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是继美国次贷危机后对全球经济的又一次重创。这场包裹着信用危机外衣的事件，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根源。尽管危机爆发于欧元区的个别边缘国家，但却不应该如主流经济学一样将危机归咎于危机爆发国家的政策失误，而是应将其放在更大的区域与历史背景下，考察其发生的路径，发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问题本质。
[关键词]欧债危机；信用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了希腊2009年的财政状况，最终赤字总额超过原来预期的GDP的6%一倍以上。据此情况，一个月之内，惠誉国际、标普国际、穆迪投资者服务等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陆续下调希腊政府债券及希腊银行的信用评级。这一方面导致希腊国债CDS价格迅速上升，政府支出压力增大；另一方面使得众多融资者对希腊政府失去信心，不但不再向希腊政府购买国债，反而担心已有的高额债务出现违约，因此大量抛售。希腊政府的财政彻底陷入寒冬。而接下来的一年内，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债务债权关系，因此希腊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迅速在欧元区内造成连锁效应，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也相继债务缠身。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各国必须严格控制自身的债务总量，并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具体有国债/GDP占比不超过60%、财政赤字GDP占比不超过3%的底线规定。然而截至2010年底，并称“欧猪五国”(PIIGS)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五国公布的主权债务分别达到GDP的124.9%、66.3%、84.6%、116.7%、82.9%，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欧债危机的影响全面展开。
一、 主流经济学的孤立式研究与因之而来的救助政策
1. 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原因定性：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无疑是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对全球经济的又一次重创。隔大西洋相望的西欧与北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仅仅一年之内，便相继发生危机，又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危机爆发后，主流经济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然而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将此次危机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进行研究，并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因此他们将这一危机归结为信用危机或导致信用崩溃的财政危机，试图用传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予以补救。
Barnier通过研究指出，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价工作既不客观，也是不负责任的。尽管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红线，但欧盟国家的负债水平并不高，几个爆发危机的债务国负债率甚至低于美国和日本。在三个月内连续下调债务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导致市场更加不信任南欧国家的偿债能力，大量的CDS金融投机使债务国从财政困境进入危机状态。[1]国内学者周茂荣和杨继海、陈艺云和郑少秋等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因此认为保持对于国际金融资本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2-3]Candelon、Palm等学者认为，爆发危机国家的银行体系整体上是脆弱的，主要体现为过于宽松的贷款与投资程序和过高的资本比率。在危机酝酿的过程中，受危机冲击国家的银行出现大面积资不抵债现象，迫使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或直接救助等手段予以援助，最终使得银行部门的危机变成政府的信用危机。[4]Gianviti据此提出建立银行联盟的设想，希望采取措施统一欧盟的银行监管规则，比如使欧洲中央银行成为欧元区的银行统一监管机构。[5]Roberts、Forster、Brown等学者强调希腊和西班牙等国过高的、不可持续的福利是导致财政赤字持续增长的根源，因而改革福利体制、增强就业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危机的必要举措。[6]丁原洪、余永定、郑秉文、张志前和喇少华等国内学者认为，希腊等国的福利制度降低了国内企业的活力，使其国际竞争力被削弱，低税收与高财政支出形成的剪刀差导致了政府的财政困难。[7-10]
2. 基于原因分析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主流经济学对于事件爆发原因的孤立式分析是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直接反映，其分析对象或者是危机爆发节点的标志性事件(如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下调)，或者是危机在相关国家的内部酝酿过程(如银行业监管不力、债务积累等)。这种直接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危机发生的基本过程，即银行业危机→政府援助→主权债务积累→信用评级下降→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针对导致危机爆发的关键环节(如信用评级的维护或财政赤字的削减)采取措施，是最为直接与有效的。Barnier就提出建议，希望欧盟启动本土评级机构的计划，以挽救这些国家糟糕的金融市场评级。[1]Ehrmann、Arezki等学者还对一些主要市场信用评级机构的历史行为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影响评级的主要因素。[11-12]然而，对于高盛等跨国金融寡头及评级公司进行干预，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外部尽快削减财政赤字，通过低息的货币援助，减少货币市场的借贷压力，是更为主要的救助方案。2010年5月9日，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在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支持下成立，以为欧洲各主要债务国提供及时的货币援助。同年5月，欧洲央行援助165亿欧元，购买债务国国债，国债购买计划正式启动。2011年12月22日，欧洲央行推出面向欧元区银行的1%固定利率的无限制贷款，称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2012年2月29日，“长期再融资操作”进行第二轮融资操作，总计向欧元区800家银行提供贷款5295亿欧元。这些货币救助措施并非无偿的，它们大多附带对于债务国的财政约束要求。比如，要求希腊3年内缩减300亿欧元财政开支，这些开支的缩减将使行政部门的补贴减少和公务员招聘规模缩减；同时提高了平均的增值税税率，对个别商品(包括燃油、烟酒)等提高税收标准。葡萄牙也被要求制定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支出、提高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的政策，并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进行严格限制。[13-14]
