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
[摘要]1942年8月在苏联远东地区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一支特殊部队，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因此也称国际旅。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朝鲜民族指战员，在教导旅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朝鲜民族指战员群体是在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武装斗争历史最长、其历程最为艰难曲折而又最为坚强的队伍。他们在教导旅期间，最终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久经考验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革命骨干队伍和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较为成熟的领导核心群体，为社会主义新朝鲜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充分的组织准备。
[关键词]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朝鲜民族；金日成将军；历史地位
1942年8月至1945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活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和东亚反日民族联合战线上的一支特殊部队，原则上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队伍，实际上是暂时接受苏军直接管辖的国际旅。国内关于抗联教导旅的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颇多，[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王连捷：《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若干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等。但关于教导旅朝鲜民族指战员的论著非常少，大都是间接或简短论述其某一内容，而国外史学界也很少论及这一部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论教导旅中的朝鲜民族指战员群体的构成及其历史地位问题，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其人员构成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7月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从1938年开始大量增兵，对东北各抗日游击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讨伐”的同时，残暴推行“三光政策”和“集团部落”政策等，使抗日联军各部陷入极端的困难境地，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至1940年初，抗联游击活动区域由70余县大幅缩小到只有10个县左右，原有3万余人的抗联整体减员超过90%，仅剩2 000人左右。[注]参照《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战斗总结统计表》，1941年。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下简略为《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62)，1990年，第224、225页；常好礼：《东北抗联路军发展史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5页；刘枫等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业已具有近10年游击战争光荣历史的抗联部队，尽管英勇顽强、喋血苦战，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存亡危机。
为了保存力量，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除少数部队在东北继续坚持斗争之外，抗联余部大都陆续撤到苏联远东地区。抗联部队有组织地越境撤退，既是严酷的客观形势所迫，也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越境入苏的抗联部队经过苏方的有关审查以及双方协议之后，“一些伤病员被送到疗养院疗养，一些同志被派到农场工作，绝大多数同志在南野营和北野营进行训练。此外，还有一部分同志直接由苏联有关部门管理”，[注]吕英俊：《出入国境线》，《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120页。执行对日军事侦察工作。
至1941年初春，分别驻屯在远东南北两个野营的抗联越境部队进行休整，准备尽快重返东北战场。但1941年4月苏日两国签订的“中立条约”，对于苏军协助抗联部队返回东北继续抗战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顾全苏联的战略要求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也为了保存实力，加强自身军政训练的需要，抗联领导开始实行野营长期训练和进行小部队活动的战略部署。
1942年7月，越境入苏的抗联人员在南北野营的174人、被派遣在外的180人、被直接安排在苏军侦察机关工作的197人，还有饶河伪军起义越境人员71人，总计622人。此时，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吴白龙团长指挥的30余人、警卫旅30余人、曲玉山部10余名、赫连长部队20人等，他们仍在东北坚持斗争或暂时失去了组织联系。[注]《周保中简短日记》，1942年7月16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43)，1991年，第63-65页。
