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先秦到汉代初年，儒法墨等均根据自己的学术立场诠释“道”和“无为”，但涵义不尽相同，对无为思想的研究，日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学术内涵。《淮南子》华丽铺排，气势恢弘，立场游移不定，时常出现基于道家立场贬斥儒家，又站在儒家立场协调两家的现象，明显呈现出对“无为”的自由向往与不得不“有为”的矛盾，正是如此，诞生了一种现实无为思想。
关键词：道；无为；《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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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所诠释的“道”的思想，首先是其无迹可寻的特点。一方面，尝试扩大道体虚无的特质，无形无像，不落痕迹；一方面，华丽铺排，恢宏想象，但这恰恰冲淡了道体玄虚的特点，留给道的想象空间就不可避免的变小了。所以，《淮南子》道论的特点即是富有想象的言辞解构了老庄抽象的玄道，这一特点在开篇首章首段显现地极为明显：
国内对分布广泛且具有较强的生长能力和繁殖力的草本植物的除草活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李美等测定苍耳4种溶剂提取物的除草活性，发现苍耳丙酮提取物10 mg/mL对高粱和黄瓜幼苗茎的生长抑制率达47.1 %～75.5%[17]；又如王丽等对肿柄菊茎叶提取物除草活性进行研究，发现肿柄菊乙醇提取物25 mg/mL对水田稗幼苗根长抑制率达99.7%，但对水田稗幼苗茎高抑制率仅6.6%[18]。相比之下，地桃花提取物的除草活性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如利用提纯方法及靶标作物等[19]。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为了说服他改变主意继续留在队上，我提出的问题或者解决方法必须要赢得包某的认同，但是出国施工对比留在国内，无论从收入还是休息上都有很大的优势，很难让人不动心。他家中只有一个女儿，经济上并不困难，所以我分析他想出国并不是因为缺钱。我只有另辟一条道路，那就是替他分析一下出国的缺点，让他觉得出国在获得高薪的同时，还有不少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上文援引的《原道训》运用天地、四海、六合、三光等概念烘托道之大，天地产生的过程大致是道——虚廓——宇宙——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那么“道”何以成为万事万物的基础呢？接下来有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日月星辰、鸟兽鱼虫都因道而存在，然后被道赋予独特的性质；山凭道才有其高，渊凭道才有其深，万象万物均如此这般。人为芸芸世界之一，也同样依据道而存在，凭借道德准则生活。泰古二皇，得道之柄；大丈夫，执道之柄，讲的都是从道中领悟到人之为人理应参悟的本来属性。道是空虚恬淡的，从道的属性特点和运行方式中衍生出自然无为的行为准则。泰古二皇和大丈夫得道后以符合道的行为准则行事，自然，人之属性便副道之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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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作为一个复杂的病理过程对脑的影响很大，其中的病理机制有多种因素，其中损伤脑组织最明显的变化是神经元损伤和脑水肿。形成脑水肿和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存在很多相同点，因本实验条件有限，所以通过观察测量脑水肿的变化可以良好的评估实验结果。
换个角度来看，《淮南子》从来不反对“为”，它厌恶的是“有为”。《淮南子》竭力倡导的是以“无为之为”替代“有为之为”，那么为何不反对“为”却又在无为和有为中强调前者呢？正如前文所言，无为是道的属性和方式，道成就万物，根据人法道的原则，人就必须要按照道德方式来成事，恰恰“无为而为”正是道的内涵所在。泰古二皇和大丈夫均是如此践行“无为之为”。
此外，有为仅仅是从人的主观性出发的动作倾向，与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未必重合，所以可以积极地做成一件事，也就可以鲁莽地毁掉一件事，后者显然不是道之无为要达到的目标，加之《淮南子》“务于治”的政治抱负，它既要规避有为带来的消极后果，又要强调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字面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淮南子》甚至因有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将其一概否定，也许只有试图贯通无为和无不为，才能彻底消解无为乃“塞而无为”的刻板解释。顺物之性而为，即懂得外物的自然属性，自然就会在尊重外物的前提下作为，无为也就变成了特定的有为。
既然道为万事万物的基础，那么道恬淡无为的内涵也就成为了人应当践行的行事准则。《原道训》说：“万物故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意为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无为符合道的属性，更是因为《淮南子》认为自然无为的行事方式是有效的。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不先物为”，即等到外物特质显现出来的时候，再根据其情状作为，这样一来，“不先物为”的“无为”也就和“因物之所为”的“无不为”便相互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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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吕氏春秋》的《淮南子》所阐发的循性而为的“无为论”已然超越了前者将无为看作一种督名审实的君道观。其中“因物之所为”的“因”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概念，它巧妙地表现出《淮南子》在道家立场并试图融汇儒家的努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随着时代的改变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上对“有为”的呼声日益高涨，如贾谊等人的思想可以体现出这点；二是《淮南子》提倡秉持各地风俗，《齐俗训》中的“齐”乃“以不齐为齐”，而“因”的观点从大禹的例子来看，正与它说的“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逻辑转换，恰恰是通过“因”，这便使得《淮南子》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先秦道家，它基于老子形而上的天道无为思想，添加“仁义”、“法度”等儒法义理，直接将“道”落实到形而下的层面，将“无为”具体化，这不失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创新之处。
然而，“无为而为”最终旨归《淮南子》“务于治”的政治抱负。“内圣”只是一个弃智去伪，原心反性，回到清净本性的修养过程，它根本是道家式的修养而完全不同于儒家的道德修养，而且在修身与治国之间，《淮南子》侧重强调的是“治国”。因此，“为治之本”、“能有天下”是序列的起点，而修身仅是实现治国的手段，返回清净本性为修身的实际内容是和盘托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最终我们可以看出《淮南子》由道而人，由人性而修养，由修养而治国的基本思路，这也就解释了《淮南子》之“道”为何带有工具性色彩。
“道”的获得与施用，离不开圣人，也正是在圣人的教化下，才能以“道”统“事”，成就“无为之为”。《泰族训》说：“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明确地将“民性”与“治天下”联系起来，之后通过“天人相通”、“人性可塑”的人性判断，最终“圣人之治”的图景跃然纸上。
参考文献
[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9年版。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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