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道德】
摘要：“精神赡养”是一种高级赡养形式。传统孝道理论、德性理论和唯理性道德理论应用于现代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困境。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新兴的道德理论，因其自身的理论特点而具有聚合性、柔性和过程性等理论品质。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可以很好聚合各种关怀主体、精准供给情感和规约关怀全过程，彰显出实践指导意义的合宜性。鉴于此，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实践可以看作是理论转向的探索。
关键词：精神赡养；关怀伦理；孝道
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赡养老年人口的主要维度。精神慰藉是指在满足老年人口生存需求基础上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需求进行照护，这种行为常被称为“精神赡养”。“精神赡养”实质上是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缺口进行填补。也就是说，对老年人不但要关注其身体，更要关注其精神，使老年人身心都健康，从而快乐幸福地生活。“精神赡养”可以说是一种高级赡养形式，但因精神内涵理解上的艰涩性以及老年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等，“精神赡养”行为的推展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以致古人早已提出“色难”命题。“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①面对老龄化加剧的实情和众多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做好老年人口“精神赡养”的推行工作，需要探索更加适宜的指导理论。
一、传统道德理论应用于“精神赡养”面临的困境
“精神赡养”在我国传统文化里被表述为“色养”。用来指导“色养”的理论主要是家庭孝道文化。但随着时代境遇的变化，养老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孝道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表现出了理论上的式微。那么，能否借用其他伦理理论呢？在伦理学视域里，伦理理论的形成是对行为规范化和道德性审视的结果，而这种思考所形成的理论类型在伦理学领域是颇有争议的。在西方，围绕以情感、理性为主轴进行思考而形成众多理论“阵营”，德性道德理论和唯理性道德理论的分野在争论中始终占据主导。考量这两种代表性的理论类型应用于老年人口“精神赡养”，会发现同样存在困境。
1.传统孝道理论的式微
传统社会里的“色养”(精神赡养)主要指子女在家庭里积极付出情感，满足老年人的心愿，使老年人快乐幸福。“色养”的实现在传统社会里主要是依靠子女的道德自觉、通过践行家庭孝道来体现的。例如，《孝经》里有“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②；《论语》里也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③。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是指导“色养”的内在动力机制。
在新的境遇下，我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二一”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已占多数，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单一依靠家庭子女赡养父母已不现实。养老社会化的发展大趋势表明，子女在家庭行孝压力剧增的情况下，“精神赡养”的实现需要融入社会各方力量。只有构建以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机构、社会政府为一体的支持体系，形成合力，“精神赡养”才能更好地完成。
众所周知，传统孝道在一般意义上是规范有血缘关系的子辈在家庭中对亲人尽孝行为的，《尔雅》中就有“善事父母为孝”。可以这样理解，传统孝道的实践主体是子辈，客体是长辈，核心要求是亲情付出，场域是家庭。而现代“精神赡养”需要多方力量的加入，也就是说，现代“精神赡养”需要通过多维主体对老年人积极用情来完成。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孝道在规范家庭子辈行为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以传统孝道来规范调节没有血亲关系的他者，例如养老机构人员、其他社会群体人员等，规约他们在照顾老年人时积极用情，显然，这在理论的适应性、实践的可行性上均很难成立。因此，传统孝道理论运用于指导现代“精神赡养”表现出“力不从心”。传统孝道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凝固的且成为民族文化的符号标记，改变其内容实质使其适应当下实践要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理性的做法是另辟蹊径，探索更适宜的指导理论。
2.传统德性道德理论的乏陈
1）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需要先进行初步的定位，在对当前城市现阶段的环境质量、资源、地理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等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之后，便可以明确其总体定位；