根据1943年初教导旅本部整理的抗联“第一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1943年2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65)，1992年，第115-137页。和“第二、三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注]《东北抗联第二、三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1943年2、3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65)，1992年，第139-160、181-199页。，第一路军有173人、二路军有244人、三路军有153人，没有记载所属部队者11人，共计581人。在这三个统计表中，没能发现部分领导干部的名单，如周保中、赵尚志、张寿篯(李兆麟)等，还有几名疑有重复记载。不仅如此，1940年10月与4名战友一起在东宁县越境入苏的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吕英俊等，一开始就被苏军选定为侦察员，也没有在此登记。[注]吕英俊：《出入国境线》，《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120-124页。尽管这三个统计表有些遗漏和缺憾，但这一时期他们在较为安稳的野营环境中业已整编进入正常的组织活动，其统计数字可谓是较为全面而可信的基本原始资料。据这三个统计表，越境入苏的抗联人员共计58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270余名，占48%左右。由于前一段时期东北抗联生存环境恶劣，小部队活动和失散人员较多，不少人员分散入苏，因而暂时失去组织联系或被苏军审查及侦察派遣等各种原因，一部分人没能及时集中到野营部队。由此可推测入苏的抗联人员无疑超过这一统计数字。[注]据原教导旅司令部参谋彭施鲁回忆，教导旅中的原抗联人员“不过700人左右”，“还有一批不知确切数字的人被苏军使用于情报战场上”。参照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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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在北野营正式成立教导旅，其正式番号为“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注]1944年1月6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接受了远东军总司令部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而授予的“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八十八旅”军旗。参照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73页。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远东第二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等。(对外番号为8461部队)，原抗联第二、三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李兆麟分别任旅长和政治副旅长。教导旅编入了一些苏军军官和苏联籍远东少数民族士兵。[注]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教导旅成立时，以抗联驻苏人员380人为基干，加入苏军指战员50人和伪满起义官兵71人，共计501人。参照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页。教导旅共有4个营，每个营2个连，还有一个无线电通讯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共10个连。旅、营、连三级的正职均由抗联干部担任，副职由苏军军官担任。[注]《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71、175、176页。“这个旅是个混合旅，一半是苏联军人，一半是中国和朝鲜军人(即东北抗联指战员)，在各部门苏联军官都居要职，……苏联对这个特别独立旅控制是十分严密的。”[注]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1998年，第120页。
在上述授课时间上，得出的结论是要分班教学，既针对不同水平的人群设置不同等级的班次，并在基础性知识的课程设置上要加大时间投入，因为对于语言来说，短期是很难见到成效的。同时，师资力量的投入也要加大，可以定期聘请电台主持人、朗诵名家等进行普通话专题训练，在平时的课程教学中，师资力量也要大部分向执有一级普通话水平证书的倾斜。
教导旅在苏军的管辖指导下，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持续派遣众多小部队潜入到东北各地执行游击侦察等任务，积极准备着与日帝的决战。抗联小部队持续的游击侦察活动，保存了东北抗战的火种，并为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情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教导旅部分官兵作为先遣队，同苏军一起直接参加了对日帝的最后决战。8月15日，日帝投降。根据8月25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情报处长丘维林少将等给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报告，此时教导旅有1 354人，其中，中国人373名、朝鲜人103名，计划派遣他们直接参加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各地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和其他管理机构的工作。[注]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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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注意的是，较为年轻的金日成为何能够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抗联朝鲜民族指战员曾各自分散在北满、吉东和东南满三个地区的三个路军部队中，他们在远东野营才形成了完整的群体。金日成也在这里结识了来自吉东和北满的崔庸健、金策等主要人物。笔者认为，金日成将军在这一群体中被拥戴为主要领导者，似乎有如下几个原因：
二、抗联教导旅朝鲜民族指战员的构成及其地位作用
关于抗联教导旅中的朝鲜民族指战员人数，国内外有多种说法，如400多人、[注]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280人左右、[注]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建始末》，《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125页。140人乃至180人、[注][日]和田春树：《金日成与满洲抗日战争》，东京：平凡社，1992年，第329页。100多名、[注][俄]B·伊万诺夫：《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崔海智等译，2012年，第5页。99人、[注]杨昭全：《金日成传》(上)，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0年，第405、406页。78人[注][俄]B·伊万诺夫：《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2012年，第148页。和60余人说[注]韩国日报编：《证言：金日成》，首尔：韩国日报社，1991年，第36页。等。如上所述，由于教导旅是苏军直接掌控的国际部队，其组织构成复杂、人员变动较大、不少人从事军事秘密工作，而且原始史料极为分散，因而很难准确把握其具体数字。
