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新时期的战略起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的顺利推进；立足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作出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抓住三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发展机遇，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乘风破浪。从战略上解读邓小平，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领略他目光远大、举要驭繁的战略家风采，对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注]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辉煌的革命气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从战略上解读邓小平，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领略他目光远大、举要驭繁的战略家风采，具有重要意义。
在《清实录》的记载中，他们的始祖就诞生于此。长白山东面有一座满是红土的布库里山，山下有一个布尔瑚里湖。传说中，仙女佛库伦在布尔瑚里湖沐浴，有神雀衔来朱果，佛库伦吞下朱果，感而有孕，生下一名男婴，取名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清朝成立之后，尊布库里雍顺为清始祖。
一、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带来深重灾难，党和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一恢复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革命实践的千锤百炼，使他深深懂得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正确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的历程充分证明，有了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和挫折，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我们党执政以后，发生的各种失误和偏差，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都同偏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全国欢欣鼓舞，但是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为了破除“两个凡是”，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26次谈话、讲话，反复阐述实事求是的根本道理。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页。
他清醒的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到：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十七大，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战略论断，但是同样作出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成为实事求是的政治前提。没有解放思想这个政治前提，或者说这个政治前提不充分、不彻底，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拨乱反正，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就不可能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更不可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和世界主题发生的深刻变化，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立足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作出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定和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正在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扭转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领域混乱局面，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早在1975年，邓小平“二次复出”领导全面整顿时，就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1977年，在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发表多次谈话。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真正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五天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纷纷发言，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邓小平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页。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恢复高考不仅是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也改变了无数个体的命运，为新时期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根据对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开展网络培训工作的调研，并结合相关材料的数据分析，发现部分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了网络培训管理信息化、考核评价、培训形式与机制创新、微课程和精品课程开发、从PC 端到移动端的“技术更新”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见表1）。
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讲道：“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江泽民、胡锦涛都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充分阐述。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只能导致封闭落后。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我国所处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我为主，趋利避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最令中外媒体瞩目的事情，要算是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了。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权限。会议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邓小平的全力推动，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党的事业持续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可以给管理者们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更可以让员工约束其自身，促进工程进度，打消员工消极怠工的状态，增强团队的管理体系，完善制度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关于国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他还谦虚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问题。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
三、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关键，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抓住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全局，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全党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声。
(一)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伟大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关于国际和国内大局，作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叙词表是将自然语言描述的概念转换成规范化语言的术语控制工具，是概括各门或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术语模型，由语义上相互关联的术语构成。国家于2003年由测绘出版社出版了《测绘学叙词表》。《测绘学叙词表》是一部显示测绘主题词和词间语义关系的规范化、动态性的检索语言词表(又称检索词典)。其中的叙词款目是基本结构单元，收录了由汉语拼音、款目叙词、英文译名、分类号和各种相关项组成的，共约3000个词条，并按照属性等级划分为“Y”(用)、“D”(代)、“F”(分)、“s”(属)、“Z”(族)、“C”(参)六个项目[6]，方便检索和查询。
(二)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当天向全国全文转发。5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地方的许多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1978年6月2日，在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潮。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他鲜明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对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作的最好总结，得到与会者的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理论界率先对“左”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剖析，批判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违背按劳分配规律的错误。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97页。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9月邓小平有了一次东北之行，在他的“北方谈话”中郑重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所采纳，并在其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认。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讨论如何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全会之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真正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的全面转移，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征程。
(四)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过程中，邓小平的支持和肯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全国率先搞了大包干，悄悄搞了一年就翻身了，小岗村的粮食人均产量和增幅为当年凤阳县之冠，也是全省之冠。1980年，“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各地都取得迅速的发展，也遇到强烈的抵制，形成全国性、群众性的大争论。5月31日，在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赞扬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邓小平肯定“双包”的讲话对形势的发展影响极大。接着便是五个“1号文件”连续出台。1982年初的“1号文件”总结了1981年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使之有了社会主义的身份。1983年第二个“1号文件”，把包干到户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国包干到户达到90%以上。没过多久，虽然中央没发过文件，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的牌子却陆续不见了。1984年，粮食在连年增产后再获丰收，总产达8100多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一个包产到户，不出五年就基本上解决了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同时，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在解决了初步的温饱问题后，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农村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五)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期间，明确地提出要把扩大进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一项大政策。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广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宣讲：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苦头；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现在“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派谷牧带领一个包括六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出访的汇报，回国后，中央政治局同志专门开会听取考察的汇报，随后邓小平找谷牧去谈话，明确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5页。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这次务虚会持续了两个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进行讨论，最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
“来，我敬你一杯。”海力举杯跟竹韵清脆一碰，“竹韵，你的财务工作做得太出色了，为我分担了一副重担，给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效益，你的功劳不小啊!”
(六)推动经济特区的创办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很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冲破了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和旧框框的束缚，把眼光投向世界，认真观察和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加速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问题。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种经验启发我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可以借鉴采用。1979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充分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52页。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
(七)推动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是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问题还没有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但邓小平没有忘记就接班人的问题向党内老同志频频打招呼。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谈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提醒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谈到选好年轻干部作接班人的问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选拔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显得更为急迫，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方视察。他走一路，讲一路，突出的话题就是抓紧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由于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还是有不少干部不能及时转换过来，当时的干部队伍和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不相适应的情况还很突出。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干部时，就作了主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讲话。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过程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方面的认识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实存在实际困难。此外，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9页。
《昆明供电局局志》显示，1978年，全市售电量为19.8015亿千瓦时。截至2017年，昆明完成年售电量292.85亿千瓦时。与1978年相比，昆明的年售电量增长了13.7倍。
(八)作出“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
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次会议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但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消肿”刚刚开始，又不得不停下来。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的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的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据不完全统计，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上，他通观世界战略格局，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站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高度，郑重地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军100万。会上，邓小平就像战争年代作战前动员一样，亲自给全军作消“肿”报告，他掷地有声地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对战争。”[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2页。大家听了当时已80高龄的邓小平的这一席话，思想活跃了，顿时信心百倍。这次会后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军100万人的军队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三年之后，邓小平裁军100万的重大战略决策就胜利实现了。
除此之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做出了很多重要决策，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例如“文革”结束后，他坚定地支持平反冤假错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凝聚了人心，积聚了力量。例如，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开辟了新路。又例如，邓小平先后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重要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民主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等等。
四、抓住三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发展机遇，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乘风破浪
邓小平是善于把握时机的伟大政治家，笔者认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他紧紧抓住了三个重大历史节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端待举。邓小平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号召，胜利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不低于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两次会议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实现了我们党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转折。
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是第二个重大历史节点。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
（4）请综合分析，水稻开花后至成熟期间，磷酸化酶相对活性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是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篇讲话，又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舵正风满”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我们铭记战略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我们也要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万众一心，努力奋斗!
2.1.1 扩展强度指数 扩展强度指数是指某空间单元在一定的研究时期内城市土地利用的扩展面积占其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14]．通过分析扩展强度指数，可以提取城市用地时间尺度上的扩展特征，公式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1-0001-10
〔作者〕李洪峰，中纪委驻文化部原纪检组组长，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付国英)
标签：人民出版社论文; 北京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实事求是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邓小平研究》2019年第1期论文; 中纪委驻文化部原纪检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