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东晋南北朝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南北朝,东晋,佛教,佛典,吐鲁番,僚佐,道教。
东晋南北朝论文文献综述
石澍生[1]（2019）在《试论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早期书体由隶向楷的演变兼及分期等问题——以吐鲁番出土书迹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隶书向楷书演变是文字演变史、书法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十六国时期前后吐鲁番出土书迹的书体使用情况,然后结合其他地区出土魏晋时期书迹并参照其时吐鲁番当地与中原南北方书法的关系,重点探讨了十六国时期及南北朝早期日常书写当中的隶楷演变过程,并归纳了隶楷之变的不同阶段。(本文来源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期刊2019年05期）
李秀花[2]（2019）在《论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与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汉地本土五言诗之特征为: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汉译佛经五言赞之特征为:五言赞体、枯燥述说。东晋前半期,二者有机融合,生成了汉地本土五言赞;支遁、张翼是汉地本土五言赞生成的具体操作者。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数量明显增加。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明显优势;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其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本文来源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4期）
张玉兴[3]（2019）在《东晋南北朝城局参军考略》一文中研究指出城局参军是东晋南北朝幕府重要僚佐之一。它初置于东晋,但并非东晋末刘裕所置。城局参军核心职掌乃负责盗贼刑狱等司法事务,因其役使罪徒劳作,又兼具"守城""城防"的职能,不过仅是负责相关修缮事务,并非直接领兵御敌。东晋南朝城局参军主要置于王公及将军等军府中,并非诸公、诸州皆置,其品秩随府主地位高低而变化。北朝城局参军不仅王公府、将军府和地方州府,而且军队及军镇中均有设置。北齐州府城局参军的品秩随州等级不同而有差异。(本文来源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周玉茹[4]（2018）在《从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看东晋南北朝士族门风的演变》一文中研究指出泰山羊氏是中古时期北方着名的清流豪族,在西晋时期一度跃上权力中枢,自东汉末年至隋唐,在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有较大的影响。羊氏家族是儒家公羊学的传人,家族男性成员家族男性成员颇有奉道之举,但女性成员却选择了佛教信仰,本文通过对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的考察,可以看到羊氏家族家族门风和宗教信仰从汉末两晋到北朝末年的历史演变轨迹。(本文来源于《佛学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陈丽丽[5]（2018）在《东晋南北朝僧诗之产生》一文中研究指出释子作诗始于东晋,东晋南北朝时期,在名人释子共入一流的社会风气以及玄佛交融的文化氛围内,僧人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中。其诗歌一方面体现了佛教僧人独有的文化特质:如佛理诗的大量创作、玄言诗中佛理的渗透、山水诗的哲理化等;另一方面,僧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文人名士的广泛交流中,其诗歌亦不可避免的浸染了大量世俗文化的特质:如战争诗的创作、怀古言志诗的抒发、乐府诗的摹写,诗歌意象的灵活化用、诗篇布局的巧妙等,均是积极向文人诗靠拢,僧诗世俗文化特征的体现。本文以东晋南北朝时期僧诗的产生与大量出现为研究基点,分别从当时社会之风气、汉译佛典偈颂的文学性、以及其对僧诗出现的作用叁个方面来进行说明,以期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僧诗的问世与大量出现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的探讨。(本文来源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喻赛男[6]（2017）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一文中研究指出正统观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观与华夷观相辅相成,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加剧,政权林立,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空前激烈。胡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开始树立自身的正统地位,与汉民族政权展开了漫长的正统之争。此时期的正统观除了对先秦以来的正统观念有所继承和发展外,又对传统的汉民族正统观和华夷观念有所突破,为华夷正统观注入了新理念,使其获得新发展。南北朝对峙时期,双方政权除了展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争夺外,对正统地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北朝政权为了模糊华夷之别,获得政权正统性认同,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全面学习汉文化。在南北朝的正统之争中,中华正统逐渐由南向北转移,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改革后,北朝取得了优势地位,到隋统一天下,正统地位正式在北方得到确立。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使汉文化正统观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对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期刊2017-05-01）
朱棒[7]（2016）在《东晋南北朝六面印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玺印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随着文书用纸的推广,古代玺印的形制、用印方式都在魏晋南北朝后期发生了巨变。而六面印又是魏晋南北朝印章中形制最为特殊的一类,其印文内容又多与六朝文书相关。但长期以来,对这类印章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于六面印的性质,学界普遍持实用印的观点。第一章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对自清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对主要方法进行介绍。第二章对已有的六面印资料先作系统整理,资料来源包括：旧谱着录(自明代晚期至新中国成立)、考古发掘、博物馆馆藏(不含考古发掘品)、国内私人收藏和日本所藏的六面印,总数达104枚。其中,考古出土的六面印由于具有科学的出土信息,文中将其作为基础资料重点介绍。这五类来源的六面印资料,可参见文末附表一至附表五。第叁章根据部分六面印的印主人姓名和印文中涉及的职官地名,结合印章出土的墓葬时代、出土地点和历史文献,确定部分六面印的时代。时代可基本确定的六面印有约有20枚,从东晋中期一直延续到南朝萧齐,时间跨度达百年以上。在此基础上,将其他六面印与时代确定的六面印相对比,从而推断其时代。第四章先利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根据印纽的形制对六面印进行型式分析。将已有的六面印分成A(方柱纽)、B(带二层台的方柱纽)、C(覆斗形纽)叁型。依据纽横截面形状将A型印分为Aa(截面呈长方形)、Ab(截面呈正方形)两个亚型,并试图对其演变规律进行探讨。从时代可确知的六面印来看,Aa型可能是六面印的主要型,东晋中期即已出现,并一直流行到南朝齐；而Ab型可能出现于东晋晚期以后。六面印随时间演变的规律不甚明显,总的趋势似乎是印纽逐渐升高,但时常出现“返祖”现象。在分型的基础上,结合印章的出土地点讨论各型六面印的空间分布情况。第五章研究六面印的印文,先将其分为印主人身份信息和文书用语两大类,再分别对其进行分析。