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升维：2019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年会的实然与应然
张燚
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在讲述人类未来征程的史诗中，有一个被当前商界广泛借用的概念：降维打击。词语指的是高维度事物对低维度事物发起的进攻，众所周知的案例有苹果智能手机对曾占全球半壁市场的诺基亚功能手机的打击、微信对短信的打击等等。其实，在这个知识技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时刻都在面临来自高维事物的威胁。信息中心由报刊转到网络已成事实，知识中心由学校移至网络则正在发生。在此情势下，作为知识高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调整自身，以新的理念、姿态和行动来“升维”从而赢得战争。
依托中国音乐学院建设的“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是我国重要的音乐学术机构。2019年2月，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更名为“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并把目标提升到“为中国音乐争取全球性话语权”的更高层面。2019年4月19日至21日，更名后的首届“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基地研究员齐聚一堂，共商中国音乐发展大计，以学术升维来回答新的时代命题。
一、定位升维：国家智库
在开幕式环节，基地主任王黎光明确了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的“国家智库”定位，要为中国乐派建设、中国音乐“走出去”、中国音乐话语权等事关大局的新时代使命服务。
潍北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沂沐断裂带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钻探，在孔三段玄武岩、孔二段砂砾岩和孔一段粉细砂岩中均已发现工业油气流，且存在轻质油、普通原油、稠油等多种油气藏类型，油气成藏过程复杂。前人对潍北凹陷的原油类型、烃源岩、热历史及构造演化做了一定研究［1-4］，但凹陷中烃源岩类型多样，成熟度差异较大，烃源岩的横、纵向生烃潜力不均衡［5-8］，生烃范围不明确，导致油气成藏问题尚不清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利用实验分析化验资料、石油地质学、油藏地球化学等技术手段，对孔店组的油气成藏特征进行分析，结合流体包裹体研究，探讨孔店组油气藏油气充注期次，总结潍北凹陷孔店组油藏成藏模式。
智库建设是当前人文学术的重要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已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4年，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抬升的进程，而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①。同时，21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文科危机也告诉我们，人文学术亟待实现知识服务职能，为“新文科”发展、群众文化素养提升、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全国各地已掀起智库研究热潮，中国知网检索显示相关文献迅速从2011年的百余篇稳定到2015年之后的1500篇以上。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只有1篇与高校音乐智库相关，还是报道性的《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基地智库优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传统与现代：2016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委员会年会”》②。这足以说明高校音乐智库建设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王黎光作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和教育部“新文科”建设专家工作组中唯一的音乐学科专家，亲任中国音乐研究基地主任并提出“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效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形成高水平的咨政研究团队”，值得期待。不过还要认识到，如果缺少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评价系统，智库建设也很有可能陷入误区。比如“原有学术机构翻牌成为智库研究专业机构，以学术研究方式开展智库研究工作，把新型智库建设工作重点放在智库联盟建设上，各种传统的学术会议冠以智库论坛，智库建设单纯追求领导批示”③等等。
二、任务升维：中国乐派研究
“中国乐派”建设是当前中国音乐事业版图中的轴心，也是中国音乐学院重点推进的工作，“中国乐派研究”亦位居“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之列。由“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到“中国音乐研究基地”不仅仅是名称的升级，其任务也更为凝练：紧紧围绕“中国乐派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对中国音乐的历史渊源、创作与表演、美学理论、教育传承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一系列研究，对中国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国乐派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研究，为中国乐派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案例教学法还能实现教学相长。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不仅是引导者而且也是学习者。一方面，教师掌握着教学进程，引导学生思考、组织讨论研究，并进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收集案例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共同讨论同一话题，也可以从中获得大量感性材料。教师在课堂上不再“独唱”，既能更合理地利用体力和脑力，也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就感。
三、基础夯实：中国音乐研究的低维雕刻
“升维”的前提是在低维进行充分展开，并进行功能元件和精细电路的有序雕刻。本届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年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的研究表明钟律是国乐“纯正性”的指代，那么中国乐派建设需关注钟律和雅乐的国乐“基因”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厘清了中国作曲家的“集体性认知模式”，中国乐派的创作要注意个人、民族和世界的三重概念的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薛艺兵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群众歌曲《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政治功能和音乐文化引领作用，证明在当前中国乐派研究中阐释和资料实证一样重要……这些学术都为中国音乐研究的升维打下了坚实基础。民族音乐学家讲究田野工作，年会上可以看到杨民康在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基础上分析仪式音乐与文化身份建构的关系，赵书峰在做音乐表演民族志的“语境”整理，齐易在雄安、向文在长江流域、张应华在黔东南等等也都在以田野工作充分展开学术的疆域。其他像郭克俭的周总理与中国音乐学院创建、齐琨的文献表述模式、李宏峰的阴阳旋宫、韩启超的宫官考证、付晓东的民乐“声纹”绘制、张永春的宋元用乐、孟凡玉的“君子音程”、申波的云南早期西洋军乐传播、刘青的中国风格赋格曲分析、邹彦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创作分析等等，则皆为对研究对象进行的精雕细刻。
