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的中国宗教研究，深受晚清中国天主教学者黄伯禄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他们与中国宗教相关的研究著作及书信文献，揭示了二者之间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具体而言，黄伯禄的《集说诠真》为庄延龄研究中国宗教提供了可靠的中文材料，他与庄延龄的通信则解决了西方汉学界的研究争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展现了近代汉学家中国宗教研究活动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理解黄伯禄其人及其著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黄伯禄 庄延龄 汉学家 中国宗教研究
在西方汉学史上，中国宗教不仅是汉学家长久以来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且影响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相互认知。在由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引领的“传教士汉学”阶段，①相关论述可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关于儒家宗教性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引起“礼仪之争”的重要因素之一。②关于“礼仪之争”的研究可参考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苏尔等编，沈保义等译：《中国礼仪之争 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Leiden: Brill, 2001; R.G.Ti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Present.Leiden: Brill, 2009.随着近代西方专业汉学的建立，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在专业汉学家、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汉学家的相互交叉影响下，这一课题逐渐成为西方宗教学界的研究对象，③近代汉学界中国宗教研究书目可参见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曾译名：《中国书目》），相关成果见《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西人论中国书目（附索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并影响到当代西方中国宗教研究的路径。在近代西方汉学家研究书目中，有关中国宗教的著作数量众多。而在汉学家认知中国宗教的过程中，研究资料的来源无疑构成他们做出判断和结论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可否认，汉学家们不断努力尝试阅读原始中文文献，并做出宗教学意义上的判断。然而囿于学术传统和知识背景的局限性，他们的一些判断难免存在误差。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汉学家们也在尝试尽量避免这些偏差的出现。本文考察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研究中国宗教过程中，所受中国晚清天主教神父黄伯禄（法文名Pierre Hoang，1830—1909）及其著作的影响，梳理二人的学术交往，考察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天主教神父有关中国宗教的认知互动，并提出一些初步分析和思考。
一、黄伯禄其人及其宗教文献著作
1.黄伯禄的耶稣会士身份
近年来，在晚清天主教会的历史研究领域，一批著作丰富的中国神职人员及相关历史人物，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①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朱维铮等著：《马相伯传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天纲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Chloë Starr,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在他们中间，有位对天主教在华历史书写极其重要的作者，得到特别关注，他就是晚清江南地区中国天主教神父黄伯禄，他的重要著作为《正教奉褒》一书。②（清）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活字版，影印本见周燮藩主编，王美秀分卷主编：《东传福音》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461—643页；《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清光绪甲午（1894）版，点校本见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陈方中主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5—575页。此外，学者韩琦、吴旻对照《熙朝定案》等文献探讨了《正教奉褒》的史料来源，并予以校注出版，见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284页。
根据文献[4]中的数据，建立预测模型。取前15组数据作为训练组，后三组数据作为测试组，数据如表1[4]所示。表1中，P1、P2为煤层埋藏深度；P3为煤层瓦斯含量；P4为煤层间距；P5为日进度；P6为日产量；O为绝对瓦斯涌出量。
教会史家方豪曾在为黄伯禄作传时，称晚清江南教区“耶稣会与非耶稣会中西司铎，人才辈出，氏为其中之佼佼者”，又称其为“江南教区之不隶会籍司铎”。③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40—643页。方豪先生又简介黄伯禄诸多中外文著作，以作为学者研究之参考，而对黄伯禄生平事迹透露不多。
他的汉学研究集中在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宗教，也包括其他主题。主要汉学著作有《仁者人也》（John Chinaman，1901）、《愿尔中兴》（China,Past and Present，1903）、《惟天惟一》（China and Religion，1905）、《诸夏原来》（Ancient China Simplified，1908），以及《中国宗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1910）等书。①此处所列前四部书中文名见庄延龄英文原书封面。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皇家亚洲文会华北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通报》等汉学刊物。国内外学术界对庄延龄汉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汉语研究上。②参见David Prager Branner, “The Linguistic Ideas of Edward Harper Park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1999): 12-34; 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杨威：《从遗忘到真实：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本文则以庄延龄汉学研究著作为主要资料来源，探讨他与黄伯禄之间在中国宗教研究上的学术交往及黄伯禄对他的影响。
在评价比利时东方学家何赖思（Charles-Joseph de Harlez de Deulin，1832—1899）③有关何赖思的研究参见保罗·赛尔维（Paul Servais）著，谢锦辉译：《纸上的中国：何赖思，从波斯研究到汉学研究》，《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87—96页。于 1885年写的一本翻译和评价道家典籍的小册子时，庄延龄对他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著作做了一番评论，称“在他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著作中，何赖思亏欠南京的黄神父（Père Hoang of Nanking）很多。后者在1879年用中文出版了一部有关比较宗教学的巨著《集说诠真》(Tsih-shwoh-ts’üan-chén)”。他还提到这本书正放在他的面前，评论道：“后者（按：指黄伯禄《集说诠真》）以朝代更迭的方式，对道家的兴起和衰落，给予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一直到现在。此外，还清楚地分辨了周代真正的老子之学（the true Taoism）；受庄子和列子邪恶榜样（evil example）影响而扭曲了的秦汉道家；以及近代充满无意义迷信的道教，后者几乎没有任何真正道家学说的遗存。”此外，庄延龄表达了对黄伯禄著作语言局限性的遗憾，“遗憾的是，黄神父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宗教及商业著作，多由拉丁语和中文写成，这些书不易理解”。但是，庄延龄总体上对黄伯禄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无疑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之一”。④Parker, The Taoist Religion, p.22.
