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新视角审读国有经济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赵健哲[1]（2020）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差异性一体化是一系列经欧盟条约规范所认可的,针对成员国合作权利与义务的差异化安排。随着欧盟成员的增加与共同政策的拓展,欧盟各主要政策领域内均出现了差异性一体化的表现。基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本文聚焦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试图通过分析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具体措施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以了解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现状、形成过程及影响,并判断该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是否具有特殊性。本文认为,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形成逻辑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成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是该逻辑被迁移至欧盟新兴政策领域的表现。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有别于该逻辑产生时的共同体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差异性一体化可能在三个方面显示出与既有差异性一体化的不同:第一,差异性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为成员间合作意愿差异;第二,差异性一体化的决策较少受共同体因素的影响;第三,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且难以判断二者之间的强弱程度。通过分析例外选择权、建设性弃权以及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三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具体表现,本文发现,例外选择权,作为欧盟在该领域内最早提出的差异性一体化措施,它的提出与应用过程与上述逻辑推论基本相符。在此后的建设性弃权实践中,虽然塞浦路斯启用该措施的动因与逻辑推论一致,但该国的决策过程受其欧盟成员身份的影响明显,并且此措施的启用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积极意义略高于负面影响。而在最新出现的永久结构性合作中,该措施与逻辑推论的三个特点之间均存在较大的区别: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用动因混合着宏观层面的合作能力差异与微观层面的合作意愿差异;它的决策过程与欧盟成员国对于共同防务政策的整体性合作意愿提升关系密切;该合作实施后对于欧盟防务合作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此前两类差异性一体化措施。上述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两个发展趋势:第一,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决策过程受共同体与共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第二,随着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差异性一体化措施的促进一体化作用越来越强。受此影响,差异性一体化在未来有望成为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一种长期性建设方式。但是,由于差异性一体化应对成员间异质性矛盾的方式是适应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未来仍需谨慎使用该措施,并注重防范差异性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分化合作的潜在风险。
陈丹[2]（2019）在《政府扶持视阈下吉林省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此背景下,国际服务外包产业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该产业链条式的连接技术、制造、服务、市场等各个环节的独特优势和强大能力,使其成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式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再布局的新动力。由此,世界各国政府纷纷把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提升本国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以及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佳模式之一,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其中,并争取主导地位。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看,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普及应用,以及“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体系促进”+“示范城市带动”双轮驱动模式的强力推动下,各类资源要素持续向现代服务业领域集聚。这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氛围,也为各地方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了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国。伴随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对各级政府部门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立足战略高度,建设和完善精准化、长效化、系统化的政府扶持体系已是当务之急。这成为如吉林省一样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借力于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所在。与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先进地区相比,虽然吉林省在该产业发展上起步时间较晚、成长速度缓慢、经验做法欠缺、政府作用力不强、政策扶持力不足,但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吉林省基本具备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后发优势条件。这一点从近年来吉林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呈现逐步增长的良好态势中可见一斑。吉林省各级政府应在充分利用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实施“互联网+”战略和“服务外包+”发展模式等国家级重大政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绿色、环保、节能、智慧于一身的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使其成为吉林省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取得实质进展”战略目标的新途径和新抓手。毫无疑问,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和吉林发展,吉林省各级政府在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上,就要做到政策扶持的精准化、长效化和系统化。其实,从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概念辨识和发展特点看,以及基于政府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而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从起步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赶超到跨越,均离不开政府扶持及政策保障。具体来说,政府在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应扮演方向上的引导者、制度上的供给者、环境上的营造者、服务上的监管者四种角色,并努力发挥出、发挥好这四种角色的应有职能和独特作用。以此为基点来审视,并基于各类调研成果以及参考科尔尼（A.T.Kearney）全球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GSLI）——财务方面吸引力、人力资源和技能、商务环境三个要素,作为综合衡量吉林省与成熟的全球服务外包目的地在政府扶持方面差距的尺度。可以看出,吉林省在政府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上,存在财务方面吸引力偏小、人力资源和技能不足、整体营商环境的欠佳三大突出问题。究其原因,吉林省在政府扶持该产业发展上,深受思维观念落后、政治生态欠佳、产业政策缺项、信息服务不足的影响,致使其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徘徊于缓慢增长的不佳状态,而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政府扶持视域看,吉林省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要优先抓住三个关键点。其一,增强财务方面吸引力。一要设立省级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二要调整现有省级扶持资金使用范围支持方向,确保资金使用效果;三要完善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金融扶持政策,挖掘产业融资潜力。其二,强化产业布局及人才技能。一要明确产业战略定位,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二要培育吉林服务品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三要提升从业人员技能,强化专业团队素质。其三,优化整体营商环境。一要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涵养健康政治生态;二要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规模;三要深化信息服务职能,加强政府保障力度。由此,为吉林省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以及为吉林省国际服务外包企业与国内外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展开市场竞争与合作,提供及时的、全方位的、高质量的政府扶持及保障,更好的促进和强化该产业发展,更好的发挥出发挥好政府作用、展现政府作为。