在更高的层面上，中国音乐研究基地需要既能独立发挥智库作用，又能与其他智库、组织联合，取长补短，从而对内满足中国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发展的决策咨询和实践发展需要，对外提高我国音乐智库的整体竞争力。无论是低维雕刻还是高维聚合，学术的“集成电路”都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实际工作、发挥效用。就中国音乐研究的整体来说，低维雕刻的质量够不够高？是不是有些低维甚至尚未展开？高维聚合是不是还缺了与社会服务，文化传播，官、产、用以及教学的整合？学术是不是还需要聚变成学识、学识推广成常识、常识练习成素质？这些是不是中国音乐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学术在现有评价体系下是不是追求“单兵突进”、在现有发表机制下是不是刻意“偏狭深涩”以至于越来越脱离我们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这些如何改正？
四、愿景期许：中国音乐研究的高维聚合
2018年6月，中国教育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已承诺“改革教师评价体系”；2018年教师节当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⑥……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的研究员都具有教师身份，面前的信号已经很明显，教育部、科技部和旅游与文化部等国家职能部门的学术评估指标正在改变，我们的学术需要增加实践应用、文化传播、人文教育等服务维度。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才是音乐学术的最终“出口”，但是前面的通道还很不顺畅，甚至观念上还存在偏差：我们只是强调自己有什么，而并未感知用户需要什么、用户在想什么。这在知识的卖方市场尚可高枕无忧，但在知识技术大爆炸、知识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必然难以为继。音乐学术和大文科学术一样向来承诺自身具有“无用之大用”，在今天它需要显示“大用”的有效性、树立通往应许之地的里程碑，而不是继续无限延期。在这种意义上，学术升维不仅是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需要。
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的研究员皆为国内学界名宿与后起翘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皆有深耕，这一点可喜可贺。另一方面，这些深耕是各自为战，还是组成“集成电路”在更为宏观的结构、更为联动的协同下来对学术“真命题”的应答？这一点值得在基地发展的进程中继续思考和确认。
基地首席专家谢嘉幸提出，中国音乐研究需要从学科逻辑转到实践逻辑，回归实践、回应现实生活的需求，关注民俗、社区、校园和商业四种生态。惟其如此，中国乐派才能走出专业的小圈子、才能实现音乐实践的传统与创新。北京大学人类学家高丙中强调，由“中华乐派”到“中国乐派”的名称转换过程，也是更加突出实践性和主体性的过程，“派”所包含的学术的学派和实践的流派、审美的气派和也由主辅关系变为并列关系。当然，中国乐派的实践发展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高丙中在“以中国音乐元素为依托、以中国风格为基调、以中国音乐人为载体、以中国音乐作品为体现”的中国乐派“四立柱”上加了一道“以中国人民公共生活为母体”的“横梁”，这道“横梁”明确了中国乐派的“现代公共事业”性质。中国音乐研究基地无论是作为学术机构本身，还是“国家智库”的定位抑或“中国乐派研究”的核心任务，都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在这种意义上，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的工作不仅要从学科转向实践，更要转向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服务于中国乐派的建设，也对中国音乐的前瞻性问题进行自主长期跟踪，以实际行动为音乐咨政服务、为国家的音乐教育事业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人民向往的美好文化生活服务。
和传统监督型内审相比，现代内部审计独立性概念更加倾向于一种服务导向作用的体现，它的基本内涵是指企业内部要重视内部审计的作用，促使职责的实施；内部审计直接与公司最高决策层对话；内部审计人员进行审计工作时要具有高度独立性。
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不求统一。但是学术属于服务业，音乐学术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业，音乐学者需要重新厘清自己的公共音乐文化服务的职责。大家相聚基地，相信不是为了完任务，而是以行动安慰自己奔腾的事业心。
6）主枝与大、中、小型结果枝组均呈单轴、直线延伸，螺旋排列或错生分布，不竞争、不轮生、不对生，不重叠、不交叉、不并生。
2019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学术年会已经结束，但是留给学人的思考还将继续，留给音乐学术的升维行动必须继续。哈佛大学2013年曾接连发布三份人文学科调研报告，认为人文学术没有实际应对人们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挑战④，引起全美教育界的“文科危机”大讨论。而在更早，著名的“波伊尔报告”已经指出学术的自我循环“不仅使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智力服务，而且也削弱了高等教育的活力”⑤。
第二天早晨，桃花睁开眼睛就不由分说地给了高木一记响亮的耳光，责问他：“我怎么会在这儿的？”高木捂住疼痛的脸，想她真是奇了怪了，昨夜明明是她自己跑来的，怎么问起我来了？他刚要开口，桃花又责问他对她做了什么？高木嘴巴张得跟个大窟窿似的，却发不出声来。桃花发现自己脸上和身上都是泥，责问他到底做了什么？高木有口难辩，右手抠着疼痛的脸，支支吾吾地说了昨晚的事；桃花骂他放屁，连脸也顾不上洗一把就走了。
结语
建筑的材质和色彩体现城市的现代化的特征，同时在内涵上反映着地方的特色，在其主要的城市界面、特征的街区通过材质等物质性要素突显其特征并且提升其魅力。
在“高维聚合”方面，秦序的中国音乐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蔡际洲的中国传统音乐形态范畴与角度、傅利民的曲牌价值、孙凡的“集成人”素养、李月红的汉族民歌教材区分、项筱刚的现当代音乐研究趋势、萧旋的“字腔相协”，当然还有赵冬梅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陈文革的世界和中国互相走近等等，都具有高屋建瓴的启示意义。同时，音乐理论工作者还需要像臧艺兵所说的那样，认清面前音乐学科的创造、传播、传承、应用和发展等一系列责任，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20日。
②郭懿《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基地智库优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传统与现代：2016学术研讨会暨学术委员会年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③牟岱《构建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的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版。
④郑讴《哈佛大学发布人文学科发展系列报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619/c219468-21889166.html，2013年 6月 19日。
⑤E.L.波伊尔《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丁枫、岑浩译，载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⑥吴晶、胡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报》2018年9月11日，第1版。
张燚 博士，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博士后
（责任编辑 金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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