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究竟是科学(最低科学？)，抑或是伪科学，还是属于解释学的相关争论，只有在考察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哲学假设和独特认识论之后才能予以澄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哲学假设包括心理因果决定论和心理地形学模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是因果解释与解释学解释的统一，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是原始科学，既不是伪科学，也不属于解释学。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因果解释；解释学解释；人格再生
神经科学(neuroscience)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并没有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边缘化。因为在这两大研究领域中，对弗洛伊德思想(Freudian thinking)的各种扩展和精心阐发一直屡见不鲜。当代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甚至还重新包装了一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观点。[1]当然，人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持久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弗洛伊德毕竟提出了用以解释人类日常行为和临床心理现象的许多新概念——潜意识心理过程、自我欺骗、愿望满足机制，等等。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地位却一直备受争议，悬而不决。本文试图回顾并回应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地位构成挑战的几种主要科学哲学观，以维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科学地位。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地位的被剥夺与被低估
20世纪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猜想与反驳》中明确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通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爱因斯坦物理学理论的对比分析，波普尔说明了这两种理论的不同本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不可证伪，而爱因斯坦物理学理论则包含证伪风险。对此，波普尔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江帆今年36岁，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名建筑公司老总。江帆从某重点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和身为小学语文教师的吴霞相识。吴霞比他小两岁，江西新余人，身高170，肤若凝脂，长发飘飘。江帆对她一见钟情，随后展开激烈的爱情攻势。当年冬天，二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江帆心疼妻子上班辛苦，吴霞亦嫌工作无趣，索性辞职赋闲在家搞创作。
第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似乎适用于对每个可以想到的病例的解释。波普尔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了淹死一个小孩把他推入水中，另一个人为了拯救这个孩子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波普尔看来，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动力学(Oedipal dynamics)，那么这两个极端相反的事例都可以同样容易地得到解释：第一个人的行为源于对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压抑，而第二个人的行为则源于对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升华。因此，广而言之，人们不能设想有什么人类行为是不能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的。这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弊端就不在于它缺乏可证实性，而在于它缺乏可证伪性。
我发现我的朋友中那些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们，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它们表面上的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些理论几乎能解释发生在它们所涉及领域内的任何事情。研究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似乎都能产生一种理智上的皈依或启示，让你睁开眼睛看到对那些还没有开始接触它们的人们所隐藏着的新真理。一旦你的眼睛这样睁开了，你就会看到到处都是确证一个理论的实例：世界充满了对这个理论的证实(verifications of the theory)。不管发生了什么总归是对它的证实。它的真理因此是明显的；不信者无疑是那些不愿意看到明显真理的人们；他们拒绝看到真理，或者是因为它违反他们的阶级利益，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压抑仍然“未被分析”(un-analyzed)，并且迫切需要治疗。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的最大特征是连续不断的确证之流，连续不断的对理论证实的观察之流。……它使我开始明白这种明显的长处事实上正是它们的短处。[2]34
第二，爱因斯坦物理学理论则大为不同。根据引力理论，爱因斯坦预言遥远星体发出的光线在太阳附近变弯曲。显而易见，这种预言包含可能被驳倒的风险。
如果观察表明预言的结果肯定不存在，那么这个理论就直接被驳倒了。这个理论和某些可能的观察结果不相容(incompatible with certain possible results of observation)——这些可能的观察结果其实是爱因斯坦以前的每个人所预期的。这就和我在前面所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前面的情况是理论被证明与极端不同的人类行为相容，因此，描述任何人类行为，断言它不能证实这些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36
经过对比分析，波普尔认为一种经验陈述要成为科学的，它必须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证伪的可能性是决定一种经验理论作为科学的一般标准。因此，证伪原则是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这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就因为它的不可证伪性而被波普尔打入了伪科学(Pseudo-science)的行列。
波普尔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地位的这种挑战受到了乔菲(Cioffi,F.)和内格尔(Nagel,E.)的积极响应。这两位科学哲学家认同波普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是伪科学的基本观点，不过，较之于波普尔，他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可证伪的弊端的分析似乎更加具体化了：
对于不那么了解摩托车世界的人来说，Husqvarna是个很难发音甚至并不广为知晓的品牌。借着现在的机会，任何与Husqvarna有关的设计师都愿意介绍一下自己所服务的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品牌及其旗下的产品。
第一，方法论缺陷。弗洛伊德不但不能说明不利于他的理论主张的一些证据，而且还把不同的行为(或症状)看成是同一种本能冲动的不同表现，并借此来避免反驳。例如，婴幼儿性欲与成人神经症症状是明显不相关的东西，但是弗洛伊德却把它们联系起来，认为成人神经症症状的根源可追溯于个体婴幼儿时期的性经验，以及力比多的早期固恋。[3]第二，语言的模糊性或语言的不严谨。真正的科学理论受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支配。科学家必须按照观察语言来明确定义(至少主干)理论语言，其中协调定义(coordinating definitions)和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是必须的。否则，经验理论将不能带来(演绎)任何确定的观察结果。因此，遵守对应规则是科学理论可被证伪的必要条件。可是，尽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亦有其临床观察的经验基础，但是其中所充斥的大量思辨成分严重违反对应规则。因此，思辨成分的掺入使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象征和比喻的风格。[4]这样，语言的不严谨必然导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不可证伪。
当然，虽然如此，但是波普尔的证伪原则还是遭到了拉卡托斯(Lakatos,I.)的质疑。在拉卡托斯看来，经验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因为理论与观察结果之间的联系，通过作为中介的辅助假设实现。因此，如果理论预言被证伪，那么结论就是：要么理论是错误的，要么辅助假设是错误的。然而即便如此，一般仍然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保护理论免于反驳。只有当反驳事实突破辅助假设保护，直接指向理论的时候，这个理论才算被证伪了。[5]因此，支配理论与观察的对应规则严重简化了被检验理论与观察证据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如果人们接受波普尔的证伪原则要求，即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必须由它本身所做出的可被证伪的预言来决定，那么只有极少数理论才配享合法的科学地位。但是这样一来，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在获得发展的机会之前也就被否定掉了。