印主人身份信息类主要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职官身份等内容；文书用语又可分为文书体例类与封缄用词类,反映了六朝时代的文书体例和文书封缄制度。对印文的文字风格、凿刻方式,采取实验考古的方式进行研究,模拟制作了两种风格的文字笔划。由于印文中多处涉及文书体例和封缄用词,为方便讨论六面印的性质,第六章又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书载体和文书用印作了研究。结合文献和实物资料,揭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普遍用纸张作为文书载体,纸质文书用印方式已转变为“钤朱”使用。在此基础上,第七章结合印章形制、公印用印制度、出土环境以及几例特殊的多面印,对六面印的性质进行推断。认为六面印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殉葬印,并试图探究六面印与道教葬仪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六面印主要流行于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殉葬印。东晋南朝六面印印纽为柱状纽,横截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印文多为悬针篆；十六国、北朝六面印为覆斗形纽,印文较多地保留了汉代缪篆的特征。其印文内容可分为文书用语和印主人身份信息两大类,前者可能供墓主人死后封印冥界文书,其印文近乎完整地模仿了当时的文书用印,其用途可能与特定的葬仪相关；后者起到志墓的作用。(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6-05-28）
刘祖国[8]（2015）在《《东晋南北朝道经名物词新质研究》评介》一文中研究指出《东晋南北朝道经名物词新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首次对东晋南北朝道经中的名物词新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填补了相关学术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来源于《怀化学院学报》期刊2015年12期）
宋艳梅[9]（2015）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的佛教信仰——以迁移房支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河东裴氏与佛法结缘的时间较早,最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有观世音信仰,凉州、蜀地的佛教氛围对河东裴氏的佛教信仰影响较大。东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迁移家族成员或建造佛塔,或讲经弘法,或居家笃信修持,对佛教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裴氏家族成员在佛教信仰方面房支有别,辗转迁移的家族房支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寻求佛法护佑,异地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和家学家风的包容性、创造性使佛教信仰在他们房支内部扎根并世代传习。但留居乡里的裴氏家族则坚守世业,与佛教保持距离。(本文来源于《山西档案》期刊2015年05期）
陈丽丽[10]（2015）在《东晋南北朝僧士合流背景下诗歌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佛教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国,至东晋而佛法确立得以全面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僧人、寺庙数量的增多,更表现为译经、传教活动的盛行。这一时期僧人与文人名士广泛交流,二者既对佛法思想展开论述,也对当时的玄言义理进行探讨。就文学层面而言,诗歌受此影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故而本论文以东晋南北朝僧士合流背景下诗歌的变化发展为探讨对象,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对该论文的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论文预期达到的目标做简要的阐述。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第一章,主要对东晋南北朝僧士合流的状况作总体的概括。本章分叁节来进行说明：首先,对东晋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状况,从其发展传播、与政治以及儒道文化的关系方面进行说明；其次,对东晋南北朝主要僧人的文化活动进行考略,通过这些僧人与当时名士的交流活动,以及主要僧人的介绍来展开；最后,就文人对佛教的接受做一概括的说明。第叁部分为本文的第二章,主要分析东晋南北朝僧诗的文人化特点。首先,简要论述僧诗产生的原因；其次,对东晋南北朝僧诗的现存与收录状况进行说明；最后,着重对僧诗进行分类分析,说明僧诗不同程度的文人化特征。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第叁章,主要分析这一时期受佛教思想影响以及僧士合流背景的影响,文人诗产生的变化与发展。本章主要分叁节开展开：首先,对玄言诗由最初以玄理入诗发展至以佛理为主要表现内容进行说明；其次,对佛教促使山水最终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在谢灵运手上完成山水诗的独立等问题进行说明；最后,从美学理论的层面,对佛教传入、僧诗产生而为文人诗增加哲理思辨、系统论述等成分进行说明。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语,总结前面的内容,说明佛教的传入、僧人与文人名士的交流,不仅产生僧诗这一类新诗,更使传统文人诗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不仅改变传统诗歌以言志、抒情为主要目的,更为传统文人诗注入哲理思辨的成分,影响以后整个诗歌的发展。(本文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期刊2015-05-01）
东晋南北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汉地本土五言诗之特征为: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汉译佛经五言赞之特征为:五言赞体、枯燥述说。东晋前半期,二者有机融合,生成了汉地本土五言赞;支遁、张翼是汉地本土五言赞生成的具体操作者。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数量明显增加。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明显优势;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其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东晋南北朝论文参考文献
[1].石澍生.试论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早期书体由隶向楷的演变兼及分期等问题——以吐鲁番出土书迹为中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
[2].李秀花.论汉地本土五言赞的产生与在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演变[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3].张玉兴.东晋南北朝城局参军考略[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4].周玉茹.从泰山羊氏家族女性奉佛事迹看东晋南北朝士族门风的演变[J].佛学研究.2018
[5].陈丽丽.东晋南北朝僧诗之产生[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
[6].喻赛男.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D].云南大学.2017
[7].朱棒.东晋南北朝六面印研究[D].南京大学.2016
[8].刘祖国.《东晋南北朝道经名物词新质研究》评介[J].怀化学院学报.2015
[9].宋艳梅.东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的佛教信仰——以迁移房支为中心[J].山西档案.2015
[10].陈丽丽.东晋南北朝僧士合流背景下诗歌的发展[D].西北民族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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