柏林如今成为欧洲新兴的创意文化之都。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建筑师和设计师来到这座城市，把那些老住宅、老厂房、老仓库改造成艺术工作室。“德意志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一旦他走上任何一条道路，就会坚忍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今天，选择走创新路线的德国民众正天马行空、一刻不停地生产“点子”、创造“点子”，各种搞怪造型的柏林熊正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这种创新精神。你想把哪一头抱回家呢？
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史式徽（J.De La Servière,1866—1937）在《江南传教史》里对此有记载，直到耶稣会于1857年完全控制江南传教区，事情才有转机。1859年黄伯禄与另一位修生经罗马教廷允准进入耶稣会。⑦参见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97页，注4。但黄伯禄此次并没有成功进入耶稣会。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黄伯禄较多涉足世俗事务，与耶稣会宗旨不符，留在教区神职界，或与官场打交道更为便利，易为教会争取利益。
1862年后，江南教区建立耶稣会初学院，中国耶稣会神父才大量出现。史式徽记载了耶稣会初学院开设的变化，“1862年5月19日，耶稣升天瞻礼，在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神父领导下，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的大门向十一名初学修士开放了。十一名中九位来自徐汇公学，两名来自修道院，他俩事先得到了传信部豁免誓言的约束”⑧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97页，注2。。
因此，黄伯禄于1860年“晋铎”时，是教区司铎。1862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一批德才兼备的中国耶稣会神父即将出现在江南传教区，如李问渔（1840—1911）、马相伯（1840—1939）等人都是该初学院的第一批成员。而黄伯禄个人则直至去世前三个月才“发愿”加入耶稣会。①尧山：《黄伯禄司铎传略及其著作》，《公教学校》1938年第22期，第431—432页。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未言明黄伯禄的耶稣会士身份，仍记为“不隶会籍司铎”，这一点对于理解黄伯禄个人来说，也是值得说明之处。
2.黄伯禄的“汉学家”身份
目前，学术界对黄伯禄的研究还处在简单介绍其生平和著作的阶段，系统性的研究与梳理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具体而言，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领域内，学界较多关注黄伯禄的《正教奉褒》一书。此书是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充分说明黄伯禄及其著作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黄氏作为“汉学家”（Sinologist）的身份,则为人忽视，学界少有关注。②黄伯禄作为晚清时期中国天主教会学者，他的“汉学家”身份是通过参与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获得的，其成果也被当时的西方汉学界认可。按照这一话语，也为了便于行文，本文在论述时仍称他及他的西文著作为“汉学家”和“汉学”研究著作。其实，黄伯禄在去世时即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关注，如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又译名：高第、高迪爱，1849—1925）在《通报》（T’oung Pao）上列有他的讣告。③Henri Cordier, “Pierre Hoang 黄伯禄 Houang Pe-lou (斐默 Fei me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1.1 (1910): 139-141.后世在华西方天主教会在教史著作中亦称他为出色的汉学家，在西方汉学界影响颇大。④R.P.Joseph de Moidrey, S.J., Clerge Chinois au Kiang-Nan.S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33, p.19.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界也特别强调他在教会文献和汉学研究上的贡献和成果。⑤徐家汇大修院编印：《江南修院百周纪念（1843—1943）》，1943年，第51—57页。
不过，黄伯禄“汉学家”的身份是如何为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天主教所认同的，则应进一步解释。据上文提到的考狄所写讣告可知，黄伯禄有诸多外文著作。考狄《汉学书目》列有多部黄伯禄在“汉学丛书”（Variétés Sinologiques）下，由上海天主教会出版的外文著作，涉及天文、地震、满族史、清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婚姻风俗、江南地方契税规则等诸多方面，内容较为驳杂。限于主题，本文不对黄伯禄的此类文献做进一步探讨。⑥在法国耶稣会的教务与汉学研究刊物中，黄伯禄也以博学的中国神父和优秀的汉学家的身份出现，参见Henry Dugout,“Nécrologie,” Relations de Chine: kiang-nan 11.1 (1910): 613。但值得注意的是，“汉学丛书”作为近代在华耶稣会士主编的丛书，不仅继承了来华耶稣会的汉学传统，也是这一主体参与西方汉学界、争取话语权的统一行为。而对黄伯禄来说，他也因此为西方汉学界认可，这对理解他的汉学家身份是至关重要的。黄伯禄与另一位中国耶稣会会士徐劢（字伯愚，法文名Étienne Zi，1851—1932）⑦参见《圣心报主任徐伯愚司铎逝世》，《圣教杂志》1932年第8期，第508页。凭借各自的汉学研究著作，同获1899年法国汉学界荣誉“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⑧据学者考证黄伯禄共有8部外文著作列于“汉学丛书”中。有关黄伯禄及其他华人天主教学者西文“汉学”著作的研究，可参见王国强：《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以〈汉学丛书〉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0—149页。另，法国耶稣会在内部刊物上亦有介绍黄伯禄和徐劢的获奖情况，参见“Publications de nos Pères,”Lettres de Jersey 43.1 (1900): 187。