多维主体形成赡养合力，其实就是把多维主体关系加以协调和凝聚。以强调关系缔结、维护和修复的关怀伦理应用于此，其在主体的功能发挥上具有理论合宜性。一是关怀伦理在关怀供给的主体指向上可以更广泛。这种主体指称既可以指向自我，也可以指向他者。主体指向自我是指自己对自己实施关怀，即自我关怀；主体指向中的他者是指家庭子女、朋友、亲属、同事、机构、国家社会等一切可以施与关怀的主体，即范围较广的他者关怀。“精神赡养”在现代社会需要多维主体的加入，用关怀伦理指导“精神赡养”，可以把多维主体纳入其理论视野中，与传统孝道用于指导“精神赡养”相比，关怀伦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弥合传统孝道的不足，因为孝是不能用来指陈、规约无血缘关系的他者的行为的。二是关怀伦理认为人天生都需要他人关怀，尤其是老年人。关怀伦理从人的依赖性出发，把关怀看作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方式，通过关怀使人认识到彼此的不可分离。因此，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在理论层面，可以深入内层观照各个赡养主体的地位属性，指导形成实施关怀的原则、内容、作用机制等，起到很好地指导“精神赡养”的作用；在实践层面，可以有力、高效地把多维赡养主体关系协调好，共同发力指向老年人的精神关爱。唯理性道德理论等在当下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理论本身具有的分离性内质极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割裂和分离，相比较而言，关怀伦理应用于“精神赡养”更具有道德实践意义。
程序π和命题φ共存：静态和动态之间不存在冲突。另外，非决定论认为：一个程序可以有若干个执行结果，现在称为程序逻辑，和用联结词分析的静态命题的规则相关：
亚里士多德建构的德性伦理学以讨论德性为核心，把“关于不同的善目(Goods)作为人类实践的不同目的……关于所有其他的善目相对于至善而有序排列的思想”④。对于德性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⑤可见，德性伦理主要关注人的品质、秉性。关怀伦理代表人物弗吉尼亚·赫尔德在评价德性伦理学特点时就说：“美德理论的标准解释，美德作为个人的意向。”⑥新近推动德性理论发展的代表人物麦金泰尔也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⑦也就是说，传统德性伦理学主要是研究个体的品格状态，把德性聚焦为性格的倾向和意向。“美德伦理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存在而非行为上，这意味着它的追随者无法明确说出任何道德规范、责任和权利。”⑧很明显，德性伦理在保障这种品格的塑成和实践上的研究是不足的，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就是很明显的反映。例如，在回答德性之人实现幸福的问题上，他把实现途径归为思辨活动，“它是思辨活动……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满幸福”⑨。这一理论上的弱点被后来的学者察悉，并深受指摘，“这种幻想认为只有通过哲学研究一个人才能变得有德(或者真正有德)，并且一旦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就能发现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并且应该遭到坚决抵制”⑩。
“精神赡养”主要是指赡养人通过情感化的行为实践来满足老年人深层精神上的需要，从而增加老年人的精神愉悦感，提升赡养的品质。这种活动不仅需要有高尚品性的人参与，更需要这种人具有察悉老年人精神需求的能力，并懂得如何把情感很好地传递出去，让老年人能有效地吸收这些供给的养分。老年人的心理活动极其复杂、变动不居，不了解他们的具体精神需求，不懂得情感输送的技巧，就很难完成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所以古人发出“色难”的感慨是不无道理的。可见，“精神赡养”不仅指向赡养者的品性，更指向一种艰辛的行为实践活动。德性伦理主要是关注个人品性倾向性，它的理论品性使它很难提供一套对行为实践规范性的道德建议。因此，德性伦理应用于指导老年人“精神赡养”时，对呼唤具有德性品质的人加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保障“精神赡养”活动顺利完成上却很难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指导。德性理论用于指导“精神赡养”时也显得空乏无力。
3.传统唯理性道德理论的罅隙
近代以来，随着人作为自足、独立、有尊严的个体的意识的张扬，以重视普遍法则、尊重他人存在、诉求效益最大化等的道德思考占据了伦理学争论的中心。可以说，依靠理性来思考人类行为形成的唯理性道德理论，已经成功地在世界范围的文化领域获得支持，唯理性道德理论成为一种主导性道德，强势地主导着人们的道德思维和道德生活。义务论、功利论以及公正论等，在道德认识上都可以纳入唯理性道德理论类型。
唯理性道德理论张扬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构造法则，指导人们去理性的生活。康德就说，“自然界中的万物按照法则运作。只有理性的生物有能力按照法则的概念生活，换句话说，按照原则生活”。当然，在康德看来，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有理性能力。唯理性道德理论使人的自由、自主、自尊得以彰显，极大地调动了人的能动性。但也应看到，唯理性道德理论有很大罅隙。一是唯理性道德理论通常拒斥情感在道德行为发生、维持以及判断中的重要意义。“感情会损害普遍的道德规范，是干扰公正的偏爱，也是道德上加以限制的侵犯和复仇的冲动。”其实，摒弃情感在道德中的作用也是有偏颇的。情感在选择道德推荐的内容和落实理性的指导原则上会有很大帮助，休谟甚至主张道德不是理性的对象，而是激情和情感的对象，“道德的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的”。二是唯理性道德理论是以人是独立、自主、理性的为基点的道德学说。它不是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这样就“忽略了人们相互依赖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所召唤的道德性”。关怀伦理学家对它的罅隙批评道：“完全靠理性和唯理推论或计算的道德探究是有缺陷的。”
