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适述说《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认为是著作者李汝珍主张“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意见，自从1923年公开问世以来，对此后关于《镜花缘》及李汝珍的诠释和理解，俨然占有典范地位。寻思胡适的思想世界，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怀，早自少年时期即有表露，此后始终陈说不已。将胡适对妇女问题的论述“脉络化”，正可想见，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诠释，其来有自。藉此个案，正可凸显现代中国女权思想之建构，可以凭借的思想资源，固是丰富多样，却不能也不该忽视论者自身的思想脉络。
[关键词]胡适；《镜花缘》；李汝珍；现代中国；女权思想
一
胡适与周作人的情谊深厚，世所共知[1]；他和其兄鲁迅的关系，反倒有些扑朔迷离，费人疑猜；更是有心之士可以大作文章的题目(1)例如：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回归历史本来场景，胡适与鲁迅之间，不是没有共同的关心课题，中国小说史研究即为显例，而且彼此都注意对方的研究成果。以鲁迅来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即是将李汝珍的《镜花缘》列为清代“以小说见才学者”的作品之一，鲁迅还特别引征了胡适评价《镜花缘》(2)胡适《〈镜花缘〉的引论》(1923年2月至5月作)，《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第4卷，119-168页；又，胡适《中国最早的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镜花缘〉》，《努力周报》，第60、61期(北京：1923年7月8日、15日)，内容与前文基本一致；同一时期，胡适另有英文之作：Hu，“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Paper read before the Tientsin Rotary Club， February 7， 1924)，”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24,8(2)：100-109， in Chih-P’ing Chou(周质平)， edit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 Volume 1(Berlin & New York：[S.l.]：Springer；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 2013：25-31)；比对中英文稿内容，略有出入，例如，中文稿述说林之洋被迫缠足的段落，出现在“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的论述脉络里(《〈镜花缘〉的引论》，第142页)；英文稿则特别提出“将男性‘女性化’”(“‘Womanizing’a Man”)的总结标题(Hu Shih，“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 pp.28-29)。的基本主调，声言《镜花缘》一书：
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2]。
回观鲁迅的思想育成历程，本来就与《镜花缘》脱离不了关系(3)周作人回忆，他们的祖父周福清，虽是翰林出身，却相当鼓励子弟“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周作人《镜花缘》(1923)，钟叔河(编)，《知堂书话》(长沙：岳麓书社，1986)，第102-104页。。只是，当年他阅读《镜花缘》的时候，会从“讨论妇女问题”的角度来思考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吗？这当然是难可追索的答案；鲁迅的例子，却具体而微地显示了胡适对于《镜花缘》的阐释，很早就成为了替这部书鸣音定调的基本旋律，在此后的诠释世界里，绕梁不止(4)相关讨论，参考：李仁渊《重访“女儿国”：清中叶以来关于“镜花缘”的性别论述》，《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台北：2001年12月)，第127-156页；黎活仁《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近四十年有关“镜花缘”研究的回顾》，《古典文学》，第1巻13期(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9月)，第135-164页(感谢作者香港大学黎活仁教授惠示本文与澳门大学郑振伟教授之助力)；尔后如夏志清、郑明璃、黄克武等从“拥护传统”与“反传统”面向提出讨论，依复是以女性/性别问题为出发点，参考：李玉馨《反传统与拥传统：论〈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中外文学》，第22卷6期(台北：1993年11月)，第108-120页。。
回归胡适的思想世界，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怀，是他关注整体社会问题的一环，而且早自少年时期即有表露，尔后始终陈说不已；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这等诠释路向，其来有自[3]。不过，一旦将胡适的诠释“脉络化”，《镜花缘》和李汝珍会成为他的述说关注对象，其实也和他擘拟借着“整理国故从而“再造文明”的理想追寻(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4卷，164页；罗志田即以“再造文明之梦”为主题撰述胡适的生命史，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密切相关。藉此个案，正可凸显现代中国女权思想之建构，可以凭借的思想资源，固是丰富多样，却不能也不该忽视论者自身的思想脉络。
二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生承负了无数批判；但是，像徐复观那样的批判者，其实不多；在徐复观笔下，胡适居然被指控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6)胡适与徐复观的关系，参考：黎汉基《徐复观与胡适》，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74-101页。。因为胡适在1961年11月6日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为题的演讲，声称：
……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4]
……用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现在的思想、平等的眼光，整理研究一番，各给他个真价值……(23)《通信》，第1页，《小说月报》，第14卷2号(1923年2月)。。
“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