可以说，法国耶稣会的汉学研究活动，促成了这位中国耶稣会神父“汉学家”身份的获得；反过来，知识渊博的黄伯禄也为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与西方主流汉学界对话提供了著作支撑。换言之，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活动，成为黄伯禄与西方汉学界互动的中介。这对本文将论述的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3.黄伯禄的宗教文献著作
黄伯禄与宗教相关的著作主要有《集说诠真》（1878）、《训真辨妄》（1884）、《圣教理证》（1884），这三部书按主题来分，都可以看作是“辩教护教”类文献。另有《正教奉传》（1877）、《正教奉褒》（1883）等兼具“教史”功能的著作。①鉴于黄伯禄以上中文著作由天主教会多次再版，括号内备注时间据各书自序所署日期推算而来，以见其著作活动的大概历史脉络。
拟定设计方案的时候还要顾虑到建筑的美观性以及经济性，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建造过程中的可操作性，综合各个方面选出最佳的方案，制定金额的限制，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详细的分析设计细节的目的。再进行详细的测量后，选择最佳的方案，并且确认所选方案的可用性，一旦选择了方案，就应该谨慎的执行，不能随便的更换方案，为了避免产生错误，应该全程检查并且跟踪建筑工程的进行，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所需要的成本降到最低。拟定最佳的方案，合理的调配金额，对工作进行细致的划分。
具体而言，《圣教理证》原是当时天主教会通行的、以天主教道理为准来回应其他社会成员诸多疑问的辩驳式“问答体”文献。黄伯禄改编此书的缘由，据其自言，除因该书有“语不雕搜，词皆朴实”的优点外，又有“措词阐理，尚有未妥处”的缺点，又因天主教会内部“同志之请”，②（清）黄伯禄：《圣教理证·黄序》（再版），蔡任渔重订，香港：真理学会，1941年，第4页。由他重为修订增删，出版流传。《训真辨妄》与前书体例相同，据黄伯禄自序，是对《圣教理证》原本的改编，因原书“诠真辟妄，间有未尽精当，瑜不掩瑕，不无遗憾。爰因同志之请，輙忘谫陋，特为增删”，黄伯禄在此书注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凡句不顺者顺之，意不达者达之，义不穷者穷之，典不实者实之；且与异端之未辨者增其辨，淫祀之未辟者增其辟”，可谓“删易过半，增益倍差；原书面目，几已无存”。③（清）黄伯禄：《训真辨妄·序》（第六版），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印，1936年，第1页。可见，黄伯禄在大范围修改和增补《圣教理证》的基础上形成了《训真辨妄》一书。
而《集说诠真》的体例更为完备，引用《周易注疏》《尚书注疏》等261部典籍，涵盖经史子集，囊括佛道经典和地方志等文献，引经据典地对儒释道三家主要名词和人物做出考证和诠释。黄伯禄自序称，“丁丑（1877）秋，病余多暇，纵观往籍，旁及搜神志怪之书，将诸神事实，摘引成编，逐一诠释，辟妄说以达真理”。编辑此书的出发点仍然是以“诋佛老”来宣扬天主教，④（清）黄伯禄：《集说诠真·自序》，载王秋桂、李丰楙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22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4页。但更多的是从中国典籍中寻找例证，显示出他的博闻强识。可以说，以上三部著作实际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黄伯禄又编著有《集说诠真提要》（1879）、《集说诠真续编》（1880）等。
不可否认，天主教神父的身份使黄伯禄的以上文献不可避免地带有“护教”的色彩。但在方法论上，其考释自有准则，与纯粹的神学论述或天主教道理宣讲不同。如《集说诠真提要》一书，分为“征有造物主”“考儒释道三教源流”“辨述事真伪”三篇，正文共“一百十一张”。第一篇“征有造物主”仅“六张”；第三篇“辨述事真伪”是其方法论上的总结，分为“论见知述事”“论闻知传述”“论远世传述”“论书籍真伪”“论书籍述事”“论直伪近是疑似”“论事可由叵有”“论审辨叵有之事”“论灵奇”“论审辨灵奇妖异”等十论，为《集说诠真》的方法论。在第四论“论书籍真伪”中，黄伯禄认为“古今来书籍众矣，汗牛充栋，何可胜数。惟其中有真本、伪本、原本、增本、删本、舛本等分别”。⑤（清）黄伯禄：《集说诠真提要》，载王秋桂、李丰楙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24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218页。并列十四条关于如何考证书籍版本的说明，显示出他深厚的考据学工夫。这是黄伯禄所优长之处，也是外来传教士所不能完成的。
黄伯禄作为神父，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一样，在诠释立场上，皆从天主教神学出发，对儒释道予以批评，显示了由信仰所带来的身份上的同质性。这就不能保证诠释立场及内容的完全中立和客观，这也是黄伯禄宗教著述的局限性。但是，具体到《集说诠真》的内容上，尤其在考证辨伪方面，传教士著述是不能与之比拟的。可以说，黄伯禄继承了清代“汉学”考据学派的考证方法，⑥此处“汉学”指“在中国，学问既是指一代之学问，无论是汉代还是清代；也是指一种治学之方法，其代表就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之学”。参见张西平：《关于“汉学主义”之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23页。确保了典籍文献引述的相对完整性和客观性，这是由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与传教士不同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后一点，也是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在其中国宗教研究中参考黄伯禄观点和著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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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相同。