1943年初“第一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1943年2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65)，1992年，第115-137页。中，朝鲜民族指战员有金日成、安吉、崔贤、朴德山(金一)、朴成哲、吴振宇、林春秋、金正淑(女)、黄顺姬(女)等，计105名，[注]金宇钟：《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第11卷，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60-365页等。占统计表登记人数的60%左右。其中，中共党员73人，占其人数的70%。据“第二、三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注]《东北抗联第二、三路军越境人员统计表》，1943年2、3月；《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65)，1992年，第139-160、181-199页。，第二路军朝鲜民族有崔石泉(崔庸健)、姜信泰(姜健)、金光侠、李永镐、崔明锡(崔光)、金润浩、李在德(女)等50人，其中党员36人，占72%。第三路军朝鲜民族有金策、李明顺(李敏、女)、金伯文(女)等12人，其中党员9人。[注]金宇钟主编：《东北地区朝鲜人抗日历史史料集》第11卷，2010年，第366-370页。据上述3个统计表，入苏的抗联朝鲜民族共计167人，约占越境抗联全体的30%。其中，男性有137人、女性有30人；第一路军人员占62.8%，第二、三路军人员分别占29.9%和7.2%；中共党员118人，占70%。至1944年9月8日，周保中日记所记载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部分人数统计表”如表1所示：[注]赵素芬主编：《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994页。这一统计疑有误，如各组、各军阶人数正确，则总数中的中国人应是476人，苏联人应是529人，总计中的兵士数应该是750人，总数应是1 105人，而不是1 007人。
表1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部分人数统计表
国别军官军士兵士总数中国人26人66人384人376(476)人高丽人(朝鲜人)22人29人49人100人苏联人71人141人317人531(529)人总计119人236人650(750)人1007(1105)人
注：统计表中()内数字是笔者统计的正确数字。
表1中的“部分人数”很可能是指现役指战员，其中朝鲜民族只有100人，结合1945年8月25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长丘维林少将报告书上的“朝鲜人103名”说[注]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69页。和苏联伊万诺夫的研究成果中的“78人”说(不包括前期派遣的25人)[注][俄]B·伊万诺夫：《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2012年，第148页。等资料，似乎可以确定抗战结束前后教导旅中的朝鲜民族现役指战员有100余人。这比上述1943年初“越境人员统计表”的167名减少了60人左右，估计不包括当时在农场人员、疗养人员和生育子女的部分女指战员等。另外，在此期间张兴龙、池奉孙、郭池山、朴英山等一部分指战员在小部队活动中英勇牺牲，也出现叛逃者池甲龙、被组织惩罚者黄光林等。此外，吴白龙团长等一部分指战员，入苏伊始就被苏军编入情报机关，长期执行对东北和朝鲜的军事侦察任务，而且直接参加了苏军解放朝鲜的战斗。[注][韩]金光云：《北韩政治史研究(1)——建党、建国、建军之历史》，首尔：图书出版先人，2003年，第124页。据1945年8月24日周保中旅长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报告，教导旅编制之外的抗联人员还有150人左右。[注]《周保中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要求八十八旅参加解放东北战役》，1945年8月24日。[俄]馆藏：ЦАМОРФ，ф.66，оп.3139，д.1，л.15。若按1943年初“越境人员统计表”中朝鲜民族约占30%的比例推算，1945年8月在教导旅编制之外的朝鲜民族指战员约有50人。此外，当时教导旅还有苏军安排的军医所长李东华少校、俄文翻译俞成哲、文日等苏联籍朝鲜民族军人12名。[注]韩国日报编：《证言：金日成》，1991年，第41页。
教导旅中原抗联朝鲜民族现役指战员只有100余人，不到教导旅现役人员总数的1/10、中国其他民族指战员总数的1/3。但如上述统计表，朝鲜民族中排长以上军官22人、副排长和班长级军士29人，其军官和战斗骨干比例是较高的。教导旅的抗联朝鲜民族各级军官中，大尉级军官有旅副参谋长、政治部指导员崔庸健，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三营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营长姜健；连级上尉军官有崔贤、金一、崔勇进、金京石、金光侠、李永镐等；排级中尉或少尉级军官有柳京守、沈泰山、徐哲、崔光、全昌哲、林春秋、崔春国等。朝鲜民族在营、连两级的抗联军官中占一半左右。
1942年9月13日选举产生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13人中，朝鲜民族有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安吉等6人，书记崔庸健、副书记金日成。[注]胡淑英：《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始末》，《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178、179页；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380页。根据苏军规定，教导旅也是军事一长制领导，但这些都无疑反映着朝鲜民族指战员在东北抗战中的突出贡献[注]金成镐：《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第13-20页。以及在教导旅中的重要地位。朝鲜民族指战员为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同其他民族指战员一起积极参加政治理论、无线通讯、空降等各种军政训练。被派遣进行小部队活动的朝鲜民族指战员在执行游击、侦察任务的同时，在东北朝鲜民族社会和朝鲜国内秘密联络并组织地下革命活动等，积极准备与日帝的决战。
