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文化建设，使边区的政治文化开始了从儒家政治伦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地方主义到国家观念、从依附心理到民主意识、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意识的现代转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对我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示范效应，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法治建设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由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首先提出。政治文化由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部分组成：政治心理作为政治文化的感性部分，包括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等；政治思想作为政治文化的理性部分，包括政治认识、政治主张等。
自西汉王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家思想日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后，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变化，衍生出一套完备的指导人们思想和规范人们行为的纲常伦理。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思维内核以及由这个内核辐射出来的涵盖社会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的政治文化，包括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念、无自主意识的政治依附情感、充满裙带关系的“人治”思维、权威主义的官本位文化等。近代以来，在外患和内忧的双重刺激下，中国各个阶层的精英分子开始主动探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开始受到挑战。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实践自己的一整套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救国方案，旧有的政治文化也被打破，开始了政治文化现代化之路。
一、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逐渐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侵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头等愿望和要求。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没有隐匿和消失，而是以次要矛盾的状态继续存在着。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党禁、实行了一些民主政策，但始终未完全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人民解放亦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尤其在抗战后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对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被新的时代环境所淘汰，中国社会急需适应革命发展、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新型政治文化。
当地政府要深入落实国家的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利用农村文化站、文化馆和文化活动室等，对广大农村居民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信息技术培训。同时，要聘请一些高校的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走村串户，对广大居民提供技术咨询、再教育学习服务［2］。此外，要组织广大农村居民参观一些信息化手段应用较好的示范园和基地，提升居民的信息化技术学习意识。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壮大及成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在陕北站住了脚跟，并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的形势，大量发展党员、建立一支庞大的党员队伍成为党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做出了大量吸收党员的决定，党员数量迅速增长，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仅有党员4 万多人，到1945年，党员人数已经达到121 万。中国共产党在队伍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巩固。延安整风时期是党巩固的重要时期。经过整风运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有了很大进步，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质和量上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壮大及成熟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重要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是无法展开的。
抗战宣传动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4]897。宣传动员要求动员的客体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办了各级学校，开展覆盖边区成年民众的社会教育。按传播媒介划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抗战宣传动员大致可分为新闻媒体型动员、文艺作品型动员和标语口号型动员。这一时期，报纸不仅具有新闻价值，更具有政治动员意义。很多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前线的抗敌战绩和后方民众的支前事迹，如《新中华报》曾在1939年2月报道了《关中分区民众慰劳负伤战士——大洋数十元物品甚多》，详细列举了关中民众慰劳一一五师的物品名称及数量，高度赞扬了关中民众对抗日部队的拥护。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抗战文艺政策，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写实的、面向大众的作品，为抗战服务。抗战文艺作品或以激昂的旋律、或以感人的情节、或以生动的刻画激发了边区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标语口号在边区也随处可见，中共中央曾亲自制定抗战的标语口号，如“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血战到底”“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汉奸卖国贼”等。
二、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及实现途径
（一）从儒家政治伦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在中共中央进入陕北之前，西北地区虽有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当时战事频发，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和红军还来不及大范围发动农民。除共产党外，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在西北地区也有势力，在国民党和地方军阀控制的区域内，封建地主经济完整地保留下来。总之，小农经济在西北地区依旧根深蒂固，小农意识如汪洋大海侵占着大部分人的头脑，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文化依然是主流政治文化。