拉卡托斯对波普尔证伪标准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对早前迪昂(Duhem，P.)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某种继承。迪昂认为为了保护一个珍爱的理论(或其部分)，人们经常把反对证据重新指向与之相关的其它一些理论或它们当中的某些部分。因此，可证伪性在科学中并不重要，因为严格说来，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总是可以单独被检验的。[6]这样，按照迪昂的观点，波普尔关于可证伪性是科学合理性的检验标准的哲学阐明是不切实际的。这意味着波普尔指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是“伪科学”的论断并不公平。
不过，尽管如此，但是真正肯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地位的科学哲学家还是格林鲍姆(Grünbaum,A.)。格林鲍姆在波普尔与迪昂的两极端主张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的观点。格林鲍姆一方面认为可证伪性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并非如迪昂所言不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波普尔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原则是狭隘的，这种狭隘性源自于波普尔对归纳主义的完全抛弃。因此，在格林鲍姆看来，事实上，只有科学归纳法才提供真正的划界原则。一个经验理论，当且仅当它符合新培根主义(neo-Baconian)的控制研究标准，并且能够得到经验充分支持的条件下才是科学的。因此，一个经验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在于它是运用科学归纳法提出的关于经验世界的因果假设。[7]由于这种假设在原则上必然是可被证伪的，所以一个经验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决定于它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信度(credibility)。因此，鉴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主要是从临床案例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它的基本的科学地位不应当被剥夺。同时，也正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假设的归纳性质，所以它也并非如同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可证伪。事实上，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中，有不少理论假设是可以被证伪的——例如，弗洛伊德主张口腔性格与依赖、顺从、需要赞扬和悲观主义相联系，起源于过早断奶的婴幼儿时期的不愉快经验，等等。[8]137因此，波普尔指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可证伪的举证例子是刻意选取的，脱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本语境。退而言之，即使举例恰当，这种指责也不能覆盖整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8]134-135总之，通过对波普尔主义的反驳，格林鲍姆肯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科学地位。
即使这样，在格林鲍姆眼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也还是卑微的，充其量是最低科学(minimal science)：第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病原学假设(etiologic hypothesis)存在推理错误，也就是粗糙的假设-演绎的伪证明错误(fallacy of crude hypothetico-deductive psudo-confirmation)；[9]18第二，自由联想和移情分析受到了来自分析者先入为主的暗示的“污染”；[9]27 第三，从治疗实践看，分析者不能排除这种观点，即患者症状的改善可归因于治疗情境的“安慰剂效果(placebo effect)”。[9]20
与以上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究竟是科学，抑或是伪科学的争议不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独辟蹊径，另陈新说，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属于科学，而属于解释学(批判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临床实践，那么造成个体神经症的原因是在患者叙事中揭示出来的，包含人为造作成病的因素(例如，压抑)。因此，这种因果关系是属于“命运的因果关系(causality of fate)”，区别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可凭借解释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的途径，解除患者自我加诸(self-imposed)的致病原因，从而使其从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强制(神经症)中解放出来。[10]271
无独有偶，与哈贝马斯相呼应，保罗·利科(Paul·Ricoeur)也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属于解释学，把它看成科学是一种误解。因为梦、行为过失和神经症症状的因果解释可以更合理地被意义解释所取代。
通常，防御分析应先于对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分析。因为首先分析潜意识心理冲突会引发患者过早的移情现象出现，并导致移情性阻抗(transference resistance)发生，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来的阻抗。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防御是指一种使人避免与引起痛苦或焦虑的事物接触的内部心理过程，这种内部心理过程在治疗情境中表现为对治疗的抵制，故又称之为阻抗。因此，防御与阻抗不可分割，防御是人格内部原因，而阻抗则是外部行为表现。这样，防御分析连带阻抗分析，一般统称为防御-阻抗分析。防御-阻抗分析的实施步骤是首先让患者在回溯性叙事当中观察和识别自己的防御性心理过程的各种表现(例如，联想停顿、话题转移等)，然后在分析者解释的帮助下领悟自己是如何依靠防御机制将引起不愉快情感(诸如，痛苦、焦虑、愤怒、抑郁等)的潜意识心理冲突排斥在意识之外的，从而促使患者达成尽可能充分的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和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这里，分析者的正确解释和患者的切实领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患者的防御性心理过程和潜在心理内容并不在意识中显现，而在意识中显现的则只是它们暗中作用下的患者的回溯性叙事。因此，患者的回溯性叙事的真正意义不属于意识，需要经过分析者的正确解释才能引导患者领悟操纵他或她的回溯性叙事的幕后原因——潜意识防御机制及其所针对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因此，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看来，正是因为存在潜意识防御机制，所以它才迫使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不得不在改变本能过程(instinctual processes)的条件下达成某种妥协，神经症症状就是这种妥协-形成物(替代-形成)。因此，患者的潜意识防御机制是产生神经症症状的原因。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哲学假设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有两个基本哲学假设：一个是心理因果决定论，另一个是心理地形学模型。这两个基本哲学假设密切相关，互相支持，共同决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的认识对象——潜意识心理内容。
(一)心理因果决定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因果决定论否定意志自由论，主张心理事件(psychic event)和物理事件一样受因果法则支配。一般来说，因果决定论在自然领域是普遍成立的，但在人类历史领域是存在争议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分歧)。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则进一步将因果决定论推广到了心理领域。
心理因果决定论认为，在心灵中发生的事件就像在自然界中发生的事件一样绝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每个心理事件都受先前的心理事件的决定。因此，任何心理事件必然有其原因。如果不能在意识领域内找到导致某个心理事件的原因，那就只有假定存在不为意识所知的潜意识原因了。
