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紧张的战争环境使红军迫切需要一种高效快捷的通讯手段，无线电作为当时的新兴技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快捷、安全、不受空间约束，受到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青睐。为了发展无线电事业，红军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网罗无线电技术人才，广泛地培养无线电人才,不断壮大无线电技术人才队伍。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日后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红军；无线电；人才培养；苏区；反“围剿”
红军无线电通信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在战火硝烟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成为红军侦察敌情、指挥作战和沟通联系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注]刘泮林：《要做革命的鲁班石》(1936年10月)，江西省邮电管理局邮电史编辑室编：《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建立部队间畅通无阻的通信网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主力红军长征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队伍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多年来，学界出现了不少关于无线电人才培训的论文和专著，比如井冈山大学梁尔铭教授撰写的论文《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发展及其贡献》、赣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钟京兰撰写的《简述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发展与历史作用》等论文，以及《苏区邮电史料汇编》《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等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多以通信兵的回忆为主，并没有对无线电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完整的表述，笔者试图从红军培养无线电人才的缘起、做法、成效等方面作出阐述。
一、红军培养无线电人才的缘起
通讯联络是军队指挥的根本保障，也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障，无线电通信具备了安全、快捷的优点。党和红军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无线电必将取代以往落后的通信方式，成为部队间联络的重要通信方式，无线电技术人员必将成为一支部队重要的耳目与神经。因此，大力培养无线电人才，既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解决前方无线电人才匮乏的最佳途径。
(一)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红军创建之初，迫于环境和条件的艰苦，各种消息闭塞，部队之间的联络主要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而当时的战争形势，已从初期的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部队之间协同作战频次增多，原来落后的通信方式已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所以有段时间红军常常因不能及时沟通信息而贻误战机。比如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途中不断遭到袭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造成这种窘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红四军当时信息不畅，甚至连追击自己的敌人系属哪个部队也不清楚。相反，敌军借助无线电等通讯工具，作战占尽优势。红四军从茨坪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当天，敌军即已发现红四军主力行踪。[注]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红四军一路鞍马劳顿，损兵折将，十分狼狈，诚如毛泽东1929年3月20日给中央报告所言“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注]《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攻打长沙，占领长沙后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但不能通信，导致丢失战机。9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红军攻打长沙失利的原因之一是“技术条件不具备……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注]《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后来，反“围剿”形势越来越严峻，行军跨度越来越大、战机稍纵即逝，可以说，谁拥有无线电技术人才，谁就掌握了对方的行踪，就能赢得先机。因此，对红军来说，大量缴获通讯器材、广泛地培养无线电人才，在当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
(二)前方无线电人才的极度匮乏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中无线电技术人才稀缺，尤其是前线无线电兵员极其匮乏，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大部分红军战士都是穷苦百姓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士兵仅有高小文化或小学肄业，有些甚至是文盲，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系统的无线电技术培训。二是对缴获的无线电器械及俘获的技术人员不够重视。1930年前，红军在当时游击作战中还未感到无线电的重要性，他们把俘获的敌军无线电人员都放回去了。1930年4月底，红七军曾缴获过一部电台，但在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三是红军原有的技术人才不多。虽然中共中央曾在苏联和上海培训了几十名无线电人才派往各个苏区，但限于动荡的局势，参训的人员不多，范围也不广，对于弥补无线电人才的缺口来说是杯水车薪。1928年，中共调苏联大学生方仲如、毛齐华、沈佩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陈昌浩等6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同时，又调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等4人到列宁格勒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注]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编：《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还从国内各省选派了一些青年党员到上海学习，如王子纲、曾三、曾华伦、黄尚英、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人。虽然这些人员都先后被派往苏区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仍难以满足红军部队发展需要。
(三)红军缴获无线电台数量的增多
