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何借助大数据优势快速发展，是社会心理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心理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与现代转型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实现途径，应将大数据分析作为传统方法范式和技术操作的有益补充加以借鉴、应用，进而使社会心理建设在内容、方法、数据品质、效度以及现实有效性等方面有所推进与突破。同时，还应看到大数据自身的不足及其应用于社会心理建设所应秉持的基本导向，明确大数据在其中的工具定位，力戒脱离现实观照的纯数据驱动取向，并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公民主体为关注焦点、以达成社会自治和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发展定位。
关键词：大数据；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心理建设；社会心理服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相对应，随着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客观要求，社会心理建设较以往更加受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重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基础上，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为今后社会心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通过技术变革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诸多方面改变着人类的客观和主观世界。为此，本文将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探究大数据对中国社会心理建设的影响及其在此过程中的定位和应用。
工作时，地轮通过传动系统驱动栽植轮转动，悬杯始终与地面保持垂直，并随栽植轮转动；当悬杯转到上面时，由人工将钵苗投入悬杯中，当栽植轮转到预定位置时，凸轮也随之转到回程位置，连杆受到弹簧的拉力向后推动悬杯，悬杯水平打开，向后推动钵苗至开沟器开出的沟内；然后覆土、镇压，完成栽植过程。悬杯离开钵苗后，在凸轮的作用下慢慢闭合，等待下一次喂苗。
一、社会心理建设的范畴与定义
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曾站在国家层面在《建国方略》中正式提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方案，认为心理建设是保证革命事业成功、巩固国家建立基础和推进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1］。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提升国民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和谐也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近二十年，党和国家对于心理建设的认识关注和战略部署不断深化、推进。除国家层面对社会心理建设高度重视外，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实践出发，也应关注社会心理建设的作用和意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关键在于由过去自上而下的单一国家权力统治向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变；其目的是，在法治框架下鼓励和保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各行为主体的互动与合作，最终达到社会自治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目标。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依旧存在诸如具有明显行政倾向和管控特征的“单中心”管理模式、社会自治弱化、针对体制与制度层面改革的关注及跟进不足等问题［2］。面对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转型推进所出现的社会情绪波动、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信任下降等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将其归结为意识形态、精神信仰、价值观或道德等原因，其中也包含有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两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强化法治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心理科学在其中的技术和策略优势，形成社会治理的持续效应［3］。因此，将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现代社会治理实践当中，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也势必对其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对于社会心理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社会心理建设是实现由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基础。单位制瓦解、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弱化、社会组织成长发育不足等，都是社会治理转型所面临的问题［4］43-52；然而，个体在进入公共社会时并未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与建设，表现出诸如认同缺乏、归属感不足、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偏低等问题，严重影响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因此，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成功，应首先解决好心理建设问题。第二，社会心理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实现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社会心理建设的核心内容，恰恰包括了个体自身的内心和谐及其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只有关注到、解决好社会治理中的心理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治理转型［5］10-11。 第三，社会心理建设是实现现代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共享格局的客观需要。就参与本身而言，其主体仍旧是鲜活生动、具有丰富而独特心理特质的人，了解、把握和优化个体心理品质，对促进、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与效果意义重大。
从社会治理看，社会心理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及内涵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这与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治理转型对社会心理建设的要求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社会心理建设的自身结构和实践逻辑有关。首先，社会心理建设的着力点在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理建设是社会心理服务最后的产物［6］，是社会心理服务达成的目标化结果。但很多时候，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常被误认为是面向公众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从公共服务角度来讲，心理健康服务仅是一种具有健康和文化特性的公共服务产品；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所涵盖的范围远大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应包括社会治理中内生的心理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心理学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实践应用［5］1-2。其次，社会心理是推进社会心理建设的核心内容。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心理的服务体系”，其建设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问题［7］。