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在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首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说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兴亡史，这部著作给我们国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方法。文章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为视角，分别从三个方面综述：第一方面，人的观念、意志对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以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第二方面，批判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念，要学会用科学的手段和分析方法去解释历史；第三方面，揭示了当时的法国小农缺乏主体意识，并且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和社会，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关键词]历史主体；路易·波拿巴；两种错误；法国小农
一、人的观念、意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一)“拿破仑”思想控制了法兰西民族的走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比较重视传统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拿破仑”思想在法国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成功的秘密。恩格斯在分析路易·波拿巴得逞原因时指出：“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拿破仑”思想也具有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具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其观念背后起关键性的东西，是被大家所熟知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忽视最直接的影响，那就是政治、法律和道德。因此，理解政治、法律和道德对观念的影响至关重要。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拿破仑”这个名字对法兰西民族有非凡的意义，从一个拿破仑的侄子就让法国人民这么兴奋可以看出“拿破仑”思想力量的巨大。追究这种现象的本原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让人民开始缅怀过去的拿破仑，而且还包括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建立的卓越功勋和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这些改革符合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因此拿破仑在法国人民心中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纲领。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拿破仑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815年拿破仑重登皇位，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1833年，法国的七月王朝恭恭敬敬的迎回拿破仑的遗体；1848年“拿破仑”的侄子当上了总统，等等。这些印证了拿破仑的观念在人民心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每当法国遇见外强入侵，他们就想起了当年战无不胜的英雄，想起了他给法兰西民族带来的无上荣耀。
当时路易·波拿巴代表着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即小农阶级。这里的小农不是革命的小农，而是保守的小农，渴望守着一块土地。小农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之间不断地分离。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和利益造成与其他阶级形成冲突因而对立；另一方面，小农之间联系不多，小农利益的同一性不能使他们产生共同的关系，所以不能形成一个阶级。综合上述，小农需要一个代表来代替他们的利益，争取在国民议会和公会上获得利益，这个代表同时也应该是他们的权威和主宰。最后法国的小农找到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候选人路易·波拿巴。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波旁王朝代表大地产，奥尔良王朝代表金钱，波拿巴则代表小农。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恰当的分析道：“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误正在迅速的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所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和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中提道：“如果黄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激发了无产阶级的斗争
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七月王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路易·勃朗。他著述的《劳动组织》体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观点和改造社会的基本设想。提倡国家干预经济，提出竞争是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建立“社会工场”代替私人工场，建立一个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社会。他的著作在当时的巴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黎工人聚在一起阐述着各种方略，一场运动在不声不响地悄悄进行着。但马克思认为路易·勃朗的思想存在弊端，他没有看清事物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出口，而是在社会的倒退中寻求解决的办法。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相信暴力革命和少数人密谋可以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可以建立一个社会的民主的共和国。1837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密谋的组织“四季社”，他们坚持成为职业革命家，并以共和国的名义发誓，永远痛恨所有的国王、贵族和一切人类的压迫者。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各种派别都处在焦灼的纷争状态下，巴黎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在工人的强烈要求下，法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国家工场和卢森堡宫委员会。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十分赞赏的指出：“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在二月革命时期，路易·勃朗积极投入到政治实践中，他强调社会改革，扩大工人的权利，并提倡政府为工人提供工作和教育。无产阶级这一系列活动招致整个资产阶级与他作斗争。马克思也认识到巴黎工人的艰难处境，他指出：“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算还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法国工人在路易·勃朗的影响下认为只有阶级合作才能实现消灭阶级矛盾，而把一切想得太过美好，认为百万富翁都可以成为工人，保皇党人能变成共和党人。这就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看清事物本质，不知道彻底的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沉醉于二月革命仁慈博爱的气氛中。1848年6月爆发了无产阶级起义，这是一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资产阶级共和国获胜。起义失败后无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舞台。此后，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动荡时期依附于其他阶级，但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革命的积极性越来越弱。从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科学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领袖教条主义严重，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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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念
(一)主观历史学的错误倾向