金华寺汤溪镇寺平古村主要的保护模式为划归为文物，售票观览。单一的盈利方式导致未来面临的困境是可以预见的，如何打开瓶颈投入活化更新项目，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还要防止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村落，由沿街商铺的商户构成的多以游客市场筛过“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特色小食、区域特产、文艺小铺以及饰品首饰为主流的产业［1］。这些所谓的“主流”没有地域特色，很难成长为支撑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产业。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新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承担民族解放历史重任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套既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革命话语体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中，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性质、步骤和前途，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巨大飞跃。
20世纪以来，尽管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逐渐成熟，但普通老百姓的国家意识仍然十分淡漠。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长期远离革命风暴的中心，封建思想较为浓厚。人们对家族和村落事务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关心，传统士绅也只有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才谈治国、平天下。历史上，这一地区多民族杂居，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亦阻碍了民众国家意识的形成。
实例2：患者男性，47岁；诊断：丹毒；处方用药：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2 g qd 2 d、注射用头孢呋辛钠1.5 g+0.9%氯化钠注射液100 mL qd 2 d、红霉素眼膏0.1 mg qd 3 d。用药分析：丹毒主要致病菌为A型链球菌属、金黄色葡萄球菌，应首选青霉素治疗；青霉素过敏者可以考虑大环内酯类或氟喹诺酮类。丹毒为皮肤软组织轻症感染，无需也不宜联合抗菌用药。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内，广大党员首先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通过学习，广大党员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弥补了长期以来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其次，广大党员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意识，克服了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正是因为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实事求是思想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正确审视历史，找到历史上犯错误的根源，统一全党的认识，从而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外，广大边区民众在党的领导和动员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当政府每一政治动员和号召发出之后，他们总是以极大的热忱来回答的”[2]65。边区民众在认同党和政府的同时，实际上也认同了党的价值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从地方主义到国家观念：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动员
其次，中国共产党努力扩大意识形态影响。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来提高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533；同时，他又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44。由此，中共中央在党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热潮。中共中央确立“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开办干部培训班和干部学校，大规模地发展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1942年，在全党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在党外，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扩大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党的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它的本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新闻媒介、文艺作品、政治宣传、政治实践等途径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到边区民众当中。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在内容上力求贴近实际，在形式上尽量做到喜闻乐见，共同作用于边区民众。
结合修正指数中相关性分析结果和显著性水平，8个观测变量中Reason1和Preference1间相关系数达到0.51，p<0.001，说明出于会话内容本身原因使用英汉混杂和偏好混杂名词和语气词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似乎表明使用者出于表达专业术语、保持英文原汁原味、汉语中无对应词，避免汉语可能会出现尴尬禁忌，营造气氛等原因使用英汉语码混杂，其混杂词多为名词和语气词，这一发现也较为符合语言交流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不仅为边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实体途径和制度保障，还切实动员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中来。以选举为例，由于广大边区民众第一次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对新事物还很陌生，甚至排斥，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为选举做宣传准备，使民众愿意参加选举。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宣传人员不能照本宣科，而要结合民众的实际生活，讲清楚选举的目的、意义和操作方法；宣传方式更是灵活多样，蟠龙市“乡选委员会成立后，乡选宣传即广泛展开，各委员会利用早晚时间，逐次召集五六十人之街头宣传会。中心小学则组织宣传队，由该校教员领导，在街道两旁及附近农村广写标语”[7]；为了动员妇女参加选举，宣传人员还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繁琐的工作：挨家挨户说服妇女，询问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对村长、乡长的认识，使妇女认识到选举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在投票过程中，边区政府因地制宜创造了多种投票方式，如“背箱法”“投豆法”“画圈法”“燃香烙洞法”等，使每个选民都能投上自己庄严的一票。在事无巨细的宣传和组织下，边区第一次选举的投票率达70%，第二次选举的投票率达80%。
其次，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然，因此，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36.5%。农村人口已经具备智慧教育的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农村市场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市场和业务增长点。
