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呈现两大理论形态，一是作为政治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以及人类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其任务在于推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二是作为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学说，其任务在于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以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新一轮思想启蒙运动的领导者，其历史使命就是继续启蒙：经过思想启蒙的社会个体，能够摆脱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从自由个体走向历史主体，能够承担起推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 马克思主义 启蒙 批判 实践
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几乎都是从批判宗教开始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指出的，“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启蒙哲学的纲领，就是在启蒙思想与宗教教义和基督教哲学的辩驳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启蒙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构任务的完成，成为启蒙思想走出宗教思想统治而获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但是，代替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代替宗教观念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实现启蒙运动许下的诺言，资产阶级试图以自由作为终极价值并为启蒙运动画上句号的努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现实中彻底失败了。启蒙作为人类追求进步的思想活动，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终结。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怨恨和幻想，进而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哲学的纲领，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重建，作为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将启蒙哲学的纲领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且也以此标识自身的启蒙特性。
一、启蒙的逻辑起点：实践本体论
本体论重建，是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哲学解构宗教本体论之后的首要任务。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9、230页。由此可见，本体论问题在欧洲中世纪以后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不同流派的哲学理论对其“基本问题”的设置并不相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哲学理论的语境与话语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往往难以理解恩格斯的这个命题：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如果从中国哲学视阈来解读，对这个命题的迷惑是必然的，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从现代西方哲学视阈来回答，也难以认同恩格斯的观点，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原因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已经在启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了彻底的解决，展示出完全的启蒙意义。因此，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依据启蒙思想的逻辑线索才能找到准确的答案。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恩格斯将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种划分使哲学基本问题的启蒙意义得以充分显现。本体论在哲学体系中的逻辑地位是根基性的，是基本问题的重要内容；本体论在近代哲学史上的意义是革命性的，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是启蒙哲学的逻辑起点。同时，“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只是在本体论语境中使用，在此之外的场合使用这两个用语，就会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关于“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的激烈争论，无论各方持何种观点，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原因和启蒙意义。也就是说，本体论问题的解决是启蒙哲学纲领的基石，离开启蒙思想的逻辑谈论“哲学基本问题”，根本无法准确解读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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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之前，启蒙哲学在宗教批判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已经持续了近两百年。启蒙思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解构神学本体论，一是唯物主义本体论，二是唯理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在启蒙思想的理论谱系中，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最初形态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虽然承认上帝创世，但是认为上帝就像一个极为高明的钟表匠，它在创世后便离场而去，将按照一定规律运转的世界交付于人的理性。自然神论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必然表现为本体论的二元论观点。随着启蒙运动在法国进入高峰期，本体论进入机械唯物主义阶段。一方面，虽然唯物主义自然观取得彻底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唯物主义只是停留在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而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性质；另一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还没有解决社会历史本体论的问题。在唯物主义本体论解构神学本体论的同时，唯理主义本体论（或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试图以人的理性代替上帝，将理性作为世界的本原。当启蒙运动蔓延到德国的时候，理性主义和自由精神的旗帜已经在思想的顶峰飘扬。黑格尔对康德为理性设置禁区深感不满，他将理性的力量推向极致，最终是理性本体化，产生唯理主义本体论的完全形态，恩格斯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此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成了启蒙哲学本体论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在恢复唯物主义自然观权威的基础上，建构了全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首先，提高农村文化消费市场供给，传统农村文化市场，产品相对单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选择较少。因此，需要适当增加农村文化消费市场供应，促使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入农村。
既然实践承担着对于人类自身的全部义务，那么人类在获得人权和民权等权利之后，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人类能够成为监护自身的上帝吗？如果它不能承担对于自身的义务，它就必须回到上帝的怀抱，显然，这不是启蒙思想能够接受的倒退；如果它能够承担对于自身的全部义务，为什么在启蒙之后，人类社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弊病：平等成为幻想，公正成为梦呓，在摆脱宗教依赖性之后却陷入商品拜物教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实践主体的缺陷。人的主体性必然是有缺陷的主体性，其外化为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时候，就必然成为社会的缺陷。既然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有什么样的人，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社会。由此，实践本体论提出了一个被启蒙思想所忽视的启蒙原因。为什么要启蒙？在实践本体论之前的启蒙思想，是从争取人权和民权等权利角度去回答的，而实践本体论从义务或责任角度去回答“为什么要启蒙”这个问题：因为人类对于社会承担全部责任，所以就必须通过不停顿的思想启蒙，推动人类理性的成熟和完善。人类理性的成熟和完善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呈现正比例的相关性，而只有启蒙能够给人类走出不成熟状态带来希望。这就是实践本体论对于启蒙意义的回答。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启蒙哲学认识论的继续。一方面，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分析精神，演绎法、归纳法、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综合，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就是将启蒙哲学认识论的辩证方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并将这一方法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启蒙哲学认识论谱系中，辩证法是启蒙哲学认识论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致命缺陷是“头脚倒置”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必须把辩证法“倒过来”，通过批判地继承其合理内核，实现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使其成为唯物辩证法。在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当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融为一体，立即显现出它所包含的巨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这一段论述，是对辩证法启蒙意义极为确切的写照。启蒙思想的理性精神，正是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介入而摆脱了走向神坛的冲动，使得启蒙成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持续过程。
