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特刊·
摘 要:本文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国际共运学科发展情况的一项综述。文章根据时间顺序，大略叙述了这一发展进程，并简要地提出了自己的若干评价性意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共运领域或在世界社会主义领域中，成就是显著的和巨大的。学术发展有其自然的法则，对学问本身的无私忘我的探求，是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关键词：国际共运学科、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苏联历史
国际共运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20世纪中期，当时称为国际共运史。它从一开始便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在国际上为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提供历史资料和理论依据，在国内则直接服务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是一门备受重视的“显学”，但也因此而很难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所能做的只是运用历史和理论为政治需要做注脚。诚然，这一领域中的一批学者在资料收集和翻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的真正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的。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巨大灾难之后，举国上下普遍意识到，再也不能按照这条老的道路走下去了。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而如果没有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1978年底的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国际共运史学也正是在这场宏大的历史潮流中，开始了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可称作破冰期。在此期间，无论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许多高校开设国际共运史课程，一些有条件的科研单位、高校和党校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机构；各省市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诞生，整合全国专业学者群体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则成立于1982年，后来又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它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致力于团结科研和教学队伍，提出科研方向，组织学术讨论，奖掖后进，发现和鼓励青年人才的成长，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的作用。特别应提到的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长期以来坚持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成为几代学者们的共同精神家园。
Pancreatic cancer (PC) is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and devastating solid tumors, with less than 5% of patients still alive at 5 years[1]. Its poor prognosis is also due to the late diagnosis of PC and the absence of early detection tools or markers.
本学科的几种主要刊物则在交流学术观点、传播学术成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我们可以举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初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主编，后与北京市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共运教研参考》合并为《国际共运史研究》，成为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学会会刊，后更名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等。一些在本学科中有新意、有创见的论文，常常刊登在这些刊物上。
在这十年间，国际共运史学的主要方向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学者们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以往许多被歪曲了、忽略了或由于政治原因被划为禁区而不得触碰的问题展开了探索，其主流是思想活跃、富于进取精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以往无法设想的。这一时期的成果可称丰硕，其范围纵横百多年，涉及到各个国家、各种流派、运动、事件、人物及其思想……尽管其中仍有不顾真实情况、坚持简陋陈说的空疏之论，但真正受欢迎的是那些经过独立思考的、具有学术性的成果。如我以前曾经写过的，“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新颖大胆，别开生面，或在老问题上提出新的见解，或把视野扩大到新的‘空白’领域，甚至闯入了以往无人敢于逾越的‘禁区’。所有这些，有力地动摇了先前在长期思想钳制下形成的僵化郁闷状况，创造了共运史研究繁华开放的局面”[注]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在这篇万字文中平铺直叙地罗列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未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效果。倒不如在概述各个时期时，从主要方向上选取若干例子，以局部略见整体。先谈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研究。
大家知道，第二国际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复杂的内部分歧和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于分裂。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斥之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后来斯大林干脆对第二国际全盘否定，把这个时期称为“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这一断语在后来的国际共运传统中被奉为不刊之论，第二国际成为“修正主义”和“背叛”的代名词，一直是遭受批判的对象。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完全接受和延续了这一思想传统，并把中共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与第二国际结合起来，“上挂下联”，大加鞭挞，以至在一般人们心目中，第二国际声名狼藉，罪无可逭。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谈不上独立的学术研究的。
