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之“说”的道体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白立强1，马国站2
（1.衡水学院 董子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2.衡水学院 图书馆，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 “学而时习”之“说”内含着深邃的道体意蕴：一方面，“学”“习”分别意味着悟道、行道；另一方面，行道之中自然生成生命内在的“悦感”体验。“学而时习之”以立足当下的躬行实践构筑起实现生命愉悦的途径。为此，“学”“习”以及“说”三者之间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蕴含的立身行道、自得其乐的生命状态对于当代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学而时习”；“说”；道；人格完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内含着深刻的道体底蕴。这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取向乃在于求道、悟道和行道，从而体味生命之愉悦。其间，并非超脱世俗、出离尘世，而是以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履行分内职责。由是，生命自身与宇宙之道产生脉动共振，从而自然而然地在内心深处生发起原初生命本具的悦感体验。一定意义上，从人文角度而言，“不忘初心”的价值就在于对人之生命原态的回味，从而重新认识生命之美。日前，重温“学而时习”之“说”，特别是体会其中包含的诚者自成的生命内在之悦的自足性，对于当下社会人生具有启示意义。
一、学界关于“学而时习”的主要观点
“学而时习”作为生命活动过程，此中必然伴随丰富的生命体验。于此，代表性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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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学乃苦说。梁清远《采荣录》有云：“《论语》一书，首言为学，即曰悦，曰乐，曰君子。此圣人最善诱人处，盖知人皆惮于学而畏其苦也。是以鼓之以心意之畅适，动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羡之意，而不得不勉力于此也。”“学”其实是苦的，“人皆惮于学而畏其苦”说得最为俗白，言“学”为“说”不过是圣人“诱人”罢了[1]9。
二是苦中有乐说。有观点认为，学习是苦差事，“学海无涯苦作舟”即是明证。然孔子主张“说”，概其原因为：第一，就孔子个人而言，孔子深知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孜孜不倦，“学而不厌”。忘我的学习，使他获得广博的知识，也使他收获了快乐。如孔子在齐国时，“闻《韵》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足见其学中之“乐”。第二，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看。当学习者花了不少时间精力还无所得的时候，心中的确是很苦的。但当学习者对所有“学”的东西通过反复的“习”，即“温故”而终于将问题彻底弄明白进而达到“知新”的境界之后，自然而然地便会对“学习”产生一种“丰收”或者说“胜利”之后的喜悦感与自豪感。这正是学习者在学习中由“苦”而至于“乐”的心理变化过程[2]。
三是内在审美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无需对象和想象参与的纯然性的内审美。它是一种内在的满足，自得于心，是不外求对象和内求于想象的人生境界。这种愉悦，来源于内省、反思，源于对道的学习、追求，源于对人类文化承传的自信，是个体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和谐统一，是内省、内求、自诉的情感体验[3]。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虽小，然“皆至理所寓”。故须“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以达其至理，至理达则成。故朱子云：“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静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8]84
五是源初实情说。“学而时习”的首要意蕴在于强调了人自身源初行动与对此行动之主体性觉悟的统一：一方面是不间断的行动中的觉悟；一方面是觉悟着的不间断的行动之展开。这一源初状态及其后续展开，具有一种不可诘问的源初肯定性，所以为深沉而内在的“说”；后文“有朋至远方来”之外在的乐、一般他者不知的无动于衷（不愠），就是在一种递减的意义上昭示“学而时习”的奠基意义[5]。
购买行为是指购买者通过挑选、消费、评判、使用某产品来满足需要的活动。消费行为的构成需要一系列完整的过程构成。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直接决定了是否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数量等。研究和掌握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方案，达到企业营业目标。
六是“乐感文化”论。李泽厚认为，“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具有深意”，“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作为儒学根本，首章揭示的‘悦’、‘乐’，就是此世间的快乐：它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出它们。学习‘为人’以及学习知识技能而实践之，当有益于人、于世、于己，于是中心悦之，一种有所收获的成长快乐”[6]27-28。
客观而言，上述阐释不无道理。各个观点或是立足某一角度，或是在某一层次形成的判断，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也。然而，一定程度上，诸如此类种种理解或是在“学而时习”“场域”之外所作的类似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主观表达，或是尽管认可“学而时习”之“说”，但依然没有洞彻到其中之源由。总之，二者均属于体认层面没有到位，从而难以对“学而时习”之“说”感体验作出合乎情实的客观判断。
二、“学而时习”的道体意蕴