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4G、Wi-Fi等无线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不仅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移动应用爆炸式的增长。如果能开发出基于移动终端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应用程序，将现有资源在服务器端整合，实现学校对分散到各地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学生从顶岗实习开始前的动员准备到实习过程中的监控检查、实时管理、互动交流、资料提交，到实习结束后的评价反馈、就业跟踪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从而解决传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的缺陷，为学校全程参与顶岗实习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让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变得更加高效。
圣贤经传，全没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学大儒，天天谈仁说义，却不曾看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7)胡适关于相关问题的阐释，又可参见：胡适《祝贺女青年会》(1928年6月24日)，《胡适文存三集》，第9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第1171-1173页；胡适《信心与反省》(1934年5月28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4卷，483页。
大体而言，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都超过同代人物。这样的现象，应当可以显示胡适的著作确实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是他能够在“思想市场”上充当“青年导师”的“社会基础”(21)即如胡适自己更从总字数达一百四、五十万的三集《胡适文存》里有意识地“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在1930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一书，“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朱自清即认为，《胡适文选》“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故撰有《〈胡适文选〉指导大概》，做为高中生阅读的指引，见：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收入：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第301-332页。。胡适的著作既广泛流通于“文化市场”，他的言论自可能如水银泄地，广传世众，蔚为共识，诸人立论而往往不自知承袭所在。即以胡适初始倡言“整理国故”的意旨而言，他的宣示是：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得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6]142-150
胡适的诠释，自与他从少年时期就反对缠足的思想关怀一脉相承。如其早于1906年参与《竞业旬报》笔政时期，就如是言之谆谆：
敬告我中国的女子，道：“你们若不情愿做废物，一定不可缠足，若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了。”[7]
那时的顾颉刚，积极参与了文学研究会主导的《小说月报》，是刊也一度是“整理国故”的呼应基地[13]，真实身份不详的“润生”，作为读者，心有所感，写信给该刊，强调整理中国文学实是“今日切要急需之图”，入手之方则为：
支盘处钢筋的制作安装，应在桩体钢筋笼吊放固定完毕进行，支盘钢筋应分设水平钢筋和斜向钢筋，且应各自按设计排放。支盘钢筋与钢筋笼主筋的连接采用绑扎连接，其搭接长度根据建筑物抗震等级、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钢筋的型号综合确定，且应符合规范要求。
我拿了绳索，续下去，把三妮从地瓜窖里拉上来。三妮头发凌乱不堪，浑身湿漉漉的。我感到有些心疼，就把她留在了我家。正好这天晚上，我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南阳岛了。就在我把三妮从地瓜窖里拉上来，还不到吃一袋烟的工夫，院子里的地瓜窖，一声闷响，塌成了一个大坑。
在晚清时期《镜花缘》的读者群体里，类似关怀意旨的阅读响应，不一而足。如著名谴责小说家吴沃尧(吴趼人、我佛山人)，不仅同样称誉《镜花缘》“独能决突藩篱，为女子一吐郁勃”，更表示自己“最喜其女儿国王强迫林之洋为妃与之缠足一段。其意若曰：‘汝等男子，每以女子小足为玩具，盍一返躬之，而亲尝其痛苦哉’”。约略同一时期，如无名氏的《负暄絮语》谓《镜花缘》言及“女书、女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13)本段述说，参照：李仁渊《重访“女儿国”》，第136-137页。。同一时分，续赓《镜花缘》的说部作品，至少有四种问世：萧然郁生《新镜花缘》(1907—1908)、陈啸庐《新镜花缘》(1908)、华琴珊《续镜花缘》(1910)与秋人《镜花后缘》(1910)，同样涉及晚清的妇女运动及相关议题；即便它们未必都是“伸张”女权之作(14)这四部小说之研究，笔者所见最为完整的论述为：苏恒毅《晚清四部拟〈镜花缘〉小说的妇女议题研究》(台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5)，余例不详举。，却显示在小说创作者的群体意识里，妇女议题，不可或缺。
共同浴身于晚清以降申张女权的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15)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是美国史家Carl Lotus Becker在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1932)创造的概念，就最广泛义意而言，意指个人在本能上怀持的先入之见(those instinctively held preconceptions)，此一述说，自是其倡言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产物，相关论述，参见：Robert Allen Skotheim.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87-109。里，胡适吟唱的基调，与同一时代的创作者/论者，其实并无二致。然而，吴沃尧等人对于《镜花缘》的称誉，问津者罕，有待后来者阐幽发微；相对的，胡适的阐释，却成为后来者必须接棒启步的起点，其中玄机，自与学术之变迁及世风之转移，密切相关(16)正如艾梅兰(Maram Epstein)所言，后继者都接受了胡适的诠释，但是，将才貌双全的年轻女子理想化，是清代小说共同的譬旨(trope)，因此《镜花缘》的理想化笔法，并不是非典型的(atypical)，见：Maram Epstein.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251。。毕竟，胡适得以成为“一代宗师”，其打造抟成，实有其文化/社会基础(17)参考：沈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第131-168页。，胡适阐释《镜花缘》，得以生生不息，亦复如是。