禁区大门的打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学者们最初不得不委婉曲折、谨慎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对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初步指出了研究的方向。[注]可参见殷叙彝：《第二国际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79年第6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兴耕：《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在整个80年代里，在诸如第二国际的组织、分期、派别分歧与斗争、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和主要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具体看法上虽仍有分歧，但多数论者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确认了第二国际时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期，尽管受到机会主义的干扰，但它的功绩仍是占主要地位的。1989年是第二国际成立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召开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和在各大刊物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集中地反映了这十年间的学术进展。[注]例如可见李兴耕：《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纪念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殷叙彝：《议会斗争与第二国际的策略》，《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吴铭(张光明)：《论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中央编译局一批老学者沿着他们80年代的研究向前，到90年代出版了一部内容厚重的《第二国际研究》，迄今仍可视为这个领域中不可忽略的高水平专著。[注]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而作为第二国际后裔的二战后现代民主社会主义，在80年代也得到了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文件资料汇编和一批有价值的论文，为此后的研究奠立了基础。
该项目渣锁斗阀的液压系统采用“一拖六”的技术方案，即1套煤气化的6台液动渣锁斗阀共用1台油站，该液压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长期受到严密控制的又一学术禁地。80年代的研究也改变了这一状况。一些论文着眼于方法，提出应该立足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分阶段地对共产国际进行研究。[注]可参见张中云《如何深入开展共产国际的研究》、宋洪训《谈谈共产国际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均载《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研究起初多是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上，随后逐渐扩展到对国际本身各个时期、各种政治主张和策略的研究。当人们考察共产国际的中期和后期时，还较易达成一般共识，而它的早期因为涉及到列宁直接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便更为敏感和富有争议。80年代的讨论中出现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总的来说，那种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组织方式持完全肯定和支持的意见，是影响日蹙了。多数论者认为，共产国际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给各国革命带来过严重危害，给国际共运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些论者更认为，共产国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即使在其一开始，在理论和策略上就已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而这种错误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贯穿始终的。[注]参看李骥、田永祥：《关于共产国际组织原则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4期；程玉海、孔寒冰：《试论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宋洪训：《试评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求是》1989年第6期。这些看法在往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人们的共识。
对苏联历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不少收获。期刊论文数量极大，举不胜举，仅提出一部分影响较广的专著。在通史中，有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史纲》两册，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1、1996年出版；周尚文等人的《新编苏联史：1917—1985》，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上两书内容皆较为丰富，论述亦较平实说理，少有武断结论。斯大林时期研究的著作，可举出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此书系统地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论述，包括斯大林时期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工业、农业、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方面，是一部全面考察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此外，李宗禹还主编了《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两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收入了众多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述。在俄国历史方面，金雁、卞悟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思想敏锐而大胆，观点颇多独到处，文字亦生动泼辣，在材料和论述上固有可商榷处，但仍然在知识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姚海所著《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台湾淑馨出版社，1992年)、《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叙述甚详，也都是这一领域的佳作。我还想指出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此书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未必都能为专治共运史的学者所熟悉，但它对于认识俄罗斯历史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所以在这里也应该推举出来。
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占有突出的位置。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从伯恩施坦、考茨基、拉法格、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到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葛兰西……都有大量研究成果。例如，关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此二人历来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头子，最凶恶的叛徒，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在80年代遇到了质疑。对伯恩施坦有长期深入研究的殷叙彝通过一系列文章，说明了伯恩施坦问题的复杂性，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注]可参见他的《伯恩施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已收入他的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至于考茨基，许多论者也注意到他与伯恩施坦的重大区别，认为他在当时并非伯恩施坦那样的“异端”，而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权威；而对他的中派主张即所谓“考茨基主义”，现在也都提出了许多大不同于过去的看法。