余秋雨感言：“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它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的使命。”[17]12当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此，温习经典、领略文化成为实现完美人生乃至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钱穆指出：“孔子之所启示，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16]5“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展现的就是体道、行道之时内心生成的喜悦——简单、内在、真切之情。为此，“学而时习”内在道体意蕴对今天国人生活具有启示意义。
“学”“习”何以“说”？这需要到《论语》中寻找答案。孔夫子特别重视道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如“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第十九》）、“志于道”（《论语·述而第七》）、“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等。可以说，道构成了人生追求的主要目的① 行道的过程是借助于现实的物质生命实践活动完成的，物质过程是外在形式，道则为寓于其中的实质内容。今人生命状态之所以疲惫、困惑，就在于过多地注重了形式——物质实体层面，而忽略了其中蕴含的道之内核——精神价值层面。 。“学有所成”意味着“内圣外王”“已登道岸”，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士志于道”，一旦“朝闻道”，人生状态则非同一般——“夕死可矣”——即使面对生死大事都可以淡然处之，这是何等的从容与淡定。相反，“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永远是患得患失之“长戚戚”的“小人”困境。
埃庇米修斯不顾禁忌地接过礼盒，潘多拉趁机打开它，于是各种恶习、灾难和疾病立即从里面飞出来。盒子里只剩下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但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来，潘多拉就将盒子永远地关上了。
一定意义上，“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是对道体体悟状态不同而形成的三种人生样式，而“困而不学”则是近乎“一阐提”的愚钝状态。如果说“生而知之”意味着源于先天生命自足性而彰显的对道体的通达体悟，那么，“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则是生命通过后天学习对宇宙道体或主动或被动的探求。
传统文化虽然形成于过去，但依然有助于现实。为此，学习传统文化，须走进现实生活。“学而时习”之“习”意味着践行、实践。时时处处，身、心、境三者合一，身临其境、心安其中。当下，一些人急功近利，心态浮躁，“骑马找马”“这山看着那山高”“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他们的心理共识，由是，他们不惜以“我用青春赌明天”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实现人生利益价值无休止的最大化。一定意义上，其结果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某种伤害。
生命就是小宇宙，宇宙之（道）场势就是真善美。故生命之本然状态就是愉悦与完美。一定程度上，“学”“习”的过程就是后天生命回归原初生命的过程，以实现与宇宙场势（道）的契合与相应，进而体悟和感受人生的原初之美。“学”之投入程度不同，体悟与感受必然相异。由此，产生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三个层次的生命体验。显然，“知之”“好之”“乐之”成为“学而时习之”三个递进向度。
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弟子子夏赞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其中，“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志，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8]20又：
人之日常行持既守、生活技能娴熟，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8]247，此即大六艺之教，以完善生命、实现人生价值。如《诗》之用，“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是而得之”[8]99。再者，“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8]26。
具体言之，“学”的内容包括大六艺、小六艺以及行为处事规范，即日常行持、生活技能与文化经典。这是人生进学的基本次序。如：
皮山河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境内，发源于中昆仑山北簏，由东支阿克肖河、西支康阿孜河2条支流汇合而成，河流全长160km，流域总面积6775.9km2。流域内干旱少雨，有大量难于利用的戈壁、沙漠和干旱荒山，因此森林资源非常贫乏，植被稀疏单一。地表受强烈的干燥剥蚀与风蚀作用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
“文，谓《诗》、《书》六艺之文”[8]20。此大六艺也，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经典。“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8]20人之日常行持须合于职位，此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义。故必力行。为此，学习行为处事规范自然成为人生首要之务。由是，“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8]247。
孔子之学就是“处事做人之学”[9]11。其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10]55方面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此中之关键即是文化的力量。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谓之“道体”[11]75。故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与主要特质就是“性道合一”[11]8。“性”指人的天性，“道”指天道——“宇宙的神圣秩序”[12]43。性道合一即是“天人合一”，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实现“天人合一”的基本途径就是“学而时习之”。“学是明道，习是体道；学是认识理论，习是实践理论”，“学人生的大道”[13]9。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七》）