最后将双重锁频应用于一个小型化集成光波导陀螺样机内,进行了3 600 s的长时间测试。测试结果如图8所示。其中图8(a)显示了陀螺在室温环境下进行的3 600 s的长时间零偏稳定性测试,图8(b)显示了在积分时间3.5 s时,得到其Allen方差为26.6 °/h的长期零偏稳定性。
一般认为欧债危机爆发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长公布希腊2009年远超预期的财政赤字所导致的市场恐慌，但实际上欧债危机根源性的欧洲实体经济衰落的迹象由来已久。
二、 事物的普遍联系：信用危机背后的矛盾本质
1. 危机的外因： 来自大洋彼岸的导火索
希腊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除了表层的债权债务关系外，还通过一般的生产—消费层面进行。尽管希腊最初就并不是作为一个合格成员加入欧元区，但它的加入确实给西欧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的活力——这一活力正是希腊的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相对较弱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等国情类似的国家[注]实际上，这一时期国际范围内的贸易总量扩展也十分明显，其变化幅度几乎与欧盟内成员国间的贸易变化幅度相当，可以最重要的贸易入超国德国为例，如图6所示。成为欧盟各主要生产国(德国、法国等)便利的商品输出地(图6)，并通过供需的影响维持了欧盟成立后的区域经济稳定。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欧盟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注]希腊是欧盟经济援助的主要受惠国，受欧盟援助的资金大约占总GDP的3.3%。是互惠的，既维持了这些国家国内的低强度工作、高收入、高消费水平，也刺激了各主要生产国的企业生产，为其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技术革新提供了市场动机。因此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开启西欧实体经济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一把钥匙。从表象上来看，是各国所持有的希腊债务无法被定期偿还所带来的相关国家的债务积累；而更加本质的问题是，依靠信用、负债的消费拉动方式濒临破产，突出表现在以希腊为代表的一些债务尤其严重的国家中，以有效需求减少的形式拉动各国实体经济整体下滑，进而导致建立在实体经济利润攫取基础上的银行业、证券业市场预期走向负面，债务评级下降，再反过来恶化了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陷入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倒闭→信用破产→有效需求更加不足的恶性循环。
2. 危机的内因： 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本质
在欧债危机爆发原因的分析中，也有部分主流经济学学者更加接近问题本质，他们的分析触及了这些债务国实体经济不振的层面。Blundell-Wignall、韩志国、刘元春和蔡彤娟就认为，此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问题与财政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爆发危机的国家在实体经济上缺乏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在缺乏实体经济投资的情况下，银行倾向于从事风险较高的资本市场业务，留下了危机的隐患。因此，他们认为，在不提恢复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危机难以得到根本性克服。[17-19]而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希腊也早在2012年就提出结构性调整目标，经济发展模式从消费导向向出口导向转变；爱尔兰则希望通过加速国有资产的出售、转让、改革进程，提升企业效率和竞争力，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葡萄牙更是实施了“雇佣激励计划”，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1.3 治疗 所有患者术后第1天重新测D-二聚体，对D-二聚体＞300 μg/L且无出血倾向者，给予低分子那屈肝素钙4 000 U或肝素钠5 000 U皮下注射，每日1次，共3～7 d;对D-二聚体＞400 μg/L除了给予药物外另加穿血栓袜或抗血栓泵等治疗;对D-二聚体虽然正常或略高者但有高危因素患者给予穿血栓袜或用抗血栓泵每日2次，每次2 h预防治疗。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信用危机与金融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几乎从一开始发展就遇到了消费不足的困难，因此在马克思的时代，信用制度就已经被普遍采用了。信用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更加无节制地扩展，商品交换和生产过程的循环更加迅速，资本主义的生产越是表现出繁荣，无政府的竞争也就越加激烈，剩余价值的榨取也就越加肆无忌惮，剩余产品的堆积也就越多，信用制度这一本来用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就越加变为加剧这一危机的手段。由于信用而提供的资本增殖突破货币需求限制的能力被资本迅速滥用到要突破信用的限制的程度——信贷转化为次贷，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与信用制度相伴相生的信用投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老而愈演愈烈。与实体经济不同，金融产业本身就具有极其的不稳定性，维持信用证券持有者对于收益的预期与信心，维持一定的信用评级，就成为各国政府拯救金融业的救命稻草。因此金融危机借由政府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采购计划向主权债务危机进行转变，这一采购计划要求政府立即支付现金流，这笔现金流或者通过货币增量发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方式获得，或者通过发行国债聚敛本国国民(或企业)或其他国家贮存的货币的方式获得。增量发行货币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而后者则直接造成了政府公共债务的剧增。两种手段都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前者的影响比较直接，造成货币贬值、国民购买力下降；后者的影响不会立即爆发，但一旦爆发，危害更为恶劣。国债信用的崩溃，意味着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动荡在此次的欧债危机中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来源于金融市场的信用危机，进而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性矛盾中。一切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可以在实体经济的运行中找到根源，欧债危机也不例外。