抗战组织动员。抗战动员的目的是使群众向着抗战的方向行动，如果说宣传动员能达到使群众愿意行动的目的，那么组织动员则可以达到把群众行动的效果最大化的目的。组织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最直接的抗战组织动员是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军队。抗战爆发的头两年，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先后动员8 000 多名自卫军和少先队员加入抗战部队，30 000 名壮丁开赴前线。[2]96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领导边区民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抗战时期，边区成立的群众组织有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另外，边区还成立了直接服务前线的战时组织，如救护队、运输队、慰劳队、洗衣队、通讯队等。“没有群众团体，则政府的抗战建国动员工作是难以顺利实现的。”[3]28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其进行了抗战动员。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发展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维护少数民族的政治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出发，大力宣传少数民族中的抗日英雄，并给予这些英雄高规格的礼遇，以激发少数民族民众的抗战热情。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直接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4]1032。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的所有民众把自己置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以现代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开始萌发。首先，边区民众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抗战政策的感召下，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民众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对汉族民众的排斥心理有所改变，“蒙古民族只有团结自强，只有同汉族同胞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5]。同时，汉族民众在和少数民族民众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也逐渐放弃了大汉族主义的狭隘认识。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边区民众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民族自尊心被激发出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边区民众“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发生改变，踊跃参加八路军、自卫队；边区民众也明白了多生产才能多支前的道理，生产热情大为高涨。
第3种情况Wλ=1，WMAC=0.2，wp=1，在上一种情况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修正参数变化量的限制，即式(7)的模型修正问题。
（三）从依附心理到民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消极的反对意味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6]328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广大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传统的依附心态是边区普遍的社会心理：女性依附男性，子女依附父母，家庭依附宗族，被统治者依附统治者。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的政权机关。边区各级参议会是权力机关。第一、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都明文规定了参议会的性质是民意机关。参议会的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18 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79只有被判定严重罪行的三类人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议会的职权很大：选举政府人员，决定重大事项，监督、弹劾、罢免政府人员，创制和复决边区单行法规等；各级参议会议员均有任期，到期改选。边区各级政府是行政机关，它由参议会产生，执行参议会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委员十三人，组织边区政府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加以委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边区政府委员中选举之。”[3]71同时，政府认为参议会通过的决议不恰当时，可以送回参议会复议。边区各级法院是司法机关，法院受参议会的监督和政府的领导，但又独立行使司法职权。为了便利民众上诉，边区高等法院还设立了高等法院分庭。人民陪审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代理辩护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也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的人民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自私、狭隘的地方主义显然不利于全民族团结抗战。“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一个落后的处在劣势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处在优势的帝国主义日本进行战争，非动员整个民族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力、财力、物力、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底是不能成功的。”[3]11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抗战动员形式主要有宣传动员和组织动员。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要慎提似是而非的、会导致一窝蜂、一刀切行为的政策。另外金融管控部门要注意尊重行业的基本功能，而不能人为地扰乱其功能，或者赋予其更多的政策功能。
在边区政府自上而下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中，边区的民主政治蓬勃发展。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来看，边区的民主政治是广泛的民主，边区的政权是一切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因此，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全体成员。从政治参与的深度来看，边区的民主政治是真实的民主。“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3]26“农民也普遍地讨论关于政府工作的缺点，以及自身利益的许多问题。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去压制他们，而是倾听他们的意见，来改正自己工作的缺点。”[8]109正是在这场空前广阔而深刻的政治变革中，边区民众的主体观念和民主意识迅速高涨，将边区政府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政府”。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在公开合法的局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意识形态建设。
（四）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治”占据主导地位；法治的思想源流虽然也在孕育之中，但总的来说，有法治价值取向的零星思想还是和“人治”捆绑在一起的。陕甘宁边区成立前，传统人治思维仍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法治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机关、团体和个人把法律作为行动的准绳，自觉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它与“人治”相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开创性的法治建设。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首先，边区法律的现代意义体现为普遍性。普遍性，即边区的法律对边区任何人都有同等的约束效力，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陕甘宁边区改变了苏维埃时期“同罪异罚”的不公正现象，坚持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适用同等法律效力的原则，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犯法，处罚更甚。其次，边区法律的现代意义还体现为完备性。完备性是指边区的法律初步具有了现代法律的雏形。“陕甘宁边区的法律法规大体分为宪政及组织法规、诉讼法规、刑事法规、民事法规、行政法规等”[9]154，内容涵盖选举、诉讼、人权、土地、婚姻、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完善的司法机关和较高效的司法运作制度。除审判委员会存在期间，边区高等法院一直是边区最高审判机关。