9月13日，教导旅召开中共党员大会，合并原有的北满、吉东、南满3个省委，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员会)。在教导旅内部有中共党和苏共党两个平行的党委会，各自遵照自己的组织原则进行独立工作，是“兄弟党的关系”。[注]胡淑英：《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始末》，《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178、179页。教导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国际性军队组织，又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45年8月29日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的“嘉奖令”中，教导旅中被授予“红旗勋章”的有10人，分别被授予“红星勋章”“勇敢奖章”和“战功奖章”的有45人、51人和149人。被授予“红旗勋章”的有苏联军官2人(旅政治处少校副旅长和中校参谋长)、中国军官4人(旅长周保中中校、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少校、第二营营长王效明大尉和第三营营长王明贵上尉)和朝鲜民族军官4人，即金日成、安吉、金策和姜信泰。[注]中共黑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俄友谊历史研究——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2016年，第3页。朝鲜民族指战员中被授予“红星勋章”的有旅政治部指导员崔庸健，第一营金光侠、崔勇进、崔贤、李永镐，第二营崔春国、崔光、沈泰山等；被授予“勇敢奖章”的有第一营参谋长助理金一、排长柳京守、班长全文燮，第二营排长徐哲中尉、吴振宇准尉、无线电营排长朴英顺中尉、排长金铁宇中尉等；被授予“战功奖章”的有第一营排长助理林春秋、班长朴成哲，第三营班长李明顺上士、无线电营班长金玉顺下士等多人。[注]参照中共黑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俄友谊历史研究——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第一辑等资料。这也充分反映出朝鲜民族指战员在教导旅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
三、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领导核心集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1945年7月末，[注]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还有一说是8月苏联对日宣战之后。参照彭施鲁：《在苏联北野营的五年》，《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77页。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根据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完全胜利的新形势，重新调整了党委成员。[注]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410页。以旅长周保中为书记的新的党委12名委员中，包括朝鲜民族干部姜信泰和金光侠2人，他们两人将分别负责朝鲜民族较为集中的东满延吉地区和北满牡丹江地区。同时，新组建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工作团”，要在“苏军进入朝鲜的同时回到朝鲜开展工作”。[注]彭施鲁：《在苏联北野营的五年》，《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1987年，第77页。朝鲜工作团的建立，可谓是继承和发展1931年中共东满特委“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注]《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信》，1931年2月23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乙2)，1991年，第261、262页。和1936年“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必然的历史结果，是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特定时代“双重革命使命”的必然归属。[注]金成镐：《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历史与“一是两用、历史共享”问题》，《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第52-59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组织上终于完全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以崔庸健、金策、金一、崔贤等为中心的朝鲜革命久经考验的、高度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是在整个朝鲜民族反日解放运动中最为坚强、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精英团队。
众所周知，由于日帝对其独占殖民地朝鲜残暴而高智能的统治，朝鲜民族反日独立解放运动无法在朝鲜国内得以发展，朝鲜民族三支抗日武装队伍都在中国得以成立和发展，即在国民党抗日大后方的韩国光复军(1940年9月)、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军(1942年7月，其前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和东北抗联中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注]金成镐：《四论“朝鲜人民革命军”说》，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354页。。朝鲜工作团与朝鲜民族其他主要的反日革命团体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势：