③建立设施大棚集雨工程。小流域内有设施农业大棚膜面面积79.90 hm2，道路面积 6 hm2，可发展棚面与路面雨水利用。将生态园内温室大棚膜面雨水在排至地面前通过集流槽进行收集，并结合园内的天然沟渠及坑塘组成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回用至生态园内种植物的浇灌及景观生态用水。主要工程包括膜面集雨集流槽、大棚排水立管、排水槽、雨水入渗池等工程，年综合利用雨水13.13万m3（平水年P=50%）。根据2012年统计，设施农业大棚区2012年用水量为316 520 m3，雨洪利用工程可节约东半壁店小流域内用水的42%。
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经验会使我们突然遭遇(introduce us to)不知其来源的观念，以及不知其怎么产生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坚决主张每一个单独的心理活动必然是有意识的经验，那么这些意识活动就是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推断出来的潜意识活动插入其中，那么它们就能处于可证明的关系中。[11]429
因此，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看来，这种从当前不知所以的心理状态出发寻找其由以产生的潜意识原因的因果推论是能够得到广泛证实的：第一，正常人的梦，行为过失(舌误、笔误等)总是为主体所不知道的某种经验或愿望——潜意识活动(unconscious activity)——引起；第二，尽管神经症(特别是癔症)可能表现出了生理的症状，但是，导致神经症症状的真正原因却并不是生理因素(缺乏发病的生理基础)，而是潜意识活动。因此，正是基于因果逻辑的普遍必然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将潜意识概念引入了人们的心理生活，从而推翻了将意识与心理等同的哲学观点。因此，心理因果决定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基本哲学假设。
部队锅作为一种特殊的韩国料理，是韩国战争之后驻军文化的产物。传说当时由于物资短缺，在京畿道议政府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以从周边驻韩美军营地收来的香肠、午餐肉等食材为主料，加入辛辣的苦椒酱 （现在的韩式甜辣酱）和泡菜一起煮制火锅，后来发现非常美味，“部队锅”因此流传下来。部队锅经过了多次改良，还加入了拉面、年糕等材料，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如今竟成了韩国标志性的美食之一。
然而，尽管如此，可是潜意识活动毕竟不能直接观察，所能观察的只是作为其结果的主体表达出来的思想和情感，以及表现出来的行为或症状。潜意识活动正是从这些观察的结果中推论出来。这样，由于潜意识活动不在意识中显现，所以它只是一个从经验中推论出来的超验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将潜意识概念类比为相当于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概念。[11]430当然，尽管这种类比可能有助于人们理解潜意识概念，但终究不能经得住反抽象主义(anti-abstractionism)的批判。因为反抽象主义认为从已知的实在出发推断(extrapolation)超验概念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不合理的抽象(illegitimate abstraction)。[12]139因此，在反抽象主义看来，潜意识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尽管如此，但是反抽象主义彻底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线也存在着一定的极端性或偏颇，因为即使在严格的物理学中也同样存在用以描述或预测物理事件的概念工具的构造问题。例如，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概念就是数学构造的产物，它是借以描述经验现象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可以经验的事实。[13]因此，不应当排斥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推论概念。不过，问题的关键还不于此，而在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概念虽然不可以经验但能够得到数学证明的支持，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潜意识概念(至少目前)却达不到这种要求。因此，仅仅依据两个对象之间的表面相似性而进行的类比推理是无效的。有鉴于此，所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潜意识概念仍然需要满足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从而至少说明它在一定的操作条件下是可以(间接)显现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接着讨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另一个基本哲学假设：心理地形学模型。
修正后模型估计。使用eviews8.0软件，再次输入1990年至2014年的碳排放数量、碳交易金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用最小二乘法对公式(1)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二)心理地形学模型
从哲学上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地形学思考奠基于洛克的心灵观，因为洛克把意识空间化了。在查理德·罗蒂(Rorty,R.)看来，洛克的心灵观对心理科学的影响是持久性的，因为洛克的心灵概念“被牢牢纳入年轻的心理科学的术语系统中去了”。[14]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地形学模型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对洛克的意识空间化概念的一种深化和拓展。这种深化和拓展就表现在它打破了将意识和心理等同的哲学观点，主张在意识(Cs)表面以下还存在前意识(Pcs)和潜意识(Ucs)。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个著名比喻加以说明就是：大洋中的冰山本来十分巨大，但浮出水面的却只是冰山一角。意识相当于水面以上的小部分冰山，而前意识和潜意识则相当于水面以下的大部分冰山。尽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前后分别提出了关于心理生活的两个理论模型——心理地形学模型和心理结构模型，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心理结构模型也是按照“心理生活的空间的或地形学的概念”[11]700建构起来的。因此，心理结构模型又被称作“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12]138
心理地形学模型以心理活动能否得到显现(manifestation)为标准区分了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即只有当下显现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不能当下显现(潜伏)但有能力显现的心理活动是前意识的；由于存在压抑力量而不能直接显现的心理活动则是潜意识的。因此，尽管“前意识可能要比潜意识大大地接近于意识”，[11]698但是从心理活动不能直接显现的意义上却又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潜意识——只不过前者是描述的潜意识(unconscious in the descriptive sense)，而后者则是动力学的潜意识(unconscious in the dynamic sense)。
首先，心理地形学模型提供对于潜意识与压抑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在第一心理地形学模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压抑产生于存在于潜意识层次、甚至前意识层次之上，针对本能冲动的稽查机制的稽查作用，而在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则认为压抑产生于自我逃避神经性焦虑(阉割焦虑)的强烈动机。[11]842因此，尽管这两个心理地形学模型对于压抑的说明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它们对于何以存在潜意识的说明却完全一致：“一切被压抑物(therepressed)必然是潜意识的”(第一心理地形学模型)；[11]428“我们因此是从压抑理论中获得潜意识这个概念的。在我们看来，被压抑物是潜意识的原型。”(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11]698
因此，对于何以存在潜意识的问题，心理地形学模型所给出的回答是：之所以存在潜意识是因为存在压抑。只不过，在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仅认为被压抑物是潜意识的，而且还认为压抑力量也主要是潜意识的。因此，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将第一心理地形学模型所声称的潜意识系统予以重新分配，从而主张不仅全部的本我是潜意识的，而且大部分的超我和部分的自我也是潜意识的。
当然，远不止于此，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看来，潜意识范围广大，除了被压抑物和主要压抑力量以外，其中还包括人类种系演化史上的遗留物(a phylogenetic heritage)和人类种族祖先的原始幻想(primal fantasies)。然而，不管怎样，被压抑物及其压抑力量毫无疑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的首当其冲的认识对象。
其次，心理地形学模型提供对于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与派生物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从内容上来说，潜意识代表本能驱力(性欲与攻击欲力)，反映生物学实在(biological entity)。