蒋保伟[3]（2018）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研究,增强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效性,完善高校人才培育模式,促进当代大学生实现健康、和谐、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研究、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在厘定和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科学内涵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状,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界定和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含义及发展历程,是研究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一项奠基工作。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是培育者在当代大学生先天遗传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和自身发展需要,以高校为主导,充分利用社会、家庭等资源,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最终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符合国家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过程。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从1978年至1996年的萌芽阶段、从1997年至2009年的初创阶段、从2010年至今的发展阶段等三个阶段。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包括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和政策法规依据。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素质的结构模型理论、职业发展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实依据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最后,本文分别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依据和法规依据。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二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三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得到发展;四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二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三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融合度和覆盖面不高;四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建设有待加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应从优化社会环境、高校高度重视、家庭氛围营造、个体素质提升等四个方面探讨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一是在优化社会环境方面,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执行力度;营造社会环境,提升育人功能;建立合作模式,形成培育合力;建立评价机制,提升培育质量。二是在高校高度重视方面,要加强管理体制建设,提供组织保障;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改善硬件设施;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推进专业融合发展;建立校内激励机制,调动参与者积极性。三是家庭氛围营造方面,要坚持健康教育观念,为孩子提升创业认知;营造家庭学习气氛,为孩子树立学习榜样;构建和谐家庭关系,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为孩子提供精神养料。四是在个体素质提升方面,要认识自我教育作用,增强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完善自我教育方法,加强认识反思调控过程;完善自我教育机制,促使内在矛盾有效转化;拓宽自我教育途径,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韩厚明[4]（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研究表明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兰颖[5]（2017）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现代性建构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哲学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是病态的、没有潜力的现代性。它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创造了生产力,但它也因为扭曲的“物化”逻辑而使人陷入了“自由”与“共同体”的双双阙如中。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共同体”中,“自我”自由与“他我”自由相对立,个体利益与共同意志相对立。“共同体”缺失了人作为“类”的“自由”与共同意志的联合。鉴于此,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被具有潜能的新现代性所取代和超越。新现代性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无产阶级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每一次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无产阶级挖掘和释放现代性潜力,重构现代性质性的重要过程。无产阶级对新现代性的建构过程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的批判与超越,也是无产阶级塑形自身现代性特性的过程。无产阶级最终会在一次次的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中推动“自由的共同体”成为现实的世界历史,从而完成现代性的重构任务,使现代性扬弃自身并面向未来。国际社会从诞生之日起便和资本主义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到世界市场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联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不仅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成为“虚伪的共同体”,它也使国际社会成为“虚伪的共同体”。国际社会内部,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意志相悖,国际贸易、政治安全、文化传播等一系列领域的国际制度和运行机制都缺失公平和正义。国际社会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生异化关系,导致了区域争端不断,国际贸易失衡,贫困和失业仍然是国际社会长期未解之难题。因此,无产阶级在推进“自由的共同体”的复归路上,“国际社会”必然成为无产阶级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建构自身现代性特性的重要场域。当然,在无产阶级还未实现扬弃自身的任务之前,还未实现“自由的共同体”以前,无产阶级就以“国家”为载体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与超越。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会成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力量。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便踏上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之路。改革开放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不仅顺利的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融合还开始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建构,并着力提升“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文化内涵。中国从站起来获取现代性身份,到富起来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制度与机制建设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既是中国一次又一次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框架下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的超越,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构自身现代性质性的创新。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看,“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框架下主体主义、理性主义仍然影响着国际社会结构和国际社会政治文化。同时,民粹主义复苏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又限制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社会整体表现为全球治理效能低下,经济全球化动力不足,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地区争端频繁,“黑天鹅”事件不断。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建构动力与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凝练集体智慧和磨砺集体定力,在国际社会中为中国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下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路径。新理念是中国解决国际社会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以及治理赤字的指导思想,它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放、包容、联动、创新”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理念以及“义利”协调、绿色发展、结伴对话为基石的新型国际交往理念。新路径是新理念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充分传播、形成反馈并在不断审视的过程中增强创新活力的有力保障。新路径包括塑造立体化国家身份、迈向“奋发有为”的国际事务参与态度、创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体系参与模式、构建“中国气派”的国际话语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四维一体”外交布局以及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新理念和新路径铸就了中国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的思想武器和实践武器,同时也锻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质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新内涵和新韵意。