但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更侧重与社会治理过程及绩效的关联性。此处的“社会”圈定了心理建设的基本范围，即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所有心理因素；具体涉及在社会治理中个体及其与他人、环境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知、情绪、态度、行为等一系列主观状态［8］，这是搭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进社会心理建设的核心构件。再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实现社会心理建设最终目标的基础。社会心理建设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手段，其逻辑在于通过从个体内在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心态、情绪、信任等整体性维度来介入社会治理，进而对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效果予以扩展、强化。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为社会心理建设科学化、制度化和实用化提供了保障和落实途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搭建了平台。
第二，大数据为社会心理建设提供了思维以及操作上的变革。在心理学与大数据、信息科学的融合中，从计算社会心理学的仿真技术到大数据对数据系统的全方位支持［13］87-89，使得未来社会心理建设的可预期实现变得无限广阔。大数据分析不再依赖抽样数据、不再强求绝对精准、不再关注因果关系，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更为宏观、复杂和动态的背景下对社会心理建设予以关注。这其中既有利用搜索引擎关键词数据进行的有关消极社会行为的多水平分析［14］，也有通过社交媒体数据进行不同区域公众“幸福指数”的研究［15］。大数据来源及类型的多元化，使得我们有条件从不同路径去解析数据背后潜在的逻辑关系与结果。例如，有研究者提出了采用复杂性理论和计算模型对社会心态进行整体描述和动态分析的设想，对于还原、预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走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6］。
二、大数据与社会心理建设
标志物的选择是检测淋巴结微转移的关键，良好的标志物可增加微转移检测的灵敏度。针对肿瘤检测的标志物主要有两类：(1)肿瘤特异性标志物，指肿瘤细胞所特有的抗原或基因，特异性强，但由于大多数实体瘤缺乏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因而在临床上实际应用较困难；(2)组织特异性标志物，指肿瘤细胞的某种成分或表达产物在不同组织中有差异分布，通过检测某些上皮或肿瘤相关的表达作为判断癌细胞存在的依据，敏感性高，有一定的特异性，且可以被稳定的检测到，易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传统社会治理，绩效是粗放型的，结构是单中心的，形式是低度甚至无效参与的［4］43-52。 但在当前背景下，传统治理模式越发难以回应和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其过程和效果表现出协调性差、效率化低、精细化动态管理缺失、问题反馈及响应滞后等问题。因此，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新观念和技术，以使其得到提升和改进，实现“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由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转变”和“由粗放供给向精细服务转变”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型。例如，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对于公共服务绩效有着重要的提升和影响［11］；而在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政府透明度有了新的要求，同时对政府职能转变也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大数据方法的运用，催生了诸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新现象，也促使国家—社会关系、社会治理结构及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形态等发生变化。大数据革命，不仅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同时还对所处其中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既要积极引入包括大数据技术在内的各种新方法推动和优化社会治理，同时也应关注对大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的各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我们还需对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心理状况、行为模式等内容予以重视，这也是社会治理框架下社会心理建设所应关注的内容。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各领域数据爆炸式增长，使得人们获得、使用以及自身生产的数据资料出现了几何式的扩增，而大数据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并带领人们进入大数据时代。所谓大数据，并非单纯指代数据规模的大小，而是指无法在可容忍时间内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9］。大数据的4V特征表现：一是相较于传统数据类型，大数据具有超规模的容量（Volume）；二是大数据的类型及其来源具有多样性（Variety）；三是大数据源（诸如社交媒体、移动互联设备等）生成和更新数据的速度极快（Velocity）；四是大数据自身蕴含价值巨大，但其价值利用密度相对较低，需要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挖掘和“提纯”（Value）。大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应用实例非常丰富，其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谷歌公司利用搜索引擎大数据进行的针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前的预测，不仅快于美国疾控中心通过调查获得的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而且准确度极高［10］。大数据方法的特征与优势，在此案例中表现明显。
科技进步的同时，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大数据研究价值凸显，将其应用在旅游管理之中，效果优良。需要对大数据核心进行分析，即为客户数据价值挖掘挖掘，针对各类应用模式，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作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等，旅游管理发展战略上，首当其冲的是制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服务民生才是根本。
第三，大数据获取及利用中的质量问题，常会使我们对数据背后的结果把握产生偏离。特别在有关社会态度、政府信任、政治支持、社会情绪等内容的数据获取与分析上，可能存有三个问题：一是大数据的采集多来自网络或虚拟社会，其中的社会心态与现实情境是否具有一致性，由此获得的数据及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及当下；二是大数据的结构及污染问题，大数据中存在大量的垃圾信息和虚假数据（虚假账号、僵尸网站等），如何在数据使用前有效甄别和筛选，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有一个标准问题；三是不同数据使用者在算法选取和测定标准上存在差异，相应的分析结果也会千差万别。