红军在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同时，也缴获了不少无线电器材。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缴获了敌师部1部电台(底座弹簧式的)，由于士兵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竟用枪托把发报机搞坏了，只留下收报机，也称半部电台。[注]刘寅：《第一部红军电台与反“围剿”斗争》，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革命历史资料丛书之七——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为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红一方面军在进攻敌谭道源师的命令中就提到“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对)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注]《红一方面军进攻敌谭道源师的命令(节录)》(1931年1月1日)，《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第96页。。命令引起了各部队的重视，在东韶痛击谭师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随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缴获的无线电等器材愈来愈多，各革命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到红军长征之前，各根据地的无线台共有36部之多。[注]《苏区人民邮电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概况》，《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第17页。红军无线电队的成立和无线电台的不断增加，无线电通信人才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么多器材和设备，没有配套的无线电人才，要组建一条畅通无阻的无线电网络，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如何快速地、广泛地培养无线电人才，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就摆上了红军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二、红军培养无线电人才的主要做法
红军对这些改造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也非常重视，1931年11月7日，王诤代表通信人员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刘寅当选为列席代表。1933年7月26日，朱德、周恩来向中央提议授予创立红军无线电通信的王诤二等红星奖章，王震三等奖章。[注]《朱周致项电拟奖红星奖章者名单》(1933年7月26日)，《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第84页。这是对改造过来的旧式军队技术人员最大的肯定与褒扬。
(一)不计前嫌，改造旧式军队技术人员
1930年底，在发展有线电通信的同时，毛泽东、朱德制定了“以取人装备和争取改造旧军队技术人员来发展无线电通信”的方针[注]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66页。，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红军无线电通信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
为培养政治坚定的通信技术人员，红军明确了“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秉持了“严进严出”的办学原则，取得明显的培训效果。因为无线电是高度机密的工作，红军在遴选参训人员时，确定了严格的学员选拔制度。每期招收学员时，中革军委都要专门下发学员调选命令，明确从各部队选调的名额、招生标准等事项。据李力回忆：“无线电通信学校的政治条件审查很严，学员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党团员，表现好的。记得第五期学员中有个地主的儿子，隐瞒了成份混进来，后来查出来给开除了。”[注]李力：《在军委通校学习的日子里》，《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151页。在培训时，红军更是把政治学习摆在首要位置，把它作为必须课。何叔衡曾到红军通信学校讲话，特别强调无线电学员们要学好政治，要成为红色的通信技术人员。他说：“你们到通信学校学习，不是光为了学两下这个，你们肩上背负着党和红军的期望。你们既要刻苦学好技术，又要努力学好政治，使自己成为红色的通信技术人员。”[注]李力：《在军委通校学习的日子里》，《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151页。这更使无线电学员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与意义。扎实有效的政治理论学习，大大地提高了无线电战士的政治素质。他们走上前线后，都能恪守电台纪律，从开始就采用自呼、被呼、隐蔽指挥、符号通信、识别暗号等无线电保密措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确保了无线电通讯的安全。
红军不仅在思想上开导他们，还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特殊优待。为了照顾电台人员的生活，红军还专为电台规定了一些制度，如津贴制、夜餐制等等。那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生活费，而对无线电技术人才却给了很高的生活待遇。据刘寅回忆，王诤当时是每月50块银元，其他人每月40元、30元不等。[注]刘寅：《在战争中成长》，《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83页。1932年，中革军委在发布的《关于各项费用的性质、限额等问题的训令》中就规定，无线电总队各月公费为30大洋，无线电队机务人员之津贴另定，杂支费中又专门规定各级无线电队夜间值班点心费，每月大洋10元。[注]《中央军委关于各项费用的性质、限额等问题的训令》(1932年8月)，《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第109页。这些改造过来的技术人员，技术娴熟、业务精干，大部分都成了红军无线电技术的教员，承担了无线电人才培训的任务，为党和红军培养了大批的技术人才，在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如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就有国民党中尉报务员王诤(原名吴人鉴，黄埔军校六期学员)和刘寅(当时是国民党张辉瓒部电台学生)等10人主动参加红军，其中王诤和刘寅都是无线电技术骨干，后来成为红军通信事业的创始人。另外，还有一批技术人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大约40人，如刘光甫(后来任红军通信学校校长)、海凤阁、荆振昌、汪名震、陈士吴等人，也为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虽然红军在无线电技术方面起步晚、底子薄，种子人才不多，但党和红军领导人高度重视，红军迎难而上，克服了种种困境，为无线电技术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就地取材，举办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
当然，要全面发展无线电事业，仅靠这些旧军队改造过来的技术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无线电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还得就地取材，自己培养人才，使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知识化。红军开办培训班，就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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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领导人对无线电培训班非常重视。开学时，朱德总司令勉励学员在建设无线电通信事业上要不怕困难，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两个字的。他鼓励学员“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在建设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上，你们要发挥尖兵作用，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你们肩上”[注]王铮：《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1976年4月)，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页。。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把无线电通信比作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并讲了“鲁班石”的故事，指出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他们的讲话大大鼓舞了学员的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