1848年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改变了欧洲的秩序和政治。马克思既为二月革命的精神呐喊，又为六月起义的失败感到惋惜，最后自己又被法国驱逐出境。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扼杀了立法制议会。在这一时期很多作家、革命家口诛笔伐，写了很多著作。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这样提到：“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普鲁东的《政变》。”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豪，他经历了法国革命的洗礼，写了很多世界名著，在政治观念上他倾向于左翼共和主义，波拿巴政变后，他参加了共产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惨遭镇压。他在文章中写道：“自从1851年12月2日以来，一次成功的陷阱,一桩罪行得手了。犯下这一罪行的罪犯是最无耻，最低级的恶棍。”在雨果的笔下路易·波拿巴是个十足的恶棍，是个窃贼。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些现象，就像这段话所描述的，“有一个队长厉声狂喊道：把所有人都杀光！不放过一个房间！”“流氓和匪徒趁机抢劫。银行大街某公司一出纳员下午两点钟前往贝热街办理期票兑款，在携款回公司的途中，被人击毙了。”雨果对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只能用瑰丽的文学语言咒骂：“将永远是只在深夜扼杀自由的恶棍；他将永远只是那个灌醉士兵的坏蛋；他将永远只是一个奴役伟大法国人民的侏儒式暴君。”这些对波拿巴流氓形象的描述，其实是过分强调了路易·波拿巴的作用，认为是他改变了历史，夺取了胜利的果实。这就犯了一个错误，过分强调个人的主动性。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序言中指出：“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做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出成了巨人。”很显然，这种文学式的咒骂根本不了解革命背后的秘密。个人在历史中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问题在于起根本作用的到底是什么？恩格斯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二)客观历史编纂学的错误倾向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普鲁东撰写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即《政变》)，这部著作把政变描绘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结论。比如：他认为：“就只是把第一和第三两个阶级融于第二个阶级。”就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融入到小资产阶级。普鲁东的意思是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把无产阶级改造成小生产私有者的主张。马克思曾在1846年给普鲁东写信，邀请他参与社会主义建立联系的活动，以便了解各国的社会义主运动，但普鲁东拒绝了，而且反对革命斗争。此后，普鲁东和马克思的分歧加大了。后来关于普鲁东撰写的这部著作，马克思曾指出：“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从《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撰写的这样一段话我们就能理解普鲁东先生犯的是历史错误。“普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对于雨果和普鲁东这两部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未能提供一个严谨的历史解释。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到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从而都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羁绊。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一)法国小农的主体性分析
在法国，当时的小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产和社会交往方面处于主体地位。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了原因：“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小农之间进行的生产既没有分工，也没有应用科学，表现的极为机械性，他们之间自然没有太多的联系，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缺乏主体意识。马克思对小农的隔绝状态是这样描述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农民之间的状态是松散的，农民个体和整个农民群体对自己认识不清，他们缺乏主体意识，在经济上可以代表一个阶级，但在政治上不能代表自己，非得找个代表来代表自己，这个代表就是路易·波拿巴。法国小农作为主体，具备创造历史的力量，但他们主体性的发挥通常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先前的精神观念占据了小农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小农主体意识的发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对小农主体性的考察还需要结合社会环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视角来阐释方志敏精神，深层次地理解和体会方志敏精神，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指导思想的一致性：方志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价值取向的统一性：方志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孜孜以求的典范；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性：方志敏精神是爱国爱民、勇于创造精神的一面旗帜；道德规范的耦合性：方志敏精神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极好注释。
(二)《雾月十八日》中对历史主体的启示
马克思对《雾月十八日》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论证结合了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主要研究农民对法国大革命的作用，从而得出启示：第一，弥补了之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对农民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想夺得政权，就必须与农民联合；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与农民联合。而路易·波拿巴选举胜利的原因恰恰就是得到了人数最多的小农的支持。在法国大革命中，虽然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起决定性胜利的是无产阶级，正是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要求推动了整个革命进程，丰富了革命的内容。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不能作为领导力量，更不具备工农联盟的思想。所以，“当六月事变中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到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无产阶级具备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第二，从法国小农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法国小农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迷恋着回到封建时期小农固守一块土地的生活状态。因此，缺乏阶级意识，也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民主意识和集体意识，这就给了路易·波拿巴可趁之机。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小农经济的分析，为我国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下，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但还未摆脱以家庭为单位占据主导的事实。第三，树立农民主体意识就要学会分析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不能像法国小农那样缺乏主体意识，马克思曾给我们区分了政党的言论和行动：“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这段话提示我们避免陷入各党派的修辞和政治候选的花边新闻中，学会树立主体意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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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spectiveof“The18thBrumaireofLouisBonaparte”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SubjectInitiative
WANG Yu-mei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When Marx wrote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he firstly used the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of France，which left many valuable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ubject initiativ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aspects：first，the role of people’s ideas and will in promoting historical change，the reasons for Louis Bonaparte’s successful coup，and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on the proletariat；second，criticizing two wrong historical concepts，we should learn to use scientific means and analysts. The third aspect reveals that the small-scale peasants in France at that time lacke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ould no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mselves and society，further emphasizing that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were the main body of historical creation.
Keywords：historical subject；Louis Bonaparte；two types of mistakes；French small-scale peasants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8.008
[收稿日期]2018-08-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CKS038。
[作者简介]王玉梅(1992-)，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8—0035—04
责任编辑：张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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