二、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与黄伯禄之关系
1.作为汉学家的庄延龄
庄延龄的汉学研究起步于他的外交官生涯。庄延龄1849年出生于利物浦（Liverpool），1869年在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后，作为英国驻中国外交领事的翻译生（Student Interpreter）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大沽、汉口等地及远东其他地区服务，1895年结束其外交生涯。1896年任利物浦学院（Liverpool College）中文副教授（Reader of Chinese），该校后来改名为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又任曼彻斯特（Manchester）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该校后来改名为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University）。1926年庄延龄以77岁高龄于利物浦寓所去世。
根据在徐家汇藏书楼新发现的一份盖有黄伯禄藏书章的手写本文献《崇明县志黄氏谱》，可知他个人及其家族信奉天主教的一些历史。据这份文献可知，黄伯禄的祖父越迁（教名方济各）于乾隆六十年（1795），自崇明率全家迁居海门大安镇，其父名廷锡（若翰），母邱氏（亚纳），兄弟六人，黄伯禄居末。黄伯禄族名成亿，字志山，“又名伯禄，又名裳，又字斐默，又号绿斐，圣名伯多禄，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830年1月3日）戌时生，二十三年三月（1843年5月4日）弃家行道，咸丰十年四月十四日（1860年6月2日）晋升司铎”④《崇明县志黄氏谱》，手写本，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索书号：00094317B。。此文献另辑录了同治九年（1870）镌刻的崇明《黄氏宗谱》，似有将其本家族先人续入宗谱之嫌疑，惜已不可确定是否为黄伯禄亲手而为。但根据文献本身可以断定，其成于黄伯禄在世时。光绪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1909年10月8日），黄伯禄以八十岁高龄在徐家汇去世。⑤黄伯禄去世后，天主教会及西方汉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其作传，相关论述参见李强：《晚清华籍神父黄伯禄中西传略考述》，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5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39—256页。
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线索，可知庄延龄与黄伯禄有直接书信往来。在2017年泰和嘉成拍卖的古籍文献中，黄伯禄与庄延龄的18通信札成为其中一个拍卖品，另一拍卖品为“上海徐家汇教堂天主教信札档案”。根据后一拍品的网络图片，可以看到一张目录清单。笔者根据以往接触黄伯禄手写文献的经验，判定这是黄伯禄亲笔所写。该目录题名曰“致及接Parker函件登记”，共录有以下书信日期及内容大概（原用外文书写公历日期，现直接改为中文）：
2.庄延龄与在华耶稣会士之关系
据庄延龄自述，在华任外交官时，他即与江南地区耶稣会士有所往来。他在《仁者人也》一书中记载，1884年至1885年的寒冬之际，他拜访了倪怀纶主教（Bishop Valentin Garnier，1825—1898），同时造访上海徐家汇附属的耶稣会建筑，包括：徐家汇的耶稣会中心住院、中文学校（徐汇公学）、中文新闻机构（《益闻录》报馆）、靠近土山湾的中国孤儿院和印刷出版机构，以及耶稣会在上海各处开办的医院和学校。
2)在光绪三二年九月初二日（1906年10月19日）收到的信上，庄延龄落款“外国九月十一号”；
总之，图像识别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将其应用于电力系统中可以有效推动电力信息化的进程，促进电力系统的技术升级。
省市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民营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医院感染知识总体认知正确率上并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之前的一些文献报道有所不同［8］，说明近几年来广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民营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在院感管理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但在手卫生认知、治疗过程防护认知、消毒与灭菌认知等院感知识细分方面，上述基层医疗机构与省市区级医疗机构相比仍有部分差距，这些涉及到对患者及医务人员的双向保护［9-10］，需引起重视。