在我国，网络课程兴起本身就缺乏理论。网络课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顾及到障碍人群。因此，目前绝大多数的网络教育只解决了距离和空间上的问题，却忽视了参与者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特殊性。越来越多的人, 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 具备上网的经济能力, 想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和继续教育的时候, 网络教育的设计者却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生理、文化背景、信息技术素养、母语等需求, 在网络课程设计和开发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参与, 使他们与正常学习者产生了二次数字差距[8]。
(4) 加强复合材料结构成型工艺的优化研究。目前，应用于轨道车辆承载结构的复合材料中，CFRP是比较受关注的一类材料，但其制造成本高、生产周期长，制约了该材料的推广应用。如果能将成型工艺和材料研究结合起来，在不降低产品性能的前提下，优化出更适合轨道车辆结构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成型工艺，在自动铺带、集成自动生产等方面实现更新换代，满足批量生产的需要，那么低成本、自动化的生产工艺必将推动复合材料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8]84。其中，礼、乐、射、御、书、数乃小六艺之谓也。礼乐以致和，射、御、书、数乃技能。概而言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可以养人之情性，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8]99。
山洪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大等特点，对局部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是毁灭性的灾害。如1999年9月4日，永嘉县受9909号热带风暴倒槽东风波扰动影响，小流域山洪暴发导致两座小型水库垮坝，直接经济损失7.35亿元；2004年8月13日，第14号台风（云娜）登陆后引发乐清市的龙西乡上山村一处特大泥石流山洪灾害；2005年9月3日晚，临安市遭遇罕见短历时特大暴雨袭击，02省道接官岭地段发生泥石流，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自进入21世纪，全省发生较严重的山洪灾害共有31次，平均每年3次，直接经济损失达410亿元。
四是整体生命说。“学”所以能“乐”，乃在于“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之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4]。
畜牧局是政府的一级附属机构，它肩负着全县的畜牧业发展的关键，承担着其范围的牧业生产、防疫、医药、草业、饲料生产和加工、畜禽经营管理和产品的安全等等，对这项内容都有着职权和义务责任。随着国家对畜牧业的重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比较迅速，各级行政部门也对此倾注了很多精力来发展畜牧业的发展，为此，作为畜牧局的档案管理工作也随着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过去的不健全走向比较完善的程度。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具体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定意义上，行持、技能与文化乃人进学之三部曲。人生价值与意义就在于通过“学”“习”进而不断趋近生命之道（至理），即“君子上达”（《论语·宪问第十四》）。明理而行，遵道而进，“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渐次实现着由“知之”到“好之”，进而“乐之”的生命跨越。故“学而时习”就是立身行道并为之坚守的过程，也正是体悟人生之道并体验生命至真纯美的过程，诚者自成，“自得其乐”“怡然自乐”才得以发生。由此，方能领略“性本善”的完美至臻之境。
到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新建的西方美术馆都呈现出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作为对20世纪后半叶发展趋势的延续，日常生活成为联系公众与艺术的纽带。美术馆的公共空间呈现为空间比重的增加、功能类型的多样和空间模式的灵活三大特征。弗兰克·盖里的美术馆设计团队提示说，大多数现代美术馆的画廊面积只有总建筑面积的30%至40%左右[14]。而剩下的60%，既包括了办公空间，有包括了作为城市与美术馆接口的服务空间。同时展陈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被可以模糊，以便于创造人与展品发生关系的诸多机会。
换言之，“学而时习”的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学”与“习”“尽己之性”[11]15，实现“合外内之道（《中庸》）”，以圆满人之“天性”，此即为道[11]14。所以，习得天性过程就是立身行道的过程。可以说，这作为中国文化基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关于人生价值导向的最高标尺① 人生“最高价值是据道依仁的生活”（H.Fingarette，The Music of Humanit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Confuciu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1983年，转引自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此即《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学而时习”就是通过体悟“天命”，认识自身并时刻遵照其生命之内在律令而实现合道的过程——人因道而立，道因人而彰。
虽然“道不远人”，但为了保证人循道而行，先人制礼作乐。无论“礼”抑或“乐”，都是以规范的方式使人合乎宇宙秩序与法则，以求得在人与道之间产生感应道交。置言之，“礼”或“乐”作为折射“道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通向“道体”的方法、原则与规范，构成了人、道之间的中介系统，借助于此，人与道之间实现沟通、对话与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李泽厚指出：“中国古代的‘乐’主要并不在要求表现主观内在的个体情感，它所强调的恰恰是要求呈现外在世界（从天地阴阳到政治人事）的普遍规律，而与情感相交流相感应。”[10]243