磁性金属物含量是衡量小麦粉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检测这一指标所使用的磁性金属物检测器，按照计量认证要求，每年都要进行性能鉴定，以保证其符合工作要求。
为了解决生源的问题，1931年1月28日，红军第一方面总部专门发布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要求各部队选调“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者，学习期限暂定4个月，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注]《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1931年1月28日)，《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第97页。。并强调“各部接到此命令后，须急按照上述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选调人员要在2月1日前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念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工作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抽调出来以应急需，是为至要”[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76页。。命令发布后不久，就招徕了12名学员，他们是曹丹辉、胡立教、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周淼、骆炳林、吴慕林、肖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机务学员有李长春、罗卓英等五人，学员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注]刘寅：《在战斗中成长》，《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85页。1931年2月初，红军就在宁都小布赤坎龚家祠红军总部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治委员冯文彬直接领导训练班的教学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员有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3月份，党中央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加入到教师队伍中，大大地充实了无线电训练班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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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动荡的战争局势，培训班学员多次随红军转移，于1931年5月在东固坳上毕业。经过4个月的培训，他们被分配到各部队，开始参加反“围剿”作战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和通信联络工作。无线电培训班前后开办了三期。1931年5月底，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江西南丰县康都开办了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李白(班长)、邓国钧等20余人参加了培训。同年11月，在福建长汀县又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培训班。此后，培训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迁移至瑞金县洋溪村。虽然培训班开办的期数不多，但为今后无线电通信教育提供了范本。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了红军部队里的业务骨干，为保障总部同各军军团和后方的无线电通讯，以及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扩大规模，开办红军第一所通信学校
为适应红军部队对无线电通信人才的急需，1932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三期无线电培训班为基础，在瑞金叶坪的洋溪村创办一所红军无线电学校，专门培养无线电专业人才。同年5月，学校迁驻瑞金坪山岗(今属瑞金叶坪乡合龙)，增设了电话、旗语、司号等专业，扩大了招生范围，并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曾三任政委。通信学校设有政治处、队列科、教务处、俱乐部，刘寅、张瑞、周徵等任教员。[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79页。红军通信学校把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学校要求学员加强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做到政治坚定。学校专门设有政治课，主要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党和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马列主义理论及中共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学校加强了军事专业素质的培养，如无线电科学制一般定为五至十个月，课程设置有收报、发报、数学、电学、英文等，学员达到每分钟抄收中文报100字，英文报110字无差错方予毕业。[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80页。轮训现职通信干部时，主要以学习无线电理论和技巧为重点，以提高干部的领导管理水平和独立担负开创性工作的能力。在教学中，学校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利用实物进行教学和实习，使学员能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
红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精明的业务骨干。电讯通讯在当时是一门新技术，特别是无线电通信，学习掌握它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必须学习英文和数学，学习期限又只有6个月。虽然当时调来学习培训的红军战士大多是初小毕业和高小肄业，文化水平低，业务不熟，但是这些青年非常努力，他们通过勤奋学习，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信这一专门技术，成了通信工作的骨干。他们的报务水平相当高，即使讯号微弱或有天电和其它信号干扰，也能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把电报收来或发出，成为各地无线电通信的骨干力量。这支新创建的无线电通信队伍成为红军的重要耳目，在为中共提供情报、沟通联络与保障作战指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红军培养无线电人才取得的成效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红军能因陋就简、兴办无线电教育，为红军培养了大量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日后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技术精明的通信技术人员
