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地方档案的中共地域史与基于外交档案的当代中国外交史逐步发展为党史学界的主导性研究形态，持续发掘和展现着以往不为人所知所悉的历史图景与历史知识，引领着党史研究领域的新实证主义潮流，推使党史研究从整体上呈现细密化和具体化的学术气象，“不少年轻研究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运动的研究，主要兴趣在讨论历史演进中的非常态过程”[注]满永：《重释“社会革命”的意义——试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问题共识”》，《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其本质属于一种短时段的历史研究形态。相形之下，关于党史的宏观研究则显得较为缓滞，历史知识的增扩并没有切实推进具有长时段解释效力的历史认识或历史思想的成长，而缺乏统一融贯的宏观历史理论的深度阐论，显然会强化具体问题研究在史实呈现和历史叙述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持续降低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边际效益，“让历史研究脱离任何一种脉络、放弃将经验性的研究与更为广泛的巨型叙事关连在一起的企图……我们将很快地看到一种新的恋古癖出现，而很少有人会有兴趣再去研究历史，且更少有人会去阅读历史”[注]〔英〕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译：《为史学辩护》，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273页。。事实上，目前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或弊端，大都与此相关。准此而论，努力探究貌似毫无关联且变化多端的历史事件背后的稳定性历史因素，并据此培育更具历史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在历史思想层面初步整合目前的具体问题研究，理应是今后党史学界着力加强的一个研究方向。
2.1 2016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中量级别散打运动员拳法运用分析 武术散打基本拳法技术包含冲拳、贯拳、抄拳、鞭拳[7]4种。对2016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中量级别男子散打前8名选手的60场、92局比赛的拳法技术应用特点分析见表2。
经过十几年的短时段问题研究，此时重新强调重视长时段的宏观史研究，这种致思方向高度符合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思潮发展的一个基本特质和规律——“钟摆效应”。一般而言，学术思潮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大部分研究者都会随着时局情势和学术格局等整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而选择具有相似属性的研究形态，继而逐步形成带有趋向性和结构性的研究范式以及以此为代表的学术潮流，但每一种研究范式都存在着某些天然的学术缺陷和思想矛盾，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暴露出来，结果是可以有效修正这一范式的旧有理论被重新发现或部分对立甚至完全对立的全新理论被创造出来，构成新一轮取而代之的学术潮流。在此进程中，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相互胶结、新旧杂陈，绝非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后者固然是对前者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学术产物，但也总是对前者之学术合理性的承袭与拓扬，从而具备“否定之否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推动着研究形态和学术格局的不断进化。“钟摆效应”在所有学术研究领域中都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类似案例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便始终在内部和外部、形式和语境、审美和政治、自律和他律等维度之间反复逆转和漂移，“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正常而且是必然出现的现象”[注]毛信德：《三足鼎立与钟摆现象——20世纪世界文学走向剖析》，《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吴宓曾对文学进化的这一发展规律作出经典概括[注]吴宓指出：“斯宾塞有言，世局如钟摆，相反相生，变动靡止。然一种事理已趋极端，及其既反，则人之见闻较确，判决较准。再来即不若此之甚，终归一定之轨辙。犹钟摆受空气磨擦，摆渐渐不能及远，终必静止也。按此即物极必反之义”，“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斯宾塞谓世事如钟摆。古语云物极必反。而西国史家谓一部西洋史，只是自由与权威(或解放与规律)二者相互循环替代之过程。按文学史上之实迹亦正如此。一国之文学，枯燥平淡寂无生气，久之必来解放发扬之运动。其弊则流为粗犷散漫紊乱无归，于此而整理收束之运动又不得不起。此二种运动方向相反，如寒来与暑往。形迹上虽似此推彼倒，互相破坏，实则相资相成，去其瑕垢而存其精华。读史者放眼千古，统计其全盘之因果，则谓二者同为深宏之建树，其事业与成绩皆长赫然存立而不磨”。参见《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125页。；芬兰哲学家冯·赖特概述了百年来科学哲学是如何接连从坚持两大基本对立立场中的一方转向另一方的，“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实证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出现反实证主义的以及部分新黑格尔主义的回应后，又有了新实证主义；现在，钟摆正再次摆向黑格尔所复兴的那种亚里士多德主题”[注]〔芬〕冯·赖特著，张留华译：《解释与理解》，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的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整个美国历史研究及其史学思想就一直处于“历史客观性”(“历史客观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的多次互据主流的反复进程之中[注]〔美〕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谈论历史研究的基本功问题时指出：“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像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注]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页。；等等。由此观之，学术的“钟摆效应”是历史学尤其是史学思想和历史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路径，其实质是一种严肃、严谨且有效的学术批评，拥有鲜明的互补、互为和互文的价值取向以及补偏救弊的学术功能。“钟摆效应”既体现了抱持不同学术取向的研究者所处语境、状态和视角等方面的交替性、歧异性与多元性，也从根本上彰显了人类自身及其思想世界所固有的差异性、反复性和复杂性。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性规律，“钟摆效应”对于重新呼唤宏观党史研究以校正新实证主义思潮的某些不足具有非常显著的启示。