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古佛典序跋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融入了大量的佛教思想，其中以性空、禅、戒律、会三归一等为代表。中古佛典序跋所融入的佛家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拓阔了佛理的保存途径，而且具有多重的映射性并彰显出自身特色。中古佛典序跋之所以融进佛家思想文化，与其自身属性以及其题写者主体、佛理的属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古；佛典序跋；佛家思想
序跋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或概述其书写对象的思想内容，或对其书写对象的思想进一步升华，对中古(1)本文中的“中古”是指始于建安元年(196)，止于北宋(960)的建立,约764年。佛典序跋而言亦然。鉴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对象——佛典本身包含大量的义理因子，在围绕佛典展开时，不免触及其中的义理成分，由此融入佛教思想文化。中古佛典序跋的写作群体与佛事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大多具备一定的佛学修养，在写作序跋的过程中自然加以释放，这就导致佛教思想文化融入中古佛典序跋。中古佛典序跋所融入的佛教思想文化具有选择性，与其题写者的佛学修养、佛典的属性、佛教思想文化的属性、时人的嗜好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古佛典序跋融入了性空、禅、戒律、会三归一等佛教义理，并由此产生多重价值与积极意义。
一、性空
性空是重要的佛教义理，由此为中古佛典序跋所关注，如释慧远的《大智论抄序》认为“有而在有者，有于有者也；无而在无者，无于无者也。有有则非有，无无则非无。何以知其然?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犹火传而不息。夫然，则法无异趣，始未沦虚，毕竟同争，有无交归矣”，[1](P390)无论执着于“有”还是执着于“无”都是错误的，因为一切事物根本都是空的、无性的，它们皆因缘而生。事物本来无自相，所以它们虽有而非有，事物毕竟又是幻象，所以它们虽无而非无，因此不能把一切事物简单地归为有或无，因为它们都是虚无寂静，非有非无的幻象。释慧远的《大智论抄序》对性空的阐释存在不足，因为它“只单纯着眼于现象的生灭无常方面，并未真正理解中观学所强调的‘当体空’”，[2](P129)只是在表面接受了龙树中观派的学说，实则依然是“形尽神不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慧远法师佛学修养的不足。再如，真谛法师的《大乘唯识论序》运用大量事例阐释了与性空相关的义理。一是我空，真谛法师的《大乘唯识论序》认为“我空者，我本自无，但凡夫之人愚癡颠倒，于五阴中妄记为有。何以知无？凡夫依心识妄想分别，于五阴因缘法中见我为有，然此我相于五阴中实不可得”，[3](P154)该佛典序文指出我空者，我本自无，然而凡夫在五阴(色、想、受、行、识)中以因缘法中见我为有，故心识妄记为有，然而我相于五阴中实不可得。二是因缘法体空，真谛法师的《大乘唯识论序》认为因缘法体空者，“谓诸色等因缘法，以随俗因缘起。云何随俗因缘起？世人见牛起于牛想，不起马想；见马起于马想，不起牛想。……如薪火相待无实，以离于薪更无实火，以离于火更无实薪。于薪更无实火，以离于火更无实薪。于薪更无实火能作薪因，以离于火更无实薪能作火因。而见火说假名薪，见薪说假名火，以相待成故。如是能成所成，而不离能成，因而有所成，不离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薪火，能成所成亦实无，是名因缘法体空”，[3](P154～155)该佛典序文认为所谓的诸色等因缘法皆随俗因缘而起。随俗因缘起者，犹如世人见牛则起牛想而不起马想，见马则起马想而不起牛想。……同时借助薪与火的相待关系而进一步阐释随俗因缘起，离开薪则无实火、离开火则无薪。正如薪与火的相待关系，能成与所成也是相待而不是彼此相离，然而它们最终都归于无，实际上都不存在。三是真如法空，真谛法师的《大乘唯识论序》认为真如法空者，也即“佛性清净之体，古今一定，故经云：‘佛性者，名为第一义空。’所言空者，体无万相故。言其空无万相者，无有世间色等有为法。故无万相，非是同于无性法，以其真如法体”，[3](P155)该佛典序文认为真如法空是佛性清净之体，而佛性的第一要义为空。空者，就是体无万相，之所以空无万相，就在于没有世间色等有为法。总而言之，真谛法师的《大乘唯识论序》含有丰富的性空义理，集中阐释了我空、因缘法体空、真如法空等内容。
色谱柱：HP-1701型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μm)；色谱柱升温程序：50℃保持1 min，20℃/min升至200℃保持1 min，5℃/min升至230℃保持5 min，5℃/min升至260℃保持10 min；进样口温度：290℃；检测器温度：300℃；载气、辅助气：均为氮气，纯度为99.999%，载气流速为3 mL/min；进样方式：不分流进样；进样量：1μL。
