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芳: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论文

于芳: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论文

近年来,因为德国媒体较为频繁地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德国民众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也有很多误解,并没有因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积极合作而对中国产生更好的印象。根据2016年进行的华为国家形象认知调查结果,仅有25%的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总体而言,德国政商界人士比普通德国民众对华好感度稍高。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能够同时对政治精英和民众产生影响的当属德国的政策咨询机构——智库。可以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

2015年吴江认为,德国智库专家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持肯定态度,视其为开发新贸易路线、销售市场和能源渠道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构想,是加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地位的经济手段。而2018年2月德国柏林两家智库联合发文称,“中国正在悄悄渗透欧盟”,意指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通过希腊、匈牙利等有求于中国的国家扩大其对欧盟决策层的影响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可见,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有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其涉华研究动态。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概况

研究默克尔总理任期内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数量和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智库眼中的中国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默克尔4.0时期的对华政策,为加强中德人文交流、发展中德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参考了国际智库研究机构对德国智库的影响力排名,并考虑到这些智库各自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从众多德国智库中选定了下列智库的涉华研究作为主要文本来源。政党型智库: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基民盟)、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亲基社盟)、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亲社民党)、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亲自民党)、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亲联盟90/绿党);学术型智库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私人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合同型智库: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本文选取了2005—2018年间这些智库涉及中国研究的简报、专栏投稿、评论文章、期刊文章、专著,以及在电视、广播、互联网上发表的观点等作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其涉华研究在2006和2008年达到两个小高峰,自2008年以后有所回落,此后逐年增加,特别是在2013年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后,涉华研究大幅度增加。2016年和2018年再创高峰,一年的涉华研究成果数量超过200项。各个智库涉华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出不均匀分布的态势。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德国国际政策与安全研究所对中国研究的数量基本符合前述变化特点,而其他几家基金会则呈现出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伯尔基金会,笔者搜索到的时间最早的研究文章为2007年发表的,之后每年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数量基本不超过5篇,有的年份甚至为零;贝塔斯曼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最早发表于2009年,2012年和2013年各有4篇,到2016年数量小幅增加;瑙曼基金会涉华研究文章数量在2016年远远多于以往各个年份;而立志成为欧洲最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自2013年成立后,有关中国的各种文章、分析等数量大幅度增加,风头一度盖过其他各类智库的涉华研究。

阿登纳基金会的迪特·阿尔特豪斯(Dieter Althaus)认为中国有大量消费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快速城市化和收入增长,为德国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大好机会。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高科技战略,并已初现成效,中国“2025年制造”战略的目标不是追求廉价劳动力的好处,而是获取国外技术知识以加速中国自身制造业发展,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导向异曲同工,西方国家亟须对此做出回应。

作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德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自2016年开始,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1800多亿欧元。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中德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产业升级、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2005—2018年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热点聚焦

智库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欧洲对此要做好应对准备。近年来德国智库特别关注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发展计划,研究热点包括:中国制造2025、中国加大海外投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德国智库对中国的定位从单纯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对新兴经济体的复杂认知。

(1)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更是有高科技战略的新兴经济体

从2005年到2018年间德国智库对于中国的关注不是聚焦在单一的某个领域内,而是分散于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这些话题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各不相同,在整个涉华研究中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

(2)中国加强对欧投资与16+1合作

宣讲活动还注意做到内外结合,多渠道、多方式。宣讲团成员面向有关部委宣讲,争取政策;面向合作伙伴宣讲,促进合作;面向广大知青、离退休干部和“荒二代”“荒三代”宣讲,增强北大荒人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2016年,中国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跃升至近2000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投资者最喜欢的目的地。2016年中国完成对外直接投资交易超过350亿欧元,比2015年增加77%。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整体海外投资的1/3强。其次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德国智库认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让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改变对外政策考量、妥协欧洲原则以适应中国的投资,从而削弱了欧盟在重要外交政策领域(例如在南海仲裁决定之后)以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

(3)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还是改革者?