不仅礼乐为道之径由，诗文亦然。《文心雕龙·原道》：“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诗主言情，文主言道”[14]948，故文化通道。这意味着，道并非道家独有范畴。如李泽厚所言：“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10]59一定意义上，源于文化的相通性，儒道互补构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10]55。二者交互统一，浑然天成。道学是儒学的深层底蕴，儒学乃道学世俗化表达。
通过土地流转、开坑荒地等形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调整资源配置进行统一规划，产生乡村旅游所必须的自然景观。枞阳县周潭镇大山村坐落于在县的东部，与铜陵市接壤，全村有山场6300亩，其中森林面积占比达73.6%。在此丰富的生态基础之上，大山村于1995年创立约1600亩的“师范经果林”，用于种植板栗、茶叶、桃树等果树。同时因地处低山丘陵地带，为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2000年大山村又建立了一座库容量16万立方米的水库，直径约二十公分的钢制水管穿梭于山林之间，为成片的果林灌溉。水库位于山峰之间，倾泻而下的水形成一座微型瀑布，清明前后与上百亩的桃花一同吸引着周边游客前来游玩。
就内容而言，“学而时习”内含深刻的形而上之道体追求。正如李泽厚所言：孔子有对形上的反思和对超越的追求，但他没有采取概念思维的抽象方式，而出之以诗意的审美。孔子所追求的超越，也并不是对感性世界和时空的超越，而恰恰就在此感性时空之中。它不是“在”（Being），而毋宁是“生成”（Becoming）[10]266。这意味着，“学而时习”是以具象的过程探寻抽象世界的内在逻辑，通过表象理解抽象、透过物质世界探求根本规律，即在现实的生命活动中“追求‘再现’宇宙自然的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10]243。此中，自然生成“‘与天地同和’的普遍性情感”[10]244，至此，如《中庸》所云，人之性回归到“自诚明”的天地境界，并以“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之径抵达与“天地参”的高度。此中人的心理状态即为“说”。李泽厚将这种内在心理情感和状态称之为“本体的人性”“人道的自觉意识”“人的最后实在和最高本体”[10]255-256。“这也就是‘道’或‘天道’”[15]44。钱穆先生认为，“孔门论学，范围虽广，然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如能学而时习之，“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而终身率循，亦不能尽所蕴之深”[16]5。此可谓“道体”之幽隐！
就形式而言，“学而时习”之道体追求体现在行常日用之中。正如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
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1“]4既欲学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人须是识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方可以学圣人”[1]4-5。故曰：“孔子之学，皆由真修实践来。无此真修实践，即无由明其义蕴。”[16]5盖行住坐卧、吃喝拉撒，即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无一不在道中。相反，状态错位、夙寐夜兴则为背道之举。
总而言之，“学而时习”之所以“不亦说乎”，就是通过行常日用之间、起居坐卧之时的常规活动，体味生命之本然而获得的自然天成的愉悦感受。正如《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君子之所以能够“无入而不自得”，正是源于“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8]277，守其位、践其行、得其道。这是生命状态回归本然之时的“现场感”，其中，不存在做作，也并非超脱，而是以安分守己之心对当下生命状态的积极体验。
孔颜乐处即为此境界。孔子、颜渊以自身生命践行人生之道，从而体验了行道之乐。正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第七》）孔子评价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依道而论，生命本自足。“诚于中”则必然“形于外”。孔颜之乐正是以内守其道、不假外求的方式体验，展演着生命之悦乐。“学而时习”则是以诚者自成的方式获得了生命至臻完美的喜悦。这既是“诚意”“正心”的妙用，也是“修身”的价值与归宿。
三、“学而时习”的当代启示
时下国人生活已经进入大众娱乐化阶段——无论娱乐还是被娱乐，均带有鲜明的“找乐”味道，极具“外在性”，故此“乐”非乐。这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前国人的幸福感——尽管温饱不成问题，但幸福依然是问题。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今天，这足以说明，幸福与否不是外在所决定，而是内在感受。正如有人指出，幸福是一种感觉，而其中要义则是内在之“说”。鉴于此，重新审视当代人之生命价值取向尤为必要。
概而言之，“学而时习”之“说”作为情绪体验完成在精神层面，但其生发机制乃在于“学而时习”之过程。《说文解字注》云：“学，觉悟也。”“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也”[7]127。“习，数飞也”[7]138。由是，“说”之源为“学”且“习”，“学”“习”就是通过自身的生命实践活动体验生命真谛，即“说”的过程。故“说”与否，非“学”“习”情形之外能够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而完全源于求“学”且“习”者的主体行为实践中获得的心理悦感。
首先，参学优秀传统文化，体悟人生之大道，守护生命之初心。优秀传统文化即是人之为人的文化，正如有学者所言，《论语》就是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通过领略先哲之智慧，体悟人之为人的思想理念与行为规范，从而学有所得、完善自我。正如朱子云：“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8]17传统文化乃先哲以其自身的生命历程与体验总结而成的经典之作，作为后学不断参学，自然成德。“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8]26。一旦有所得，则德进过少，从而不断趋近于人之本然，即生命之初心、本然之状态。一定意义上，“不忘初心”即有此意。