为了争取国民党和白区的无线电人员，红军领导人对他们十分重视，采取教育、团结、改造的政策，给予优厚待遇，并加以信任和重用。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重视加强对旧军队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经常与这些技术人员促膝长谈，宣讲革命道理,宣讲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他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面对设备短缺、人才稀少的局面，朱德总司令鼓励大家“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注]王诤：《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1978年8月)，《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158页。。红军领导人对这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亲切关怀，循循善诱，使他们深受感动，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旧军队技术人员的刘寅曾说：“我们所以能留在红军，并且能长期安心地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有我们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英明领导和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正确政策。他们深感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看到了人才难得和这些人可以接受教育，因而面对我们关怀备至，精心培养，这样才使我们在革命阵营里得以顺利的成长。”[注]刘寅：《阳光雨露育新枝》，《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166页。刘寅还回忆起，第二次反“围剿”时期，有个旧军队的报务员在值班时偷偷地在机上同国民党电台通了报，被见习员听到并报告了组织。这严重地违反了工作纪律，按说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但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则以教育为主，仍把他留下来调至无线电训练班去当教员，后来他在训练班、学校工作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以后，陆续地又有一些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许多人参加革命由不自觉变为自觉，直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这都是与党的政策、领导的关怀和教育分不开的。
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通信学校(含建校前的培训班)共招收了11期学员，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其中无线电和有线电人员共500余人。[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82页。这批无线电技术学员有效地缓解了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燃眉之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通信人才也大大增加了，无线电的增加超过了四次战役时一倍半以上，然而无线电生并未碰到困难”[注]周恩来：《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1934年3月1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编：《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页。。
(二)为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红军无线电总队成立后，建立了中共中央无线电指挥网，较好地保障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苏区的战略指挥，保障了中央红军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通信联络。如1931年6月2日，红军无线电总队刚刚在福建建宁成立，就沟通了驻江西兴国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的密码联络，这是红军通信史上的第一次密码通报，实现了前后方之间的密码通信。[注]李力：《回忆通信学校》，《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217页。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一方面军就能用无线电通信这一手段，灵活的调动部队。1932年11月后，红军又在红六军团建立了无线电通信，沟通了与中革军委的无线电联络，保证了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此后，红四方面军也沟通了与中革军委的无线电通信。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电信人员通过空中电波突破敌人的通信封锁，利用通信手段为革命战争服务，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立下了卓越的贡献。
乔木层树种中应用频率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香樟、女贞、无患子。其中,香樟作为上海地区最常见的常绿乔木之一,在百米林带内也有着广泛利用,应用频率高达54.45%。此外,水杉、银杏、广玉兰、雪松等也在林带中应用较多。这些树种适应上海气候,生活力强、形态优美,因此应用频率较高。
产业结构除具有区域差异性外，也具有动态差异性，同一区域三大产业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中西部地区相对缓慢，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波动性较大（江胜名和吴石英，2017）。就产业增长速度和产业产值构成，韩克恩、王璐（2017）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析，发现东部产业结构发展势态良好，中部需推进服务业以增强产业间的关联性，西部应扩大经济规模使产业聚集化。
此外，红军无线电总队在中革军委领导下，开展了技术侦察，截获国民党作战情报，为红军反“围剿”提供决策依据。1931年5月14日下午6时许,驻富田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安留守处明码通报，谓明晨出发东固。这一信息当即被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讯队队长王诤捕获。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立即于14日下午8时发出《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并一举歼灭向东固进攻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俘敌副师长王庆龙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3000余支，获无线电台一部。敌师长公秉藩后来在回忆录中愧疚地说：“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注]公秉藩：《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歼逃脱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军部电台的曹丹辉截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的一份长达324字的“十万火急”“壮密”，他立马译出电文交与军长黄公略阅后呈送红军总部。这份电报暴露了敌人“分进合击”的战略企图和各路兵力部署。[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68页。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情，采用“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月，刘寅、钱江等奉命到瑞金组建无线电侦察台，专门负责侦收国民党军电报，为红军打破敌人“围剿”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无线电通信的作用，他指出，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注]刘寅：《阳光雨露育新枝》，《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第174页。长征途中，几十万敌军不断对红军围追堵截，情况复杂多变，红军处于高速度运动和频繁作战的状态，无线电通信人员克服万难，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保障了无线电联络，为部队之间的联络和调度指挥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从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的联络始终畅通，来往电报现在看到的就有280余份。[注]黄萍：《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140页。比如红军在胜利渡过金沙江时，就是通过无线电掌握到敌情。在离金沙江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紧跟其后。红军通过窃听敌电报得知，敌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保存实力，不肯追赶红军，故意拖延时间，红军才有时间把红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为红军长征胜利赢得了先机。