三一年八月初十，1905年9月8日，致葩信问以未改之件，寄去小照；三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905年12月5日，接1905年10月26日葩信，小照，并托买《春秋左传》；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1905年12月12日，复葩致谢；三一年十一月廿一日，1905年12月17日，将《春秋左传》一部寄葩；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接1905年11月8日葩信，讨《刑律图》，寄来洋二元，罚；三一年十二月廿二日，1906年1月16日，复葩信，请信封外标寄Shiu-hui （按：应为“徐汇”的译音）；三二年正月廿一日，1906年2月14日，寄去《刑律图》；三二年二月初六日，1906年2月28日，接1906年1月26日葩问前朝刑律。④网络图片见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相关拍品介绍，“上海徐家汇教堂天主教信札档案”，http://pmgs.kongfz.com/detail/16_740810/，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5日。
以上并不是二人来往信件的全部。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另一拍品的图片，可以看到：
1)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十日(1908年4月10日)收到的来信上，用中文写有“黄夫子文启”字样，这应是庄延龄对黄伯禄的尊称；
庄延龄对耶稣会在江南地区的传教和教育工作十分称赞，认为这些工作对世俗的益处比灵性上面的收益要更多。他还坦诚自己虽然不是传教士的仰慕者，但却是耶稣会在中国工作的一贯支持者。③E.H.Parker, John Chinaman and A Few Others.Third ed., New York: E.P.Dutton and Company, 1909, pp.197-198.虽然庄延龄在此并未提及他是否与黄伯禄神父见面，但他和上海的耶稣会之间有联系，这是可以确定的。
3)在有曼彻斯特大学校名和校徽的信纸上，有“……而不察伊僚弑君，晋某反加之弑君之罪，类此，回教各节谢谢；惟《七修类稿》一书，系回系释，又自何朝未蒙示知；又荀子一节谢谢；惟山东人于衍圣公一带，此时指山轿及骡轿……”字样；
4)在庄延龄落款为“西正月廿六日肃”的信纸上，有“夫子博学必能动开茅塞；现在葛神父长已矣；甘神……赐柬示事，而仆向不面善，是以斗胆径达台端，有贻笑大方之虑。专此肃复。统请夫子暨各神父文安”字样；
随着测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各行业的应用不断深入，利用遥感影像对自然资源、农作物等进行监测已成为一种趋势。本文结合茶叶种植区遥感监测项目，通过获取特定时间窗口期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取人机交互的人工遥感解译手段，监测提取了处于产茶阶段的茶园种植区和茶农散种区的图斑，并通过外业核查验证，获取了可靠的宏观监测数据，验证了通过遥感解译手段监测处于产茶阶段茶叶种植区空间分布和面积的可行性。
5)在黄伯禄写有“元二月收”“31”字样的信纸上，庄延龄请教道“敬启者，求我夫子赐解如后：一、枢垣系内阁系都察院；二、载泽系何人之子；三、唐宋之打鞠，已知其历代志详，皆系乘马驴用月杖而打，而古画未见，不知夫子曾涉过其书与否；四、光绪代之《东华录》烦夫子代办一部，由邮寄英，当即奉还价值邮费。以上均系按日想及之件，请谅其匆忙之气”等字样。①其他各信，现已有人拍得，暂时无法详细考察，只能如上略窥一二。网络图片见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相关拍品介绍，“庄延龄致黄伯禄信札十八通”，http://pmgs.kongfz.com/detail/16_740811/，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5日。
从上述来往信件内容可知，庄延龄向黄伯禄请教的内容比较多样，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经籍，以及行政、法律制度，又涉及宗教议题。而实际上，我们根据庄延龄研究中国宗教的著作，对二人在宗教问题上的互相探讨，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3.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著作与黄伯禄
庄延龄在其中国宗教研究著作中最早提及黄伯禄，可见于他发表在英国天主教期刊《都柏林评论》（The Dublin Review）上的系列文章。②E.H.Parker, “Taoism and the Tao-The-King,” The Dublin Review 133 & 134 (1903 & 1904); Reprinted, The Taoist Religion.London: Luzac & Co.（出版年份不详）.该文除了介绍老子、《道德经》以及作为中国宗教的道教外，重点在于评判西方汉学家包括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在此主题上的研究异同。
实际上，“不隶会籍”的黄伯禄神父，1843年即进入耶稣会主持的江南修道院。1843年修道院建立之后，尽管耶稣会具体负责修生的培养，但修生在选择修会时，非耶稣会的教会势力不准修生加入任何修会，并令修生们发誓不加入任何修会。此举似乎有针对耶稣会之嫌，因当时的年轻修生有颇多人愿意加入耶稣会。黄伯禄作为第一批修生，受此禁令，未能在彼时加入耶稣会。⑥参见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
可见，庄延龄此时已阅读到黄伯禄的著作，尤其对《集说诠真》评价极高。但是，似乎二人并没有直接来往。而随着庄延龄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深入，黄伯禄及《集说诠真》一书成为庄延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和参考书之一。二人之间的直接往来，也在随后展开。
关新华（1985-），女，山西交口人，博士，广东财经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服务营销，旅游企业管理。
1905年，庄延龄出版另一部研究中国宗教的著作《惟天惟一》。在此书中，已是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Victoria University，Manchester）的他，再一次表达对黄伯禄神父的崇敬之意，并将黄伯禄的照片印为该书卷头插画，并在图下称：“黄神父（Father Hwang），在南京的世俗神父（隶属于耶稣会士），一位著名且知识渊博的神学学者。”①E.H.Parker, “Frontispiece,” China and Religion.New York: E.P.Dutton and Company, 1905.据庄延龄解释，这张照片拍摄于1899年黄伯禄七十寿辰之际。而它也曾被刊登于法国耶稣会的通讯刊物《中国通讯》（Relation de Chine: kiang-nan）。②“Un Anniversaire,” Relations de Chine: kiang-nan Avril (1904): 241.庄延龄或是从此处得到黄伯禄的这张照片。因为《中国通讯》除刊登教务新闻外，也刊登传教士对中国的各种考察报告以及汉学研究资讯。对西方汉学家来说，这是一种参考资源。