根据苏联档案记载，金日成在朝鲜民族指战员中表现出众，有较好的军事基础，而他所指挥的第一营“具有军事素养水平较高和军事纪律比较严明的特点”。[注]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页。苏方认为，金日成不仅是抗联第一路军的代表，也是朝鲜民族革命的领导人，如在1942年7月组建教导旅时，远东军总司令就召见了周保中、李兆麟和金日成三人；[注]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页。1945年8月，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向上级申请授予“红旗勋章”时特别指名教导旅的周保中旅长、苏军参谋长和金日成大尉3人。[注]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71页。1945年8月，金日成以朝鲜革命领导者的身份，主动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信说，“第88旅朝鲜营已经作好了对关东军作战的准备，请求把该营派往朝鲜”。[注][俄]B·伊万诺夫：《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第89页。据金日成晚年回忆，他当时与远东军主要将领们有过密切的联系，并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夕也曾去莫斯科参加“苏军总参谋部召集的会议”，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会晤过多次”。[注]《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382-386页。金日成将军被拥戴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绝非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东亚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也是朝鲜民族革命必然的历史选择。
一是，这一群体的抗日武装斗争历史最长，斗争环境最为艰苦，牺牲最多，其战果也最大。他们继承和发展了1920年朝鲜反日独立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役”等的武装斗争传统，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肩负同时要完成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双重革命使命”，尤其是在长期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注]金成镐：《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6月第3期，第13-20页。在抗日武装斗争历史与业绩方面，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等是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
二是，这一群体与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其社会影响和作用也是最大的。尽管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等也始终高举民族独立解放的旗帜，但与朝鲜国内的反日独立运动几乎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和有效的联合活动。而这一群体诞生于200万人左右的东北朝鲜民族社会，在政治理论和斗争实践中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双重革命使命”。他们在积极参加东北革命的同时，自然形成为朝鲜民族革命的主流，使东北大地成为朝鲜民族反日革命斗争的主战场，极大地促进了朝鲜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
三是，这一群体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注]金成镐：《“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六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7-338页；《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9-388页。后期又在苏联学习和经历了苏共和苏军活动。他们在中朝反日民族联合战线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东方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并肩战斗，共同用生命和鲜血记录了伟大而光辉的抗日革命历史，并且同中苏两党、两国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也亲身体验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一切必然使这一群体成为即将建立社会主义新朝鲜的主导力量。
10月15日，教导旅主力都离开野营基地后，苏军正式解散了这支部队，截至12月11日其解散工作全部结束。[注]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5页。自1942年8月建立至1945年10月解散，教导旅在3年多时间里为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一是，在教导旅朝鲜民族中第一路军人员占60%以上，他们大都集中在金日成指挥的第一营，因而被称为“朝鲜营”[注][俄]B·伊万诺夫：《战斗在敌后——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真实历史》，2012年，第89页。或“朝鲜支队”[注]《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他们曾长期奋战在中国朝鲜民族最大聚居地东满和鸭绿江北岸等中朝边境地域。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金日成高举朝鲜革命的旗帜，始终坚持对朝鲜国内的抗日革命工作，而且曾几次主动率队进军到朝鲜国内打击了日帝的殖民统治，其典型事例就是1937年6月打响的普天堡战斗。这是第二、三路军在其地域条件下无法做到的。正因为如此，“金日成将军”成为朝鲜国内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也就成为朝鲜民族独立解放的希望。1938年7月，远在美国发行的朝鲜民族报纸《新韩民报》以《韩中联合义勇军韩人部队第三师长金日成将军》[注][美]《新韩民报》1938年7月29日，第3版。为题，介绍了金日成；而在1941年12月15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晋察冀支会成立大会上，将东北抗联中的朝鲜民族部队称为“东北朝鲜义勇军”，并把金日成同关内朝鲜民族著名的抗日革命领导人武亭、金九和金元凤一起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注]《晋察冀日报》民国30年(1941年)12月17日报。这都不是偶然的。