基于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的建设成果，我们将混合式教学方式应用于2017年春季，面向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信息管理、计算机网络及物联网应用技术三个专业学生开授的“Java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修课学生为118人。课程结合笔者主持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在程序设计教学中的实证研究”课题，采用“智慧职教云”平台辅助教学并进行教学改革尝试。课程设计将课堂教学与云平台学习同步。学生自我学习和教师讲解异步教学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一个持续学习的环境，主要包含建构基于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的云平台学习环境设计、线上线下的课程内容设计、多元互动的学习活动设计以及多维度的学习评价方式等。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12]各地的新式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1912年沈钧儒在出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期间，对省内学校进行整顿，制订教育规章制度，强调：
如果我们现在致力于从生物学的观点考虑心理生活，那么作为心理与身体之间的边境概念的本能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能既是从有机体内部产生而进入心灵的刺激的心理代表，同时又是由于心灵与身体的关联而向前者发出的一种工作要求。[11]413
因此，本能驱力具备进入意识的强大力量，只是由于存在压抑力量才迫使它只能以伪装形式显现(潜意识派生物)。正常人的梦、行为过失，以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莫不如此，无有例外。因此，潜意识心理冲突在个体的心理、行为和症状之中发挥隐蔽作用。
为了对村镇规划质量进行不断的提升，相关部门应该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不断的强化，不但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针对管理人员定期组织培训活动，使其能够对相关培训活动进行积极的参与，此外，管理部门还要对激励机制加以落实，通过该项机制鼓励管理人员主动学习和提升，以此来推动高素质管理团队的建设，保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确保村镇规划建设质量。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按照文献分析所得的教师专业身份研究的主要三个版块作为将本文的研究框架：教师专业身份的概念；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判定教师专业身份形成的指标。
正是从潜意识心理冲突出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第一心理地形学模型中断言，凡是进入意识中的心理材料都不是潜意识本身，而是潜意识派生物。
我们必须声明潜意识不断向它的所谓派生物转化(the Ucs is continued into its called derivatives)，易于接受生命(本能——引者注)的影响，永远对前意识施加作用，即便如此，它自身也接受后者的影响。[11]437
同样，也是从潜意识心理冲突出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中主张，神经症症状是本能冲动的替代满足形式(潜意识派生物)。
因此，这种探索自我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伴随着患者的努力和焦虑(客观焦虑)。因为患者在与经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面临选择，而选择则考验患者的勇气和理智。P·蒂利希认为焦虑与勇气皆同存在息息相关，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P·蒂利希的看法是正确的，焦虑与勇气确实涉及人之生存所无法回避的作为根源性的“非存在-存在(nothingness-being)”。可是，不管多么艰难，只要坚持下来，回报是丰厚的。因为患者改变自我的结果是同时改变了他者或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与反应。因此，患者通过自由选择而打拼出来的真实人格能够赢得大多数他人的信任和尊重，甚至于喜爱。这样，患者在早年生活中所遭受的自恋创伤最终得到了修复，从而也消解了患者的那些想要不顾一切地证明自己的夸张冲动和行为。
因此，对于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与派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心理地形学模型所给出的回答是：潜意识派生物是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妥协-形成物。
最后，心理地形学模型提供使意识影响潜意识或使潜意识变成意识的方法论说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第一心理地形学模型中认为，通过对潜意识派生物的分析而揭示潜意识是使意识对潜意识产生影响的可行途径。
精神分析治疗基于意识对潜意识的影响，而结果表明，这至少并非不可能，但辛苦费力。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这两种系统之间充当调解者角色(act as intermediari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的潜意识的派生物却开辟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11]439
当然，尽管如此，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第二心理地形学模型中却更加重视语词表象(verbal images)的作用，并探索了借助语词表象作用而使潜意识变成意识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对自由联想提供的、与记忆痕迹(memory-residues)——以前是知觉——相应的语词表象系列的分析而使潜意识变成(前)意识。
语词表象的作用现在变得完全清楚了。通过它们的介入，内部的思想过程变成了知觉。[10]701
因此，对于如何使意识影响潜意识或使潜意识变成意识的问题，心理地形学模型所给出的回答是：凭借对潜意识派生物的分析，或者借助自由联想而使潜意识与语词表象发生联系。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看来，使潜意识变成意识的方法论不期然而然地与洛克的认识论(白板学说)会通了。
它俨然就是一个关于全部知识来源于外部知觉的这条原理的证明。[11]701
总之，心理地形学模型理论来源于洛克哲学启发，是对洛克心灵空间观及其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的思辨开拓，并试图通过这种开拓打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临床理论和技术方法赖以建立的基本框架——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
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
总之，因为潜意识防御机制是产生神经症症状的原因，所以克服潜意识防御机制能够缓解或改善患者的神经症症状。这个解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因果解释；而与此相应，在治疗情境中，患者的回溯性叙事及心理生活史的重构则构成解释学解释。解释学解释服务于因果解释，这两种解释是统一的。
疗效标准及结果：所根据的是MMSE。病人医治前后的分数值的差和病人医治前的积分值的比值。大于0.2说明病情很大的好转，小于0.2则是有了好转，小于0.12的病情没有变化。如果是负数那么病人的病情没有变好反而是变坏了。
(一)因果解释与解释学解释的统一
从心理因果决定论和心理地形学模型的基本哲学假设出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探寻导致个体神经症的潜意识原因。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看来，导致个体神经症的潜意识原因可以分成近因(proximal causes)和远因(distal causes)：对后来为本能驱力或者生活事件刺激所重新唤起的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压抑是近因，而对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压抑的历史起源则构成远因。近因和远因分别代表心理因果链条的末端与始端，从末端分析出发可以追溯始端。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十分重视对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经验的分析，因为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经验内含个体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压抑的原型。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经验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包括个体的早期创伤事件、本能冲动、幻想生活、对父母-他者(parents-otherness)的印象与记忆，以及艰难生活条件，等等。凡此种种造成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心理冲突，只是由于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自我弱小，以及面对父母权威或超我功能时所产生的神经性焦虑(neurotic anxiety)才迫使当时的自我不得不压抑这种心理冲突。因此，最初的压抑发生在个体的婴幼儿时期，是(潜意识部分的)自我在神经性焦虑的驱使下对个体的婴幼儿时期心理冲突的潜意识压抑。因此，个体神经症的模板(templates)是由个体的早期经验奠定的，后来发生个体神经症只不过是个体重复早期经验的当然后果。