庄延龄对黄伯禄虽然崇敬，认为后者的宗教著作十分出色，欧洲汉学家无人敢自称能有他这样的研究能力。但是，庄延龄亦了解到黄伯禄的研究著作有极其明显的局限性：他是一名神职人员，只能出版他的“长上”耶稣会士准许的作品。尽管如此，庄延龄认为，“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着极其纯净和诚实观点的人，我也从没在他的著作里发现任何对真理的隐藏”。在他看来，黄伯禄与西方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和 沙 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一 样，在解释中文原始材料时，保持了不偏不倚的精神。这种结论，是他把黄伯禄与其他西方汉学家做比较之后得出来的。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则“总是以传教士的身份着手宗教课题”。③Parker, China and Religion, p.x.黄伯禄的《集说诠真》自然是庄延龄此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前文已述，庄延龄与在华耶稣会士早有交集，后者也是庄延龄认识黄伯禄著作的重要媒介。他的《惟天惟一》一书，即是献给耶稣会士高龙鞶（A.Colombel，1833—1905）的。庄延龄解释道：“我感情深厚的老朋友，差不多在写下这行字时，于7月27日在上海去世。”④Ibid., “Dedication”.高龙鞶和黄伯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同事关系。在其《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一书中，高龙鞶称赞黄伯禄，“经过三十九年颇有成效的传教工作后，至今健在”。⑤高龙鞶著，张廷爵译：《江南传教史》，第3册（下），卷3，新北：辅大书坊，2014年，第805页。而根据上文提到的黄伯禄与庄延龄的来往信件，他们二人在1905年已有直接交流。
二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促使庄延龄进一步完善了他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1910年庄氏出版了一部学术性更强的书：《中国宗教研究》。而黄伯禄神父已于前一年（1909）去世。庄延龄从1909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讣告”得知了这一消息。⑥刊登讣告日期实际为“1909年12月29日”，英文全文为：“The death took place of Father Peter Hoang at Shanghai on October 8.Father Hoang was born on January 3, 1830, at Hai-men, the promontory situated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Yang-tsze estuary.He was ordained priest in 1860, and thenceforward laboured in the Nanking Mission till the last day of his long career.Chinese secretary to the various Jesuit Bishops who governed the mission, he had to deal with many difficult and important questions, and treated them to the general satisfaction of all concerned.As a writer, he is known throughout the East, having published various works, all relating to China, her administration, laws, chronology, banking, land, taxation, religions, customs,and manners.The long list of his works bears witness to the literary energy and strenuous perseverance of the man.It may be said that he died in harness.His very last efforts, on his dying bed, were given to elucidating the question of the genuineness of the great Chinese bowl (in the South Kensington Museum)of the sixth century B.C.Father Hoang, who was a secular priest,affiliated to the Jesuits of Siccawei, Shanghai, was one of the most learned men in the East.He knew little French or English, but was a profound Latin scholar, as, of course, also Chinese.” 此讣告或为庄延龄所刊登，见“Father Peter Hoang,” The Times,Wednesday, Dec.29, 1909, p.9。上文已提到黄伯禄曾于1905年9月8日给庄延龄“寄去小照”一张，庄延龄则将有黄伯禄签名的这张照片翻印于《中国宗教研究》一书中（见图1）。
图1 黄伯禄签名照，见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一书①E.H.Parker,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td, 1910, p.82.