3. ChiGov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ppreciate that the fact that it exerts no de facto authority over Tibet is root cause of situation.”2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July 28-7 p.m., 1948, FRUS, 1948,vol.VII, p. 767
实践本体论修正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使得启蒙哲学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取得成功，将启蒙思想的价值论由逻辑必然性推向现实必然性。但作为启蒙旗帜的理性精神，从启蒙伊始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追求权利而忽视义务或责任，权利理性主义片面发展，义务理性主义相对弱势。权利理性主义以平等、自由、公正为基本原则，首先向神权索取人权，然后向政权争取民权。权利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形式，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权利理性主义的偏执是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理论根源。实践本体论开始扭转理性主义的权利偏执，将人类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赋予启蒙精神。唯物史观认为，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各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在走出上帝的监护之后，开始为自身的命运负全部责任：人类的幸福和灾难，人的异化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或人的依赖性，都是人类实践造成的结果。由此，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不再是片面追求权利的理性主义，而是必须承担对于自身的全部责任的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蔓延到德国时，对宗教的批判依然是思想斗争的前提，这种状况将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如此一来，唯物主义本体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便形成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此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问世，“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费尔巴哈哲学虽然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权威，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没有引导启蒙思想走出迷雾，仍然无法为理论与实践革命提供方向。和“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费尔巴哈虽然也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对人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而没有把人看做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费尔巴哈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到这里，启蒙哲学本体论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社会历史本体论的重构。而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唯物史观是从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述各种观念形态的。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不仅是历史的起点，也是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源，一切现象都要从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寻找原因。人类社会变革寄托于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批判阶段中。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代替上帝和“绝对精神”，成为社会历史的本体。
二、启蒙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
在唯物史观完成建构之前，启蒙哲学的认识论革命取得了重大进展，分析精神成为启蒙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从演绎到归纳，从抽象到具体，从形而上学到实证，从孤立到综合，启蒙哲学认识论为现代思想提供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认识方法，这些方法从思想领域到物质领域再到社会领域，成为启蒙运动之后的主要思想方法。但在社会历史领域，即使是被当做唯物主义哲学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依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没有能够弄清社会环境与人的实践之间的真实关系。启蒙认识论虽然将实证方法带入社会生活的研究之中，但无法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认识论。启蒙哲学认识论的彻底革命，是由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的。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启蒙哲学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开始成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8页。马克思将辩证法应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在《资本论》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形式上看，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还用一个具体例证来说明唯物主义认识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此处的“人口”是脱离具体关系和规定的抽象概念，“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700、70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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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哲学认识论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思想方法，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征，理性原则在启蒙哲学方法论上的体现，就是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分析方法，首先来自于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运用的工具是数学理论。分析方法的对象是经验世界的各种事实，其操作方案是将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用数学方法进行统计、计算，按照数字和量度重新排列事实，使经验事实成为一连串可以统一起来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要素组合，从而得出关于物质世界的原理和规律。在分析精神的推动下，启蒙哲学认识论经过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方法为演绎，代表启蒙哲学认识论的“推理精神”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以客观规律为对象的分析—综合—验证方法，是启蒙哲学认识论的“实证精神”阶段。第三阶段是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推理精神与实证精神的融合，哲学认识论借用牛顿自然哲学的认识论，将分析方法与演绎方法、归纳方法融为一体，这是分析方法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第四阶段是辩证法阶段，开始于莱布尼茨哲学，完成于黑格尔哲学。莱布尼茨以充足理由律为基础的多元论、发展论、连续性原理、和谐论等构成“有机体”认识论，是启蒙哲学认识论的“普遍联系”形态；黑格尔以矛盾律为基础的辩证法，是启蒙哲学认识论的“绝对精神”形态。启蒙哲学的认识论革命首先从哲学领域开始，随后是自然科学领域，在上述两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后，便开始了向社会科学领域进军，也就是从精神领域、物质领域向“第三种实在领域”——国家和社会蔓延。
