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430077）
八百年的楚国历史，是楚国由弱变强最终又由盛变衰的历史，也是楚人立足于江汉，拓展四方，兼收并蓄的历史。越国兴起于春秋晚期，原是偏处东南一隅的小国，历经发展，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但是很快就衰亡了。楚国和越国的文化各具特色，与各自的历史渊源及发展历程有很大关系，与其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也不无关系。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怎样受异国影响甚至被同化，总会保留其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
一、楚国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概况
江汉平原是楚人先民生息之地，这一地区自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其间。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这一地区主要的代表文化就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溪文化的年代，距今6000年至5000年，以水稻种植的农业生产为主，渔猎等辅助经济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屈家岭文化晚于大溪文化，在这个时期，原始部落已经初步开发了这个地区，并且积累了一定的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汉水流域中上游地区则存在着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有联系而又不同系统的文化，如较早的郧县大寺遗存，基本上是仰韶文化的因素，彩陶风格也近似半坡阶段。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堆积的上部，“发现一些类似龙山文化的陶片，其中有泥质红陶的厚胎喇叭形杯，陶鬶残片及篮纹，方格纹陶片。”这些迹象说明南北文化的交流自古就一直进行着。
夏、商之际，长江流域的这个原始的文化系统序列中断，发生极大的动荡。从淅川下王岗二期起，就忽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在下王岗多层次的文化堆积中，既包含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又具有黄河流域某些陶器的特征。如相当于中原“二里岗”期的荆南寺遗址，“好像突然增加了大量外来因素，本地区的原有传统却似一下子被淹没掉。”江汉流域文化序列中断的年代与夏商之际季连部落南迁的时间相合，因此，这支来自黄河流域的力量，似与文献记载的楚人先祖移徙的足迹颇为符合，当为南迁的季连部落，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与当地居民结合起来，在继续开发这个地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荆楚部落和富有地方特色的楚文化。
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在中原地区，对荆楚地区只是松散的控制，或者说夏朝多次战胜南方苗蛮民族，也许因为缺乏文献记载，看不出夏代国家在荆楚地区是否实施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统治。殷商时期，殷王朝对荆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荆楚成为殷商王朝的南土方国，《诗经·商颂》中说“维女荆楚，居国南方”。殷商王朝对荆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强烈的影响，以致两周时期的楚国也带有殷文化的特色。在西周王朝“亲亲尊尊”思想的指导下，周王室对楚“因故地而封”，楚国在不断向先进中原地区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楚国虽然最后亡于秦，但秦是春秋时期建国，其享国时间远远比不上楚国。陆游在《哀郢》中说楚国：“远接商周祚最长。”楚在先秦诸国中是享国最久的诸侯国之一，也是疆域最大的国家，春秋时期曾与晋国南北分霸，然而最后却亡于秦国。这其中的历史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二、越国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概况
本文讨论的越国主要是指以于越活动地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越国。从地域上看，古时越国的范围，“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如蔑”，也就是说，越国的地域是以会稽为中心，其居住地包括今天浙江省境内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一带。
从考古学上看，我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应是于越先民最早创造的。早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的存在。到了新石器时代，在浙江境内又出现了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和杭州湾一带，距今约5000-6000年之间，前后延续约一千年。
随后在杭嘉湖一带又发现了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遗址。马家滨文化以浙江嘉兴马家滨遗址为代表，距今约6000-5000年，在地层和年代上基本是衔接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以青浦、崧泽遗址为代表，距今约5800-5200年。崧泽文化是一种承前启后的文化，它介于马家滨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在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在马家滨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和太湖附近，距今约5200-4300年。良渚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为主、多业为辅(特别是具有发达的制玉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它已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良渚文化在继承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用玉的传统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制作之精，都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一些大型礼器的出现，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个文化已“隐现国家的雏形”，露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总而言之，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是于越地区史前文化的主要源头，这些文化成为越国后来社会发展的基础。
于越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今本《竹书纪年》：“于越来宾”四字，说明在约公元前11世纪，于越已向周王朝缴纳贡品。也即从此开始，越国便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此后，有关越的记载不绝史书。如周定王三十七年(公元前940年)“周伐越”事件。到了公元前601年，《左传》中就有了越国情况的单独记载。不过在当时，越国对楚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后来，由于吴越地区沿海平原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加上吴国更接近先进的中原文化，吴国首先在钱塘江以北崛起，这样越国又成为吴国的附庸国。到了越王允常之时，越国开始谋求独立，摆脱吴国的控制，吴、越两国开始干戈相加，这就是著名的“允常初霸”。
允常之子句践，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国王，他在春秋战国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的动荡局势中，不仅个人能屈能伸、卧薪尝胆，而且对整个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举措，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弱小的越国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73年实现了灭吴雪耻的宏愿。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成为春秋五霸中最后一位霸主。在这一时期，大批人员从越国本土迁移到占领地，而且与被占领土地上原有的土著部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信仰、文化和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国的霸业延续了大约100年，这就是从公元前473年句践灭吴到公元前379年越王翳还都于吴这一时期，这是越国国势最为强盛的100年，可以说是“专制东方”。越国势力延伸之处，产生了重要影响。到最后楚灭越，越民族分散于各地，《汉书·地理志》载：“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越国虽被楚灭亡，但是越族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呈星散之势：部分越人还继续留住在被占领地区，保存着某些固有的信仰、文化和习俗；有的则侨居他乡，同时也带去了他们的某些信仰、文化和习俗，与其它地方土著部族固有的信仰、文化和习俗起着互为影响的作用。
楚国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制度上躐等破格、军事制度上独树一帜、经济制度上另辟蹊径，取决于它能发扬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恢宏通达的开放气魄和领异标新的创造意识。假定楚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不是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而是恪守诸夏的发展模式，那么，决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国。
越国相对落后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越人独特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形成了越人“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追，锐兵任死”（《吴越春秋》）的特点，从而决定了越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楚国及中原诸国的主流氛围不甚相融，这是越国霸业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越国文化对中原华夏文化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竹书纪年》载：周赧王时，“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中原王朝在造船业乃至水战方面吸收了越国的先进经验。越国灭亡以后，其文化仍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如越国人创制的方舟、戈船、楼船在秦汉两朝颇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