货币的直接援助使欧债爆发国家的货币市场借贷利率得以稳定，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对于实际财政赤字的削减并未产生良好效果，反而由于触及公务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在各国国内引发抗议，导致经济危机向政治危机蔓延。2011年5月，希腊最大工会曾发起2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抗议政府的一项230亿欧元开支削减的财政紧缩政策；2012年2月，被裁减的原国有组织员工在希腊劳工部门前联合抗议。2012年希腊大选中，左翼激进联盟(Syriza)获得27%的选票，在300个议会席位中斩获71席，成为希腊第二大党；联盟领袖齐普拉斯成为希腊最大反对党领袖，在2015年1月25日当选为希腊新一届总理，并在同年9月20日提前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成功连任。除希腊外，意大利政局也出现动荡。2016年12月，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推动修宪公投，削减参议院权力，提高立法效率，加快立法进程，推进经济改革。有评论认为，宪法的修订将对于政府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剥离产生积极影响。但12月5日，公投结果公布，修宪被否决已成定局，同日，伦齐宣布辞职。
注： 1.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2. 虽然数据不能完全按意愿采集到，但至少20世纪80年代前后仍然表现出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上升趋势与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的对比是明显的。而德、英两国，由于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变化趋势的拐点前移，因此对应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变化趋势的拐点也分别前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
图1 德、法、英、意大利、西班牙五国工资总额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70—1990)
图1是根据试验台风室布置绘制的物理模型。风室的长度为5400 mm、宽度为800 mm，风室进口段长度730 mm、宽度400 mm、高度480 mm。本模拟所选锅炉主风室共有30个炉排调风门，取一半锅炉风室模型，因此本模拟的锅炉模型共有15个炉排调风门，分成5组。
以英国撒切尔改革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末应运而生，增强资本全球化流动的自由度以方便其谋求更高的利润率，同时利用国际劳动力的竞争打击本国劳工力量(图2、图3)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以国有部门的低效率和公共债务过高为由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二。除了外产内销的方式可能通过降低商品价格的方式对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外(但即便这一方法也同时包含了资本外流导致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外流的消极作用)，两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由于都以利润率的提升为目的，因此势必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而导致消费不足状况的加剧。
在郭村我也拍过一些人，并因此记住了他们的模样。再次去郭村，路上遇见会有特别的亲切感，仿佛他们是我住在乡下的亲人。
数据来源： OECD数据库。
图2 德、英及“欧猪五国”工会参与比例变化趋势(1980—2008)
数据来源： OECD数据库。
图3 德、法、英及“欧猪五国”总劳动成本占GDP的比重(1970—2010)
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欧洲大陆进行得更晚一些。意大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改革序幕，但真正大规模的展开实际上贯穿了90年代的10年。1977—2004年，西欧地区的私有化交易量占据了全球交易量的29%，是私有化进程最为深入的地区，从规模来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欧债国家均名列前茅。[16]越来越严重的消费不足状况导致了经济增长重新放缓，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更得到了加强，显著地表现在了西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的年度变化中(图4)。
注： 1. 资料来源：根据2000—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整理。
2. 其中1999—2001年的投资量的下降既包含国际平均水平的同步下降，也包含欧盟成立后国家间相互投资的增加，使得外部投资总量减少了。
3. 21世纪初的投资额减少的趋势，推测为欧盟建立后，内部国家间投资抵消了一部分对外投资倾向和外部投资的需求，但未经实证考察。
图4 欧盟投资年度变化趋势
消费不足的状况同时带来的国际竞争的加剧首先使得一些薄弱经济体受到冲击，可以希腊为例。希腊缺乏发达的工业体系(农业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且以小农场为主[注]希腊从业人口中的约37%从事农业，农产品出口值占希腊出口总值的36%。希腊农业以中小农场为主要生产单位，平均每个农场的土地面积仅为3.5公顷。)，在欧盟内处于尤其劣势的地位。希腊债务的积累是长期贸易逆差的结果。通过图5可以看出，希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长期在3%～5%以上，考虑到服务业带来的外贸收入，纯粹的商品贸易的逆差额可能更大。2001年，希腊实际赤字就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GDP的3%的红线，只是借助高盛投资银行的长期债务才获得了批准，加入欧元区。而加入欧元区对于希腊本国实体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统一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希腊不能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来提高本国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力。2001年之后，希腊的贸易逆差开始长期达到GDP的7%以上，债务积累更加迅速。
