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完成孙中山亲临东北的遗愿
辛亥革命后,在1912年和1924-1925年两次北上时,孙中山都曾计划到东北对白山黑水进行实地考察,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阻挠,以及疾病的拖累,孙中山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1929年和1931年,宋庆龄两次途经东北,弥补了孙中山的遗憾。
1929年5月15日至18日,宋庆龄在从德国途经苏联回国,经东北转赴北平(北京)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在东北停留了3天。在这3天里,宋庆龄途经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在沈阳曾与张学良长谈数小时。当时,蒋介石集团企图借宋庆龄回国之机予以拉拢,宋庆龄洞烛其奸,在赴哈尔滨的火车上发表声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蒋介石集团又派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亲赴沈阳,劝告宋庆龄不要反对“政府”,得到的是宋庆龄掷地有声的回答:“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孙中山遗体移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后,宋庆龄被迫再度流亡国外。1931年8月9日至11日,为参加母亲倪桂珍的葬礼,宋庆龄回国,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和大连去青岛。在从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宋庆龄从迎接人员口中得知母亲临终前的情形,“悲痛万分,几乎哭了整整一夜”。
参加母亲葬礼后,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并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至11月,宋庆龄再度来到东北,用33天的时间,在4260公里的行程中视察了54个村庄、工厂和文化福利机构,与东北人民进行了广泛接触。1951年5月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这是《宋庆龄选集》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文中,宋庆龄记述了东北人民政权的工作、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巩固、东北工人阶级的创造才能和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人民的新面貌。她满怀热忱地写道:“我们旅行了整个东北,深入地接触到人民生活中所起的各种变化。我们所经历的,是这样的感动了我,使得我要将我的印象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报道正在铸造中的新中国的前途,而我们的东北正走在整个铸造过程的前头……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虽然产业链金融中潜在的风险整体较少,但是财务公司依然不能忽略风险的预警与控制,但是现阶段财务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的能力整体不够理想。由于财务公司自身与商业银行存在差距,所以财务公司的资金规模、金融产品种类以及金融功能等方面都相对不如商业银行,整体表现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其次,财务公司在识别与处理风险方面的效率还有所不足,很多时候在风险爆发后才采取措施进行风险处理,将会对企业集团和上下游企业的运营都造成影响。
从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从同盟会成立的会场到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林伯渠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是最早来到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同盟会东北领导骨干中唯一的共产党员。
李济深和郭沫若:北上途中亲身感受东北解放区的万象更新
1948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领导地下党系统开辟了从香港北上的海上交通线,将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经东北解放区护送到北平,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在从香港北上东北的民主人士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首任主席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林伯渠以吉林劝学总所所长身份为掩护,暗中联络社会各界和绿林豪杰(即所谓“马贼”),说服他们投身革命。在东北工作期间,林伯渠和宋教仁、吴禄贞一起,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延边地区(即所谓“间岛”)的阴谋,由宋教仁和林伯渠收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从历史和法理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吉林延边地区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加之吴禄贞已率军驻防延边,最终迫使日本侵略者放弃了吞并延边地区的阴谋。在同盟会骨干和东北志士张榕、宝昆、宁武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地区革命形势得到发展。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林伯渠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十分重视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自1907年起,宋教仁、廖仲恺、熊成基、吴禄贞、林伯渠等同盟会骨干人物先后亲赴东北,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
李济深和郭沫若在东北期间,适逢杨靖宇遗首在长春寻获,并移灵至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1949年2月2日,李济深、郭沫若和其他50余位民主人士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举行的杨靖宇殉国9周年公祭仪式,并联名发表祭文:“杨将军虽死,东北人民得永生矣,是亦杨将军不死也。”5月,在出席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后归国途中,郭沫若又一次来到哈尔滨瞻仰杨靖宇遗首,作诗赞颂杨靖宇的伟大精神:“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
1949年2月23日,许广平(左一)、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 等民主人士离开沈阳前在火车站合影
对具有危险因素的人员提前预防,持续监测,加强对耐药菌的监管可能是预防传播过程中较有力的方案。美国CDC建议使用肛周或直肠拭子实行CRE的常规筛查,对象包括老龄患者,外来人口,长期住院或转院的患者,接受过移植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等,同时建议对CRE感染者同病区的患者进行筛查,从传播源头进行预防和控制。
林伯渠:同盟会东北领导骨干中唯一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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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和郭沫若都是在1948年年底来到东北的,这也是他们首次踏上白山黑水。在东北期间,他们和沈钧儒、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一起,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与东北各界群众进行了广泛接触,学习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亲身感受到东北解放后的万象更新和蒸蒸日上,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国的立场。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谈条件,“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羰基化蛋白为棕黑色具有自发荧光性的不溶性颗粒[6],为羰基化反应产物。羰基化反应是在人体包括皮肤中被发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蛋白质改变,这种改变可以从蛋白质与各种醛类发生的反应中被观察到[7],羰基化蛋白一般沉积在角质层与真皮上层。角质层有相当数量的羰基化蛋白,尽管角质层代谢周期较短,但长期暴露在氧化刺激因素下会出现羰基化蛋白的增加;真皮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基质成分,故此会出现羰基化蛋白的累积,有研究表明,羰基化蛋白在真皮上层的堆积能明显引起皮肤颜色的变化[8]。
从1907年起,林伯渠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长达4年,在“龙兴之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直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才奉同盟会的指令离开东北返回湖南家乡,在新军和巡防营中从事兵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
在战斗的岁月里,熊成基、吴禄贞、宋教仁、廖仲恺(排名以牺牲时间为序)先后牺牲在清王朝、袁世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成为永垂不朽的革命先行者,林伯渠则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两次提名林伯渠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均被林伯渠谦辞,后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主持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林伯渠一直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林伯渠陪同宋庆龄来东北视察,亲眼看见了自己一生奋斗的丰硕成果,为祖国河山光复和劳动人民解放而备感欣慰。
1960年5月29日,75岁的林伯渠病逝于北京。在悼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林伯渠一生的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省委发出唁电,《人民日报》在发表林伯渠生平照片时,也把他在吉林时期的照片作为第一张刊发。所有这些,都寄托了东北人民对他的真挚怀念。
自1907年至1949年,开国领袖的东北足迹,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其中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还曾多次前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伟人们在白山黑水间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在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征途上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栏编辑/牛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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