因此，为了揭示形成个体神经症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压抑的历史起源，以及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使用自由联想技术。尽管患者的自由联想内容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但是患者的自由联想过程却受潜意识心理活动支配。因此，患者的自由联想内容是潜意识派生物，可作为分析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压抑的依凭材料。总之，通过患者的回溯性叙事而重构其心理生活史，并从中揭示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及其防御(压抑是防御机制之一)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作。
综上所述，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究竟是科学(最低科学？)，抑或是伪科学，还是属于解释学的纷纭争议，也许只有在考察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哲学假设和独特认识论之后才能予以澄清。
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如果患者不通过移情与移情分析途径而仅仅在理智上认识自己的潜意识心理冲突，那么这种认识是不具有治疗作用的。因此，移情与移情分析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的复杂性在前述争议中已经昭然若揭，无法否认。但是这种复杂性却并不是可以把它裂变为科学与解释学对立的理由，因为归根结底，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中因果解释(causal explanations)和解释学解释(hermeneutic explanations)是统一的。
一旦克服防御机制，那么有关患者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大量回忆就会涌入意识，患者的回溯性叙事也随之变得丰富起来，患者的心理生活史的版本也就跟着更改，不断接近真实。然而，尽管如此，可是克服防御机制却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如果患者长期使用某种防御机制，那么这种防御机制就会变成患者的性格防御(character defense)，十分顽固。因此，克服性格防御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根据患者提供的成长经历及其生活事件的线索追溯它的起源，然后再从根本上加以克服。这样，克服性格防御必然涉及揭露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的原型，即患者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最初认为患者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心理冲突产生于患者所遭受的创伤事件，但是后来又修正了这个观点，指出患者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并不一定产生于创伤事件，也可能产生于患者的潜意识幻想。尽管如此，但是患者的潜意识幻想作为心理现实(psychical reality)在神经症病原学上与创伤事件具有同等的作用。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后来在神经症后病原学上主张多因素论，甚至倾向于认为造成个体创伤的原因是个体的潜意识幻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文化因素。总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后来的神经症病原学多因素论不但使之偏离了早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模式，而且也为当代精神分析治疗关于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经验的相关争论埋下了伏笔。当代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学家声称：“最近的研究暗示婴幼儿时期的性虐待事件很可能要比以前所认识的更加普遍，只是有些个体也许事实上不记得了”。[15]108而另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学家则认为个体对过去事件的回忆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反映当前兴趣和冲突的重构，历史上的真实过去(historically true past)多半不可得。[15]103虽然这两种观点对立的争论似乎暴露了因果解释与解释学解释之间的冲突或张力，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经验中包含创伤因素。如果不排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的性创伤，那么比性创伤更加普遍的可能是自恋创伤。
伴随婴幼儿时期经验的恢复，患者的情感更加动荡不安，移情现象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移情是指患者对分析者的情感反应并不产生于治疗情境，而来源于患者以前形成的经验或幻想的心理现象。
一个我们被迫认识到的新事实名叫移情。我们的意思是指转移于医生的情感，因为我们不相信用治疗情境就能说明这种情感的起源。我们更倾向于怀疑这种早已准备就绪的情感另有来源；即这种情感先在患者心中形成，然后抓住治疗的机会而转移于医生。[11]628
这样，针对移情现象的移情分析与反移情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第二个阶段的工作。
由于在治疗情境中分析者保持中立，所以患者表达给分析者的情感其实是患者在重复自己对早年生活中的重要关系人的爱恋或敌意。因此，移情暴露患者早年生活中的潜意识心理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患者不自觉地忽视了现实的治疗情境而把爱恨无端地指向了当前的分析者。因此，移情符合潜意识冲动的无时间性(timeless)和易于产生幻想的本质，就像发生在梦境中的情形一样，患者把自己过去与重要关系人的情感经历当作是当前发生的对分析者的情感体验。总之，移情代表患者对分析者真实本质的歪曲性的知觉，起源于患者的过去愿望、心理表象、情绪反应模式，以及经验和幻想。
移情与移情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治疗作用。第一，移情使分析者能够了解患者过去的心理生活史，以及长期被压抑的情感与冲动；而移情分析(包括反移情)则对患者在治疗情境中重新经历的情感与冲动给予正确解释，从而帮助患者获得领悟。第二，移情使蛰伏在神经症症状中的心理能量(力比多)转移了出来并集中到了治疗情境中，从而起到缓解或消除患者的神经症症状的作用；而移情分析则把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转化成了正常(有意识)的心理冲突，并引导患者按照成人方式加以解决。
全部力比多与对抗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了一件事上，集中到了与医生的关系上；这样，症状被剥夺去它们的力比多就变得不可避免；代替患者的原始疾病而出现人工得到的移情，移情性错乱(the transference-disorder)；代替他的力比多的各种不真实对象而出现同样是幻想的医生这个对象。由这个对象而起的新斗争，便借着分析者的暗示被提升到表面，被提升到更高的心理水平，并且在那里实现为正常的心理冲突。由于新的压抑就这样避免了，自我与力比多的对抗结束；患者的心理恢复了统一。[11]634
然而，将我们刚才已经说到的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归因于防御过程，并把症状-形成的术语当作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的同义词会更加正确。[11]742
从系统内选人用人巡察的情况看，干部队伍专业不专，业务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业务骨干看不懂行业内基本数据，依赖中介公司提供服务。为此，全系统要强化干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锻造干部实践能力、实干作风。要以“百名业务能手”培育为载体，全面加强系统业务能手培养，实现全系统干部“综合素质优良、工作作风扎实，岗位技能熟练、工作优质高效，业务规程娴熟、实战能力强劲”的目标，不断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总之，患者对分析者的情感与冲动在根本上与分析者无关，而起源于患者在早年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或幻想，从而暴露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这个解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因果解释；而与此相应，在治疗情境中，移情被视为是患者与分析者的共同建构物(co-constructions)则构成解释学解释。解释学解释服务于因果解释，这两种解释是统一的。
从婴幼儿时期开始，患者就运用防御机制把发生在那个时期的心理冲突排斥在了意识之外，从而使之成为了潜意识心理冲突而与自我隔绝。这样一来，婴幼儿时期的力比多冲动便得以在脱离现实的潜意识幻想中寻求满足，并长久保持不变。因此，力比多充斥于潜意识幻想构成了神经症的发生基础。因此，通过克服防御机制而把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带入意识，并通过发生移情而让患者有意识地经验婴幼儿时期的本能欲望能够使患者的原始需求primitive demands)进入自我的支配范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患者的原始需求是俄狄浦斯欲望(oedipal desire)，而在科胡特自体心理学中，患者的原始需求则是自恋(narcissism)。然而，不论如何，患者的原始需求必须要在现实世界中满足，否则，患者无法恢复健康。尽管如此，可是曾经遭受过惩罚、甚至创伤的患者在当前面对自己的原始需求时，其自我仍然会产生阉割焦虑(弗洛伊德)或自体解体焦虑(科胡特)。因此，处理患者的神经性焦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第三个阶段的工作。