陈波[6]（2016）在《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正在推进深化公安改革。在此过程中,有必要深入了解影响我国警察权变迁的主要因素。警察是国家强制力的垄断者,警察权有效性影响社会秩序,其合法运行影响公民的自由。本文梳理了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权利意识和科技发展几个方面对警察权的影响,整理出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的公安改革面临的问题。本文第一章分析了警察权的概念和属性。警察权具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警察作为政府的下属部门,更是国家作为“必要的恶”的组成部分,必然要维护政治制度,为政治服务;警察权具有公共性,其存在的价值在于社会公益,维护社会秩序。警察权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社会本身又对警察权具有型塑作用。警察会帮助社区内的民众完成职权范围外的事项,或者采用非法律手段维持社会秩序,以此确立自己的道德楷模形象。这种做法有利于提升警察的权威,获得民众的认同,警察权也要呼应社会的需求;警察是执法机关,其职权范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同时警察也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警察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警察权的法治化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法治程度。在警察权发展的不同阶段,警察权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会有所偏重,三者的平衡与再平衡的过程决定着警察权的变迁。新中国的警察权变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保卫阶段（1949年—1978年）,警察权主要是保障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维护政治秩序。因而警察权表现出了弥散性、偏重政治和法治程度低下的特征;第二阶段是警察权的调适阶段（1979年—1991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警察权表现出去政治化、专业化和法治化的趋势,但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仍然影响着警察权的运行。国家经常发起运动式执法应对社会问题;第三阶段是法治建设阶段（1992年—2002年）,自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警察权也随之进行改革。警察权的法治化目标得以初步确立,警察开始提升服务性,以此获得社会的认可;第四阶段是立法完善阶段（200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有关警察权的立法基本确立,指导思想也更加稳定,警察权的政治属性却有所增强。本文第二章分析了政治变迁对警察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的政治权威是个人魅力型权威,政党、政府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警察权也要维护这种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必然要对文革等若干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随后出现了个人魅力型权威分解的状况,国家必然而然地要寻找新的权威来替代个人魅力型权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理型权威就成为了不二之选。因而,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若干年内,我国的立法是重中之重。在执法方面,需要警察严格执法,更需要警察权增强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减少政治属性。国家的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管理逐渐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形成自治,弥补国家管理的不足之处。我国也逐步摒弃了大规模的运动式执法,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来应对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国家开始意识到合法性建设的问题,要求提升警察权的合法运行和有效性,借此赢得公众的信任。本文第三章论述了经济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势必要求限制公权力,以往计划经济中的平均主义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平等。产权保护、法律的稳定性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的资源垄断地位有所变化,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资源分配角色部分地被市场替代,政府的权威有所分散。越是经济条件良好的群体,越有可能通过市场途径保障自己的安全。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失序的加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导致原来的社会控制手段无法运用,熟人社会中的规则也逐渐失效。在社会结构层面,经济发展需要打破以往的身份制,个人通过财富的积累可以获得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另外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一旦不合理的贫富差距过大,很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的结果。这些问题导致警察的压力剧增,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非仅仅依靠警察就可以解决。这也说明,警察权本身并不能产生社会秩序,只能维护社会秩序。要想让警察权有效控制社会,更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本文第四章论述了公民权利意识转变对警察权的影响。社会发展导致权利保护意识逐步增强,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公安机关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数量排名第一的行政诉讼被告。在此情况下,警察滥权现象得到遏制。民众对于警察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警察权合法运行,还需要警察权有效性控制社会。这也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公众不仅要防范警察权侵犯个人权利,还要求警察权有效预防和打击侵犯合法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导致民众对警察权的监督有所增强。个人权利受损的时候,一旦公权力没有进行有效救济,他们很容易付诸维权行动,尤其是合法维权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公民很有可能采取更为极端的维权方式。在政府眼中,非法的维权行动是社会失序的表现,维稳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应对方式,警察权是一种强制权,警察在维稳中承担了主要工作,在实践中“稳定压倒一切”甚至成为公安工作的引导方针。与之同时,国家对于警察权的规范运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实体上,还体现在程序上。公民对程序性权利的重视,势必要求警察权的规范性有所提升。第五章论述了科技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科技发展导致犯罪手法进步,警察和犯罪分子之间存在博弈。警察要想有效控制社会,必然要掌握科技手段。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导致社会呈现出“双层社会”的特征,虚拟空间逐渐成为违法犯罪的场域,并且对现实空间产生影响。这种变化要求警察权的作用领域逐渐从现实空间扩张至虚拟空间。原来的社会治理手段可能无法发挥作用,警察无法有效地打击和防范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科技的发展同时意味着警察控制社会的手段越来越多,如果未能有效规制这些手段和方法,个人权利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如何制约和监督插上技术“翅膀”的警察权已然成为新的命题。第六章论述了警察权变迁对公安改革的启示。本次公安改革,试图提升警察的权威,将居民的安全感、满意度和警察法治作为重点内容。研究证明,居民的安全感与治安状况息息相关,对于犯罪的恐惧却与犯罪的发案率有关。当前公安机关存在的立案不实现象导致民众安全感降低,更会对公安机关的工作产生怀疑。居民的满意度与安全感是相辅相成的,同时还与民众内心的期待与警察工作的实际效果的落差有关。在群众路线原则和专群相结合方针的引导下,公安机关担负了大量超越职权范围的非警务活动。这些非警务活动可以增加民警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开展工作。但是,社会的变化导致民警很难再像以往那样积累社会资本,法治的健全使得在小圈子内的“约定俗成”无法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公安机关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导致警察不得不参与非法的消极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过多,导致大量的警力无法投入到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进而影响警察权的有效性,消极非警务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非警务活动过多对警察权合法性已经造成严重的阻碍。在公安改革中,应当适度减少与违法犯罪活动无关的非警务活动。我国的警察权法治化面临新的挑战,影响最大的就是政治因素。近年来,警察权有所强化,更需要在全国层面统筹国家安全领域中的警察权,未来地方政府对公安机关的领导权可能会有所弱化。警察违法行为与警察亚文化有关,更与社会的需求有关。公安改革本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警察权法治化应当考虑警察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
孙敏[7]（2015）在《媒介生态学视角下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03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启动,其中,图书出版业体制改革先行试点并迅速在全国范围正式展开。十余年来,随着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图书出版业快速发展,行业生态已经发生较大改变：集团化建设初具规模,出版社企业化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媒介技术发展推动传统图书出版转型升级,以数字出版为主体的图书出版新业态迅速发展,图书出版业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与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状况相比,新疆图书出版业目前体制单一,机制不活,传播效益不高,生态活力不足,生存瓶颈凸显。面对行业快速发展态势和新疆社会发展要求,新疆图书出版业迫切需要正视危机,解决问题,与社会环境相适应,满足新疆各民族文字受众群体多样化需求,提高自我生存发展能力。本文以媒介生态学理论关照新疆图书出版业生存发展状况。将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社会条件作为外环境,解读外环境各要素以资源供给的方式对新疆图书出版种群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图书出版社的组织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经营战略作为内环境,探讨内环境各要素对新疆图书出版有机体和种群建构生态系统食物链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内、外两个环境的考察,厘清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的资源要素,按照媒介生态系统生存发展规律,寻找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外环境资源供给优化策略、内环境生态位建构发展策略,以推动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为新疆图书出版业转型发展探索一条新的思路。本文分六个部分,导论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分五章,通过概述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外环境、内环境资源状况,分析存在的危机,提出发展对策。