二是，教导旅朝鲜民族指战员中，第一路军出身者大都亲身经历了东满抗日游击区内部尖锐复杂的反“民生团”斗争[注]金成镐：《东满抗日革命斗争特殊性研究——以1930年代“民生团事件”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年。的严峻考验，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坚强，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树立和拥戴民族革命领导人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在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抗联朝鲜民族指战员逐步认识和衷心拥戴金日成将军，自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领导核心集体。
三是，金日成得到了中苏国际战友的充分认可。早在1941年7月，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在给苏方有关领导的信中说，“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注]《周保中关于派遣小分队问题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7月1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400页。当时对抗联三个路军内的朝鲜民族干部了解最为全面、最有发言权的周保中，把当时年仅29岁的金日成评价为“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共党内朝鲜民族同志中“最优秀分子”，并介绍给苏联有关部门，可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朝鲜民族干部中，比金日成资历更丰富、职务更高的还有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等，但中国战友们在长期的共同抗日斗争中“早已认定金日成具备驾驭全局的统帅魄力、才华、修养和胆识”，是朝鲜民族的“抗日英雄”和“统帅”。[注]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422页。
该局组织了以“春夏秋冬”四大战役为牵引的系列专项整治，两次承办青岛市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监管业务量、办案量、罚没款量连续6年位居全市首位，仅2016年就查办案件624起，罚没款720余万元。在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中期评比中取得97.6分的好成绩。
1942年7月，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与苏方协议，决定把驻屯在两个野营的抗联越境部队除一部分老弱病伤者之外，统一整编为约1 000人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目的：养成全东北的抗日救国革命军事政治干部。任务：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新环境时，发动东北之积极游击运动”，[注]《周保中简短日记》，1942年7月16日。《东北革命文件汇集》(甲43)，1991年，第61、62页。并决定以北野营为基地，凡越境入苏的抗联人员、在东北原地继续坚持斗争的抗联余部等全部集中编入教导旅，统一进行军政训练和小部队活动。
四、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抗日英雄群体的凯旋
1945年8月25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长丘维林少将等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报告中，计划“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金日成负责平壤市、金策负责咸兴市等，[注]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69页。其具体安排是甲山(3人)、清津(3人)、惠山(3人)、新义州(4人)、元山(2人)、镇南浦(2人)、海州(3人)、铁原(3人)等22个地点，计55人。[注]《第八十八旅人员派驻各地卫戍司令部分布图说明》，1945年9月；[俄]馆藏：ЦАМОРФ，ф.2，оп.12378，д.1，л.47；[韩]金光云：《北韩政治史研究(1)》，首尔：图书出版先人，2003年，第116-121页等。加上以金日成为首的派驻朝鲜北部最主要城市平壤的团队等，其总数可推算为60余人。这里包括李东华、俞成哲等几名苏联籍朝鲜民族军人。
8月28日，周保中旅长召集全旅连级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教导旅“不获全部直接参加反日作战之原因”是战局急剧变化，“日本倒台迅速，出人意外”，[注]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1945年8月2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页。因而由原来的作战任务改变为接管东北和朝鲜的任务，并重新安排了具体工作。9月3日至13日，派往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指战员分批陆续启程，[注]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1945年8月2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822页。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东北抗日联军名录》，2005年，第299页。教导旅“共有1 000余人，抗联人员400余人。1945年9月回到东北的抗联人员有234人”。分别进驻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他们以各地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立即开始了建立党、政、军组织的工作。
9月5日，金日成亲自率领的朝鲜工作团首批精干队伍60余人，[注]韩国日报编：《证言：金日成》，1991年，第51页；[日]和田春树：《金日成与满洲抗日战争》，东京：平凡社，1992年，第341页等。同李兆麟、王效明、姜信泰等分别前往东北哈尔滨、吉林、延吉三个地区的分遣队一起，共170人离开远东野营，前往中国东北。[注]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1945年8月2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为了准备去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汇报工作和移交组织关系的原东北党委书记崔庸健、被安排负责接管东北延吉和牡丹江地区的姜信泰、金光侠两位分别带领的部分朝鲜民族指战员和暂时仍留在野营的家属、疗养人员等没有包括在朝鲜工作团第一批归国团队中。