数据来源： COMTRADE数据库。
图5 “欧猪五国”及德国国际收支GDP占比变化趋势图
发达的旅游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住宿、餐饮等行业构成了希腊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旅游业收入是以制造业从业者充足的收入为前提的。而制造业生产不足，从业者收入下降，必要生活品之外的开支首先被削减，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因此2005—2008年，希腊的贸易逆差再上一个台阶，迅速增加到GDP的10%，甚至一度高达15%(2008年)(而同一时期，也可以在其他“欧猪国家”看到这一现象，如爱尔兰的贸易逆差从不到GDP的1%增加到3%～5%，意大利从2008年开始增加到3%以上)。
注： 1. 除希腊、爱尔兰参照右侧纵坐标外，其他均参照左侧纵坐标。
2. 数据来源：COMTRADE数据库。
3. 左右纵坐标采用科学记数法，1E+10=1*1010
图6 德国与“欧猪五国”的贸易总额变化趋势图
无论是欧债危机的发生过程，还是救助政策导致的矛盾的连锁反应，都说明了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地发生在个别国家，也不应将其归因于个别的政府行为。从爆发危机的最典型代表希腊的历史经历中就可见一斑。2001年，希腊申请加入欧元区，但当时的财政状况距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低于GDP的60%有一定差距。为顺利加入欧元区，希腊政府与高盛投资银行进行了“货币掉期交易”的操作，其具体行为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10至15年期国债，分批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投资银行负责将希腊政府提供的美元兑换成欧元。到这笔债务到期时，将仍然由高盛投资银行将其换回美元。在贷款过程中，高盛投资银行没有采取市场汇率，而是人为拟定了一个汇率，这使得希腊政府得以从高盛投资银行贷出现金，但同时不会表现在公共债务中。这样，高盛投资银行就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高盛投资银行通过这笔贷款，获得了希腊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并得到了高额佣金。但这也证明了希腊自加入欧元区之初，就存在极大的财政隐患，这就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陈硕颖就曾指出，欧债危机爆发的背后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矛盾转嫁，欧洲债务国的国际信用评级的降低，有高盛等跨国投资银行的利益驱使。[15]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国家需要通过在边缘国家制造主权债务危机、实现贬值资产的掠夺方式来进行国内危机的缓解和转嫁。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为巩固美元霸权，美国通过资本流动的全球性，将危机向欧洲转嫁，而希腊无疑是这一转嫁过程中的连接点，欧债危机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
三、 产业结构性调整与遥不可期的复苏
如果把跨国投资银行与国际评级机构的行为作为外因，将欧元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内因来看，欧债危机的发生则具有更加清晰的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表现。
从欧洲经济史来看，二战后伴随着西欧重建过程中马歇尔计划的经济、科技援助以及外部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和内部工人、市民运动共同冲击旧的资本主义体系取得的福利社会体制广泛建立的成果(客观上缩小了收入两极化程度，增加了有效需求)，欧洲经历了较为繁荣的发展阶段。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繁荣与资本的繁荣并不简单对等。这一时期同时出现了对于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因素，包括二战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图1-a)使得剩余价值率趋于下降，剩余价值的榨取遇到困难。资本主义世界必须采取措施来抵消这种趋势，否则尽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资本的积累也会停滞下来，资本驱动型经济、科技的发展也会因之停滞下来(图1-b)，也就更加无力与新生的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内的左翼政治力量相抗衡。
债务危机期间以私有化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具有历史先例。1982年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中，拉美国家在紧缩财政开支和结构性调整要求(或说建议)下，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至20世纪90年代逐渐达到高潮。这一过程确实在统计数据上使得各国负债显著缩减，甚至一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好景不长，拉美经济的二次探底在20世纪90年代末普遍显现出来(图7)。2001年12月23日，与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现象出现在阿根廷，政府宣布偿还主权债务，贬值货币，甚至采用新的货币“阿根廷元”在短期替换比索的流通，大幅增长的失业率使得阿根廷政治环境迅速恶化，竟然在12天之内更换五任总统。
数据来源：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图7 拉美主要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速变化趋势