实践本体论拯救了启蒙哲学本体论，因为启蒙哲学本体论深陷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分裂困境而难以自拔。在唯物史观实践本体论建立之前，启蒙哲学已完成本体论重构，但启蒙哲学本体论是在批判宗教神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定的思想启蒙任务必然留下理论的时代局限。一方面，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了自然界的客观性与先在性观念，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打开了空间，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在上帝或自然面前确立人的理性的权威地位，对于神学本体论的否定方式，也只是诉诸人的经验和感觉，即感性的直观。另一方面，唯理主义本体论以认识能力和精神自由，赋予人的理性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理性精神的绝对化，最终导致本体论陷入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成为继上帝之后的另一个全知全能的理性之神。启蒙哲学的理性精神，从一开始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似乎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康德虽然为理性能力设置边界，但却遭到黑格尔的嘲弄。因此，黑格尔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是启蒙精神演绎的逻辑必然。如此一来，启蒙哲学本体论陷入分裂局面：一方面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也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实践本体论成为启蒙哲学本体论走出自然观和历史观彼此消解、相互冲突困境的根本途径。第一，实践本体论首先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与客观性，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自然观。第二，实践本体论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历史。第三，实践本体论并没有将实践设置为继上帝和绝对精神之后新的统治力量，相反，实践必然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第四，社会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后者体现为自然的盲目性。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受限于物质条件和意志冲突等多种因素，人类历史就是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前进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唯物主义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启蒙哲学本体论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至此终结。
三、启蒙的价值目标：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类通过启蒙不断地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启蒙思想价值论的终极目标。宗教哲学本体论将上帝设置为价值论的终极，人的存在不过是上帝实现自己意图的方式和手段而已。康德在解构神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将“人”设置为启蒙思想价值论的终极目标，“你的行动，应把人性，无论是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或是他人人身中的人性，始终当作目的而决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③[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鹿林校，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85页。康德将上述实践律令当做普遍的责任律令得以实现的根据。康德将人设置为启蒙思想哲学价值论的终极目的，并将其建立在极为严密的逻辑推理根据之上，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再凭借自由理念，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性考察。康德哲学重建实践理性，人被确立为启蒙哲学价值论的终极目标，这也是自由意志践行道德行为的最终根据。但是在康德哲学中，“实践”概念只是在认识论和道德论的意义上被运用，而不是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去谈论，也就是说，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道德价值论找到了终点，却没有能够为“人本目的论”提供本体论支持。本体论与价值论之间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宗教神学本体论以上帝为本体，上帝就成为神学目的论的终极；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绝对精神就成为理念运动的终点；因此，康德的“人本目的论”必须获得一种本体论的支持，这个任务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唯物史观的实践本体论，将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以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起点的世界，将人作为实践的目的具有现实可能性。但是实践作为历史起点与人作为实践目的相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过渡，将实践本体论与人本目的论连接起来的任务，仅仅依靠思想批判是无法完成的，最终需要通过实践改造现实社会关系，才能够为人本目的论提供物质基础，这是作为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目的论体系中，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全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终极指向。福柯将启蒙定义为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永久批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将启蒙定义为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康德则将启蒙定义为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因此，就启蒙的一般意义而言，是否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否将人的理性进步，是否将人的自主运用理性的能力和勇气等作为目的论的终极，是衡量一切思想能否归属于启蒙思想家族的试金石。从时间序列上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启蒙思想之后。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启蒙学者“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启蒙运动之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8、779页。启蒙希望的落空，意味着启蒙学者的理想并没有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成为现实，因此，继续启蒙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
虽然欧洲的启蒙运动始于批判宗教，而就当时的德国来说，批判宗教的任务基本结束，但是，思想启蒙的任务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康德将启蒙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仁慈，希望在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缔结约定：以“理性的私人运用”时的服从，换取“理性的公开运用”所需要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理论形态的重要特征。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意义始终存在于理论逻辑之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才能将思想的力量转化为革命实践中的物质力量，进而实现解放人类、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群众的觉醒，群众从掌握先进理论走向理性的成熟，不仅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更体现了作为政治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为目的，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启蒙思想目的论的终极指向，也是将各种社会思潮划分为启蒙或非启蒙阵营的根本标准。
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理论逻辑的维度，马克思主义都是启蒙思想的继续形态。对此，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5页。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但是其中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与启蒙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新的启蒙思想，它将现代社会的启蒙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5-0037-0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与市场环境下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16AZX022）、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红色文化与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研究”（17SK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蔡臻臻，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崔卫生，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罗 苹
标签：本体论论文; 哲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唯物主义论文; 认识论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与市场环境下文化资本的伦理义务研究”(16AZX022)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红色文化与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研究”(17SK11)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