李顺明：“清欠行动”的意义在于：为民营企业的稳健发展扫清障碍。在实践中，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国有大企业进行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市场交易，少数政府部门、一些国有大企业仗权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给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消极影响，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随着“清欠行动”的全面推进，失信“黑名单”制度将有助于清理历欠和防范新欠，不仅能保证民营企业资金的合理周转，化解民营企业的资金筹措问题，还能扩大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强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村庄绿化及环卫设施配套尚不健全，无道路亮化，村民生活污水需要统一收集处理，提高村民生活、生产水平。
朝鲜工作团一行坐火车到达牡丹江市后，得知前往朝鲜的公路、铁路都被破坏而不能通行，便决定折返到苏联远东地区。他们于9月18日在海参崴乘苏军军舰，翌日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登陆，此时金日成用的临时假名叫“金永焕”。9月22日上午，金日成一行到达平壤。10月14日，在平壤市召开的盛大的群众欢迎大会上，金日成将军首次以自己的真名发表了凯旋演说。金正淑等朝鲜指战员余部和家属则于当年11月末从远东野营基地回到了朝鲜。[注]《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朝文版)，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8年，第473-479页。抗联老战士张哲九等一些人，于20世纪50年代才回到朝鲜。
在终端市场，镍的应用主要侧重于交通运输方面，如汽车、火车、飞机等。另外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石化化工、能源工程设备等都会用到镍金属。绿色建筑领域用到的镍也比较多，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将含镍不锈钢幕墙、含镍遮阳系统、镍材料内部装饰等用于建筑行业。统计结果表明，在一些比较大的工程中，使用含镍不锈钢可以降低维修等方面的成本。
从此，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民族抗联群体满怀激情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朝鲜的新的伟大革命征途，他们大都成为社会主义新朝鲜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国将帅、各级主要干部。
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主干学科，应用在预防医学各相关领域中，同时也是现代医学的一门重要的方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医学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进行科研与临床工作的重要手段。流行病学具有理论性强、涉及面广、涵盖基础知识多等特点，学生普遍反映难理解、难记忆。作为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和实践应用部分，流行病学实践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公共卫生形势下，国内各高校对于流行病学课程教学进行了大量教学改革[1，2]，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改革和提高教学效果等环节。为了更好地适应学科发展和时代需要，我们在近几年的预防医学专业流行病学授课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导向，开展了相应的教学改革。
将“秦琼”译成“Door God”，译者并未采用为“秦琼”加注，为其提供相应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译法，而是直接侵入它的核心，抓住其本质，将“秦琼”一词的本质意义译出。这样既简洁明了又保证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节奏。
另外，还有一部分朝鲜民族指战员则前往朝鲜民族较多的牡丹江地区和延边地区，如姜信泰率领的延边分遣队有朴洛权、崔光、姜渭龙等10余人。[注]中共延边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研究所编：《延边历史事件、党史人物录》，1988年，第247、248页；《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5)——胜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等。他们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迅速接管延边地区，发动各族人民群众，为新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姜信泰、金光侠、崔光等大部分人先后回到朝鲜，李敏、金伯文等另一部分则成为新中国朝鲜族第一代革命干部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总之，在苏联远东抗联教导旅中的朝鲜民族指战员经过3年多的军政训练和小部队活动，在军政素质上有了极大的提高，为东北和朝鲜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的特殊贡献，并且为中国东北和朝鲜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创建事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段历史，不仅是中共东北党和抗联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的主要内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SS006)；海外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AKS-2015-OLU-2250001)
[收稿日期]2018-10-10
[文章编号]1009-3311(2019)01-0043-09
[作者简介] 金成镐，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教授。(延吉 133002)
[责任编校：张京梅]
标签：朝鲜论文; 金日成论文; 苏联论文; 民族论文; 指战员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SS006)海外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AKS-2015-OLU-2250001)论文;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