阿根廷的这一轮债务危机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布雷迪计划”实施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加速私有化、经济逐步转变为外资依赖型(或忽略本国私人资本与国际游资的主权差别，称资本依赖型)的结果。通过廉价的国有企业出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成功募集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和回流的国内资本，加上劳动力成本的打压，这一阶段拉美经济得到了明显复苏。但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使得政府为争取资本暂留必须极力维护其利益，甚至不惜以降低本国货币汇率的方式维持出口，导致政府偿付债务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注]因为政府债务通常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而同一时期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走势也大致以1995年为转折点出现了极为类似的变化。其结果是，21世纪以来，除巴西凭借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和优势的劳动力成本跻身“金砖五国”行列外，其他拉美国家大多在经济增长困境下开始谋求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历史经验并非毫无缘由，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提过，希腊等国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与企业竞争力恰恰为欧洲中心国家的过剩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竞争条件，遭到长期竞争打压的欧债爆发国家的制造业如果想在短期内有所转机，不可能寄希望于技术上的突破，而只能通过劳动力的自我贬值，这又势必进一步造成更大的国内收入差距，削弱内需，并激化阶级矛盾。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纷纷效仿葡萄牙的“雇佣激励计划”，国内产生大量临时工与兼职就业，在此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国内劳动保障情况进一步恶化。2018年1月，希腊劳动部的研究报告指出，希腊工资水平持续下降，月均工资降至每月400欧以下，同比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而国内就业情况也呈现恶化趋势，在2017年后首次超过20%。而另一方面，即便通过劳动力的自我贬值，这些欧洲负债国能够有效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些国家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可能引发欧元区内更加激烈的产业竞争，危机最终可能只是从欧元区的薄弱经济体向中心经济体或世界范围内其他更加薄弱的经济体转移，这一过程不过是把危机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而诸多数据也表明，欧债危机给欧元区留下的冲击还在继续，真正的复苏很可能要等待尚无迹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的经济周期的开始。
四、 结 语
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也就无法使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对于欧债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上，主流经济学学者再次陷入了孤立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中，尽管他们提出的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政府财政的管理失败或是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失利等原因都在不同层面上对危机的发生进行了现象层面的解释，但由于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他们提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产业结构性调整政策并未使危机得到有效缓解。
防震缝的宽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如果防震缝的宽度太小，在强烈地震下相邻结构就会发生局部碰撞而损坏；如果防震缝宽度过大，就会给建筑物的立面处理带来困难。因此，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对抗震缝的最小设计宽度给予了相关规定。防震缝可以结合沉降缝贯通到地基，无沉降问题时也可从地下室顶到屋顶贯通，无需贯通至地基。
市政工程中的单项工程类目繁多，主要涉及道路、给排水、供电、供热和桥梁等，各单项工程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经济、政治及民生的发展。实际设计中，一般依照“先道路，后管线”的顺序，然后各个专业相对独立地完成设计工作。实际施工中，一般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后浅”的原则，给排水管线相对埋深较大，不仅影响着整个工程的施工造价，还影响着投产使用后，居民能否稳定生活，如果布置不合理有可能对其他地下管线的施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给排水管线对市政工程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1]。
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积累的停滞，是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和缩小的内需导致的实体生产萎缩，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更加挤压了生产部门的利润积累，而生产部门的萎缩又加剧了银行业和其他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这一从生产环节孕育出的危机，通过金融市场放大，最终由政府救市埋单。主权债务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在时间逻辑以外，在空间上，不同主权国家作为本国资本的代言人，各自维护着本国资本的利益，助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不断挤压他国资本的生存空间、夺取它们的市场，这正是由资本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的根本目的，也是欧元区不断拉大地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不能打破这一资本逻辑，就不能解决欧元区国家间的发展不均衡，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矛盾，区域一体化就只能成为资本逐利的帮凶，欧洲的危机也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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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祎嵩，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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