第一章回顾发展历程,总结种群生存特征。对应于我国图书出版业生态发展变化,与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适应,本文将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界定为1010-1077年组织建构阶段、1078-2000年内部机制改革阶段、200-年至今转型发展阶段共三个阶段。总结新疆图书出版种群的生存特征表现为：传播符号多元化、小众化,种群分布“大杂居小聚集”,生存方式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种群内向化、汉文图书出版种群外向化。第二章厘清外环境资源状况。影响新疆图书出版业生存的关键资源存在于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环境中,本论文通过探寻外环境在资金、受众、内容等关键资源供给方面与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所形成的密切关系,揭示新疆政治生态严峻、经济文化生态发展不均衡、技术生态落后的状况,以及这些外环境生态与新疆图书出版种群获取食物链资源之间的互动、共存关系。第三章厘清内环境资源条件。从新疆图书出版社体制机制、人力资源、经营特点、战略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新疆图书出版业内生态环境特点主要表现为：体制一元化,对政策资源依存度高,出版社内部资源配置从大众图书市场流向教材教辅和公益性采购项目两大主导性业务。第四章具体考察生态危机。由于关键资源中的政策因子激增,文化和科技等生态因子难以发挥效能,导致生态系统资源供给失衡,这种状况制约新疆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一元体制下食物链资源单一导致食物链闭环错位,民文图书出版受众生态位建构不足,汉文图书出版受众生态位被置换,公益性出版受众心理生态位建构失效,这些因素降低了新疆图书出版业自我生存能力和图书市场竞争能力。第五章提出内外环境优化策略。运用媒介生态学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外环境优化策略：建立动态平衡、“政事分开”的政策资源供给机制,对公益性出版项目的实施实行监督考核；图书出版社分类实施转企改制,重构公益性和经营性出版种群结构；加大市场配置资源力度,培育民文出版产业集群。提出内环境优化策略：实施内容生态位差异化,建立新疆品牌；推动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以互联网思维搭建平台,精准化满足各民族受众需求,建构受众生态位,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媒介技术推动下,图书出版业生态充满活力,内容生产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市场边界逐步扩大,媒介竞争愈演愈烈。通过进入图书市场建构受众生态位,探索一条符合图书出版业发展规律、适应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状况的发展道路,才能使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与社会环境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和谐的物质、能量转换关系,成为特色鲜明、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图书出版种群。
乔惠波[8]（2015）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尹达[9]（2015）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数字出版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与融合,数字出版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在国内俨然已成为新闻出版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引起了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吸引了众多资源的投入,产生了相应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截至2014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业整体规模已达2540.35亿元。而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因存在纠正市场失灵、满足产业结构变动、推进产业创新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等产业发展需求,产业政策是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亦是如此。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在从无到有、从有到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实质为一种政府引导行为,其目的是为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不断优化、产业竞争力与创新力的不断提升,加快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成长速度。然而,中国现行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制定是否科学、执行是否有力?实施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能否达到政府预设的各类目标?与数字出版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否匹配?这实为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是政府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研究需要从政策全过程视角对产业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界定,认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涵盖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产业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及产业政策在一定的经济、政治环境下实现预期产业目标的程度和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效应三个层面构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以政策科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政策文本分析、产业经济数据统计、问卷调研为基础,综合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实施过程以及实施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综合评判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程度,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首先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领域355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深度的统计分析,从政策总量、政策地区分布、政策时间分布、政策制定主体分布、政策内容要素分布等产业政策的内外部特征进行了定量化的研究,得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特征,即政策制定时间与制定主体的高度集中性、政策文本内容上的多整体性与少专门性、政策文本效力上的多规章性与少法规性、政策制定方式的多探索性与少确定性。其次,通过对政策评估理论、政策传播理论等文献回顾,在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话题实施先导访谈基础上,针对数字出版业界、传统出版业界、数字出版研究人员设计了《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调查问卷》,并通过在线调研的方式向数字出版相关领域的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发出了调查问卷填写邀请,共收回116份有效问卷。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的制定科学性及执行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机制与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具体表现在:具有较高决策参与意愿的大多数业界及学界相关人员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畅通地参与到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大型数字出版企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程度过大,而传统出版机构、专家学者、地方政府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无法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不同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不畅,存在各自为政局面。由调查结果分析得出,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播效果较好,政策受关注度较高,政策对象对政策内容的认知程度较高;但政策执行中却存在执行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政策执行的资源保障不到位、执行信息的反馈机制欠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执行有效性。再者,论文在占有大量实际的数字出版产业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综合相关经济评价理论,同时考虑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方法,从产业布局政策效应、产业结构政策效应、产业组织政策效应、产业技术政策效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产业布局政策效应方面,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资源配置效应不佳,政策对投资主体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政策的经济协调发展效应明显,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经形成,但基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产业结构政策效应方面,产业在新闻出版业中占比及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发展的政策目标实现程度不佳;产业国民经济贡献度较小,富有影响力的数字出版品牌建设效果不理想;产业整体规模发展趋势达不到政策目标要求;传统出版转型效果不理想,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在产业组织政策效应方面,产业政策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各细分领域的规模促进作用相差较大,对电子书产业、数字期刊产业的规模发展存在负面影响,对网络游戏产业的规模发展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对手机出版产业规模发展作用不明显,对互联网广告产业规模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各领域的市场集中度情况相差较大,电子书产业、数字报纸业领域,市场集中度较低,数字期刊、网络游戏领域则市场集中度较高;除手机出版、网络游戏及互联网广告领域利润率较高外,作为数字出版核心领域的数字内容生产企业利润率不容乐观,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利润率不理想。在产业技术政策效应方面,数字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网络游戏领域,产业政策对其海外销售收入有较大的促进和提高作用;通过对数字出版领域1798项专利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能力、技术转化能力不佳。在研究总结部分,论文结合对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评价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政策执行保障、政策效应提升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建议。
