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新闻记者、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他献身于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主编《生活》周刊等六刊一报及创办生活书店，一生留下800多万字的文章著述。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贡献出自己全部心血。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邹韬奋的崇敬之情。
心系救国 矢志报国
邹韬奋在1936年2月《〈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中写道：“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邹韬奋生活于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一心救国、矢志报国是他不懈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邹韬奋作为大学生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月刊》的编辑工作，为“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而努力。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开始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这为他所进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新闻救国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舞台。从1926年到1931年，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近300篇文章，企望通过教育的普及、移风易俗的推广、现代文明理念的养成，以资产阶级改良方式唤醒民众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奋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救亡图存的激情迸发，他运用《生活》周刊一方面及时报道事变战况，鼓舞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斗志，另一方面号召全国同胞捐款近13万元援助打响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第一枪的黑龙江省马占山部，《生活》周刊由此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邹韬奋运用《生活》周刊的影响力，大力征募军需用品和日用品，支援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同时在沪西创设伤兵医院，为抗日将士治疗伤病。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因支持学生救亡运动、表达民众抗日心声而销量竟达20余万份，一时洛阳纸贵。同年12月18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人组成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选为执委。1936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参加并被选为执委。7月，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8月，绥远抗战爆发，邹韬奋依托《生活星期刊》，并与《东方杂志》等30多家杂志社一起发起全国读者“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活动，对绥远抗战给予支持。由于极力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的名义将邹韬奋等七人逮捕、关押，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释放。
《生活》周刊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月刊，报道和宣传抗战。1938年7月7日，《抗战》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月刊，继续报道和宣传抗战，刊物销售量最高时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在《全民抗战》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后，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他在复刊词中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他还以撰稿人的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1943年10月，邹韬奋在患耳癌身体极度虚弱之际，仍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发出“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的呼喊，体现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报国热忱。
服务读者 真诚为民
邹韬奋在他所撰的《经历》一书中写道：“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创办报刊是邹韬奋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服务读者和大众的途径之所在。
邹韬奋在服务读者的同时，始终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上，自觉担当“为大众做喉舌”，运用自己掌握的报刊主持正义，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提示社会发展的趋向。1926年10月，邹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时，就确定该刊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以“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逐步改变办刊的方向，关心和讨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愿望一致起来，特别是对团结抗日、抵御外侮的宣传，对不抵抗主义的抨击尤为不遗余力。正如他在1936年6月创办《生活时报》时所说：“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1937年七七事变后，邹韬奋一方面投入全民抗战，另一方面关心抗战建国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他不畏强暴，敢于同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作斗争，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奋争。正如他在1938年7月《全民抗战》发刊词中所说：“集中人力物力后该刊将以更宏亮的声音和强大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总目标下担负起巩固全国团结的大任。”
1933年元旦，邹韬奋在《东方杂志》上表白自己的梦想，他说“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邹韬奋对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时刻记挂在心，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不懈探寻真理中实现了由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出狱后的邹韬奋等7人与战友杜重远会见爱国老人马相伯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作为办刊宗旨，对刊物进行了大力的创新：在内容上，他提出要有趣味、有价值，“贵精而不贵多”；在文字表述上，他提出要“力求浅显”，提倡“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在形式上，他开辟小言论、读者信箱等栏目，并将精美的图片、漫画引入到刊物之中，使刊物更显亲切和美观。为对读者负责，他在刊物广告的选择上不以广告费多少为衡量标准，而以适合读者心理健康为出发点。为减轻读者负担，他尽可能降低报刊价格，在报刊篇幅增加时尽量不增加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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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进步 战而不屈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创刊五周年纪念号上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邹韬奋胸怀推进社会进步的抱负，将报刊的创办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将进步思想和社会发展趋势及时传递给读者和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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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urban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and its spatial analysis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邹韬奋更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并以争取民主政治为己任。他于1937年8月创办《抗战》三月刊，后于1938年7月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月刊，大力宣传抗战救亡的主张和事迹。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对出版言论的压制更加严厉。1938年10月，为反对国民党实行的出版物审查制度，邹韬奋利用自己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相关议案，但未被采纳。之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大对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迫害，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封闭。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同月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正如他所说：“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和推行。”1941年5月到香港后，邹韬奋将《大众生活》复刊，并在6月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留港代表等9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表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2年夏，邹韬奋先生来苏北新四军考察
