅为科技部等政府机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支持，而且还直接参与到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政策制订过程中[18]。
3.4两者在成果产出内容和产出形式上具有一致性研究表明，情报机构和智库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果产出方式。如情报研究突出强调数据分析与信息服务，研究成果偏重于运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战略态势的描述、未来趋势的研判等。而智库研究则侧重于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研究成果讲求理论支撑和对策研究。但是，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情报机构和智库中的广泛应用，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成果在产出内容和产出形式上逐步呈现出一种趋同化的趋势。
单位在执行完会计集中核算之后，一般由核算中心编制单位会计报表，并且由核算中心来完成报账工作，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步骤，也缩短了周转时间。报表具有准时性以及真实性，这就为单位决策者以及运营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单位决策者以及运营者通过报表可以了解到单位的实际运营状况，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单位资金活动的状况，并且也可以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单位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合理的决策。
首先，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在成果产出形式上趋同，其类型主要包括以事实报告为主且时效性强的简报类成果、讲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研究类成果、针对专门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的专题报告类成果、以及为了树立行业权威而定期发布的行业研究和标杆分析类成果，等等。在形式上主要包括新闻专报、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等。在成果产出上，两者出于服务需求，除了不涉及保密性的成果外，其他的成果都只提供给服务对象，甚至可能会被暂时进行保密和封存，等时效过后再进行解密[19]。
其次，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的产出内容也逐渐趋同。尽管智库研究讲求思想性和可操作性，但由于智库研究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智库研究内容早已扩展到情报研究领域。用事实说话进行客观评价，也日益成为智库重要的成果产出形式。而事实上，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价和研判也一直是情报研究的重要特征。特别是随着目前外部环境和竞争态势的变化，情报研究仅仅提供基础性的数据分析与信息服务已经很难满足战略决策的需要，情报机构除了必须强化工具和方法以外，还必须提供有足够理论支撑的战略研判和思想观点。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为了强化自身服务功能，构建了“事实型数据+专用方法工具+专家智慧”的方法论体系[20]，以期对科技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为科技政策制订提供决策参考。
4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模式选择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强力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不足。如对政府的依赖较为严重，各级智库的建设水平参差不齐，资金来源较为匮乏，高素质研究人才缺失，制度保障和评价体系不完善，等等。与国外知名智库相比，国内智库在研究成果的质量、专业化程度、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未来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取得多方位的大力支持。而智库与情报机构的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两者的互利共存，而且可以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完备的信息共享平台、多样的知识服务模式和专业的学科交叉人才等优点。事实上，随着决策咨询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国内外的情报与智库在机构建设上逐步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
4.1情报机构主动向智库靠拢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情报机构将原来以数据挖掘、信息检索和情报服务为主的情报研究功能分离出来，与智库研究中的政策研究和服务公共决策功能对接，在不弱化智库研究功能的基础上，放大和强化智库研究中的数据分析与信息检索功能。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情报分析能力较强、已具备一定组织规模，但服务决策能力不强的情报机构，主要体现为情报机构通过对自身思想服务功能的完善来完成向智库功能的延伸。此时，情报机构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仍然保留，但情报机构已完成向智库功能的转型。如目前市场上少部分原来以数据收集和信息服务为主的咨询公司，以及相当一部分省市一级的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以法人资格承接相应的政府决策咨询项目，逐步完善自身的智库功能来实现转型发展。
图2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过程模型
4.2智库主动向情报机构靠拢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智库主动将自己原有的政策研究与思想创新功能剥离出来，与情报机构的资料收集、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功能嫁接，在不弱化智库自身思想创新与服务公共决策等功能的基础上，放大和强化资料分析、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功能。此时，情报机构强势的数据挖掘功能与智库的思想服务功能相对接，从而发生功能上的融合与重组。这种方式以智库机构为主来形成相应的组织构架，比较适合于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但数据获取能力较差的智库。如目前国内大部分社科院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在为政府提供思想服务产品的过程中，通过强化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功能，逐步完善自身的情报服务功能来实现转型发展。
4.3智库和情报机构各自让渡出自己的强势功能，重新组合形成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智库和情报机构各自出于功能完善和市场需求而寻求相互合作，包括智库与情报机构形成战略联盟或进行联合，使情报机构具有服务公共决策的相应渠道，智库具有较好的信息获取的功能。整个融合过程不仅要求智库必须打破长期以思想和观点作为中心的传统价值链，还需要将思想和观点生产的过程作为重点进行完整重现，以追求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因为在当今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并且非常强烈的情况下，他们的观察并不会仅仅停留在思想产品本身，产品的生产过程、研究立场的公正性以及背后的资金支持等等，往往也会成为民众做出选择的重要依据。而情报机构则可以让民众充分了解到智库研究过程中从信息的收集、数据的分析、工具与方法的应用，一直到最后政策建议的形成与传播过程。这种基于市场需求各自进行价值渗透与功能重组，并通过一体化融合形成全新发展业态的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智库原有思想产品内含的价值，而且还充分发挥了情报机构应有的功能。这种模式既可能源于智库和情报机构自身资源、能力、规模等都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两者的组合将使各自的优势功能得到强化，弱势功能得到完善，极大地提升各自的竞争优势。也不排除强强联合的模式，通过各自采取主动联合的方式，将自己的优势功能让渡出来进行重新组合。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在公开发布其研究成果时，通常会选择性公开其成果的制作与形成过程。目前国内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也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力促智库研究与情报研究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而具体到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操作过程来看，可以采用并购、合并或自我演进等方式。其中，并购的形式主要是指“以大吃小”的形式，规模大、能力强和资源丰富的主体，将规模小、能力差和资源少的主体吞并，将组织构架与功能全部接收过来。合并的方式可以是强强联合，也可以是规模较小、能力较差、资源不足的主体之间的优化组合，由此形成具有规模、能力、资源等竞争优势的组合体。自我演进方式包括情报机构的自我演进和智库的自我演进。情报机构的自我演进主要是指情报机构将原来以资料收集、数据挖掘、信息检索、情报服务为主体的功能向上拉伸，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原来所不具备的智库服务功能，由此形成一体化综合发展模式。智库的自我演进主要是指原来以政策研究和服务公共决策为主要任务的智库，通过不断完善自身原来所不具备的资料挖掘、数据分析、信息检索等功能，不断补充和延伸自己的下游功能，由此形成一体化综合发展模式[21]。