3. 另行解释执行依据。即由执行机关商请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审判组织或其他机构作出进一步解释。该种做法主要是：执行机关对于执行依据不明确的执行案件，不能直接采取相关驳回申请或终结执行的方式结案，而是应当有所作为，即可以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来界定执行依据中所列明的内容。对于解释方法，应该紧紧围绕执行依据本身进行，首先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相对客观地来解读执行依据所列举的执行内容；如果通过文义解释可以解释出多个结论，则为了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适宜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明确执行依据的相关内容[2]。
何谓“道”？《中庸》有言：“率性之谓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8]269。“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8]276。道本非玄妙莫测，人之日用行常之间，举手投足之际，以契合自身之本然性情、身份与地位、行为处事，即为道。
《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就表层而言，知止的内在要求就是安分守己、乐天知命。正如《中庸》所言“践其位，行其礼”，即立足当下，做好分内事。所以，无论想象的翅膀飞得多么高远，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大地上，这既是实现生命自由的根本① 辜鸿铭认为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循规蹈矩。循规蹈矩的意思是按照既定规则、关系行事。参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陈高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也是“学而时习”的内在要求。唯此，方能体悟人生之大道，明了“道在伦常日用之中”[15]44的内蕴，从而获得愉悦、幸福的生活审美体验。“道不远人”诚哉斯言也。于此，李泽厚认为，这正体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之“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的品格[6]29。
检索算法效果对比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本文应用环境(查询结果不多于5条)限制，lucene的排序算法查准率不高，使用本文设计的3种计算方法，查准率较高，检索出的结果精确度较高。3种算法比较，结果表明，归一化算法的查准率稍高于其他两种算法。笔者认为，项目(湖南农业信息平台)运行初期，归一化算法在检索上优势明显；但当数据量为海量时，向量空间模型的优势将得到体现。本文在农业检索方面只做了基础的研究工作，随着农业知识库的不断完善，算法需要不断的改进。
其次，生命须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学而时习”内在深蕴就是立足现实对形上世界的潜心追求。以习证学、以学导习、学习并重。正所谓“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夸，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通过学与习找寻生命依托，抵达“此心安处是故乡”的生命夙愿。
人之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鲜明之处就是基于生理（物质世界）之上存在着心理（精神世界），与其说人是身与心的统一，不如说身是人之形式，心是人之内容。也就是说，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精神、思维。为此，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同理，钱穆认为，人的心逐渐演变成了“生的本体”[11]44，这正是中国文化注重“人文”精神的内在动因[11]74。鉴于此，由侧重身世界到重视心世界的转换，是“人格完善”[15]32的体现和需要。
生命价值层次决不应仅仅锁定在物质层面。这样说来，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温饱等只是特定历史阶段满足人之生命基本需要或者说低端需要的必要途径。一旦跨过“温饱”，实现小康之后，追求生命之形而上层次就成为必需。否则，生命是残缺的，甚至是病态的——诸多负面事实就是鲜明例证。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建立唤醒并张扬起了人的主体意识，从而使人们第一次按照个人的意愿、设想规划人生——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依然没有摆脱“对物的依赖性”，这意味着，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与定位还停留在“身我”之中，尚未达到“心我”层次。而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意识乃是对宇宙人生内在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觉”——积淀为理性、提升为品位、熔铸成格调，颇类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玄心、妙赏、洞见、深情”。这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身我”之上的“心我”向度。在余秋雨看来，孔子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随着岁月流转、历史品鉴已成为社会仰视的文化磁场，其作为“精神坐标”“统一符号”[18]101以潜在方式向置身其中的人们昭示着生命价值取向。孔颜之乐即为此意。
中国的崛起，尤其是科技的兴起，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目标，需要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将不仅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强、军事上强大，还要在文化上为世界作出较大贡献。
因此，人不是物质消费者，而是精神追求者。乔布斯感言，个人愿意倾其所有科技而换取与苏格拉底的半天相处。周国平同样坦言，无论物质世界具有多大诱惑，回归精神世界乃人生终极选择的不二法门。
人生不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置言之，人之物质需求决不应仰仗科技日新月异而无限膨胀——如果说物质短缺是一种贫乏，那么不断放逐的物质欲何尝不是极端贫困。其结果：于人是病态；于社会是危害；于自然是灾害。