事实上，患者的神经性焦虑是患者颇为熟悉的情感经验。因为防御机制是针对神经性焦虑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克服防御机制的过程中患者必然会经常面对自己的神经性焦虑，并且要接受它的发作。尽管经过这种洗礼也能够培养患者的忍耐力和自制力，但是神经性焦虑毕竟代表一种非现实的知觉，因此，最终消除或大大减轻患者的神经性焦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当然目标，而达成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则是揭露患者的神经性焦虑的历史起源。
在压抑中，焦虑不是被新创造出来的；它是以已经存在的记忆图像为模式再现出来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寻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一般情感的起源——我们将离开纯粹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作为原始的创伤经验的沉淀物包含在心灵中，并且当相似情境出现时，它们将以记忆符号(memory symbols)的形式复活。[11]721
因此，通过分析者的正确解释而促使患者领悟自己的此时此地的神经性焦虑其实与当前现实无关(非客观焦虑)，而仅仅是一种过去经验残余(residuals of the past experiences)的再现而已。这个解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因果解释；而与此相应，在治疗情境中，患者的神经性焦虑体验及其澄清则构成解释学解释。解释学解释服务于因果解释，这两种解释是统一的。
(二)实践与认识的统一
毋容置疑，极大地消除或减轻患者的神经性焦虑使患者的被压抑的原始需求从根本上获得了解放。于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信由此而进入意识的原始需求可以受到患者的成年自我的控制，或者在现实条件下被改造了，或者被升华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不仅是武断的，而且过余乐观。因为所谓的成人自我概念是空洞的：患者只不过是在年龄上拥有了一个成人自我的名称，而患者的真实自我却仍然幼稚。因此，患者的成年自我在原始需求进攻面前实际上是虚弱不堪的。况且，不仅如此，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原始需求进攻同时也夺去了患者的工作兴趣，冲淡了患者的成人责任感。也就是说，患者的力比多退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由于患者此时觉得以前对超我的惩罚恐惧及其限制已经使自己错过了实现诸多人生梦想的机会，所以患者认为现在该是实现它们的时候了。尽管这种认识甚至还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但是患者所执着的这些人生梦想却毫无例外地具有力比多冲动的幼稚形式。例如，患者就像突然觉醒了似的发现自己本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原始自恋)，在忆及父母印象时隐伏自恋愤怒，并渴望通过干一番大事业来证明当年父母对自己的自恋需求缺乏镜像回应的历史性错误(自恋创伤后的报复冲动)。患者对自己青春期的苍白人生经历心有不甘，时常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上演理想爱情重新来过的白日梦(再版的俄狄浦斯欲望剧本)。总之，沉湎于力比多冲动的美妙幻想更加使患者感到当下的平凡工作，庸常生活是何等的乏味难当！因此，患者心潮澎湃，难以自持，像着了魔似的，已经无法安守本分了。总之，患者的力比多冲动正在驱使患者冲出成年人的人生轨道。当然，尽管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患者的理智却又强迫患者努力工作赚钱，承担家庭责任。因此，转移到意识中来的心理冲突的激烈程度让患者切实感受到了一种自身被撕裂的剧烈痛苦。因此，力比多与自我的对抗并没有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在进入患者的意识领域中结束，而是在患者的意识舞台上刚刚登场亮相了。因此，力比多退行的危险性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不难设想，一旦患者的自我承受不了这种被撕裂的痛苦而放弃理智，那么力比多退行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甚至灾难性后果。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因此，话说回来，正是在难熬的痛苦挣扎中坚守理智才锻炼了患者的理智能力，培养了患者的坚强素质。可是，即便如此，停留于此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力比多与自我的冲突或对抗终究需要解决，而解决的途径则是患者的人格再生。
正因为‘我’的欲望需要通过重构和升华才能获得解放，所以当分析结束时，‘我’仍然处在一种不断再生的状态。[16]
患者的人格再生是在对经验世界的开放中进行的，患者并不能预想自己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患者不可能再按照超我要求(理想自我)，以及再依靠防御机制来构造自己的人格面具了。患者只能在与经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尝试实现自我的潜能而探索自我的真相，并竭尽所能地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因此，通过自我革新和人格再造途径解决力比多的退行，以及力比多与自我对抗的问题应该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
毋须讳言，这种探索是投身于经验世界而没有理论准备的行动，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跃入未知的行动。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知识教条和任何宗教信仰都不是一拿来就管用的。因此，这种跃入未知的行动首先需要的不是其它，而是患者的勇气和创造性。
心灵的成长之旅需要勇气、主动性和独立的思想与行动。虽然先知的话语，以及恩典的帮助是可以利用的，但是你仍然必须独自经过这段旅程。没有老师携着你的手前进。没有预设的公式。[17]
症状形成确实能够终止危险情景。它具有两个方面：其一，隐而不显地造成本我的一些变化，凭借这些变化，自我避开危险；其二，显现于外的症状形成替代受到影响的本能过程(instinctual process)——也就是替代性形成。[11]742
不仅如此，而且这种修复将导致患者的对象力比多向自我力比多的复归，从而平衡了力比多在对象与自我之间的分配。因此，这种治疗结果就使关于患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到底是俄狄浦斯情结冲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还是自恋与自恋挫折冲突(科胡特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分歧再次被凸显了出来。撇开当代精神分析治疗的相关争议不谈，通观而言，这两种分歧理论是各有片面性的。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冲突同自恋与自恋挫折冲突事实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存在可以从中抽象出来的任何单纯形式。当然，尽管如此，但是科胡特自体心理学正确地揭示了造成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深层原因——自恋失败。因为自恋失败使大量力比多从个体的原始自恋中转移了出来，并被投资于最早的爱的对象(the first love-object)，从而激化了原本温和的俄狄浦斯情结冲突。因此，具有强烈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患者往往会表现出两极化的特征：一方面是不断地寻求理想恋爱对象，以及对理想恋爱对象的激情崇拜，另一方面是自爱的贫困化，以及自卑或低自尊。
因此，从倾注于爱的对象上撤出过盛的力比多而返回自我，不仅充实了患者的自我，从而使之保持独立和完整，而且还能使患者在发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同时具备区分自我和非自我的能力。不过，理智清醒也使患者更容易看出人性的某些不足和缺陷。因此，为了避免使患者的自恋走向极端，让爱欲力比多升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爱欲力比多的完全满足需要超越现实。当然，这种超越现实的爱欲力比多不是此前的爱欲力比多的幻想，而是当下的爱欲力比多的希望。希望根植于爱而又维护爱。因此，如果没有怀抱希望，那么爱就很容易失去。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爱的对象是完美的，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爱人、孩子、朋友如此；社会、国家亦如此。因此，倘若我们对一个爱的对象不再怀抱希望了，那么也就等于说我们不再爱这个爱的对象了，不再参与到促进爱的对象的成长或发展的活动中去了。因此，爱欲力比多的升华是精神之爱，或者说是摆脱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博爱。总之，经过以上这种脱胎换骨的人格再生，患者解决了自己从婴幼儿时期以来形成的潜意识心理冲突，从而变成了一个新的个体、一个心理健康的个体。
因此，综上所述，通过人格再生途径而解决力比多退行，以及力比多与自我冲突或对抗的问题贯彻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原则，亦即知行合一。
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本科学地位的重新评估