现代“精神赡养”品质的提升，主要考评要素是多维主体情感关怀、合力的形成。多维情感倾注才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这种合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合宜的理论指导多维主体凝聚协作，把良好关系搭建起来。唯理性道德理论强调理性而贬斥情感，暗淡了道德情感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价值，并且唯理性道德理论更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如果用它来指导“精神赡养”问题，和融的关系就很难搭建起来。通过在家庭层面上考察公正论、功利论、契约伦理等在“精神赡养”上的运用，就可见一斑。家庭关系往往建立在亲人之间，这些关系是非契约的，如果把家庭关系概括为契约关系，家人的赡养关系就很容易建立在利益的权衡和理性的算计之上。相应地，“精神赡养”所要求的情感付出一旦与利益获取关联上，就极易破坏家庭私人领域内的道德关系，“精神赡养”品质就很难提升。传统唯理性道德理论本身具有的罅隙，阻断了其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的通路。
二、关怀伦理的道德主张及理论品性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揭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在物质生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更高的精神需求就会出现。当下我国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对精神世界的需求则越来越强烈。但实际上我国老年人的精神荒芜现象十分普遍，老无所乐已经成为这个群体的隐痛。据报道，重庆市一位独居老人一年拨打了1483次报警电话110，原因竟是自己不堪独居的孤寂，希望民警陪他聊天。老年人以“错位”方式汲取精神上的需求，说明精神需求对老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需求。但在当下，由于民众观念认知的不足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约束，单一依靠子女来实施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其实，“精神赡养”是通过满足老年人精神上的多种需求来实现的，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殊性决定了有些需要可以通过外索获得，靠他人的给予来完成；也有些需要只能通过内求获得，依靠自己获取精神上的安顿，如去除对死亡的恐惧等。可见，当下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子女的付出固然重要，但也应看到老年人积极自养、社会机构主动融入和政府制度“兜底”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老年人自身、家庭子女、养老机构、政府等多维主体都加入赡养过程中来，形成赡养合力，才能真正完成老年人口的“精神赡养”。
关怀伦理学最早是在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强势道德哲学提出质疑的氛围中出场的。传统道德哲学在女权主义者审视下有个根本的缺陷，“对超过半数人类存在不公的缺陷，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存在男性中心主义(以男性为中心)的缺陷”。女权主义者认为，以男性自我为中心者在思考道德问题时往往强调个人权利、自主性和独立性，习惯运用理性思维，从普遍的道德原则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和分析做出道德判断。他们忽视了人是情感动物的存在，也忽略了道德情感共鸣和“即时即景”(处在真实境况)做出的分析在形成道德判断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人不是单子概念，人一出生就是处在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考虑融洽关系的缔结，这些恰是女性道德体验所关注的，而男性中心主义思维主导下形成的道德理论如康德伦理学、功利主义、公正论等，都忽略了这一根本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权主义者倡导的关怀伦理学开始走上伦理学的舞台。关怀伦理学主要基于人在道德认识论上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它看到了义务论、公正原则等唯理性道德理论忽略情感的作用而造成冷漠、隔离的社会事实，主张尊重情感在道德选择中的作用，并依据具体的事实情境，寻求恰当的道德行为，然后在人与人之间构建起一种令人钦佩的道德关系，发展出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实体。这些主张凸显出了关怀伦理学具有不同于传统道德理论的理论品性。
1.关怀伦理是一种聚合伦理