[注]例如李兴耕：《关于考茨基中派主义形成的时间问题》，《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李宗禹：《关于“考茨基主义”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更是热点。在马哲史学界和共运史学界，普列汉诺夫都受到了特别的注意。人们着力于挖掘他在过去被严重贬低和忽略了的哲学贡献，而关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现在也开始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注]普列汉诺夫哲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中，成就最大者应是哲学家王荫庭。共运史界的学者高放和高敬增合著的《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则对普氏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活动做了十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对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她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对列宁的组织策略和俄国革命后的政权的批判，却是长期遭到封锁的禁区。80年代开始了对这一禁区的突破，论者们注意到，恰好是她的这些批评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着力予以发掘。[注]这方面较早的研究和翻译成果，可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联共(布)的早期理论家中，布哈林是最受关注的一位。郑异凡等学者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不仅摘去了强加给布哈林头上的那些诬陷的罪名，而且对布哈林的政治活动和理论贡献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观点。郑异凡到90年代更进一步写出了材料扎实、内容丰富、观点多有新意的专著《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以及2006年的《布哈林论》。
最后，还要简略地提到：80年代以来的很多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书斋里的研究，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研究积极参与推动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诸如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大力呼吁反左，批判个人崇拜，主张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等，便是如此，例如，高放和黄宗良等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论文，属于这一领域中的最活跃者。随着认识的进步，越到80年代的后期，学术界的有识之士越是清晰地意识到，有必要重写一部全新的、内容翔实的、在学术上有分量的共运史。但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未能实现，成为后来者理应承担但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使命。
总之，80年代的进步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存在着种种禁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惯性，以致那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当今看来，很可能感到从思想到行文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是永远不应忘记的。至于那一时期不少学者们做学问的踏实、真诚和责任心，应该是如今学人心向往之、努力以求的榜样。
二
如果说，80年代的国际共运史学界主要还集中于对各个时期历史的重新分析和评价，那么，从90年代起，情况又有变化和发展。首先，一些新的研究单位和专业性刊物问世，在高校中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1997年按照学科的调整，国际共运与科学社会主义合并而为科社与共运专业。这样一来，学科的规模看上去壮大了，然而实际上，同一名目下两个专业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仍大致保持各自独立运作。对于这些行政方面的改变本文不准备多叙，仍然着眼于研究的领域。
首先，研究范围扩大了，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国际共运史被描述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所领导的一条单线发展过程，除此之外，一概被当作机会主义逆流加以否定。现在随着思想的开放和视野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世界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地位理应得到承认，并应认真予以研究。研究领域因此大大扩展了。除了历史问题继续受到注意之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也更多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这样一来，原来的国际共运史名称虽然由于实际原因而不能改变，但实际上已扩大为包括历史与现状的世界社会主义了，后者应当包括前者，但前者不能等同于后者。在这篇文章中，我仅仅是为了方便，才沿用了迄今学科划分中仍然使用的这种老说法。
1.2.3 秸秆沼气 秸秆沼气技术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经微生物厌氧发酵作用生产沼气的秸秆处理利用技术，有效解决秸秆直燃效率低[6]的问题，且副产品(沼渣、沼液)可作为有机肥料。按规模可分为户用秸秆沼气和秸秆联户沼气集中供气工程两类。目前，扬州市秸秆户用沼气及联户沼气利用秸秆量分别达到1.37万t和1.08万t，应用区域主要集中在仪征、高邮等地。
例一：关于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
人民网香港10月2日电(记者李海元)香港南丫岛撞船意外，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中30人在现场已证实死亡，8人送院后证实死亡。事件中，共有101人分别被送往5家医院，有4人伤势严重或危殆，有66人经已出院。
例二：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和变化，知识与学术界中出现了思想的分化。今天人们常常提到的国粹派、自由主义派、老左派和新左派逐渐形成，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内部，认识也各不相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际共运学科领域中也呈现出观点众多、五花八门的局面。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就俄国是否可能利用它特有的农村公社组织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论述在中国长期无人注意，但一旦在80年代晚期被一些学者挖掘出来并借此提出了看法之后[注]参看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学术界——特别是马哲史学界和科社与共运学界——的众多学者起而呼应，形成如下十分普遍的理解：马克思在这些书信中阐述了一种不同于先前他与恩格斯的“西方社会理论”的“东方社会理论”，从而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之路奠立了理论基础。很明显，这种理解有着非常实际的意图，即通过对马克思的这一解读，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证明。这种看法影响之大，一度充斥于各种刊物文章、专著甚至教材之中，几成定论。然而也有持异议者。他们认为：上述意见其实是基于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马克思的完整而真实的意思是：落后的俄国如果通过一场革命充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从而形成双方“互相补充”的局面，这时俄国村社才可能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什么与他先前理论不同的 “东方社会理论”；不能用片面曲解马克思的做法为后来的历史做注释。[注]参看吴铭：《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铭：《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光明：《关于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这场讨论旷日持久，迄今仍未结束。