艾尔双眼一下子瞪大了，在威尔旁边蹲下来，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室内唰的一下安静下来，大家期待着威尔能站起来。有几秒钟，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只胳膊反压在身下，然后眨了眨眼，很显然是有些昏沉了。
三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2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4卷，164页。。……
一定程度的意译，灵活变通是必要的，但需要仔细考察变通后的利害关系，反复权衡，倘若超出了限度，便会曲解原文之意；因此，译者应在坚持经的基础上，适度行权。遇到不能两全情况之时，则需权衡轻重，灵活应变。正如《墨子·经上》所言：“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权，是一种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便需要处理应变事物的能力，即权变思维。
胡适其他著作的出版数量，也可以作为他的社会影响力的指标之一。胡适的多种著作原先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8)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是汪孟邹，与胡适为安徽绩溪同乡，两人的关系与交谊，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1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第345-389页。，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开风气之先，至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营业为止，总印数为47 000册，数量远远超过郭沫若等人那部也广受好评的《三叶集》(19) 按，《三叶集》的总印数为22 950册，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第365页(但是，沈寂未说明史料来源)。；另据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过的汪原放的回忆述说[10]，可以将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初步整理，如表1(20)表1“数据源”，即指：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的页数(表2同)。：
其他著作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五四”人物，其出版情况则如表2。
表1 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
书名出版时间印数(册数)资料来源《胡适文存》1921年12月15日初版4 000部75页1922年年底共印3版,12 000部82页1928年10版以上(册数不详)139页《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初版4 000部(每部4册)103页《四十自述》1933年5 000册176页《胡适文选》1933—1934年间4 000册176页
表2 其他著作的出版情况
书名出版时间印数(册数)资料来源1921年9月初版3 000部75页《吴虞文录》1922年年底共印2版,5 000部82页1928年5版以上(册数不详)139页1922年11、12月左右初版3 000部75页《独秀文存》1922年年底共印2版,6 000部82页1922年初版,至1927年止共印29 000部(版数不详)168页1933年重印,至1934年止共印3 000册168页
批判缠足和近代中国建构国族想像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8)参考：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7)。余例不详举引。；胡适的这番论说，当然是其间的一环事业，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诠释，对这一点也多所发挥。胡适指出，李汝珍笔下对女儿国的描写，可以视为他“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因为李汝珍“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堪称“《镜花缘》里最精彩的部分”。特别是《镜花缘》要角之一的林之洋，在女儿国既被国王选作王妃，又被迫缠足，“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里吃尽缠足苦头的故事，在胡适看来，实在意蕴深长：
一代宋史名家邓广铭和胡适的师生恩谊，向是学林佳话；出身鲁国故土乡野的他，是在高等小学教师那里见到《胡适文存》，方始第一次知道胡适之名；1923年，邓广铭到了济南，就学于山东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呼应者，乃至于当《胡适文存二集》于1924年出版后，他竟要求学生，能买的都买一部[9]。《胡适文存》的流通阅读史，由此当可得一例证，那是高等小学的教师与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共同分享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通过功能锻炼为主的治疗可以对腰椎不稳起到较好的治疗效果，防止腰椎不稳的复发。量化的动态X线测量技术较常规腰椎过伸过屈位片更能精准的呈现患者腰椎局部的稳定情况及治疗前后腰椎的松弛度，可作为腰椎不稳诊断的一项依据，值得临床推广。
后起者的观点，则如学舌鹦鹉，再三重复胡适的基本论调。像是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11]，呼应之言就是：
……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12]