与认知-行为主义(cognition-behaviorism)疗法相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疗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理动力学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涉及患者的移情和人格改变，因此，它的疗效是肯定的。“与批评者的主张相比，心理动力学疗法的经验证据基础更加确凿 (e.g.,Leichsenring,Rabung,& Leibing,2004)，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缺乏疗效。”[18]因此，格林鲍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质疑可能只是妄测而已。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是伪科学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识论来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过程最终落实于因果解释。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波普尔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伪科学论断不能成立。事实上，波普尔指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不可证伪的举例说明是非常表面化的，缺乏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具体了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属于科学，而不是伪科学。
当然，尽管如此，但是乔菲和内格尔提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不可证伪的那些具体理由仍然需要加以针对性的分析。
（二）调查14个乡镇村防疫员的基本情况 从调查的情况看：共调查12个镇、2个乡，178个村，现有村级动物防疫员199人，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169人，占84.9%；高中或中专文化的27人，占13.6%；大专文化的 3人，占1.5%。其中40岁以下的20人，占10%；40～60岁的129人，占65%；60岁以上的50人，占25%。最大年龄的68岁。防疫员文化程度太低，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只占15.1%；年龄太大，40岁以下只占10%，60岁以上的占25%；待遇太低，合并村的最高的每月才290元,大安区一直执行的100元/月。
相对于一般的手术来说，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风险比较大，围手术期容易出现多种意外情况，当这类患者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手术风险会进一步提高，对手术的顺利进行产生不利影响[5-6]。对这类患者，做好围手术期的血糖控制工作至关重要，控制血糖水平是手术是否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做好血糖控制工作，手术后患者非常容易出现急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7]。针对这种情况，我院对诊治的部分患者实施了针对性护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护理效果。
第一，方法论缺陷问题。在乔菲和内格尔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涉及因果假设，可是由以得出因果假设的归纳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一般来说，因果假设的基本形式是：事件A因果相关地(必然或充分，或在统计学意义上)导致事件B。对于这种因果假设来说，考察A则B的实例是必要的，但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为此，必须考虑非A则非B的实例。因此，只有A则B与非A则非B两组实例结合才能支持A则B的因果假设。但是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神经症病原学假设来说，这种思维操作却并没有得到实现。如果A=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创伤事件，B=个体的成人神经症，那么经验证据在统计学意义上支持A则B，而不支持非A则非B——因为在统计学意义上同时存在大量非A但B的实例。因此，如果P=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幻想及其潜意识心理冲突，或者N=个体的神经生物学脆弱性(neurobiological vulnerability)，那么经验证据在统计学意义上同样支持P(或N)则B。因此，对于B而言，P或N均可取代A。换言之，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创伤事件、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幻想及其潜意识心理冲突，以及个体的神经生物学脆弱性均属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神经症病原学假设因素。总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神经症病原学假设来自于简单枚举归纳法(enumerative inductivism)，而不是科学归纳法，从而使之难于反驳。尽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神经症病原学假设权重于其中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幻想及其潜意识心理冲突，但是通过建构心理地形学模型而为此提供的元心理学的演绎论证却近乎形而上学的思辨，以致于格林鲍姆斥之为是“粗糙的假设-演绎的伪证明”。
第二，语言不明确问题。乔菲和内格尔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语言表述存在多义性，或者说模棱两可。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肯之论。例如，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本能这一术语就是多义性的，具有不同角度的内涵和意义。[11]413当然，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自己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弗洛伊德不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术语内容的不确定或改变有什么不妥。
然而，科学的进步甚至需要一定弹性的定义。物理科学提供了这方面的极好例证。在物理科学中，即使以定义方式稳固建立的那些基本概念也是经常被改变它们的内容的。[11]412
当然，不管弗洛伊德的辩解是否合理或能不能站得住脚，这也许是另外一回事情，但它至少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存在语言表述的意义不确定性。
因此，全面来看，尽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但是其中方法论的缺陷和语言表述的意义不确定性却又使之具有了逃避反驳的严重倾向。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严格的科学理论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充其量也只是原始科学(protoscience)。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原始科学与最低科学的含义差不多。只不过，前者暗示发展，后者表示定性。
当然，尽管如此，可是波普尔及其继承者的科学证伪主义毕竟受到了迪昂-拉卡托斯科学整体主义的极大挑战。因此，如果按照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主张而考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那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确实是由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硬核”的核心理论和作为科学研究纲领“保护带”的辅助假设及初始条件构成。因此，如果把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幻想及其潜意识心理冲突病原学假设看成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科学研究纲领“硬核”，那么它的“保护带”就是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因此，当“硬核”(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潜意识幻想及其潜意识心理冲突病原学假设)面临反驳时，可以通过调整或修改“保护带”(变换防御机制种类解释)而使它免于反驳或得到保护。例如，设若在治疗情境中，分析者已经形成了关于患者的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确定认识。如果患者不出所料地表现出了对父亲的敌意情感，那么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病原学假设则得到了个案的证实。可是，如果患者非但没有表现出来对父亲的敌意情感，反而对父亲尊重有加，深怀敬爱那又如何呢？显然，这种情况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病原学假设在此遭到了反驳。因为分析者可以根据对患者情况的切实了解，指出患者通过运用反向-形成防御机制已经把自己对父亲的真实情感排斥在意识之外了。
总之，如果波普尔及其继承者的科学证伪主义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科学性低估了，那么拉卡托斯科学整体主义是否又把它的科学性高估了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管怎么回答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都需要发展或改造，而发展或改造的途径则是与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合作。“精神分析假设可以在(例如)神经科学或认知心理学成果的帮助下进行检验和评估。”[9]xv