水上安全通信是国家履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公约）的重要组成之一。多年来，航海保障通信管理部门承担着水上遇险安全值守、海上安全信息播发和海事监管支持等水上安全通信职责，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与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9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它还往往从属于第二国际及其后续历史的研究，现在则越来越扩展为一个专门领域了。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外部政治影响而一度显得沉寂外，社会民主主义的有关研究成果在90年代大量发表，其中颇不乏有分量的佳作。对历史问题——包括人物、事件、组织等——的研究是更加客观深入和实事求是了，当代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越来越形成了新的关注点。社会党国际所属的各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它们的理论、纲领、政策及其具体实施如福利国家等，都得到了更为客观的考察和评价。80年代已经有一批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文件集编译出版，90年代这方面有更多的书籍出现。就中我们指出两本编译文集：《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均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和1998年)，这两本书都包括了不少国外学者和政治家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文，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至于国内学者论述包括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西方左翼的成果，可以提到以下两本集体写作的著作：《激进、温和，还是僭越？》(陈林、侯玉兰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王学东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此外还有不少论述90年代在世界上曾经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的作品以及译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了。
例三：关于苏联问题。
王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领会好总原则、总目标、总要求、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重点任务，切实增强推动乡村振兴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清醒认识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面临的形势，进一步增强乘势而上信心、坚定攻坚克难决心。要认真履行人大职责，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把握监督重点，加强脱贫攻坚、海洋强省建设、农业农村环保工作监督，切实提高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展现新作为、新担当，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人大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于国际共运史与世界社会主义学界来说，是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最初的成果主要还是跟踪、纪实和时评性质的，有关文章至少数以百计，各类书籍和译作数量也颇可观。随后产生了不少试图对这一巨变归纳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的作品。苏联及东欧的情况由于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成为纯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在看待同一事变时，论者往往观点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以致扦格不入，引起热烈的争论。概而言之，关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有归结为外部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和内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背叛”说；有主因在于苏联经济长期没有搞好说；有苏共长久以来未能解决教条主义的思想失误说；有苏联失败的根源主要在于体制弊端说。反映了上述各不同观点而又流传较广者，可举出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等。
苏联历史问题始终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其中的主要问题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内战时期和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列宁晚期思想、20年代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模式以及二战后的苏联和苏共的发展，等等。十月革命是一个核心问题，只要深入探讨苏联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学术界便不能不对1917年这个起点进行反思。在总体上，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但不再无条件地赞美歌颂，而是对其历史的起因、思考及其历史地位进行深入思考。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这一革命的特殊性，并力图立足于这一特殊性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在这方面出现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注]参看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再如，当讨论对国际共运有巨大影响的斯大林模式时，是不能不遇到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题的。80年代的不少论文针对这一教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注]参看高放：《重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到80年代结束时，我国大多数专业学者中已经达成共识：这部《联共(布)党史》有着严重的错误，我国的思想解放必须以摆脱此书的思想束缚为前提。
引力模型的理论支撑来自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由于其原理简单，形式比较灵活，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调整或增减变量，自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来，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贸易流动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并能较好地测算贸易潜力，预测贸易集团的效果，鉴别贸易模式以及估算边界成本等[2].