少年胡适对女权议题之关怀，始终不已，他的思维议论，固然不免受传统制约，却别有新诠(9)参考：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第102-106页。。可以说，胡适其实是带着向来的关心，诠释《镜花缘》的意义。以《镜花缘》开卷即征引班昭《女诫》而言，少年胡适几是逐句地批判《女诫》(10)铁儿《曹大家女诫驳议》，《竞业旬报》，第37-39期(1908年12月23日—1909年1月12日)，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时论》，第1册，267-279页；参考：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106-113页。，本来正与晚清时期各家(如何震)批判的声音同曲共调(11)参考：夏晓虹《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中国学术》，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82-103页。，因之，他对李汝珍的这番征引，“视若无睹”，径自就其关怀，自做文章。又如，胡适与族叔人胡近仁讨论小说，推许《镜花缘》位居中国“古小说”里足列“都可不朽”之著的第四部，仅次于《水浒传》《儒林外史》与《石头记》，认为阅读《镜花缘》，要特别注意“其见识之高”，因为“此书全书为女子抱不平，看其写女儿国一段何等眼光，何等魅力”[8]。尔后，胡适向陈独秀发表自己品评中国小说的意见，固然推许《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与《石头记》为中国“第一流小说”，反而认为《镜花缘》只是“第二流”作品里堪称“佳作”之书，只是，这部书是中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12)《通信》，第9页，《新青年》，第3卷4号(1917年6月1日)；是函系年为1917年5月10日。。无论胡适如何评断《镜花缘》的地位高下，阅读感怀，如出一辙。
据北京电视台2014年4月2日报道，北京一名女学生在不幸感染艾滋病后开始了报复男人的行动，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疯狂与10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导致他们感染了艾滋病。该女学生起初是受害者，她在一家夜店邂逅一位陌生男子，并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与对方发生了性关系，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起初想到过自杀，但后来采取此种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这是艾滋病患者或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典型案子之一。
胡适的这番述说，其实重弹旧调，至少早在1926年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已然公之于世，只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举出妇女缠足为例证而已[5]。胡适始终表明类似的观点，激烈批判缠足乃是“祖宗作的孽”：
顾颉刚广涉胡适的诸种著作，实证历历(24)如《胡适文存》于1921年12月15日初版，顾颉刚于1922年1月13日开始阅读，翌日续读是书之外，还阅读胡适的《〈西游记〉序》，《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第1册，200-201页。；“润生”是否必然也是胡适著作的读者，大概难能证明。只是，比较对观，不能不说，胡适的言论思想与治学主张，确实一度鼓动青年世众，在他们的思想血管里，涌动不已。
从食品立法的视角来看，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就是要在根源上健全立法，通过运用立法的途径与方式来惩戒制售毒害食品的不良行为。具体在实践中，关键举措在于运用全局观来规制整个过程的食品流通与食品生产，确保食品消费者都可以拥有更为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针对当前各个核心性的立法环节，应当将安全阀全面布置于食品安全立法，以便于开展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防控。
身为号召“整理国故”的旗手，胡适非仅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的层域而已，他以自己的诸种著作，示范了迈步前进的康衢正道，究竟何在。以胡适对于《镜花缘》的诠释而言，后来者自是着重其间述说女权问题的面向，却大多忘记了他这篇《〈镜花缘〉的引论》的本来面貌，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镜花缘》新式标点本而撰写的序论。
（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18-08-10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8/10/c_137380928.htm ）
这项由汪原放经手的工作，以1920年出版《水浒传》新式标点本为起点，始终得到胡适的支持(乃至于规划)[14]；抑且，这样的工作，更被胡适自视为“整理国故”的工作内容。他回忆说，要求亚东图书馆推出这些古典白话小说“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工作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15]。这篇《〈镜花缘〉的引论》，正是胡适自我实践这些要求的展示之一。
举例而言，胡适为了勾勒《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生平与交游，引征了《李氏音鉴》的相关资料(这部书是钱玄同告诉他的)；胡适为了知晓李汝珍的功名，检查他出身所在(顺天府大兴县)之《顺天府志》里的《选举表》《艺文志》与《人物志》，一无所获，由于《顺天府志》之《选举表》纪录的“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胡适揣度：“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虽然《中国人名大辞典》有李汝珍的小传，胡适却认为其间批评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实在太过“严酷”，反而“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相对的，胡适举引李汝珍《李氏音鉴》里的论说，阐明李氏“对于音韵学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了呀！只此一点，已足以‘前无古人’了”[6]119-120，134-135。至于胡适论断《镜花缘》述及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则加添注语表示依据所傍是钱静方的《小说丛考》(25)胡适《〈镜花缘〉的引论》，第137页；钱静方的《小说丛考》，应是当时学人普遍征引的前行研究，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述及《封神传》，亦引用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77页；余例不详举)；关于钱静方《小说丛考》，目前知晓，钱静方(1875—1940)，本名钱学坤，1909年贡生，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警务；《小说丛考》，原连载于《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1916年初版，见：王振良《稗谈书影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第32-36页。。凡此诸端，可以显示，胡适出以广泛访求研究对象相关的版本、材料与典籍的方式，开展《镜花缘》(乃至于小说史)研究，自可为后来者提供烛照之益。