中古佛典序跋之所以包含性空因子，与其属性有关。性空被誉为佛法的第一要义，是重要的佛理之一，在佛家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世俗生活也有一定指导，世人因它得以解脱。中古佛典序跋对性空的阐释之所以具有差异性，与其题写者的佛学修养，我国佛教的发展程度等因素相关联，因为对佛教义理的理解，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在佛教初传之时，对性空的理解，接受难免有所不足，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这一情形有所改观。
二、禅
禅是重要的佛教义理之一，甚至形成一个以之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派别——禅宗，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此情形在中古佛典序跋中也有所体现，其中以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最具代表性。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从两个角度论及禅，一是阐释禅的内涵，“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1](P243)该佛典序文认为禅也即弃，弃十三亿秽的意念。二是阐释了“四禅”的要义，“一禅”是指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心无他念，泊然若死；“二禅”是垢浊荡然无存的状态，内心稍清净；“三禅”为一种专注的状态，做到行与寂，止意专注于鼻头，内心专注而一；“四禅”指的是照天地万物，其盛若衰，无存不忘，信奉三宝(佛法僧)，众冥皆明。其实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对“四禅”的阐释存在不足，并没有囊括其全部内容。“四禅”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初禅有五支，分别是一觉支(初心在缘名为觉)、二观支(细心分别名为观)、三喜支(欣庆之心名为喜)、四乐支(怡悦之心名为乐)、五一心支(心与定法一)。二禅有四支，分别是一内净支(心无观觉之浑浊)、二喜支(欣庆之心名之为喜)、三乐支(怡悦之心名之为乐)、四一心支(心与定法一)。三禅有五支，分别是一舍支(离喜不悔)、二念支(念、名爱念)、三慧支(解知之心、名慧)、四乐支(怡悦之心、名之为乐)、五一心支(心与定法一)。四禅有四支，分别是一不苦不乐支(中庸之心)、二舍支(离乐不悔此心、名舍)、三念支(念者、爱念也)、四一心支(心与定法一)。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对禅法的论及之所以存在不足，可能与康僧会对禅法的理解有关。
通过对砂粒含量为30%、35%、40%、45%的砂质黄土进行压缩试验，得到孔隙比随垂直压力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
戒律是重要的佛教义理之一，其“梵名有三：一名尸罗，此云清凉。二名毗奈耶，旧译毗尼，此云调伏、善治；正译为律，律者法也。三名波罗提木叉，此云别解脱，亦云处处解脱，或云随处解脱”，[5](P180)尽管称谓不同，意旨则无过多差异，都是对僧众行为的约束与规范，告知僧众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若做了佛教戒律所禁止之事则会受到惩罚。无论是在印度早期佛教还是在我国佛教中，戒律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甚至是导致早期佛教僧团分裂的最初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引起佛教僧团分裂的最初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律上面的歧异”。[6](P55)总而言之，戒律在佛教中具于重要地位，是佛教保持宗教属性的关键所在。佛教戒律的重要性在中古佛典序跋中也有所体现。
该佛典序文首先指出戒律的重要性，认为人天因戒律而生，三乘因戒律而成，戒律是泥洹涅槃的关键，于是世尊在授药时，以戒律为先。随后该佛典序文运用比喻手法，从正反两个层面阐释了犯戒与受戒，如果不以戒自禁而驰心于六境，却希望免于三恶道者，犹如无舟而求渡巨海也，实属荒诞之想，也好比鱼离开深渊，鸿毛入于盛火，却不希望死与烧焦，此乃未曾有之。行者若以戒律自严，锐意于五十八法者，则容易获得正道。较之道安法师的《比丘大戒序》，竺昙无兰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对戒律的阐释则更为全面，彰显出对戒律的整体把握。
三、戒律