另外还应提到的是，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对外交流方面，较之80年代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这里只须指出罗莎·卢森堡研究方面的进步就够了。80年代初，中国学者们通过与国外学者的接触和联系，开启了对卢森堡的真正研究。到了90年代，联系进一步加强。1994年，中央编译局与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此后又于2014年在广州召开了卢森堡国际研讨会。在这类国际性会议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日常经常交流中，中国学术界确实收益不少。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和变化情况错综繁杂，很难明确分期。本文仍大致以十年为界，先谈谈头十年的状况，偶尔必要时也延伸到此前此后。
80年代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在国际共运史界，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活动、生平事迹和各种革命战略和策略等。大致从八九十年代之交起，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某些时期的某些具体理论和政治主张，受到了特别的注意，直至形成热点，从而在包括共运学科在内的中国理论界中引起了长久的讨论。马克思晚年的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便是一例。
蒲琳回家和张盈盈吵架：“除了身材好，哪儿好看了？您穿成那样，又不是找对象！”没想到张盈盈笑得直不起腰来，末了说：“终于会说两句好听话了。不过找对象穿这样的衣服可不合适，太老气。”蒲琳生气，怎么沟通这么费劲呢，她干脆不说话，拒绝吃饭，张盈盈不跟她记仇，做各种好吃的端到她面前，蒲琳到底抗拒不了美食的诱惑。
瓦克化学亮相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出集团近年开发的前沿技术和产品。其中包括在汽车、航空航天、医疗和机械工程等领域拥有巨大应用前景的ACEO有机硅3D打印技术、可作为电活性聚合物用于智能穿戴产品和海浪能发电等工业应用的有机硅精密薄膜，以及可赋予口香糖个性化的颜色、形状和口味的口香糖3D打印技术。除了首次在华演示的有机硅3D打印和口香糖3D打印外，瓦克展台现场还配备了全息透镜，观众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了解有机硅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自80年代起便活跃在学术论坛上的老一代学者，这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贡献新作。社会民主主义领域中，殷叙彝在2007年出版了《民主社会主义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其中汇集了他在长期学术研究中所写的主要论文，其中涉及到这一主义的历史起源、概念演变、各个时期的理论与策略、各种派别、人物与思想以及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此后他再接再厉，又在2011年出版了《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版)。这两本著作可视为这一领域中老一代学人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苏联及当代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郑异凡出版了《不惑集》(2001年)和《史海探索》(2005年)；长期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专家周作翰出版了《求真思录》(2001年)；张汉清出版了《探索：张汉清文集》(2003年)；边鹏飞出版了《反思与求索——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若干问题研究》(2004年)；俞邃出版了《俞邃文集》(2005年)；周尚文出版了自选集《求真路上》(2014年)；李兴耕出版了《晚晴集》(2015年)；等等。专治苏联史的历史学家徐天新、柳植、叶书宗等也都出版了自己的专集。此外，属于中年一代学者的王建民出版的文集《十五年间》(2015年)，内容丰富，在许多历史与理论问题上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我对此书有很高评价，尽管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我与他有不同意见。
在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等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以思想活跃、大胆敢言著称的高放，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先后出版了九本文集，其内容广泛，时有思想闪光处，是他一生理论探索的结晶。黄宗良的《书屋论证》(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两本文集，收入他关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等领域中的众多论文，尤其对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官僚主义现象等问题给予重点分析，这两本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不小反响。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历史进程的著作。老一代著名理论家吴江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见解，读来富于启发性。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005年)两书，都通过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复杂矛盾和派别纷争，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演变提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此两书论述皆粗线条，但因其着力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大问题，并直接针对传统观念系统地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在学术界仍引起较大反响。黄宗良、林勋建主编《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肖枫著《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周尚文著《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韦定广著《“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任晓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似乎人人都知道、实则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上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富有新意。其他社会主义通史类著作和教材甚多，不能逐一列举了。