胡适曾经批评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是一种“很可鄙的态度”。他认为，身为“提倡学术的人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26)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存》，第3卷，35-36页；尔后，胡适的表述则为“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333页。。胡适的这篇《〈镜花缘〉的引论》，迅即犹如《镜花缘》(与李汝珍)研究的“金针”，取而用之者，众多难言。即如孙佳讯“寻得了许多海州学者的遗著”，不仅将具有“革新思想”的李汝珍的“历史考的更详细了”，更修正了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里许多的错误。孙佳讯仿胡适之道却还治其身，自然深得胡适的欣赏，乃至竟将彼此往还的信函，公之于世(27)《关于〈镜花缘〉的通信》，《胡适文存三集》，第6卷，859-860页；此后孙佳讯穷近半世纪之力，研究李汝珍与《镜花缘》而不辍，且集结为专书，见：黎活仁《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近四十年有关“镜花缘”研究的回顾》，第137页。，展现胡适深庆后继有人的喜悦。
四
众所周知，傅斯年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交谊实在师友之间，傅斯年对胡适的思想/学术历程，更有重大的影响(28)参见：朱宗震、吕景琳《傅斯年胡适的学生和诤友》，李又宁(主编)，《胡适和他的朋友》，第4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第219-268页；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第14卷1期(台北：1996年6月)，第177-193页。。1920年初，傅斯年赴欧求学；两人一别，至1926年方始有缘再见。当时傅斯年致函胡适，指陈胡适的《哲学史》固有“一时刺动的效力”，就书的长久价值言之，胡适的小说评论反而“居先”[16]。胡适深喜傅斯年的这段评论，表示自己投注大量心血的小说史研究工作，其实更还带有“做学问的方法”的示范意义：
……关于第二层，──小说的考证，──我也很高兴。老实说，这十年来，没有一篇文字费去的时间与精力有《〈水浒传〉考》、《〈红楼梦〉考证》那样多的。我那次病倒，也就是从第一篇《〈水浒传〉考证》得来的。但我的辛苦已得了过望的酬报了。几部第一流小说的作者的事实都次第发现了，这差不多是一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德！最大的报酬却是一些“副产物”(by-products)。我的本意本是想提倡一种方法，做学问的方法。颉刚在他的《古史辨》自序里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里得着他的治史学方法。这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17]……
胡适带着这等要在方法论的层域里向后起之秀提供示范作用的自我期望，开展小说的研究，成绩所在，昭彰显著；在他号召“整理国故”的诸项行动里，至今依然遗泽犹存[18]。况且，胡适的诸多著作，往昔一度广泛流通，阅读者众，他的言论思想及治学主张、路数和成果，可以是青年世代同润共享的思想资源。他从申张女权的角度而开展对于《镜花缘》(和李汝珍)的阐释，俨然雄辩滔滔，脉络清晰而又证据充分地勾勒了其人其书，实如形构时代意见气候的领航者。
这样，反对/批判其阐释者的意见，好似被抛在九霄云外。如陈望道声言道，《镜花缘》“表彰的却是女子的学问才德，即作者自己说的‘妇德’”。这部书的特殊贡献只在“泣诉抗议，不在解决问题”，胡适竟将“反面的形容为正面的主张”(29)陈望道的其他批判意见甚众，如言“……胡适不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四德’，却说所见的是几千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大约便为闪避这些讲妇女问题者的攻击，同时又要把这书混进讲妇女问题的书册里头去，使它一同受人欢迎的缘故……”，不一一详引，见：陈望道《〈镜花缘〉和妇女问题》，《女青年月刊》，第13卷3期(上海：1934年3月)，第43-54页。，总不是《镜花缘》的研究者注意的观点。反而，任何有意涉足于《镜花缘》与中国女权思想这个课题的后来者，都必须以胡适的研究为起点，或是补充深化，或是更予系统化(30)例如，鲍家麟大致重复胡适论述，指陈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妇女权利问题的人”；赖芳伶复再敷衍，表明李汝珍是“中国最早藉小说提出妇女权利问题的人”，《镜花缘》是“第一部把女性放在平等地位来尊重的古典白话小说”等等，见：鲍家麟，《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一)(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再版〕)，第221页；赖芳伶，《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文史学报》，第19期(台中：国立中兴大学文学院，1989年)，第56页。类似之论，不一而足，不一一详引。，乃至于提出挑战质疑(31)即如白保罗(Frederick P.Brandauer)批评胡适未曾注意《镜花缘》征引班昭《女诫》，仍赞同胡适提出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的意见，更进一步申论，胡适与其追随者，不能认识《镜花缘》其实反对特定的儒家理想女性，李汝珍确实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妇女解放论述，见：Frederick P.Brandauer，“Women in the Ching-hua yan：Emancipation Towards a Confucian Idea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XXVI， No.4(August 1977)， pp.647-660；夏志清未直接征引胡适，同样指陈《镜花缘》征引《女诫》的意义，“肯定了班昭的箴训”；也认为林之洋被迫缠足的段落，具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讽刺性”，见：夏志清(著)，黄维梁(译)，《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幼狮月刊》，40卷3期(台北：1974年9月)，第18-29页；抑或如李玉馨指陈，《镜花缘》“不能归类为女权主义小说”，见：李玉馨，《反传统与拥传统：论“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第119页。其他类似论述甚多，不一一详引。。因此，胡适的《镜花缘》研究，对现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建构，如他在思想史上之地位，同样深具“典范”意义[19]，理有应然。
参考文献：
[1] 陈漱渝.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M]∥李又宁.胡适与他的朋友：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1：273-316.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9.