释慧远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系统地阐释了禅与智的关系，“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感则俱游，应必同趣，功玄于在用，交养于万法”，[1](P343)该佛典序文认为禅因智而得以穷其寂，智以禅而得以深其照，禅智旨在照寂。禅与智互相依存，感则俱游，应必同趣，功在致用，万法交养。慧远法师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在阐释禅与智关系之时，也涉及到某些禅法要素，指出了禅法的要旨大义与修习途径等。慧观法师的《修行地不净观经序》首先指出了禅智的功能，然后归纳了禅智的特色，最后解读了禅法中的不净观，“‘开四色为分，界一色无量缘，宗归部律，则发趣果然’”。[1](P348)“开四色为分界”指的是在观察各类动物咬蚀腐烂的人尸时，所产生的“不净”意念，然后在观察最后所剩的白骨时，产生青、黄、赤、白四种颜色的幻觉，可见在观察过程中，经历了由不净到净的变化。不净观与观人的尸体有关，吕澄先生认为“不净观主要是观察尸体”。[4](P78)“一色无量”者，是指在观察青、黄、赤、白其中的任何一种颜色时，由于它们都是内外遍缘，所以各处所见的颜色相同。“宗归部律”者，指的是不净观以禅法为宗归。慧观法师的《修行地不净观经序》极为推崇不净观，连用比喻手法对其加以赞誉。慧观法师的《修行地不净观经序》之所以赞誉不净观，与其内容及其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有关。不净观，指的是通过观想自身和他人身体的种种污秽不净现象以消除对欲望的贪恋，是治贪欲的良方与佛教禅观修持的重要法门，在佛教中居于重要地位，是禅法五门(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念佛观、数息观)之一，与数息观合称为二甘露门。
一是中古佛典序跋阐释了戒律的内涵并指出它的重要性所在，如释道安的《比丘大戒序》认为戒律在印度早期佛教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佛陀立教的三法之一，同时把戒律比作一把切断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三恶的利剑。再如，竺昙无兰的《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亦有对戒律全面论述：
二是中古佛典序跋记载了比丘尼受戒的情形，如竺昙无兰的《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描述了比丘尼在受戒前所做的准备，“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从所使僧祠依准为界内，无共说戒法也。常暮说戒。说戒之日，比丘尼差三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当说戒。’僧即差二人往诣比丘尼。僧知人数，还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于某祠清净说戒，普共闻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筹说戒，如法僧事。七月十五日，各于所止处受岁如法，遣三人诣所依僧，承受界分齐耳。其余如僧法”，[1](P418)比丘尼在受戒时以所居住的僧祠为界，并在说戒之日前告知所依僧。所依僧则遣派二僧去核算比丘尼的人数，二僧核算后归至僧所，三次说道“比丘尼凡有若干，于某祠清净说戒，普共闻知”。经过这一系列程序后，比丘尼方可在七月十五日，于所处界内如僧众受戒法，由此映射出她们在受戒时对僧众的依附。随后，竺昙无兰的《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记录了比丘尼受戒的详细过程，比丘尼在受戒时因年龄而异，在满十岁时受十戒有二女师教道，在年满二十岁时则有三师教授，她们受戒的仪式与男子并无差异。如果在受戒一年后没有犯戒则可以受五百戒，三师教授其他二百五十事，在教授的过程中更为直接，没有烦琐的仪式，加之先前所受共为五百戒。整体观之，竺昙无兰的《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详细记录了比丘尼受戒的情形，真实再现了该活动的场景，蕴含了大量与佛教戒律相关的元素，是对佛教戒律的真实记录。
要而言之，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融入了丰富的禅法要素，阐释了禅法的内容以及禅法的功能与特色，对禅法加以赞誉，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映射出中古佛教的态势，另一方面拓阔了禅法的保存途径。在中古佛典序跋未形成之时，禅法仅依靠佛典或佛教史籍而得以保存，然而二者的保存作用有限，而中古佛典序跋对禅法的论及，无疑拓阔了禅法的保存途径。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关要也。是以世尊授药，以戒为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以戒自禁，驰心于六境，而欲望免于三恶道者，其犹如无舟而求渡巨海乎。亦如鱼出于深渊，鸿毛入于盛火，希不死燋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严，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难哉! ”[1](P414～415)