苏联历史研究继续向前。大量探讨具体问题的论文无法在此叙述(其实好的论文往往比思想贫乏、徒以篇幅而欺世的那类“巨著”更多学术贡献)，这里只提出若干值得重视的专著。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等主编的《苏联真相》(新华出版社，2010年)，对苏联兴亡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政治方面，有周尚文等的《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源方面，有马龙闪的《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郭春生的《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在中苏关系方面，有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等书。东欧方面，有沈志华主编、多位学者撰写的《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孔寒冰的《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在西欧社会党、共产党、“第三条道路”、西方新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等方面，也有不少论著。其中我们举出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所著的《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张世鹏的《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刘玉安的《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这些著作着眼于全球化时代，对资本主义的现状、“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工人阶级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林德山的《渐进的社会革命——20世纪资本主义改良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则从20世纪的大背景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领域的改革调整，由此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做了踏实细致的分析和理论总结，是这个大问题上的一部较有新意的著作。
其次，研究深度有进步。除了继续对各种运动、事件、人物的具体分析之外，一部分学者开始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若干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这其中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苏俄党内外的许多重要问题、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发展情况、苏联和东欧诸国解体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左派运动、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等。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研究的热点，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出现。关于以上所述，仍举如下数例以明之。
在亚非拉各种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研究方面，也有较显著的进展，出版了唐大盾等著的《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祝文驰等著的《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徐世澄的《古巴模式的“更新”与拉美左派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徐世澄主编的《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崔桂田、蒋锐等著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
在略述了以上成就之后，也不能回避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况：这一时期学术界中的不良风气逐渐滋长起来了。这种情况以前并非没有，但到了新世纪，浅薄轻浮之风日益兴盛，严谨踏实、认真求实的治学传统渐遭漠视，学术论著中的跟风跑、说空话、走捷径甚至转相抄袭……已经不是稀有现象，而这种不良之风，在往后的时期里是越来越狂躁了。
四
现在让我们转到最近七八年来的情况。这些年来，研究的方向进一步多样化了。人物、思想、思潮、事件、流派、国度以至总体性的研究，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些研究成果更加深入和细致了，视野也更加扩大了。各类论文发表的数量之大,无法列举，只得从略。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部头较大的著作和流传较广的高校教材。一些卷帙巨大的资料集也陆续出版了。另一个新的情况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一代学者逐渐淡出学术论坛，部分“40后”、“50后”和“60后”学者仍在岗位上，七十年代以后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登上前台，承担起了教学著述和学术交流的工作。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成为本专业的后起之秀。他们的某些著作在学术上有创见，有新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就我所熟悉的情况而言，例如郭洁的《悲剧与困惑：纳吉与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香港，2007年)和项佐涛的《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即是如此。两书都以“现实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敏感人物为研究对象，不仅对他们的政治生涯论述甚详，而且展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对他们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特别像研究吉拉斯这样以提出“新阶级”理论而著称的思想人物，必定触到苏式社会主义中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即“官僚主义蜕化”的问题。能够自觉承担这项重大使命并把书写到这样的程度，的确是一项应该称赞的功绩。但是，在我的视野中，这样有分量的成果还不算多。仅从这些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青年学者论文看，时政化趋势明显，对当下政策、文件或“重要思想”的学习体会之类往往占据很大部分，而在本学科仍需继续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上却少有佳作。
多卷本《苏联史》的出版是这一时期苏联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预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在2013年已出首批五卷，即第一卷《俄国革命》(姚海)、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郑异凡)、第四卷《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天新)、第八卷《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叶书宗)、第九卷《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作者均为这一领域有长期研究经验的专家，论述可说代表了当今苏联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以姚海写作的第一卷而言，史料的丰富，叙事的详细，立论的公正……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的认真负责，而这在当今普遍浮躁的时期尤其是值得称赞的。此外，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及当代转型，也得到了比以前更为充实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极多。至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左翼力量和社会运动……也都有许多研究，无法多谈了。