(三)为日后根据地和新中国无线电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办学过程中，各期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军通信学校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办学形式和办学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为日后革命根据地乃至新中国各类通讯教育机构的继续开办和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确立了明确的办学方针。红军通信学校对学员提出的“政治坚定、技术精明、体格健壮”要求既切合当时的实际，又有针对性，能全面培养红军通信人才，这对我们今后办学是大有裨益的。二是采取了灵活的教学策略。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根据不同培训对象，因材施教，采取速成班、普通班和干部班三种培训形式进行教学。同时，根据学员文化程度和领悟能力，实行分班教学。从第七期起，无线电班增设了预科，使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先入预科补习文化，再入正科，学习专业知识和英文。这样就能让基础更差的学员补齐短板，及时跟上节奏。三是注重了教员队伍建设。为了提高教员队伍素质，学校专门从上海党中央派到苏区的技术人员、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专业人员及中央苏区自己培训的优秀学员中选拔教员，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充实教员队伍。为提高教学水平，红军经常组织教员观摩教学，集体讨论教学内容和适合学员的教授法。四是形成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办学精神。由于处在革命战争环境，教学物资、器材等保障极为困难，红军却能因陋就简进行教学保障。比如红军通信学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编了无线电、有线电、司号和旗语教材；自制了电键、蜂鸣器、线路板、旗子等各项专业所需的教具；改善了教学场地，既有室内教室，又有野外列队和技术训练场、篮球场。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办学精神成为中共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五是锤炼了无线电战士革命乐观主义和工匠精神。无论物质条件多么艰苦，无线电战士严格按实战要求实行正规化管理，定期进行会操和阅兵式，强化军事科目的训练与养成。虽然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但是大家满腔热忱，积极要求进步。闹情绪，不愿学习，违反军纪、校纪的现象极少。无线电战士忠于职守，高度负责，是苏区“工匠”的代表。为了保障无线电通信的安全，他们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失一次联络，不收错或发错一个电码，不在机上私自谈话，不违犯红色通讯规律，保障通讯的秘密；他们加紧训练学生，培养党的干部，扩大无线电讯的组织……[注]《共和国摇篮——中央国家机关在瑞金》，第383页。这些都是他们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的真实写照。他们正是用这种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这种平凡而伟大的工匠精神，保障了红军及党政机关的电信通讯，为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效的教学活动不仅仅是让学生进行模仿以及记忆，需要学生自主探索、动手操作以及合作交流，这是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所以，在初中时期的数学教学之中，教师需要进行探究教学，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以及合作交流，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进而能够对数学问题加以灵活解决。所以，在数学课上进行探究教学有着重要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过程。在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下，红军因陋就简，从区区十几人的培训班发展成学员上千的红军通信学校，为各苏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有效地缓解了前方无线电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为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立下了卓越功勋，为长征途中的通讯保驾护航，为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无线电战士，虽然只是长期守在电台前的“幕后英雄”，却成为部队间沟通和联络的尖兵，成为红军名副其实的“耳目”与“神经”。分析红军无线电队伍的成长历程，既是对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认可，也是对红色电讯战士的褒扬。总之，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培训了一大批政治坚定、作风优良、技术精明的无线电通信人才，为日后无线电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无线电战士体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工匠精神，永远是中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永远是中共前进的不竭动力。
“齐鲁石化公司的沥青进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公司还拿下了雄安新区的部分建设项目，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和齐鲁石化公司合作，把‘东海’牌沥青铺到雄安新区去。”施工单位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提起齐鲁石化沥青产品的质量和售中、售后服务满意地说。
OnTrainingRadioTechniciansbytheChineseWorkers'andPeasants'RedArmy
ZhongYanlin
Abstract: The intense war environment urged the Red Army to find an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s a new technology at that time, radio had unique advantages. It was fast, safe and free from space constraints, and thus favor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radio industry, the Red Army has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recruit Radio Technicians in every possible way, to train Radio Technicians in a wide range, and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team of radio technicians.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communication in the Red Army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rushing the enemy's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d radio education in New China.
Keywords: Red Army; radio; personnel training; Soviet Area; counter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4.007
作者简介：钟燕林，男，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干部。(江西瑞金 342500)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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