[3] 江勇振.胡适、《镜花缘》、性别意识[C]∥“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6：131-140.
[4] 胡适著 徐高阮译.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G].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3803-3804.
[5]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G].胡适文存三集：第1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3-23.
[6]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G].胡适文存二集：第4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7] 希强.敬告中国的女子[G].潘光哲.胡适全集·时论：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5-11.
[8] 胡适.致胡近仁[G].潘光哲.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139.
[9] 邓广铭口述 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M].郜元宝.印象书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99-100.
[10]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11] 季维龙.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关系和学术情谊[M]∥沈寂.胡适研究：第2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23-253.
[12]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J].小说月报，1923(14卷2号)：3.
[13] 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J].历史研究，2001(3)：11-16.
[14] 谢慧.胡适与上海亚东图书馆[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84-487.
[15]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236.
[16]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M]∥王泛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44.
[17] 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M].潘光哲.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44.
[18] 陈平原.胡适的文学史研究[M]∥王瑶.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3.
[1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HuShih’sInterpretationofFlowersintheMirrorandFeministIdeasinModernChina
PanGuangzhe
(ResearchFellowofInstituteofModernHistory,AcademiaSinica,Taibei11552,China)
Abstract： Giv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the scholarly projects pursued by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and their legacies remain to be explored.Focusing on Hu Shih’s interpretation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a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fantasy fiction，this paper outlines some major threads of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s and their profound influences.For Hu，Flowers in the Mirror was a fi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women’s rights，with which the author Li Ruzhen advocated equalities in wellbeing，education，and opportun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This interpretation became virtually canonic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23.By contextualizing Hu Shih’s interventions in the “women question” of his time，we will be able to capture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as well as its lasting significance.This case illustrates specifically how legacie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Keywords： Hu Shih；Flowers in the Mirror；Li Ruzhen；Modern China；Feminist ideas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9)05-0035-07
[收稿日期]2019-03-05
[DOI]10.19669/j.issn.1009-5101.2019.05.005
[作者简介]潘光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研究。(台北 11552)
【责任编辑 李 丽】
标签：胡适论文; 台北论文; 思想论文; 文存论文; 亚东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工人论文; 农民论文; 青年论文; 妇女运动与组织论文; 中国妇女运动及组织论文;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