潘现伟[10]（2015）在《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科研活动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中大连市委党校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对论文的发表年代、作者、期刊和关键词等字段进行信息抽取和统计,之后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论文年代、作者、期刊及关键词等字段进行抽取和统计,并通过SPSS对高频关键词聚类,进而分析1983—2014年单位科研人员发文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作者发文情况、发文期刊分布及主要研究方向,以期为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参考信息。
二、用新视角审读国有经济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用新视角审读国有经济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差异性一体化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概念界定与演进逻辑 |
| 第一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内涵与形式 |
| 第二节 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及形成逻辑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及其实践 |
| 第一节 丹麦的欧盟政策 |
| 第二节 丹麦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例外权 |
| 第三节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丹麦“例外权”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设性弃权与塞浦路斯的实践 |
| 第一节 “建设性弃权”出台的背景 |
| 第二节 《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建设性弃权” |
| 第三节 塞浦路斯的建设性弃权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 |
| 第一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提出 |
| 第二节 《里斯本条约》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确立 |
| 第三节 “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对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第二节 差异性一体化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及其前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政府扶持视阈下吉林省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政府与市场的相关研究 |
| (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 |
| (三)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概念辨识及发展特点 |
| 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概念辨识 |
| (一)外包概念的辨析 |
| (二)服务外包的含义 |
| (三)服务外包产业的辨识 |
| (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界定 |
| 二、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特点 |
| (一)业务类型广泛 |
| (二)投资回报率高 |
| (三)吸纳就业力强 |
| (四)能源消耗较低 |
| (五)IT承载度较高 |
| 第二章 政府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与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 |
| (一)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维度 |
| (二)公共服务的理论维度 |
| (三)公共治理的理论维度 |
| 二、政府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角色定位 |
| (一)方向上的引导者 |
| (二)制度上的供给者 |
| (三)环境上的营造者 |
| (四)服务上的监管者 |
| 第三章 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实施检视 |
| 一、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总体政策评价 |
| (一)政府扶持的政策出台情况 |
| (二)政府扶持的主要规划考虑 |
| (三)扶持政策导向下政府角色 |
| 二、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实施成效 |
| (一)促进产业有序展开 |
| (二)提升产业承接能力 |
| (三)引导业务来源拓展 |
| (四)推动园区稳步发展 |
| 第四章 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一、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一)财务方面吸引力偏小 |
| (二)人力资源和技能不足 |
| (三)整体营商环境的欠佳 |
| 二、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存在问题的成因 |
| (一)思维观念落后 |
| (二)政治生态欠佳 |
| (三)产业政策缺项 |
| (四)信息服务不足 |
| 第五章 吉林省扶持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化选择 |
| 一、增强财务方面吸引力 |
| (一)设立省级专项资金调整资金使用支持方向 |
| (二)完善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金融扶持政策 |
| 二、强化产业布局及人才技能 |
| (一)明确产业战略定位 |
| (二)培育吉林服务品牌 |
| (三)提升从业人员技能 |
| 三、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
| (二)推进产业园区建设 |
| (三)深化信息服务职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后记 |
（3）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概念界定及发展历程 |
| 2.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创业的含义 |
| 2.1.2 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 |
| 2.1.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含义 |
| 2.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发展历程 |
| 2.2.1 萌芽阶段(1978-1996年) |
| 2.2.2 初创阶段(1997-2009年) |
| 2.2.3 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第3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主要依据 |
| 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理论依据 |
| 3.1.1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3.1.2 素质的结构模型理论 |
| 3.1.3 职业发展理论 |
| 3.1.4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
| 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实依据 |
| 3.2.1 创业素质培育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
| 3.2.2 创业素质培育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要求 |
| 3.2.3 创业素质培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 |
| 3.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依据 |
| 3.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依据 |
| 3.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法规依据 |
| 第4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现状分析 |
| 4.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
| 4.1.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设计 |
| 4.1.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的实施 |
| 4.1.3 样本高校的特征描述 |
| 4.1.4 样本学生的特征描述 |
| 4.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积极成效 |
| 4.2.1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
| 4.2.2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
| 4.2.3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得到发展 |
| 4.2.4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受到关注 |
| 4.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存在的问题 |
| 4.3.1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
| 4.3.2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 |
| 4.3.3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课程融合度和覆盖面不高 |
| 4.3.4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实践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 4.4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4.1 社会因素 |
| 4.4.2 学校因素 |
| 4.4.3 家庭因素 |
| 4.4.4 个体因素 |
| 第5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的对策 |