德国智库一方面关注到中德之间不断增加的双边贸易额、越来越紧密的对话与合作趋势,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智囊的智库对中国的定位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华政策中的负面认知,引人深思。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认为,欧洲会比美国更愿意接受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要面对中国,欧美必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西方世界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规范,因为中国抓住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民粹抬头的危机时期来突出自身的制度优势,以安全、稳定、有全球领导能力的形象呈现给世界另一种选择,给西方世界带来挑战。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要想改变世界,必须成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形成包含自由平等要素的政治文化才能实现,目前这一条件还缺乏实现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因而中国崛起对于国际体系的改变有限。

(4)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矛盾看法

2015年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新丝路沿线的合作》,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主要为新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框架性方案,赞同该倡议的人强调所有参与项目的国家能够平等合作、互利互惠。但也有智库专家担心该举措有可能削弱欧盟的投资规则,并削弱竞争中国投资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团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新手段,是用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实现在东南亚地区的目标;甚至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谨慎克制的终结,随之将其与中国崛起、重塑国际秩序、西方衰落联系到一起。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问题及原因

德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艾伯哈特·桑特施耐德教授称,中国崛起将会带来21世纪国际舞台上权力政治的关键性冲突,它不一定表现为军事冲突,而是会在各个领域延伸开来:国家形象的竞争、经济竞争、资源竞争、技术竞争。此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全球竞争并非直接对抗,中国还要依赖西方投资、技术来发展自身,但一旦中国开始推行连贯的全球利益政策,那么这种竞争关系将会发生变化。他认为美国世纪并未走向终结,但中国的崛起是切切实实需要适应的现实,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建构力量,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到2015年,德国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普遍认识到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技术不断进步,将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1)德国智库的公共影响力有限

智库的主要任务是公开其研究成果、设置议程、引导和塑造舆论。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尽管在欧洲名列前茅,但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特别突出,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热度和力度与中国实力、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令德国智库加大对华关注力度;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德国曾寄希望于中国出手援助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泥沼,所以涉华研究数量激增;自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来,涉华研究再次增多。

本文输入的评论通过分词以及提取关键字,最大词数为64,为了保证CNN输入维数一致,其他评论提取的关键词词数不足64的词向量全部取0,所以结合Word2vec得到的400维词向量,CNN模型初始输入矩阵为64×400,通过改进LeNet-5模型所得到的CNN-3C模型各层具体的的卷积池化范围特征图矩阵大小以及特征图个数如表3所示。

不过这些成果对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影响力较小。而德国媒体有选择性地报道塑造了中国落后、中国崛起是威胁、中国要买下德国高科技等负面信息,并深刻影响了德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德国媒体通过批评中国民主、人权等报道直接描绘负面的“中国形象”,既能吸引眼球,迎合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又能获得部分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

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基础较弱,尽管近些年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与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依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险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支持保险业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政策、立法,对保险行业规范发展加以引导,为其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自16年以来,一再强调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支柱的功能,以及在脱贫攻坚战、“一带一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关注重点有局限性和矛盾性

如果仅仅通过德国媒体报道来看中德关系,很容易获得一种印象:关于中德经贸往来的报道占据了媒体报道的很大篇幅。2016年的华为国家形象调查报告中显示,德国媒体关于中国经济和创新的报道数量占涉华报道总量的54%。然而,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只占据了研究总量的22.7%,而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关注占38.3%,远远超过了德国智库研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研究的平均占比22%。它们重点探讨中国崛起的成败、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智慧巨人亦或是软弱巨人、中国是地区大国还是世界大国等,并注意到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智库所扮演的角色。德国智库和媒体关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智库的涉华研究更为深入,也更具有学术性、政策性,也相对更为理性,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其研究具有矛盾性。这是因为当前理解德国的国家利益离不开三重维度:德国的德国、欧洲的德国、世界的德国。