关怀伦理从社会生活体验出发，把每个人都看作是在相互依赖中生存的，人从一出生就需要得到亲人的关怀才能长大，长大后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才能发展，晚年患病时更需要得到别人的关怀和照料。“人类的繁荣和进步之展望从根本上铰链了关怀和被关怀，而关怀伦理学强调的正是满足依赖者需要的道德责任力度。”因此，关怀伦理学所理解的关怀是基于人的相互依赖天性提出的，它把人看作一种在本质上是关系的存在，是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因素包裹下的集合体，包括种族、阶级、性别、族群、家庭联系和社区等。“无论女性主义伦理学(关怀伦理早期形态形式)最终形态如何，她将包括一个以关系为模型的道德代理。也就是说，该代理人敏锐的洞察力是一种‘背负重担的自我’，已经根植于与血肉他人的关系中并且部分是由这些关系所构成，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关系是自我的核心体现，人的内在关系属性规定了人是不可孤立存在的。关怀伦理给自己打上了聚合作用的烙印，从而区别于传统道德理论的功能。
关怀伦理认为，关怀在良好关系的缔结、维持和修复中具有铰链的作用和高度的道德意义。不同于唯理性道德理论理性的“算计”，关怀伦理更注意人们的需要。为满足周围人的需要，我们彼此都负有关怀的道德责任。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相互理解、接纳、信任会促进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动，真实情感的付出会缩小或消除人们之间的冷漠和隔离。当这种良好的关怀关系在个人和社会中流行时，人们之间的隔阂和分离状态将会消逝，人们之间的相互关怀将会使社会聚合为一个美好的实体。关怀伦理学家贝伦斯·费舍尔对关怀的定义就是：“关怀为一种活动，其中包括维持和修复我们的‘世界’的一切活动，从而使我们尽可能更好地在此世界里生活下去。”可见，关怀伦理注重人们之间的实际关系状态以及怎样维持和修补这种关系状态，并且尊重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对所在境况的讲述和敏感性，这些对凝聚社会关系和培育社会协作精神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2.关怀伦理是一种柔性伦理
关怀伦理主张道德情感在构建良好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认为是道德情感维系着关怀的发展。关怀伦理代表人物诺丁斯认为，具有女性特有的道德情感认识和道德意志会促使人们勇于付出伦理关怀，因为女性具有的伦理特征体现为善良、温和、关爱、注重关系上的融洽，而这些恰恰是促使伦理关怀完成的因素。但关怀伦理者反对把这些情感标定为仅是女性的伦理特征，她们认为关怀的道德情感取向是不限于一个领域或个别性别的，男性也会有这种情感的付出，只不过他们不善于像女性那样利用情感进行道德思维而已。关怀伦理看重情感的作用，其理论源头深受休谟思想的影响，因为在休谟看来，道德的最终审判是情感，是情感将“道德变为真实的、行动的美德，而情感在所有人的人性中都具有普遍性”。然而，情感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常被解读为非理性的，所以在以理性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常被排斥。我们应看到，关怀伦理主要是基于关爱视角，在行为实践过程中面对伦理困境选择时，试图找出一种解决由于义务论、公正观等道德理论忽略情感关怀造成社会冷漠、隔离窘境的理论努力，以求弥补“去情化”的义务论、公正论等的不足，使关爱价值适当地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这种道德努力使关怀伦理呈现出柔性特征。
关怀伦理强调情感在道德行为选择或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不是说情感在付出时没有规范。关怀伦理提出，在考虑情感付诸时需要考虑到具体情境细节，强调正确的关怀行动存在于与行为相关的具体情境关系中，而不是目的论、义务论等看重的推理形式的论证。关怀实践因情境而异，因对象而异。关怀伦理学始创者吉利根就说，“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竞争着的权利，解决道德问题需要一种联系情境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一种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情感付诸中对情境细节的关注，使得关怀伦理学呈现出柔性伦理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的也是相同的含义。所谓情境性，讲求对情境关系进行细致分析，“联系情境而不是概念作出回答，强调‘依情况而定’，指出选择如何受当事人以及情况变化的影响”。诺丁斯更是用公式形式描绘了关怀实现需要考虑的情境，例如，A、B要想形成关怀关系(或相遇)，需要A关注对象B，然后A做出合适的关注行为，付出合适的道德关怀行为，而B必须承认或接纳A的关怀行为。可见关怀行为的完成需要注意到具体情境中的双方和双方的具体意图，这样才可以说这个关系或相遇经历是关怀性的。而那种不考虑具体对象、具体情境进行的关怀行为，诺丁斯认为可能演变为病态的关怀，例如，“种种自以为是的、固执的、严格的、残酷的‘关怀’”，就是以强力方式进行的看似正当的行为，其结果是伤害性的，对此，以柔性为特征的关怀伦理是强烈反对的。
3.关怀伦理是一种过程伦理
关怀伦理很多情况下被认为与德性伦理相近。关怀伦理主张者不否认关怀是一种美德，在价值论上，给予他人尤其是陌生人以关怀，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高尚的。但她们认为关怀伦理更具有实践性意义，正如赫尔德所说的，“关怀伦理学特别关注关怀关系。关怀的关系具有首要的价值”。可见，关怀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关怀关系的缔结、维持和修复，关怀伦理更看重的是关系形成、发展的过程。关怀伦理学家米尔顿·梅洛夫也有相同的主张：“关怀最重过程而非结果，因为我唯有在当下才能照料对方。”关怀伦理凸显出一种过程伦理品性。