中古佛典序跋包含丰富的佛教戒律元素，不仅阐释了佛教戒律的内涵，指出了佛教戒律的重要性所在，而且还记录了比丘尼受戒过程中的具体细节，由此被赋予一定价值。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戒律的记录，在客观上有利于佛教戒律的保存及其影响力的扩大，进一步促使佛教戒律对当时及后世佛教生活的指导，也为佛教规范与约束自身生活提供了一把重要尺度。中古佛典序跋在论及佛教戒律的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特色。由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为僧人，他们亲自践行佛教戒律，对佛教戒律有着亲身体验，因此中古佛典序跋中的佛教戒律元素是其题写者对自身生活体验的真实记录与反映，这就彰显出中古佛典序跋的特色，因为我国其他序跋的题写者与序跋所记内容往往相分离，很少经历或亲身体验。
四、会三归一
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会三归一的论及具有一定价值。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妙法莲华经》的传播范围，会三归一为中古佛典序跋的多次提及，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该佛理的广泛传播，而该佛理又源于《妙法莲华经》，由此扩大了《妙法莲华经》的受众范围，提升了《妙法莲华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了会三归一对佛教生活的指导，中古佛典序跋对会三归一的多次论及，扩大了其传播范围、提升了其影响力，从而使其更好地引导僧众正确认识一乘佛法妙道，确立佛法修行的目标，选择适合自身的佛法修行途径。
中古佛典序跋含有浓厚的佛理意味，体现出鲜明的佛家思想文化特征，对性空、禅、戒律、会三归一等佛理均有不同程度的论及，在此过程形成鲜明特色，被赋予一定价值。其一，拓阔了佛理的保存渠道。在中古佛典序跋产生之前，佛理被保存的途径较为单一，仅仅依靠佛教史料或佛典等有限途径，因此中古佛典序跋对佛理的论及，为佛理提供了新的保存体，此乃其佛家思想文化价值的延伸。
会三归一是重要的大乘佛教义理，它出自《妙法莲华经·方便品》，“如来但以一乘佛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7](P7)“三乘”是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大乘佛教认为世尊在讲说正法之时，有“初”“中”“后”的次第，因为次第不同而有三乘。“初”时讲说的是声闻乘，其内容是“四谛法”(苦、集、灭、道)，修习的目标是“究竟涅槃”。“中”时讲说的是缘觉乘(辟支佛乘)，揭示导致人生痛苦的根源——“十二因缘法”，使听众能“自求涅槃”。“后”时讲说的是菩萨乘，内容为普贤修行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获得“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一切种智”为目标，直至修习成佛，建立自己独立的佛国境土。由于众生的“不善根”有所差异，佛陀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方法以便于他们接受正法，于是“于一佛乘分说为三”，但最终都是为了引导众生获得佛乘妙道。会三归一是重要的大乘佛教义理，由此为中古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广泛论及，释慧观的《法华宗要序》在评述《法华宗要》时，认为万流汇合为一，三乘同往而归为一，将之视为乘之始，“故能令万流合注，三乘同住。同往之三，会而为一，乘之始也”。[1](P305)慧观法师的另外一篇佛典序文——《胜鬘经序》极为尊崇会三归一，认为它是究竟第一义乘，“三乘皆入一乘，所谓究竟第一义乘”。[1](P349)
结 语
应用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其二，多重映射。中古佛典序跋在承载佛理的过程中，对其题写者的佛学修养、佛教、相关佛理因子都具有一定的映射。中古佛典序跋中的佛教义理成分与其题写者的佛学修养密切，《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对禅智的广泛论及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慧观法师深厚的禅学修养。中古佛典序跋中的禅法元素映射出当时佛教的发展态势。由于中古佛典序跋的篇幅因素及佛理的浩瀚性，它不可能囊括所有佛理而必须加以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折射出佛理的属性，如性空被视为佛法第一要义，由此成为中古佛典序跋关注的焦点。
(2)种类2。主要是关于创客教育与课堂的融合，以及与学校发展和教学改革之间的关系，侧重创客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实践研究。
其三，彰显出中古佛典序跋的特色。鉴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是僧人，他们亲自践行佛理并以之指导自身生活，因此中古佛典序跋中的佛理元素是他们对自身生活体验的记录，此乃中古佛典序跋的特色所在，因为我国其他序跋的题写者与序跋自身的内容往往相分离，很少经历或亲身体验。