在推进社会进步实践的初期，邹韬奋大量译述介绍西方社会的思想和现状，以求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这种情况在他接办《生活》周刊的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初期的《生活》周刊在内容上所涉及的基本上是谈职业教育和个人修养，宣传科学民主，倡导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企望造就一种良好社会风气，推进社会进步和朝着现代方向变迁。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顺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通过《生活》周刊“希望能为垂死的中华民族唤起注意与努力”。邹韬奋对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的批评，触怒了蒋介石。1932年春，蒋介石密电在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并直接向《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等施压。为避免中华职业教育社卷入政治漩涡之中，邹韬奋决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隶属关系，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1932年7月，为防范《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无法生存，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将业务由单一的办刊拓展到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上。1933年7月，为争取民众的自由权利，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由于邹韬奋及《生活》周刊发表的团结抗日的言论较多，触犯国民党当局较重，受暗杀的危险较大，1933年7月，邹韬奋以考察名义被迫流亡海外，直到1935年8月回国。邹韬奋的出走并未能改变《生活》周刊被查封的命运。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因发表支持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社论而触痛国民党当局，被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予以封闭。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后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于同年11月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面对《大众生活》强大的影响力，蒋介石先后派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及上海闻人杜月笙等进行拉拢，邹韬奋以“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气概予以拒绝。在1936年2月《大众生活》遭国民党当局查封后，邹韬奋又于同年6月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8月移至上海出版。在遭国民党当局阻挠后，《生活日报》以《生活星期刊》的名称出版。
探寻真理 奋斗不息
最能体现服务读者精神的是邹韬奋对《读者信箱》专栏读者来信的重视。接办《生活》周刊之初，邹韬奋亲自阅读读者来信，对每一封信进行登记、摘要或回复，往往忙到晚上12点多钟。到1932年5月，读者来信日收最多时达上千封，年收总数达两三万封。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来五六个人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对每一封信按照登记、摘要、如何答复、拟出复信稿、修改、抄写、校阅、寄发等八道手续进行处理。正是因为对读者采取“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的态度，为《生活》周刊赢得了大量读者，《生活》周刊的发行量由接手时的2000余份增加到1932年底的15.5万份。在与读者“共济衷曲”的同时，他还抱着“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的宗旨，专门于1930年成立书报代办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首创十大银行为读者购买书籍和刊物免费汇款业务，1938年初又成立战时书报供应所，流动供应图书、报刊。
近几年内，随着水产养殖事业的不断发展，导致我国的水产养殖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养殖病害问题不断恶化。为了防止各种疾病的出现，养殖户开始乱用抗生素类药物，对水体当中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严重阻碍了微生物菌群的生长，对水产品质量同样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微生物制剂的普及与应用有效转变了上述状况，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合理应用微生物制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优化生态环境，避免病虫害的出现，提高水产养殖经济收益。
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之始，就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为大众服务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不断得到提升。在1930年12月发表的《我们的立场》一文中，邹韬奋写道：“本刊是没有党派关系的。”但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中共党员胡愈之的交往加深，他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觉悟得到提高。1932年1月《生活》周刊发表的《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中，提到“我们主张生产工具公有，而以国营实业为达到生产工具公有的一种方法”，居然将这一共产党的主张在国统区公开发表出来。1932年7月，他创办了生活书店，当时的称呼为“生活出版合作社”，邹韬奋在为书店确立的经营原则时明确规定：“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1933年7月到1935年8月，邹韬奋流亡海外达两年之久，这期间，他在大英博物馆研读马克思著作，到莫斯科大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赴美国南方了解黑人的悲惨生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中，他逐步将立场和观点转到马克思主义上来。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一面投身于抗日救亡，一面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乃至国统区的活动给予支持。1935年8月，当筹办新知书店（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的徐雪寒向邹韬奋求援时，他代表生活书店筹款1000银圆给予支持，并同意新知书店出版物交生活书店经销。同时，邹韬奋也通过生活书店编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理论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在政治上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
毛泽东、周恩来为邹韬奋题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邹韬奋在武汉和重庆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等密切接触，自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指向，开展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并多次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1937年8月《抗战》创办后，他在《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所表示的宗旨……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他运用所掌握的刊物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及其活动。生活书店此时也出版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等在内的千余种图书，这些图书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就达200多种。邹韬奋反对分裂、争取政治民主的行为日益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1941年2月他来到香港，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帮助下撤离香港，潜伏于广东梅县山区。之后于1942年末到达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悉心考察后得出“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结论。1943年，邹韬奋因患耳癌秘密潜入上海治疗，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心念所从事的事业，表示“倘能重获健康……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1944年临终前邹韬奋在遗书中郑重提出：“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题图 1937年在苏州看守所，邹韬奋乐观地读书、写作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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