2.3.1 AR抑制剂联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yclin-dependent kinase 4/6，CDK4/6）抑制剂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关怀伦理提出新的理论来发展新的实践，并且可能提供更大的潜力来推动比传统道德理论观点中包含的有所不同的道德进步”。它不仅能指导“熟人圈”如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能对社会经济、教育、儿童看护、健康关怀等社会实践事务提供成功的道德建议。关怀伦理学应用于指导老年人口“精神赡养”的开展，表现出理论指导意义上的诸多合宜性，与传统道德理论相比，它可以更好地提升赡养品质。在此维度上，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可看作是一种理论转向的尝试。
德性伦理是以具有德性品质或动机的道德主体为立场来思考道德问题的伦理学，西方伦理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伦理学派就是德性伦理。德性伦理在伦理学发展史上可谓命运多舛且颇有微词，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本身存在过多关注空泛理论而对实践性探索较少的趋向。
审视关怀实践的过程，关怀过程还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关怀伦理认为这个过程是要达至一个互惠的目标，也就是都有收获的一种关系面向。建立关怀关系的意义并不是一方施予、另一方被动接受的关系，而是双方都有多方面的付出，双方“在交往中随时准备修正自身，这个基础必然由于智性的、情感的和精神的素质共同构成的整合力量而得到提升”，用米尔顿·梅洛夫的话来说就是“关怀一个人，就其最重要的意义来说，就是帮助他人成长并且实现自我”。可见，关怀的互惠不是源自对弱者的怜悯、施舍和恩赐，而是把对方当作是与我共生的存在，双方在一种平等互惠的关怀过程中都将会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
三、关怀伦理应用于“精神赡养”的合宜性
综上所述，在肝脏核磁共振检查护理期间应用临床护理路径，不良反应事件少，患者依从性及满意率高，而且检查图像清晰，有效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提供优质数值，值得临床推荐。
1.有效聚合关系：关怀伦理在“精神赡养”主体功能发挥上具有合宜性
面对传统道德理论存在的缺陷，尤其是作为强势理论的唯理性道德理论可能造就冷漠的社会图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理论——关怀伦理学开始兴起，它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挑战着传统理论并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思考和生活实践。
术后化疗前组的纳入标准：(1)术后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年龄为30周岁～60周岁；(2)视听能力正常；(3)简易精神状态量表总分≥24分，一般认知功能正常。术后化疗前组的排除标准：(1)继发性乳腺癌患者；(2)晚期恶病质者及除腋窝淋巴结外远处转移者；(3)接受过新辅助化疗者；(4)曾患重大躯体疾病或脑部创伤者；(5)有酒精或药物依赖史者；(6)患精神疾病并服用精神类药物者。化疗组的入组及排除标准同上，并要求化疗后时间不超过5年。健康对照组的入组标准：身体健康，无重大躯体疾病史，无认知障碍和精神疾病史，无酒精或药物依赖史。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志愿参加实验。
实施关怀，建立一个让人向往的关系属性，在关怀伦理学代表人物诺丁斯看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括“相遇—投入—回应—共振”等要素。关怀的出发点在于“相遇”，两个对象首先应表现为相遇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有着特定的依赖性需求，才能使关怀成为可能。相遇关系出现了，关怀者需要透彻了解对方，“包括清楚和隐约的了解、知其然和知其何以然的了解，以及亲身与间接的了解”，这样做是为了以合适的方式与被关怀者产生关联，关联通道建立起来后可以投入关怀。关怀者的关怀能否在被关怀者身上起作用，还要关注一个关键环节，被关怀者能否回应，“对于关怀的回应是关怀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被关怀者的回应，关键在于关怀者如何培育关怀对象的道德情感(共情、关切、喜悦等)以及领会关怀的能力，这也是对关怀者实践关怀能力技巧方面的评估，比如敏感性，这样可以很好地洞察被关怀者的需求。有了回应还不能算真实建立起关怀关系了，被关怀者还要在内心对关怀产生“化学反应”，真正接纳关怀并使自我需求得以满足，这样，才标志着关怀关系的最后完成，诺丁斯称这个环节为“共振”(或共情)。
2.精准倾注情感：关怀伦理在“精神赡养”内容关照上具有合宜性
评判“精神赡养”品质的高低，主要是看老年人是否实现了快乐，快乐是老年人生活质量是否良好的根本体现。快乐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感觉反映，它包括感官的快乐和内心的愉悦两种。感官快乐通过饮食、性等生理属性的满足可以实现，属于低级的快乐。西塞罗在《论老年》一书中认为感官快乐的享受是危险的，“感官上的快乐是自然赋予人类最致命的祸根。为了寻求感官上的快乐，人们往往会萌生各种放荡不羁的欲念”。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原因，感官快乐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发迟钝，因此属于老年人的快乐更多的应是内心的愉悦。但老年人会因为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影响，在性格上往往容易形成怨天尤人、孤独自卑、喜怒无常等怪癖，内心很容易陷入伤感、焦虑、苦恼之中。实现老年人内心愉悦，主要靠积极情感的支持，“情感方面的支持满足能够帮助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使其在面对诸如丧偶、丧子、病重或事故等压力和创伤的时候维持生活满意度”。