| 5.1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发挥环境育人功能 |
| 5.1.1 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执行力度 |
| 5.1.2 营造社会环境,提升育人功能 |
| 5.1.3 建立合作模式,形成培育合力 |
| 5.1.4 建立评价机制,提升培育质量 |
| 5.2 挖掘校内教育资源,发挥高校主体作用 |
| 5.2.1 加强管理体制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
| 5.2.2 重视校园环境建设,改善硬件设施 |
| 5.2.3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
| 5.2.4 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推进专业融合发展 |
| 5.2.5 建立校内激励机制,调动参与者积极性 |
| 5.3 营造家庭教育环境,发挥家庭基础作用 |
| 5.3.1 坚持健康教育观念,为孩子提升创业认知 |
| 5.3.2 营造家庭学习气氛,为孩子树立学习榜样 |
| 5.3.3 构建和谐家庭关系,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 |
| 5.3.4 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为孩子提供精神养料 |
| 5.4 提升主动自觉行为,发挥自我教育作用 |
| 5.4.1 认识自我教育作用,增强大学生主观能动性 |
| 5.4.2 完善自我教育方法,加强认识反思调控过程 |
| 5.4.3 优化自我教育机制,促使内在矛盾有效转化 |
| 5.4.4 拓宽自我教育途径,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A：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调查问卷 |
| 附录B：当代学生创业素质征求意见表 |
| 附录C：访谈提纲(一) |
| 附录D：访谈提纲(二) |
| 附录E：访谈提纲(三) |
| 附录F：访谈提纲(四) |
（4）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现代性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3 论文结构及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展望 |
| 第二章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现代性建构之合法性阐释 |
| 2.1 现代性的出场 |
| 2.1.1 现代性的指涉和特点 |
| 2.1.2 多元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 |
| 2.2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
| 2.2.1 马克思对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哲学批判 |
| 2.2.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 2.3 马克思对现代性重构：“自由的共同体” |
| 2.3.1“自由的共同体”的蕴意 |
| 2.3.2“自由的共同体”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国际共同体 |
| 2.3.3 推进国际共同体的现实方案：无产阶级的批判与超越 |
| 2.4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指涉 |
| 2.4.1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原则 |
| 2.4.2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目标 |
| 第三章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梳理 |
| 3.1 获取现代性身份：中国独立自主踏上国际舞台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取现代性身份 |
| 3.1.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巩固现代性身份 |
| 3.2 初步探索现代性建构：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融合 |
| 3.2.1 国际政治新主题：“和平与发展” |
| 3.2.2 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方式：“对外开放” |
| 3.2.3 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态度：“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
| 3.3 进一步探索现代性建构：中国展现建构国际社会的能力 |
| 3.3.1 经济维度：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 |
| 3.3.2 政治维度：“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 |
| 3.3.3 价值维度：“和谐世界”理念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新境遇 |
| 4.1 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
| 4.1.1 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 |
| 4.1.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 |
| 4.1.3 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 |
| 4.2 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 |
| 4.2.1 主体主义形成“中心—外围”闭合型国际社会结构 |
| 4.2.2 理性主义渲染“强国必霸”和“零和博弈” |
| 4.2.3“人道主义”干预遭遇异化新态势 |
| 4.2.4 民粹主义复苏和逆全球化思潮出现 |
| 4.3 中国面对难得的国际机遇 |
| 4.3.1 全球治理危机呼唤“中国方案” |
| 4.3.2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期盼新型国际关系 |
| 4.3.3 亚洲区域合作组织提升合作平台效能的需求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新理念 |
| 5.1 推进国际政治文化认同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
| 5.1.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来源 |
| 5.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旨归 |
| 5.1.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 |
| 5.2 呈现“时代华彩”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新理念 |
| 5.2.1 对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性判断 |
| 5.2.2 开放包容推进互利共赢 |
| 5.2.3 联动创新加速增长活力 |
| 5.3 彰显“中国智慧”的国际交往思路 |
| 5.3.1“义利”协调推进国际正义 |
| 5.3.2 绿色发展保障可持续性 |
| 5.3.3 结伴对话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建构的新路径 |
| 6.1 塑造立体化的国家身份 |
| 6.1.1 学习型大国身份 |
| 6.1.2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身份 |
| 6.1.3 负责任大国身份 |
| 6.2 迈向“奋发有为”的国际事务参与态度 |
| 6.2.1“奋发有为”国际事务参与态度的先决条件 |
| 6.2.2“奋发有为”国际事务参与态度的实现方式 |
| 6.2.3“奋发有为”国际事务态度保障国家核心利益 |
| 6.3 创设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国际体系参与模式 |
| 6.3.1 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新型模式：创新合作与逐渐示范 |
| 6.3.2 参与国际安全体系的新模式：全面建设与深入落实 |
| 6.3.3 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新模式：多维创造性参与 |
| 6.4 构建“中国气派”的国际话语体系 |
| 6.4.1“中国道路”为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 |
| 6.4.2“融通中外”为导向的学术话语 |
| 6.4.3“言之成效”为目的的话语宣传 |
| 6.5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6.5.1 互联互通促成新型全球化 |
| 6.5.2 海陆两翼铸就新型大国 |
| 6.6 实践“四维一体”外交布局 |
| 6.6.1 核心：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关系 |
| 6.6.2 重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 6.6.3 基础：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及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 6.6.4 支撑：打造中欧四个伙伴关系 |
| 6.7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
| 6.7.1 国家安全道路的独立性 |
| 6.7.2 国家安全道路的总体性 |
| 6.7.3 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共生性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资本主义现代性迷途与中国现代性弘途 |
| 7.1.1 资本主义现代性迷途：采用“逆全球化”方案 |
| 7.1.2 中国现代性弘途：做世界历史的自觉推动者 |
| 7.2 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7.2.1 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物质基础 |
| 7.2.2 现代性建构的渐进性与示范性相长 |
| 7.3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构建“自由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 |
| 7.3.1“自由的共同体”内涵“命运”与”利益”的一致性 |
| 7.3.2 中国现代性建构追求“命运”共同与“利益”相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6）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警察权及其在新中国的主要阶段 |
| 第一节 警察权概念及属性 |
| 一、警察权的界定 |
| 二、警察权的属性 |
| 第二节 新中国警察权的嬗变 |
| 一、政治保卫阶段（1949—1978） |
| 二、调适阶段（1979—1991） |
| 三、警察法治建设阶段（1992—2002） |
| 四、警察权的立法完善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章 政治演变对警察权的影响 |
| 第一节 顶层设计的转变 |
| 一、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变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 |
| 一、从管理到治理 |
| 二、运动式执法的式微 |
| 三、依法治国的兴起 |
| 第三节 统治合法性的追求 |
| 一、警察权滥用对政府合法性的损害 |
| 二、将警察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