庄延龄此书主要在以下几个议题上提到了黄伯禄给他提供的帮助：
1）道教研究
陆游还十分钦佩名士的“真”风度，此“真”在于名士性情的至纯至真。最突出的要数《任诞》第47则王子猷“雪夜访戴”一典，此典在陆游作品中出现达21次之多。关于此典与士人精神的关系，罗宗强先生有准确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一则极美的文字，其中传达着一种千古士人为之神往的感情。后来的很多士人，都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它不仅表达一种真挚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士人的传统性格里那种忘情的趣味。这趣味蕴含高雅脱俗的情调，而且是纯情的，情来即兴，情尽即止。这是后来文人画传统的内在精神之一表现，也应该是属于士文化的一种成分。”[21](P238)
CompCars数据集是香港中文大学团队发布的车型图片数据集，包含来自网络的网络车型图像数据集，和来自监控环境的监控车型图像数据集。其中网络数据集包含163个品牌1 716个车型，共136 727张整车图片和27 618张车辆局部图片，监控图像数据库包含50 000张正面车辆图片[2]。在CompCars论文中Linjie Yang等人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AlexNet[3]，GoogLeNet[4]，完成了车辆细粒度分类算法，把车型图片细分为431类，每个型号不同年份归为一类。本文对AlexNet，GoogLeNet模型结构进行改进，加入了输入尺寸可变网络模块，其网络结构如图5，图6所示。
2）对孔子贡献的评价
孔子是19世纪汉学家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不仅在哲学议题上，也在宗教层面上。庄延龄1897年4月曾在《帝国及亚细亚季刊》（The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面发表《孔子的一生、活动及学说》（“The Life, Labour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一文，提及“一位出色的中国耶稣会士几年前出版了一部关于宗教比较的博学且关键的著作，用他的母语如此总结了对孔子的定义”②E.H.Parker, “The Life, Labour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 The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Third Series, 3.6(1897): 400.。该文后收入其《中国宗教研究》一书。
对孔子贡献的评价，实际涉及了对儒家学说宗教性的比较论述。庄延龄提及的“中国耶稣会士”即黄伯禄，他在书中将后者对孔子的评价翻译成英文。③英文原文参见 Parker,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p.215。这段译文在《集说诠真》一书中对应为“……人于上主当尽之职，约有五：曰信，曰望，曰爱，曰敬，曰遵……此五事，乃人之所以为人之要务。孔子虽有敬畏昭事，舍身成仁之训，而于此五事，未尝言及。我故曰：止知孔子书中之数段，尚未能全所以为人之职也……”④（清）黄伯禄：《集说诠真·孔子》，第92—93页。。此外，庄延龄引用黄伯禄对孔子的评价之前，论及“如果我们在全面地赞美孔子学说上有困难，那么中国人在对待我们的信仰上也有相同的困难，后者对他们来说显得多少有些荒谬”；而黄伯禄作为天主教神父对理解西方信仰并没有这个困难。他虽然从天主教信仰的角度出发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评价，但在庄延龄看来较为中肯，因而将之与其他西方学者对儒家宗教性的论述做比较。在这个角度上，黄伯禄的“护教”言论，成为庄延龄研究孔子、讨论儒家宗教性的参考来源。
3）中国的穆斯林
(4)各重金属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b 和Zn 之间相关系数为0.825，Cd和Ni之间相关系数为0.695，达到显著相关水平，可见Pb 和Zn 、Cd和Ni之间存在一定的伴生关系，可能属于同源污染物。
书中写道：“补充：已故的黄伯禄神父在一封来信中，除了举上文已列出的例子外，还引用了一部中文书《七修类稿》（The Seven Tenets）（是否是伊斯兰教著作？没有给出时间）的内容，声称最早的伊斯兰信仰是经由南洋和广东首先传入中国的。这位博学的神父还引用了一篇陕西总督于1781年上报给皇帝的奏折，称彼时在西安府有数千个穆斯林家庭，和几座清真寺；最大的清真寺建于唐朝。他进一步声称穆斯林文献《回回原来》（Hwei-hwei Yüan-lai）（上一章已概括）不过被中国学者看作传奇而已。除了以上特别说明的两点外，黄神父并没有增加新的材料，大多是证明了我在此节和上一章节提到的内容。”⑤Parker,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p.267.这也印证了前文提及的二人之间有信件往来。可见，黄伯禄利用他对中文文献的熟识来帮助庄延龄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
4）基督宗教在华早期历史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和整理。“世界应该感谢南京教区的黄伯禄神父，因他发现杭州通信者（按：指李之藻）对这一有趣事件的原始注解，并用非常杰出的中文汇编论述了这有名的碑文。”⑥Ibid., p.278.
聂斯脱利派（Nestorian）的在华历史。“在唐朝的中文文献里是否已经可以发现聂斯脱利派教士的记录，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庄延龄“将‘三位一体（Three in One）’图像的复制品寄给南京教区博学的黄伯禄神父，他应是现在中国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他的回复是用中文写成的，我在此将其翻译出来，既不增加也不省略原文”。黄伯禄回信中提及，“我已接到您的来信，您询问那张水墨画上的三个人物是否是孔子、老子和佛陀，又，他们是否出自唐代文献。我在此分以下六个段落予以回复……”。黄伯禄回信的主旨是从典籍文献中，对中国绘画史中以上三个人物出现在同一张画中的起始、“三教同源”的历史做了梳理，并提及乾隆和道光朝《东华录》中提到的各地“三一堂”问题，以及对图画上“不可磨”字样的解释等。①Ibid., pp.292-296.
八边形式图形密码是所用密码点的个数较少的一种。若图形是正八边形且图形中的点均取在端点上，则此图中有八个点，考虑到安全性略不足，在八边形的几何中心加入第九个点会使图形的安全性大大提升，如图1。此种图形密码包含点的数量便与3*3相等，点数较少，编程也较为简便。此种密码如点的半径与两点之间的距离均与3*3式相等，其占据的屏幕空间也比后者小。
其实，庄延龄之所以询问黄伯禄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另一位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②翟理斯时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后者在其1905年出版的《中国绘画艺术史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一书中，收录了上文提到的图画。而且，翟理斯认定这幅图应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作品的木刻版，画中的人物是“基督和两位聂斯脱利派教士”（Christ with Nestorian Priests）。③Herbert A.Gi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Shanghai: Messrs, Kelly & Walsh, Ld., 1905, pp.37, 40.(见图2)翟理斯的这一解释，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很多批评之声。庄延龄于1907年6月15日致信《帝国及亚细亚季刊》编辑，刊登其批评短文。④E.H.Parker, “Professor Herbert Giles and the Nestorian ‘Spooks’,” The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Third Series,24.47 (1907): 175-176.而黄伯禄的回信成为庄氏批驳翟理斯的有力证据。
图2 见翟理斯《中国绘画艺术史简介》一书⑤Giles, op.cit., p.37.