传统孝道可以规范子女通过情感实现对亲人的赡养，但随着时代境遇的变化，以物质供给代替情感给予的孝行，使孝呈现为去情化状态，传统孝道在担当指导现代“精神赡养”任务时面临着诸多困境。传统唯理性道德理论也因具有排斥情感因子的理论本性而不宜作为“精神赡养”的指导理论。而关怀伦理则把是否有情感内容加入的行为看作是评价道德性行为的关键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关怀伦理就是关爱情感如何付诸实践的伦理。这主要是基于关怀伦理看到了人是有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把情感看作是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情感的倾注和交融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形成和谐关系。老年人“精神赡养”在当下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需要多个维度的主体情感关爱行为的付出。以关怀伦理为指导理论，很容易让人们认识到老年人缺少的是情感呵护，“精神赡养”推行中应以情感关怀为主要内容，从而倾注真情实意去关怀老年人的各种精神需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精神赡养”在实际推行中应关注老年人需求的差异性问题。由于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居住区域和生活经历等的不同，人进入老年期，精神世界会千差万别，精神需求也各不相同。即使同一个老人，在不同时间段情绪情感也会有很大变化。宋代陈直在《养老奉亲书》中指出：“眉寿之人……多咨煎背执，等闲喜怒，性气不定，止如小儿。”也就是说，人进入老年期，情绪一般不稳定，很多举动与小孩子等同，让人很难理解和琢磨。这样，就需要考虑根据不同性格、不同境况给予老年人不同的情感关爱。只有精准供给才能起到关怀效果。与传统道德理论相比，关怀伦理更注重依据境遇考虑情感的给予，在对老年人实施“精神赡养”时可以更精准地实施关怀。
3.涵盖行为过程：关怀伦理在“精神赡养”实践保障上具有合宜性
道德理论经常用来对行为进行判断和规约，以期保障行为的正当性。一个完整行为的表达其实包括始端、过程和结果，行为的道德性判断也应该是对这三部分的综合审视。在传统道德理论中，义务论、德性论等对行为始端可以加以规范，康德提出“善良意志”的旨趣就在于此。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结果论、功利论等虽然对行为目标和结果会起到导引作用，但它们往往缺少对行为过程的辩护，很难保证行为的向善目的。而注重过程规范的关怀伦理的出场，可以对行为关系在缔结、维护和修复上提出较好的道德建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规范和保障行为的合道德性。
绿色创新作为新动力推动工业的进一步生态化升级，从能源利用上讲，旧动能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粗放利用为主导，新动能是以矿物能源的精细化利用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物理能源为主导；从资源约束上讲，旧动能是资源匮乏性生产，新动能则由于能源物理化、原材料元素化以及深层循环化生产，所以极大增加了资源约束弹性。
精神的形成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因此，老年人口“精神赡养”是一个漫长的精神上的“付诸—流动—接收”过程，它不像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等在短时期内或一次性可以完成。这个过程除了漫长之外，还相当复杂。每个老年人都有不同的情感需求，甚至同一个老年人在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情感需求，选择给予老年人所需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如果不能精准给予，则很难保障赡养行为的延续。我们知道，古人是用“善事父母”来表述这一意义的，其中，“事”是对待的意思，如何对待，关涉选择问题。古人提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就是说，在亲人健康时可以选择“敬”的情感对待；在父母年龄大了的时候要顺从父母让他们快乐；在父母生病时要用心去服侍；父母去世了要怀有悲哀情感；在祭祀时要严循礼法。这样古人选择“敬、乐、忧、哀、严”情感分别对应贯穿到亲人“生、老、病、死、祭”全过程，实现了善的要求。遗憾的是，指导这些行为规范的传统孝道文化已失去了很多功能，很难担负起指导现代“精神赡养”的任务。令人欣慰的是，关怀伦理重视行为情境过程，强调培育敏感性来体察被关怀者的需求。用关怀伦理来指导“精神赡养”，可以帮助人们敏锐地发现老年人在不同阶段精神上的需求，并选择合适的情感倾注实施关怀，从而保障赡养过程的顺利实现，提升老年人“精神赡养”品质。更有意义的是，关怀伦理把关怀实施看作是“帮助他人成长同时实现自己”的互惠过程，这样应用指导“精神赡养”，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关怀老年人不但能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而且在帮助老年人的过程中通过与老年人结成良好的“关系”，自己也能从老年人那里学到丰富的知识和人生经验，从而产生获得感和成就感。关怀伦理在应用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时容易引导人们去积极从事并坚持对老年人的情感付出，这种理论在保障“精神赡养”实施上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传统道德理论很难达到的。
注释
由表2可以看出，在同等栽培管理条件下，不同浓度的NAA对插条的生根率、平均发根数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均比对照组效果好，处理B1生根率为最高，为70%；当浓度升高时，生根率逐渐下降。平均发根数上，处理B1发根数最多，其次B2，B3相同，对照最少。生根长度上对照和各处理相差不大。