因为生命的本然是某种有限的平衡状态。言其有限，意指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需求并不高；言其平衡，意指生命存在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统一。平衡状态才是健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国人几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物质追逐王国（偶尔的精神生活也仅仅限于娱乐，类似精神放纵——距离精神追求尚有距离）之时，人们必然遭受人之存在三重关系（身与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围剿。一定程度上，经济社会乃至科学发展正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而这剂良药是否发挥药效的关键则是人自身——能否从失衡回归到平衡状态。
再次，践习人生之道，享受生命之愉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展现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生活，其中，“因熟练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有如鱼之在水，十分自由，即通过技艺之熟练掌握，获得自由，从而愉快也”[6]56。其必然体现就是身心和谐的生命妙境，即“诗意地栖居”。一定意义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孔子自身的人生写意。正如余秋雨所言，孔子的“人生就是诗”，因而其言谈举止、行住坐卧处处呈现着独特的“诗学态度”“美学态度”[18]83。为此，孔子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审美[10]254。这种人生美学渐次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积淀成中国的民族气质与精神，其直接表现就是“一种宁静祥和的心态”[12]56。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辜鸿铭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12]26。如果说“成人的头脑”意味着健全的心智，那么，其完善程度即为“孩子的心灵”——至纯至真、原初的完美。
日前，诸多国人生活状态处于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的节奏之中，即身忙心亡，一己之心流离失所，从而使“内心”“不由自主”。内心世界的荒芜、苍凉之状态于己不可能有爱，于人不可能有仁，于社会不可能感恩，于自然不可能呵护，诸如种种，何谈幸福生活、诗意人生。
在东方文化看来，人类自身存在境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内心的力量，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钱穆认为，人的心，就成了“生的本体”[11]44。鉴于此，践习人生之大道，使之回复到生命之初的心理原态，体验本心之简单与醇美，即使身处困顿，也同样能够体验别样人生。故“贫而不困，富而不骄”将不是问题，进而言之，“贫而乐，富而好礼”完全能够成为事实。
“心生活是主，是目的；身生活是仆，是手段。没有了身生活，就不能有心生活。但没有了心生活，身生活便失去了意义与价值”[11]41。和谐身心、享受生命之愉悦从当下开始。
可以说，“学而”章作为《论语》“总纲”[13]9构筑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15]43，逐渐成为强大的文化思维模式，其基调就是“由强调人的内在自然（情、感、欲）的陶冶塑造到追求人与自然、宇宙的动态同构”[10]282，它催生着生命个体“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在这种日常现实世间生活的人群关系之中，便可以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心灵的满足或慰安”[15]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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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o of the“Pleasure”of“Learning”and“Practice”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ai Liqiang1，Ma Guozhan2
(1.College of Dongzi,Hengshui University,Hengshui,Hebei 053000,China；2.Library,Hengshui University,Hengshui,Hebei 053000,China)
Abstract： The“pleasure”of“learning and practice”contains profound implications of the Dao.On the one hand,“learning”and“practice”respectively mean understanding the Dao and practicing the Dao;on the other hand,the inherent“pleasure”experience of life is naturally generated in practicing the Dao.“Learning from and practice” builds a way to realize the pleasure of life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learning and practice”;“pleasure”;the Dao;perfect 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9）02－0027－08
DOI： 10.13747/j.cnki.bdxyxb.2019.02.005
收稿日期： 2018－11－12
基金项目： 衡水学院2016年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学校应用转型背景下《原理》课程教学初探”（jg2016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白立强（1970-），男，河北武邑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 石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