此外，四十年来共运史或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教材大量涌现，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中固有内容和形式均比较扎实，确实有助于学习者的，但也有不少转相袭用、观点陈旧，没有多大价值的。最近十几年来较好的作品，可以举出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黄宗良、孔寒冰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另外，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国内各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由原中央编译局四位学者分别撰写、已经出版过的马恩列斯的传记，现在经过较大的修改扩充，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本学科的学者们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作品，均不列举了。
还要专门谈谈四十年来对本学科发展十分重要的资料收集和翻译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编译并内部发行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即俗称的“灰皮书”)，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内学术界的开拓视野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批资料得以公开出版，从2008年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八本文选，包括了考茨基、伯恩施坦、饶勒斯、卢森堡、奥托·鲍威尔、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选编。80年代以来，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各个派别思想家的著作、纲领和文献汇编，蔚为大观。由沈志华主持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等历史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对于今人和后代来说，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国际共运史的史料汇编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在进行，中途曾因各种困难而搁浅，后来重又开始，从2011年起至今， 64卷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017年。已经出齐，这套卷帙浩繁的文献汇集了各个时期的大量文件资料，对于本学科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以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共运领域，或更确切地说，在世界社会主义领域中，成就是显著的和巨大的。如果以为如今仍然停留在此前几十年的老套路上，那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误解。在这一领域中真正的学者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以治学者的良心，严肃认真地推动着知识和思想的进步的。
中国考古认为：汉水要比长江黄河早七亿多年；人类繁荣起源：地球的北纬30度线为起步线；汉江之滨的陕西安康市幅员正在北纬30度左右，或为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的诞生地。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国际共运这个学科从来是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着的。许多问题都属于敏感区域，正因此每一进步都是来之不易的。上面所谈到的那些成就，往往需要经由长期的认真研究而获得，但一旦提出，极易招来各种固守陈说的、非学术的批评、指责和否定，发表或出版往往也遇到层层困难。这便产生如下情况：真正有价值、有见地的学术研究时常淹没在大量人云亦云、“炒剩饭”的庸常之作中间，而那些既缺少探索精神、又缺少学术分量的肤浅之作，反倒流行于市。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充斥着常识性错误、在明眼人眼中只不过是笑料的投机文字，居然可以被抬举成重要贡献，到处受到吹捧。这种情况败坏了学风，严重损害了国际共运研究的声誉，在许多人心目中留下了偏见甚至恶劣的印象，以为这一学科根本算不上学问，不过是一门无聊的“官房学”而已。相反相成地，如今在许多重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问题上，由既不了解真实历史、又没有基本学术素养的外行批评者们任意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壅塞于网络之上，不管他们所讲的东西多么荒诞不经，却往往受到但求“过瘾”、不问真假的人们的追捧。
“辣椒的到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与人文素养，特别是南方人的“辣饮食”更是改善了当地人的体质，使之更适应南方潮湿环境。”
在上述情况下，这一学科的维持和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往往因政治禁忌而让人望而却步，本属于这一领域的工作者们因个人前途黯淡而纷纷“逃离”。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各方面的真正理解和支持。但情况远非依靠“权”和“钱”去“造势”所能解决。学术发展有其自然的法则，重要的是需要这样一种条件，它使得学者们能够无所顾忌地本着对历史、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心，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门科学去不断求索。马克思坚决主张学术探索的自由与真诚，反对使科学研究的观点屈从于“各种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见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23页)。恩格斯也明确地提出：“科学越是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对学问本身的无私忘我的探求，才是真正的推动力。这个道理当然适用于所有的研究领域，但对本专业来说，尤其如此。
附记：这篇综述性文章，本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前夕接受下来的一项任务,大致撰写于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初。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年，学术界又有不少新成果问世，可惜本文已不能加以叙述了，希望日后能有机会续写。笔者既限于字数，又囿于孤陋，对四十年来学术界的丰富成果挂一漏万，多有遗阙处，尚祈学界同人谅解。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9)03-0031-10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9.03.005
收稿日期：2019-04-05
作者简介：张光明，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林日杖)
标签：苏联论文; 国际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这一论文; 马克思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56年4月~)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