①《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逾2.4亿》，《人民日报》2018年8月18日。②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礼记 孝经》，中华书局，2007年，第254页。③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第10页。④[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页。⑤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225页。⑥[美]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0、13、12、13、12、73—74、47、28、42页。⑦[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⑧⑩[美]唐纳德·帕尔玛：《伦理学导论》，黄少婷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68、247、123、28页。[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10页。David Hume. AnEnquiry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Moral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15.[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37页。[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侯晶晶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07、216页。[美]米尔顿·梅洛夫：《关怀的力量》，陈正芬译，台北经济新潮社出版，2011年，第65、42、25页。[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美]戴安娜·帕帕拉：《发展心理学》，李西营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261页。陈直：《养老奉亲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配网设施巡检是有效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的一项基础工作[4]，巡检的目的是掌握配网线路运行状况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及时发现设施缺陷或危及配网线路安全的隐患，从而保证配网线路的安全和电力系统稳定。
OntheTurnofthePracticalTheoryof"SpiritualSupport"
DongYujieYouWubing
Abstract:Spiritual support is an advanced form of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theory, the virtue moral theory and the rational moral theory to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incurred certain difficulties. As a new moral theory, caring ethics has the theoretical qualities of aggregation, flexibility and process due to its own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caring ethics in guiding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can well aggregate various care subjects, supply emotions accurately and regul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care, demonstrat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is sense, caring ethics in guiding the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can be seen as an exploration on the theoretical turn.
Keywords:spiritual support; caring ethics; filial piety
收稿日期：2018-11-11
*基金项目：全国老龄委老龄政策理论研究课题“以‘精神赡养’为核心构建新时代孝道文化体系研究”(QLB2018A063)。
作者简介：董玉节，男，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合肥 230012)。
尤吾兵，男，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合肥 230012)。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3-0093-07
责任编辑：思 齐
标签：伦理论文; 道德论文; 精神论文; 理论论文; 老年人论文; 《中州学刊》2019年第3期论文; 全国老龄委老龄政策理论研究课题“以‘精神赡养’为核心构建新时代孝道文化体系研究”(QLB2018A063)论文; 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