| 三、警察权需要赢得公众信任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公权力限制 |
| 一、经济发展需要法治保障 |
| 二、产权保护限制警察权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对政府管理的挑战 |
| 一、权威的分散 |
| 二、社会失序加剧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 |
| 一、社会阶层流动增加 |
| 二、贫富差距增大 |
| 第四章 公民权利意识转变对警察权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众对权利保障需求的提升 |
| 一、“讨个说法”的流行 |
| 二、警察权规范运行以应对公众 |
| 三、民众对警察权有效性的需求 |
| 第二节 权利意识导致对警察权监督增强 |
| 一、权利意识导致不信任警察权 |
| 二、维权增多导致维稳力度的加剧 |
| 第三节 权利保障要求警察权透明 |
| 一、警察权与个人权利的矛盾性 |
| 二、“看得见的正义”成为追求目标 |
| 第五章 科技发展对警察权的影响 |
| 第一节 科技进步是双刃剑 |
| 一、科技进步意味着犯罪手法进步 |
| 二、警察权必须适应科技进步 |
| 第二节 执法手段的高科技化 |
| 一、“向科技要警力”的兴起 |
| 二、社会控制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
| 第六章 警察权变迁对公安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警察权威的构建 |
| 一、公众的安全感 |
| 二、公众的满意度 |
| 第二节 警察权的职权重构 |
| 一、警务指导理念的转变 |
| 二、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 |
| 三、非警务活动的缩减 |
| 第三节 警察权的法治化 |
| 一、政治属性对警察权法治化的影响 |
| 二、社会属性对警察权法治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谢辞 |
（7）媒介生态学视角下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媒介生态学研究概述 |
| 1.2.2 图书出版业发展研究综述 |
| 1.2.3 媒介生态学视角下图书出版业发展研究概述 |
| 1.2.4 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和新疆图书出版业研究概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1 媒介生态系统及媒介环境 |
| 1.4.2 媒介生态因子和媒介的环境适应性 |
| 1.4.3 媒介生态位 |
| 1.4.4 媒介生态系统食物链 |
| 2 新疆图书出版业概况 |
| 2.1 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历程 |
| 2.1.1 组织建构阶段：1950年——1977年 |
| 2.1.2 机制改革阶段：1978年——2005年 |
| 2.1.3 转型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 |
| 2.2 新疆图书出版种群特征 |
| 2.2.1 传播符号多元化、小众化 |
| 2.2.2 个体分布“大杂居小聚集” |
| 2.2.3 种群生长的内向化与外向化 |
| 3 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外环境分析 |
| 3.1 新疆图书出版业的政治生态环境 |
| 3.1.1 新疆的政治环境与图书出版业生态 |
| 3.1.2 政治生态影响新疆图书出版业价值定位 |
| 3.2 新疆图书出版业的经济生态环境 |
| 3.2.1 新疆区域经济生态对图书受众资源的限定 |
| 3.2.2 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制约图书市场要素的形成 |
| 3.3 新疆图书出版业的文化生态环境 |
| 3.3.1 多元文化并存的新疆文化传播生态 |
| 3.3.2 文化生态平衡语境下的图书内容资源积累 |
| 3.4 新疆图书出版业的技术生态环境 |
| 3.4.1 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技术生态 |
| 3.4.2 新疆多民族文字出版技术生态 |
| 4 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内环境分析 |
| 4.1 新疆图书出版业经营特点 |
| 4.1.1 政府主导项目的公益性出版管理机制 |
| 4.1.2 各文种图书市场的事业部制管理机制 |
| 4.1.3 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的自办发行机制 |
| 4.2 新疆图书出版业内容生产特点 |
| 4.2.1 公益性项目对内容生产发挥示范效应 |
| 4.2.2 区内业态变化推动品牌生产两极分化 |
| 5 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危机考察 |
| 5.1 生态因子获取失衡 |
| 5.1.1 偏重政策资源延缓市场化进程 |
| 5.1.2 忽视受众分析缺乏精准定位 |
| 5.1.3 公益性图书的受众到达率低 |
| 5.1.4 图书出版创新能力不足 |
| 5.2 一元体制下图书出版系统食物链闭环错位 |
| 5.2.1 事业体制下食物链资源单一化 |
| 5.2.2 脱离大众市场导致食物链闭环错位 |
| 5.2.3 食物链形态影响图书出版生态系统稳定发展 |
| 5.3 图书出版种群生态位建构失效 |
| 5.3.1 民文图书出版种群受众生态位宽度狭窄 |
| 5.3.2 文图书出版种群生态位被置换 |
| 5.3.3 新兴出版种群生态位建构滞后 |
| 6 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策略 |
| 6.1 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外环境改善策略 |
| 6.1.1 建立绿色平衡的政策资源供给机制 |
| 6.1.2 完善公益性出版传播机制 |
| 6.1.3 推动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
| 6.2 新疆图书出版业生态系统内环境优化策略 |
| 6.2.1 民文图书受众心理生态位建构策略 |
| 6.2.2 民文图书出版集群策略 |
| 6.2.3 汉文图书内容生态位差异化策略 |
| 6.2.4 汉文图书出版的品牌竞争策略 |
| 6.3 媒介融合环境下食物链资源扩展策略 |
| 6.3.1 数字出版新业态的食物链资源结构 |
| 6.3.2 新疆图书出版业数字化资源聚合策略 |
| 6.3.3 新业态培育民文图书出版成为广适性种群 |
| 结语：新疆图书出版业可持续发展路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所有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2.1 制度和经济制度 |
| 2.1.1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 |
| 2.1.2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
| 2.1.3 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分层 |
| 2.2 产权概念 |
| 2.2.1 马克思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2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 2.2.3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概念的异同 |
| 2.3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1 所有制的内涵 |
| 2.3.2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3.3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3.4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个人所有制 |
| 2.4 所有制、产权和基本经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
| 第3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演变及启示 |
| 3.1 苏联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 |
| 3.1.1 列宁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
| 3.1.2 斯大林时期单一公有制的形成及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
| 3.1.3 苏联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及苏联解体的原因 |
| 3.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 |
| 3.2.1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过程 |
| 3.2.2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原因 |
| 3.2.3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影响 |
| 3.3 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启示 |
| 第4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理论分析 |
| 4.1 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 |
| 4.1.1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 |
| 4.1.2 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结构 |
| 4.1.3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 |
| 4.2 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及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2.1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的原因 |
| 4.2.2 八大前后对所有制结构新的认识 |
| 4.2.3 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
| 4.3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 |
| 4.3.1 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4.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改变 |
| 4.3.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起步及进展 |
| 4.3.4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阶段划分 |
| 4.4 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理论分析 |
| 4.4.1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 |
| 4.4.2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 |
| 4.4.3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发展线索 |
| 4.4.4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 |
| 第5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
| 5.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 5.1.1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 5.1.2 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争论 |