最后，也许需要指出的是，在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批评中，乔菲和内格尔，以及格林鲍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错误观点。例如，乔菲和内格尔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把婴幼儿性欲与成人神经症症状联系起来是逃避反驳表现的观点并不成立。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成人神经症问题起源于个体的婴幼儿时期心理冲突的残余(residue of conflicts from long ago)被孤立化(isolated)或被封存(encapsulated)，成人神经症症状只不过是这种心理内部冲突(intrapsychic conflicts)再次被激活的反映或表现。因此，成人神经症症状的根源可追溯于个体的婴幼儿时期的心理生活史。此外，格林鲍姆指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自由联想和移情分析受到了分析者暗示“污染”的观点也是一种误解或偏见。因为弗洛伊德明确写道：
只有他被告诉要在自己内心寻找的东西确实与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一致时，解决他的冲突和克服他的阻抗才能成功。[11]633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属于解释学
作为对科学证伪主义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驱逐出科学领域的一种反应，哈贝马斯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归属于解释学。当然，哈贝马斯这么做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毕竟涉及解释学应用。然而，即便如此，哈贝马斯由此而认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属于解释学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科学本质。
哈贝马斯之所以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属于解释学而不属于科学，是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所处理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自然条件下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为造成的因果关系(命运的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哈贝马斯认为压抑把原本属于意识领域的具有意向性关系的心理内容(心理冲突)转变成了潜意识领域的因果规律。[19]这样，由于压抑是主体的行为，而不属于事物的行为(behaviour of things)，所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实际上只处理主观的东西，并不涉及事实。因此，主观的东西只适用于解释学解释，而不能套用因果解释。显然，这种观点对于不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人们来说是很有道理的，可问题在于哈贝马斯对压抑的理解脱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语境。因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压抑主要产生于主体的潜意识动机。因此，尽管压抑是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主观行为，故可相当于事物的行为。因此，压抑造成神经症症状这种因果解释是能够成立的。退一步来说，即使主观的东西——例如，幻想——不是事实，但患者心中存在某种幻想，同时这种幻想对患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或者严重的影响却是事实。因此，对于这种情况，诉诸于因果解释并非不妥。总之，哈贝马斯借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只处理主观的东西而否定因果解释的合理性的主张站不住脚。当然，不可否认，不论压抑还是幻想，它们作为心理事件或心理状态在根本的意义上并非“硬事实(hardfacts)”——因为它们不可观察、不可测量、不可用数学语言精确描述、不可用标准的科学方法加以处理。然而，尽管如此，但是它们仍然与科学事实相当，差别仅在于它们只不过是人类心理世界中的事实罢了。因此，与其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属于解释学，不如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科学。
至于利科判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属于解释学而不属于科学的理由则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患者叙事；第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理论预设。
对于第一个方面，利科指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没有‘事实’，而相反地只有叙事的历史”。[20]显然，利科把叙事与事实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欠妥的，因为叙事与事实虽然有别，但可能存在联系，亦即叙事揭示事实。例如，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注意他或她的语言和行为可以知道——尽管不完全确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头痛，或者他们的焦虑和烦恼。同样，科学家通过注意地震，试管中有机物的组织，或来自遥远星体的光线的“语言”和行为可以揭示它们所表达的地质学、生物学或天文学的实在。因此，叙事并不必然与事实隔绝。易言之，叙事也可能彰显事实。
对于第二个方面，利科认为治疗者在治疗实践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患者的所谓心理事实(psychicfacts)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预设的影响，甚至“污染”，并不是独立的事实。当然，利科的观点也许并不错误，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不独心理事实如此，任何其它方面的事实亦然。如果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预设“污染”事实材料，那么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科学亦复如是。因此，倘若按照利科的逻辑，那么不仅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没有事实，而且在任何科学领域中也没有事实。这岂不荒谬？总之，即使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理论预设被认识，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切中关于世界的任何事实，而只不过是暗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人类概念图式所设定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物理科学全然无异。因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应当享有合法的科学地位，不必退求解释学来挽救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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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lyJustifyingtheBasicScientificStatusofFreudianPsychoanalysis
FENG Xiao-f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Yan′an University ,Yan′an716000 ,Shaanxi)
Abstract：As for whether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s a science(minimal science?),a pseudoscience or a hermeneutic ,we can only clarify it after examining its basic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and unique epistemology.The basic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nclude causal determinism and the topographical models of the mental activity.Freudian psychoanalytic epistemology is the unity of causal explanation and hermeneutic explanation as well as practice and cognition.Freudian psychoanalysis is a primitive science,neither pseudoscience nor hermeneutics.
KeyWords：Freud; psychoanalysis; causal explanation; hermeneutic explanation; ego-rebirth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5-0033-12
收稿日期：2019-06-05
作者简介：冯晓峰(1964—)，男，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冯志宏]
标签：弗洛伊德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潜意识论文; 患者论文; 心理论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