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建设，既充满无限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转型引发社会结构性变革，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对身处其中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心理带来强烈冲击，使得社会心态、社会情绪、价值取向、公共参与、社会信任等处于动态波动之中，这无疑给社会心理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其次，中国在始终坚持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各类国际交往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各种考验，包括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协调、中美贸易摩擦、中俄及中欧合作交流等，也同样会对国内民众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影响。再次，在全球化的持续演进中，一方面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不断对外扩展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处于全球化的影响进程之中。特别是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全球化技术变革，已然深入我们的工作、生活乃至思维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心理建设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本文后续所重点分析、讨论的内容。
第三，大数据增强了社会心理建设的数据获取、管理与处理能力。传统心理研究的数据成本相对较高且类型多以结构化数据为主，而大数据分析的介入使得多来源下非结构化数据成为可供选择的资料，极大丰富了当下社会心理建设的关注范围。例如，有研究者利用195万微博活跃用户的文本数据，综合生物节律因素，对跨越4个季节的微博数据进行词汇分类与词频计算，宏观分析了社会公众情绪的时间变化特征［17］。这对于了解公众社会情绪变化、精细化供给心理健康公共服务产品、管控引导网络舆情走势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社会心理研究不但重视群体特征的描述与把握，同时也关注个体层面的独特性，而大数据在个体层面的数据“供给”上却存在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针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测量，大数据方法在测量上难以满足信效度要求；二是基于大数据方法所获得资料的来源偏差，大数据所涵盖的范畴再大，其所反映的也是特定时空对某单一群体的数据采集结果，而不可能做到其所宣称的“全体”，此时的数据极易因“大”而“偏”。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着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同时还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互动模式和群体心理、行为特征。结合大数据方法的理论与技术特点，大数据嵌入社会心理建设，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四，大数据提升了社会心理建设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实践的借鉴价值。大数据方法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及时获取，其实施路径成本相对较低；通过计算机抓取到的资料，是所观察对象在自然状态下自主生成的反映其态度、观念等内容的信息，保证了数据质量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降低了社会心理研究中社会赞许性应答的干扰。也就是说，大数据方法为我们嵌入虚拟世界、提升传统社会心理研究的生态效度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模拟参数，改善了心理学研究真实性不足、可重复性不高、样本代表性有限等问题；同时，海量数据中蕴含有众多的情境变量，由此获得的数据分析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境，也更符合现实需求［18］528-529。
第五，大数据有利于对时效性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突发性事件常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心理波动，快速、精准评估相应群体的社会心态与情绪等基本心理状况，对应对处置相关事件至关重要。此时，传统的心理测量、分析手段，在时效、成本、代表性等方面显然难以胜任，而大数据则在数据爬取、管理、分析及后续追踪等方面显示出独特优势。通过快速、实时、“全”样本的数据收集、管理以及对包括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等在内的多样态数据的计算分析，能够及时、准确地形成对社会心理因素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概括。
三、社会心理建设中的大数据：检视与定位
大数据代表着一种方法学变革，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转化，甚至被称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和生产力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诚然，从目前蓬勃发展的“计算社会科学”来看［13］87-93，大数据的影响必将日趋明显。然而，对于社会心理建设，如何在大数据时代下借势发展，除了要看到大数据的优势，同时还需对其进行客观、科学的检视与反思。对此，有研究者指出，那些偏好于技术的学科和产业，对于以大数据为关键特征的计算社会科学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而那些关注科学发展本身、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则对其持有相对谨慎的态度［19］2488［20］4-6。 客观讲， 任何方 法 都有 局 限性。就大数据而言，其本身所承载的仅是一种信息资料，而非事实；大数据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工具选择，而非最终目的。除数据获取、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安全性、隐私保护以及伦理性等问题外，对于大数据在社会心理建设中的应用，还需关注以下内容。
第一，在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心理领域的研究路径与逻辑更为多元和丰富，在原有心理科学所强调的“假设—验证”路径基础上，大数据提供了另外一种逻辑选择，即在未明确研究假设的情况下，大数据方法可以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后验路径，对信息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归纳，进而得出结论。然而，这种偏向纯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范式，可能会使研究者过度依赖数据结果，而忽略理论及现实情境。而在社会领域，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分析技术或结果，而是研究者基于专业领域的理论积累对数据结果的解析。
案例1：“农田”。思考：如果植物全都枯死，请用能量流动的原理来解释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哪些生物？其他生物会受到影响吗？
第一，大数据为社会心理建设的内容扩展、深度挖掘提供了可能。大数据对信息资料的获取与分析，为我们探究心理现象、问题及相关因素提供了便利与可能。一是能够对社交媒体、公共行为、公众互动等动态数据进行采集，获取海量反映公众认知、态度、行为等内容的“民心”资料；同时，借助大数据算法，还可对传统路径下难以处理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诸如文本、图片、音视频等）予以分析，进而为社会心理建设提供更多的领域和素材，并使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定制和社会风险实时预警成为可能。二是能够整合不同层级变量、综合多因素互动效应进行研究，为后续因果机制提出备择假设奠定基础。例如，针对特定公共事件，叶勇豪等人通过数据爬取的方式对“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40天内近10万条微博数据，对虚拟情境中个体道德情绪及群体情绪表达差异进行分析，为应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提供了参考依据［12］。
第四，虽然大数据分析一直强调其对相关性的重视、对因果关系的忽略，但对社会心理建设而言，仍需对因素间的因果机制有所把握。而就目前大数据方法的发展来看，受到数据类型、质量以及模型算法的制约，直接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因果关系仍不现实；单纯依靠大数据方法，在实现因果关系的确认上依然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大数据已逐步发展和具备了进行因果关系推论的能力，但其实施仍需借助传统的定量研究技术［21］34-37。
聚人心、强群团,共建幸福和谐新企业。努力做到“小事办好，好事办快，大事办成”。抓实“职工小家、建功立业、选树典型、精准帮扶、金牌班组、青字工程、青年建功立业”等品牌工程，做好“完善班组基本配置，改善食堂、提升澡堂、改造单车棚，发放餐费补贴、解决子女就学、关注棚户区改造、组织健康体检、开展员工疗养、做好精准困难帮扶、丰富文体活动”等实事，不断提升群团组织影响力。