5智库和情报机构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5.1将情报与智库共同纳入国家决策支撑体系，形成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决策服务能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科技、经济、文化的结合更加紧密，不同行业之间跨界融合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而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跨界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物理基础。与此同时，信息资源数字化和知识资源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情报机构和以思想研究为主的智库，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融合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我国情报研究在智库研究中的前端作用十分明显，情报研究已经成为智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为各类决策主体提供的“智慧参谋”作用不断提升。部分情报机构也已经具备了开展智库工作的条件和能力，开始承担了一些智库的功能。而智库在提供思想服务和政策研究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身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能力，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未来随着新时代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既需要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智力支持，也需要情报机构提供前期的敏感数据和热点信息的深度分析，更需要智库与情报机构的通力合作，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智慧决策基础。因此，未来必须进一步推动智库和情报机构在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深化整合，形成专业化和系统化的决策服务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慧服务[22]。
5.2情报机构主动对接政府服务需求，智库内在地强化情报分析机能着力推动情报与智库的融合发展，内在地要求情报机构主动对接政府服务需求，智库也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报分析能力。一方面，情报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过程中，必须主动对接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需求，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动向进行精准研判，对决策领域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聚焦和定位，对各种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做出及时的预案。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引起政府决策者的注意，进而和智库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在推动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智库必须发挥情报在服务决策中“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吸纳情报机构基于客观事实出发的立场，综合情报机构常用的数据分析工具，对相应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梳理，内在地强化自身的情报分析机能，以便形成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防止政策建议过于空泛和不切实际[23]。
5.3综合运用数据分析工具与理论创新方法，共同提高决策支持服务效率无论是情报研究还是智库研究，均需要研究人员发挥创造性思维，在产出成果和服务决策方式上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生产出高质量的智力成果。其中，定性分析作为思想表达和对策建议的重要表达方式，需要以定量分析为基本前提。而定量分析在工具与方法上的追求，也为定性分析提供了深度的数理支撑。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情报研究面对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表现形式，需要运用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作为手段。智库研究面对知识资源的网络化发展，更需要依赖于情报机构的前期研究与数据支撑。事实上，随着数据挖掘与信息检索工具的普及和应用，智库研究和情报研究在公共信息资源领域内的需求差别日益减少，情报研究和智库研究对特色数据资源的重视也与日俱增，两者在运用创新工具与方法开展定量研究上也越来越趋同。情报研究运用工具与方法等定量分析可以为智库研究中的思想创新提供深厚的数理支撑，智库研究结合基础理论和定性分析可以引领情报研究向思想深处发展，由此引发智库与情报机构的深度融合，共同提高决策支持服务效率。
6结束语
智库和情报机构在服务导向、服务理念、工具方法和成果产出上存在一致性，两者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在智库与情报机构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传统功能的解构和核心功能的重组，都是为了使思想产品的价值和数据挖掘的功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因此，智库与情报机构一体化融合发展必须按照咨询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重组，其实质在于形成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强大的业态和价值更完善的产品。因为智库和情报机构进行一体化融合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传统功能的重新组合和价值环节的互补，更在于提升原有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潜在需求。未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应该将情报机构纳入发展视野，注意学习借鉴其他数据挖掘的技术与工具，不断提高自身服务公共决策的能力。而情报机构也应当抓住机遇，发挥资源、人才和经验优势，主动融入到智库发展中，为我国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与信息保障。如何结合智库和情报机构各自优势，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具体的功能模块，组合形成智库和情报机构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服务云平台，将是下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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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tegratedDevelopmentModeofThinkTanksandIntelligenceAgencies
Peng Ying1 Li Shude1 Cao Ruzh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Changsha 410208;2.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Combining the internal and organic links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m, aiming at exploring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management modes of think tanks.[Method/Process]By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think tanks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theoretical fi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election model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Result/Conclusion]Intelligence agenc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nd think tank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learning from data mining techniques and tools. Intelligence agencies should pro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Keywordsthink tank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ata min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收稿日期：2019-01-12
修回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2019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新时代湖南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编号：XSP19YBC335)。
作者简介：彭 瑛(ORCID:0000-0002-5761-3049)，女，1982年生，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李树德(ORCID:0000-0002-3315-4191)，男，1975年生，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理论；曹如中(ORCID:0000-0001-8771-9613)，男，1972年生，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战略决策与管理控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2.8G25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8-0090-07
引用格式彭 瑛，李树德，曹如中.智库与情报机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8)：90-96.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8.014
(责编/校对：王平军)
标签：情报机构论文; 情报论文; 功能论文; 数据论文; 信息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管理学论文; 咨询学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8期论文; 2019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新时代湖南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编号:XSP19YBC335)论文;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论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