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伊格尔顿的启示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摘要：刘勰与伊格尔顿是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比较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观和文学发展观之异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政治性有所裨益。
关键词：刘勰；伊格尔顿；文学观；文学发展观；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6A-0068-02.
刘勰与伊格尔顿时两位不同国籍、不同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千五百年以前，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包容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体大思精，卓立千古，其文学批评理论，以今日眼光来审视，仍卓具价值。鲁迅先生曾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1]可见《文心雕龙》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伊格尔顿则是当代英国具有国际声誉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而富有创建的学术成果。笔者以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比较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发展观，相互阐发，以知相隔千余年之文理相通之妙。
一、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
刘勰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但思想艺术大解放的时代。南北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繁荣，三教与玄学互相激荡。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人们思想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空前繁荣，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等。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转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勰总结了前人的文论成果，概括了历史各种文学现象，写成了《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艺苑之秘宝”。全书近四万字，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体大精思”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其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千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则是一个充满矛盾，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风云变幻的动荡的世纪，一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纪，一个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和迅猛发展的世纪，一个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世纪。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使二十世纪的文学格局“三足鼎立”：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为原则和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蜂拥而起，异彩纷呈。文学理论与批评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接受美学，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所以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伊格尔顿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论由此应用而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颇丰，如《莎士比亚与社会：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来分析与评价一些英美作家的作品，并用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去分析评论西方现当代各种文学批评流派。
由此可知，刘勰与伊格尔顿所处的时代背景尽管时差千余年，但其背景十分相似：他们的文学理论都产生于经济发达，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并呼应了这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以至能形成某些相似的文学批评理论。
二、不同的文学观
文学是什么？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导言中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把文学看做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是不行的。因为这类价值判断完全没有任何随心所欲之处：它们植根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于是，至此为止，我们不仅提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提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2]他在对虚构、形式主义以及文学经典的文学价值等诸种关于文学定义的辩析后，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文学是极不稳定的实体，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所以他说：“当我再在本书中使用‘文学的’或‘文学’这些字眼时，我将给他们画上隐形的叉号，以表这些术语并非真正合适，只不过我们此刻还没有更好的代替者而已。”[3]
而刘勰的文学观则很明白，所谓文学必须具有情感性、美感性和想象性的特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是刘勰文学论的总纲。在《原道》中，刘勰提出“文”原于“自然之道”。他认为有天、地、万物、即有“天文”和“万物之文”，还认为具有灵性心思的人有“人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原道》）。他多次提到文学的情感性，如“五情发而为辞章”，“《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情采》）。“谈欢则字与美并，论戚则声共泣偕”（《夸饰》）。关于美感性，他认为“人文”要“郁然有彩”（《原道》），要“雕琢性情，组织辞令”（《原道》），“情欲信，辞欲巧”（《征圣》）。《章句》《声律》、《丽辞》、《丰类》等篇都阐述了修辞技巧。对文学的想象性，《神思》所说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以及“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即指此。
综上，刘勰与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的阐述是不一样的。其实，“文学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试图以‘诗性’来把握文学的本质，另一种倾向则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4]这如同人们看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事物的角度不同，就会导致事物属性描述的不同。再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审美意识，思维模式，社会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学价值观念往往呈现不同的形态。
三、相似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与伊格尔顿，一古一今，思想观念绝然不同，可在文学发展观上确有共性。刘勰比较明确地阐明了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时序》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十代九变。”接着，他在论述了夏商周等各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点之后，得出“故知歌文理，与世稚移”的结论。他还列举文学史上的事实，阐明了文学的变化与政治的动乱、风俗的盛衰、人民生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他认为“建安风骨”是由当时社会“世积乱离”与“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形成的。从文学史实的回顾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这么精到的见解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的发展进行过批判式的探讨。他说，18世纪的英国文学要符合“优雅文章”的某些标准，即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要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19世纪的文学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它的任务是“改造社会”，“浪漫人本主义服务于工人阶级运动”。文学还“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的英国文学又是最富于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形成的基本精神。可见伊格尔顿文论思想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他的核心论题是“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
综上，两者相比，叫人豁然感到在文学发展观上他们有着质地的近似。借用索绪尔语言术语来说，他们都是在对文学进行历时性考察后，才得出相似的结论。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十分强调“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以语言为工具，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他还强调文学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他说：“人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作为一个普遍意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特点性。”[5]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认为唯有“文化批判”才能更有力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的改造和克服人的全面异化从而走向自我本质的复归。确实，文学不能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自律’，它与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紧密相关，纯文学终究只是一种神话。刘勰与伊格尔顿共同启示我们：社会现实影响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政治的嬗变必然要反映在文学中，并影响着文学的盛衰。
参考文献：
[1]鲁迅：《诗论题记》，《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J].1974
[2][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5]同上书，第10页，第9页
[4][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宋占海，罗文敏.《西方文论史纲》[M]，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7]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8]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周振甫.《周振甫讲<文心雕龙>》[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0]王天保.《审美意识形态的辩证法:伊格尔顿美学思想述论》[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林立，（1982—），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