高等法院设检察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等；高等法院分庭是高等法院的派出机构；县司法处是第一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陕甘宁边区创造了人民调解制度、人民陪审制度、狱政制度等。人民调解制度是便民而高效的协商制度。《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规定民事纠纷要厉行调解，除重大刑事罪外，情节不严重的刑事罪也可以调解。条例还规定了调解的方式、调解的原则等相关事项。人民陪审制度指审判机关审理特殊案件时可由群众代表参与审理。“处理工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案件，请工会选派代表和工人出席陪审；处理农民间的纠纷案件，则请农会选派代表陪审；处理有关干部的案件，请县政府一科派人参加陪审；有关军民诉讼，要请军事机关派员参加陪审。处理婚姻案件，要请妇联选派代表参加陪审。”[10]146边区的狱政制度不同于旧社会的监狱制度，具有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看守所还非常重视对犯人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注重对边区民众进行法纪教育。由于边区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普法教育多是和识字班、民教馆、戏剧、画报等相联系的。如马锡五审理的“封张婚姻案”作为司法的典范曾被改编为戏剧《刘巧儿告状》，此剧在边区多地上演，有力地宣传了婚姻自主。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适用法律对民众进行法纪教育。如为了推行土地法和婚姻法，边区政府发放土地证和结婚证，使边区民众认识到土地证和结婚证是合法和有效的象征。最深入人心的法纪教育莫过于边区民众的自我教育。边区司法机关通过公审、人民陪审、仲裁调解等方式吸收民众参与审判和调解，使民众在运用法律教育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提高了对法律的理性认识。
正如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一样，边区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刚刚萌芽。在边区政府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律的权威逐渐树立起来，边区民众开始信任法律。正如米脂广大群众所说：“民刑案件多采取坐下漫谈式，不欺骗打骂，也不威逼利诱，没有戒备森严的法堂，当事人不害怕，不拘束，能把话说完。公家人态度好，问事不打人，过堂不下跪，尔格（即现今）的政府比之旧政权要好得多。不要私情，不受贿，处事公正。没有逼迫人的手段，有冤到处都能伸。”[10]119在信任法律的基础上，边区民众开始运用法律。在1938-1939年两年的时间里，边区司法机关处理债务纠纷158件、婚姻纠纷139 件、土地纠纷260 件、继承权纠纷31 件、物权纠纷 25 件、总计 613 件，其中，债务纠纷、婚姻纠纷、土地纠纷占多数。[11]228这表明，对于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边区民众已经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影响
（一）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起示范作用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艰难转型，传统政治文化也开始缓慢嬗变，但由于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不彻底，传统政治文化始终未有根本性变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这个转变不是迅速和彻底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本变革的起点，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示范作用。首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为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文化的转型起了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模范区，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向往。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是以陕甘宁边区为标杆，学习和借鉴陕甘宁边区各项事业建设的经验。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成功无疑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从而带动了局部范围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作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伟大预演。新中国的建设除了借鉴苏联的经验之外，更多吸收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设经验，特别是最成熟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经验。新中国将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开始了全国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为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以史为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首先，加强党对政治文化建设的领导。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明确了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目标，并采取了适当的路径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相应的转换。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来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制定目标、规划路径，进一步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次，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它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的意识形态建设，从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依旧要毫不动摇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党内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党外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最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变迁是同一个过程，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变革，这些政治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的创新上，而且体现在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政治体制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要及时改革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地方，创新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要切实深入到基层、贯彻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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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3.04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周慧红.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的现代化[J].克拉玛依学刊，2019（3）24-30.
收稿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周慧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标签：陕甘宁边区论文; 边区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民众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克拉玛依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