| 5.1.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基本经济制度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
| 5.2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
| 5.2.1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分析 |
| 5.2.2 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 5.2.3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
| 5.3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5.3.1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5.3.2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理论依据 |
| 5.3.3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 第6章 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分析 |
| 6.1 政治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1.1 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内在关系 |
| 6.1.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决定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方向 |
| 6.1.3 政治体制改革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作用 |
| 6.1.4 政府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影响 |
| 6.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作用 |
| 6.2.1 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的互动关系 |
| 6.2.2 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统一性 |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协调发展 |
| 6.3 非正式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
| 6.3.1 意识形态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6.3.2 传统文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 第7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路径 |
| 7.1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1.1 混合所有制的涵义及其发展过程 |
| 7.1.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 |
| 7.1.3 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7.2 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7.2.1 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属性 |
| 7.2.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难题 |
| 7.2.3 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相应的对策 |
| 7.3 完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 |
| 7.3.1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简述 |
| 7.3.2 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分析 |
| 7.3.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比较 |
| 7.3.4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1.1 国外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及政策实施现状 |
| 1.1.2 国内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及政策实施现状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数字出版产业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现状述评 |
| 1.2.3 与数字出版产业相关的政策评估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范畴及理论基础 |
| 2.1 研究范畴界定 |
| 2.1.1 数字出版产业 |
| 2.1.2 数字出版产业政策 |
| 2.1.3 产业政策有效性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策过程理论 |
| 2.2.2 公共管理理论: 政策网络分析 |
| 2.2.3 政策评估理论: 政策效应评估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SCP范式 |
| 2.3 研究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 |
| 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
| 3.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步骤 |
| 3.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要素构成 |
| 3.3.1 政策制定指标 |
| 3.3.2 政策执行指标 |
| 3.3.3 政策效应指标 |
| 3.4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数据搜集与处理 |
| 3.4.1 政策文本数据 |
| 3.4.2 产业统计数据 |
| 3.4.3 问卷调研数据 |
| 4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制定科学性评价分析 |
| 4.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外部特征分析 |
| 4.2.1 政策总体分布状况 |
| 4.2.2 政策时间分布状况 |
| 4.2.3 政策制定主体分布状况 |
| 4.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内容特征分析 |
| 4.3.1 产业结构政策 |
| 4.3.2 产业组织政策 |
| 4.3.3 产业布局政策 |
| 4.3.4 产业技术政策 |
| 4.4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基本特征总结 |
| 4.4.1 制定时间与制定主体特征 |
| 4.4.2 文本内容特征 |
| 4.4.3 文本效力特征 |
| 4.4.4 制定方式特征 |
| 4.5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制定过程的制度化程度 |
| 4.5.1 参与机制 |
| 4.5.2 协调机制 |
| 4.5.3 决策满意度 |
| 5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执行力评价分析 |
| 5.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传播与认知 |
| 5.1.1 数字出版产业政策需求 |
| 5.1.2 数字出版产业政策传播 |
| 5.1.3 数字出版产业政策认知 |
| 5.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相关利益方的互动与博弈 |
| 5.2.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各利益方构成 |
| 5.2.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各利益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
| 5.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执行保障效果 |
| 5.3.1 政策目标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
| 5.3.2 政策执行中的权责划分 |
| 5.3.3 政策执行中的资源保障 |
| 5.3.4 政策执行中的沟通反馈 |
| 6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效应评价分析 |
| 6.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效应评价要素与方法 |
| 6.1.1 评价要素 |
| 6.1.2 评价方法 |
| 6.2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效应评价 |
| 6.2.1 产业布局政策效应 |
| 6.2.2 产业结构政策效应 |
| 6.2.3 产业组织政策效应 |
| 6.2.4 产业技术政策效应 |
| 7 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 |
| 7.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问题分析与完善建议 |
| 7.1.1 政策制定方面 |
| 7.1.2 政策执行方面 |
| 7.1.3 政策效应方面 |
| 7.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2.1 不足之处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奖励 |
（10）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科研活动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材料和方法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研究方法 |
| 二、 结果与分析 |
| (一) 论文年代分布情况 |
| (二) 论文作者发文量统计 |
| (三) 论文期刊分布 |
| (四) 关键词聚类分析 |
| 三、 结论 |
四、用新视角审读国有经济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D]. 赵健哲. 外交学院, 2020(08)
- [2]政府扶持视阈下吉林省促进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研究[D]. 陈丹. 吉林大学, 2019(10)
- [3]当代大学生创业素质培育研究[D]. 蒋保伟.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4]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现代性建构研究[D]. 兰颖. 电子科技大学, 2017(06)
- [6]新中国警察权变迁研究[D]. 陈波.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7]媒介生态学视角下新疆图书出版业发展研究[D]. 孙敏. 武汉大学, 2015(03)
- [8]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08)
- [9]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D]. 尹达. 南京大学, 2015(01)
- [10]中共大连市委党校科研活动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 潘现伟. 大连干部学刊,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