中古佛典序跋之所以融入了浓厚的佛家思想文化，源自以下因素：(1)与中古佛典序跋的属性相关。中古佛典序跋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书写对象——佛典的构成部分之一，理应具有佛典的某些属性，相应地含有佛理的成分。再者，中古佛典序跋在围绕相关佛典展开时，不免触及其中的佛理。(2)与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群体有关。中古佛典序跋的写作群体与佛事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题写者主体为僧人，与佛教的关系不言自明，其题写者阶层与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一些佛事活动，他们对佛理有一定的认知，在写作佛典序跋的过程中自然予以释放，由此导致佛教义理的融入。(3)与佛理的属性相关。佛理是佛教的精髓及其骨架，在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任何佛事活动载体都无法回避的，对中古佛典序跋而言亦然，在书写的过程中难免触及佛理。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中的浓厚佛家思想文化是与佛典、佛事活动密切结合的产物。
研究组70例患者，15例患者尿蛋白呈阳性，阳性率为21.4%；12例尿胆红素呈阳性，阳性率为17.1%；9例患者尿糖呈阳性，阳性率为12.9%；14例患者尿酮体呈阳性，阳性率为20%。对照组70例健康者，1例患者尿蛋白呈阳性，阳性率为1.4%；0例患者尿胆红素呈阳性，阳性率为0；0例患者尿糖呈阳性，阳性率为0；0例患者尿酮体呈阳性，阳性率为0。两组尿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比较，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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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ValueofBuddhistThoughtsandCultureinthePrefacesandPostscriptsofMedievalBuddhistScriptures
ZHAO Ji-bin
(Librar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 Henan, China)
Abstract: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the medieval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incorporate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thoughts, among which empty spirit, Zen, commandments, and three-in-on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have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s. They not only broaden the way of preservation of Buddhism, but also have multiple mappings and highligh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reason why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medieval Buddhist scriptures contain Buddh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own attributes, the subject of their inscribers, and the attributes of Buddhism.
Keywords: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Buddhis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Buddhist thoughts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8-0145-05
作者简介:赵纪彬(1983—)，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宗教文化与文学、图书馆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晓婧〕
标签：佛典论文; 序跋论文; 佛教论文; 中古论文; 戒律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