作为传统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大数据的优势和前景应得到承认与期待。但对于社会心理建设而言，还需将其放至社会治理的视野之中进行重新定位。首先，社会心理建设关注的是鲜活的生命体，而非大数据分析之后的模型结果。同时，强调多元参与主体共同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其关注的核心仍旧是构成群体、组织、社会并具有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独立个体。因此，社会心理建设也应围绕这一对象展开，决不能舍本逐末、醉心于数据模型而“洋洋自得”。其次，社会心理建设的最终目的，还应聚焦于社会自治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绝不能因大数据而使结果工具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而这一目的，恰好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向往”相呼应，包含有诸如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等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因此，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所有方法、技术，都应围绕中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工具支持。再次，社会心理建设应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数据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心理建设作为社会治理重要的内容、途径，必须关注那些反映和涉及民生的社会问题，要聚焦那些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开展工作，杜绝那些重数据、轻现实的假问题。
结 语
大数据既是一种数据集合的表现形态，也是一种获取、管理、分析和解析数据的方法与技术，特别是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背后的各个构成要素及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与方法选择。基于社会治理框架下的社会心理建设，也需要借助大数据方法，在内容、方法、数据品质、效度以及现实有效性等方面获得推进与突破。然而，从社会心理建设服务于现代社会治理转型的视角来看，不论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核心关注仍旧是人，是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的多元参与主体。虽然在政治学、心理学中都有研究者对于大数据满怀乐观、充满期待［18］520-533［21］29-38，但作为一种方法或技术，在嵌入有关人类社会的观察、分析时，其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一种工具。针对大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价值、作用，已有研究者进行反思，希望能更多从科学视角对其予以关注和评价，改变当前过度聚焦大数据应用性价值的现状［19］2483-2491［20］3-16。
一直以来，很多中国人都在努力地学习英语。为了更好地掌握英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记忆词汇，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因而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去学习英语词汇一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多关注于网络形式学习（张云勤，许洪2014；崔旻，周春芳2015；毕鹏晖2017）、动机调控作用（马蓉，秦晓晴2016；马蓉，秦晓晴2017）以及词汇推理识别发展（范琳，何漂飘，魏泓2015；马拯2016）。除此之外，利用阅读进行词汇学习是学习词汇广受认可的方法之一，因此学习方式研究也包括读后续写对词汇学习的作用（姜琳，涂孟玮2016）和不同复杂阅读任务中英语词汇附带习得效果（赵龙武，李毅2016）。
社会心理建设，兼容社会心理和社会治理两个领域，是心理学应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探索与尝试。在借助大数据发展的同时，社会心理建设还需对大数据的优劣及如何推进现代社会治理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大数据分析作为传统心理研究范式及操作的有益补充，需得到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其自身不足及在社会心理建设中所应秉持的基本导向。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组成内容和实现途径，大数据的工具定位应得以明确，并力戒脱离现实观照的纯数据驱动取向；与此对应，社会心理建设应以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及其反映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聚焦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进而达到社会自治和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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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ZHENG Jian-ju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How to make use of the advantage of big data to develop rapidly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by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The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way of realizing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We should use big data analysis a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echnical operations for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so as to promote and break through the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methods， data quality， validity，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see the shortcomings of big data itself and the basic orientation we should follow when applying big data to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That is to say，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tool orientation of big data in the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refrain from the data-driven orientation of divorcing from reality， and adhere to a development orientation，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aking realistic problems as the orientation， focusing on citizensubjects， aiming at realizing social autonomy and guaranteeing the basic rights of all citizens．
Key words： big data；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ocietal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societ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4-0008-06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居民社会变迁适应机制及国家治理对策研究”（16YJC630041）
作者简介：郑建君（1979—），男，山西太原人，副研究员，心理学博士，从事政治参与心理与行为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标签：社会心理论文; 数据论文; 社会论文; 心理论文; 方法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居民社会变迁适应机制及国家治理对策研究”(16YJC630041)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