确实，相比黄伯禄神父引经据典给出的详细回答，翟理斯的解释显然有些太过随意，属于过度诠释，甚至毫无根据。因此，庄延龄结合黄伯禄给出的证据，评价道：“他（翟理斯）把16世纪孔子、老子和佛陀在一起的画，当成基督和两位聂斯脱利派教士的唐代画；用一句二十年前他自己的老话：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幻想出来的鸟巢，然后郑重其事地在里面下了一颗蛋。”⑥Parker,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p.296.
庄延龄在讽刺过翟理斯后，又补充了相关信息，提及上海耶稣会中文藏书楼的中国馆员⑦据学者研究，1876年至1922年间共有5位中国耶稣会士任徐家汇藏书楼管理员，他们是：茅本荃、徐允希、张若虞、张渔珊、杨维时，参见宋浩杰责任主编：《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8页。在这几人中，张渔珊（名璜，1872—1929）最有可能与庄延龄有通信往来。1907年张渔珊居住于徐家汇后“专事研究汉学”，也即参与到“汉学丛书”的译著中去，1909年任《圣心报》及《汇报》副主任一职，兼管藏书楼直至1922年外调。参见徐宗泽：《前本志副主任张渔珊司铎》，《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第735—737页。据学者统计，张渔珊共有3部“汉学丛书”名下的著作，具体论述参见王国强：《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第141页。在一本道教文献里发现了一张相关图画，并寄给他。⑧庄延龄在此处提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确定这份道家文献的出版时间为1640年。根据伟烈亚力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übner & Co.60, Paternoster Row,1867）一书，书名为《神仙通鉴》，编者为薛大训。（见图3）上面清楚地写道“孔子、佛陀和老子”，而非翟理斯认定的“基督和两位聂斯脱利派教士”。①Parker,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p.296.庄延龄此文发表在1907年的《通报》上。②E.H.Parker, “The ‘Nestorians’ Once More,”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8.5 (1907): 687-692.可以说，黄伯禄和上海耶稣会的其他学者协助庄延龄解决了西方汉学家之间关于中国绘画史和基督宗教史的一桩“公案”。
图3 庄延龄称上海耶稣会藏书楼的中国馆员寄给他的图像资料③Ibid., p.692.
结语
黄伯禄去世后，天主教会在为其所作传略中评价他的著作“久已风行，驰名海外”。④《黄斐默司铎传》，《圣心报》1909年第12期，第359页。这一评价来自与黄伯禄同一团体的耶稣会士，但未给出进一步解释。那么，他的著作如何驰名海外，风行程度如何，则有待进一步探究。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对于黄伯禄与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著作之间的关系，本文总结为以下几点：一、黄伯禄的耶稣会士身份，是其编著《集说诠真》等宗教文献的信仰动机，然而与外来传教士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高于其“护教”价值；二、黄伯禄汉学家的身份，离不开耶稣会主导的外文汉学译著活动，在获得该身份后，他个人的中文著作受到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关注，并在后者相关著作中成为论据，特别是《集说诠真》一书的学术价值得到放大，且解决了西方汉学家因知识结构局限性带来的认识偏差；三、黄伯禄与庄延龄讨论的问题以中国宗教研究为主，也涉及中国历史及社会的诸多方面，这反映出彼时西方汉学界的主要研究主题，庄延龄主动寻求黄伯禄提供中文文献支持，也说明他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持有的开放态度和谨慎方法；四、鉴于目前尚不能获得黄伯禄与庄延龄来往的全部信件，二人之间在其他议题上的学术交往，有待后续考察；五、庄延龄对黄伯禄《集说诠真》一书的推重，使得这部汉语天主教文献突破了它的宗教“护教”价值，成为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宗教时的参考文献，而该书对研究中国宗教信仰体系的价值，亦尚待进一步挖掘。
观察组36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16例；年龄46～78 岁，平均（67.31±8.27）岁；糖尿病病程 3～20 年，平均（10.33±8.87）年；入院时空腹血糖值 8.6～18.7 mmol/L，平均（13.24±3.27）mmol/L。
从西方汉学史的研究视域来看，英国汉学家庄延龄可以说是“侨居地汉学”⑤关于“侨居地汉学”与英国汉学之间的关系，参见王国强：《“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2页。研究的代表之一。他与黄伯禄之间的学术交往，实际回答了“侨居地”汉学家在回到其本土，转型为专业汉学家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文献发生相应转变的问题。尤其在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宗教研究议题上，庄延龄对黄伯禄的宗教著作以及中文原始文献的看重，对于现在的学术界或许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B916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2.008
* 本文为上海大学历史系陶飞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和研究”（项目号：12&ZD128）的子课题成果之一。同时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16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合作奖学金的资助。
（李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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