同时,进行土地整理,对田、路、渠、林进行综合整治;对规划区内的工商企业,五年内没有新建的,土地要进行整改,并督促其进行农业生产,种上经济作物。这不但提升耕地自身的生产力,提升作物产量还可以美化居民居住环境,保持生态平衡。通过这一举措,可以将耕地的生产能力与景观文化、生态环境有效结合。

德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首先聚焦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发展(占整体研究数量的38.3%),既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包括中国在各种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中的外交活动;既包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也包括对中国应对全球化策略的分析,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开展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崛起,构成德国涉华研究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第二大关注点是中国经济发展。德国智库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模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中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创新,这类占总体研究数量的22.7%,特别关注近年来中国加强海外投资以及中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关注的第三大领域是中国政治,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占整体研究数量的16.7%)。德国智库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及变迁的研究包括的话题比较丰富,涉及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变革、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制度、中产阶级、宗教、中国人的集体意识等,占总体研究数量的9.6%。

作为欧洲的德国,自2014年以来德国政要在多个国际场合表示德国要推行“积极有为”外交,经历欧洲多重危机的洗礼后对自身作为欧盟领导国家的身份更为自信。德国智库较为广泛的认同:作为欧洲国家中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国家,德国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考察与思考,应当以共同演进为目标,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妥协代替遏制,用协商规则代替单方面推行规则,但不希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破坏”欧盟团结。

多杀性巴氏杆菌自身不能进行运动也没有芽孢,因此主要是通过患病动物的分泌物和粪便进行传播。首先是感染动物的呼吸道和消化道,出现腹泻等基础性症状;其次也可通过蚊虫的叮咬和血液进行间接传播。其中最简单的传播方式是通过粪便进行传播,家禽家畜、野生动物甚至是人类都可以被传染该种疾病,因此,牦牛一旦出现此类病症,养殖者必须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疗,以防造成大范围的感染[2]。

当前,高校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课程标准。高校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资源分类规则和相应的文件格式,这样不利于不同平台间数据的查找和利用。此外,高校开发的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大多数都是自主开发,与企业、行业的联动不多,校、企、行共同开发的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较少。已开发的英语数字化教学资源中,由于缺乏对企业、行业的实际需求调查,没有基于统一的行业标准,造成数字化教学资源存在类型单一,低水平重复建设,与教学的耦合度低等现象。

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上台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主义原则的措施后,德国以西方民主制度的代言人自居,更加重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规范,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近年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充满矛盾心理,一方面德国想积极参与、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带有冷战思维的“地缘战略论”将中国视作威胁,始终希望能在跨大西洋友谊的基础上,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应对非西方世界的挑战。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分析带来的启示

总体上,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积极因素在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建议中有所体现,应要积极借用其智库涉华研究中与我有利的观点和话题,通过与相关智库对话、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争取让这些研究观点成为引导德国舆论的重要力量,以获取更多的积极舆论支持。2018年德国政府联合执政文件中首次认可中国除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地位之外的政治、军事实力增长带来国际体系的变化,且是影响到欧洲未来命运的变化。德国政府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德国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德国希望能够找到欧洲的应对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塑造德国和欧洲的金融手段。这无疑体现了智库的对华理念。智库能通过影响决策者的观念,影响媒体的看法,通过媒体影响民众的态度,来改变德国上下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德国智库对中国的积极立场将对中德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应加强两国智库交流,力图掌握塑造“中国观”的话语主动权。默克尔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的德国对外关系部分十分强调“受到价值规范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国是不容忽略的挑战。德国推行“利益引导的、受价值观约束的”外交政策。在中德关系中,观念因素对于双边关系的定调、发展、交汇和冲突的作用不亚于国家经济利益。智库的一大重要作用是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因此有必要研究德智库国发挥舆论影响力和意见领袖角色的主要途径,加强对其整体涉华研究的动态把握。中国和德国的智库应当加强对话和交流,只有在不断的互动交流中,才能充分交换信息和意见,以接触促进相互了解,减少敌意,扩大共识,有助于我们在德国人“中国观”产生的源头发挥影响力。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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