从更为长程的学术史视野来看，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兴起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就是从批判极左党史学的政治理念、重大问题及其宏观框架开始的，重建科学的宏观党史脉络由此主导着整个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构成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史研究格局的主要学术形态。但由于党史研究自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很多重大的宏观党史问题研究随着时势移转而不断受到波及，相关历史认识也呈现往复不居的状态，致使宏观党史的许多关键环节未能被有效发现并得到书写，诸多关于宏观党史的史识和学见亦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的核心史料、研究疆域和学术问题的开拓日趋逼仄，导致宏观党史的研究、建构和书写遭遇显著困难，遗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历史空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域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等研究形态在新世纪前后的兴起，便成为继续推进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替代性方案或实用性举措。但由于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尤其缺乏与宏观党史研究建立学术联系(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层面)的理论探讨，因而并未实现与宏观党史的有效对接与互动，宏观党史的史实结构、基本脉络和思想格局存在着巨大的可完善空间，宏观党史的叙述和书写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或至少没有根本完成的任务。考虑到这一点，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自足性便值得重新省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早期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发展到近代，逐步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人文大师，建立起一套宏大的社会科学体系，后来才慢慢地发展进入微观研究，因为只有微观才能有新发现，“但是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注]叶嘉莹等口述，李怀宇采写：《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107页。。的确如此，目前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很多著述不自觉地放大了特定历史事件在共产主义革命谱系下的自足性和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宏观党史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规制性，不少研究者沉湎于档案史料的文山会海之间，在还原历史事实和建构历史脉络方面尤其体现出求窄求细的拘谨姿态，而较为缺乏与宏观历史的对话与沟通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接千里、阔视远想的历史感觉，更缺乏以宏观历史所承载的政治元问题为视界的“问题意识”与公共关怀。要言之，在一定时期内不注重宏观党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规律”和“理论解释”，固然可以作为一种延续和拓展党史研究的策略性选择，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状态，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之言仍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事实上，整个中国历史学界近年来又开始重新关注长时段的宏观史研究，类似“长时段”“大历史”“整体史”“全球史”“普遍历史”等史学议题得到了广泛讨论，甚至对世界范围内思辨历史哲学的重新回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冀望。受此情势影响，不时在党史学界得到阐论的诸如“新革命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等学术理念，便鲜明地强调了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主张应将党史置放于宏阔悠长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与认识，尤其是“新政治史”开始初步反思“事件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认为所谓“历史思维”“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事实重建和简单叙述，而是基于历史并面向未来的思想重建”，故而研究者理应既关注历史“事件”又观照其所处的历史“时段”，不仅将“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将其作为探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切入点，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注]周峰：《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日占区问题再探——新政治史视角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此外，还有研究者将“革命的制度与机制运行”视为“新政治史”理念的一大基本内涵，并在此范畴下对新世纪以来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作出评述(参见杨豪、秦铁柱：《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以新世纪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这一研究转向可谓典型地呈显了最早提出“长时段”历史研究的布罗代尔的学术思想。在布罗代尔看来，事件“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但在此之下还潜藏着“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只有“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注]〔法〕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0页。，因此“需要对事件的表象之后的结构和范畴进行研究”[注]〔法〕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8页。，而所谓“结构”就是“在一段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而它们成为经历无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因素……并以此规定历史”[注]〔法〕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可见，实现长时段研究的一个致思方向就是注重潜藏于历史事件背后的具有结构性的制度因素，这显示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与制度史研究有着内在的亲和或亲缘关系。的确，在很多倡导长时段研究的学者看来，长时段历史研究模式的一大特别优势，就是会促进“法律史和制度史研究不久将迎来一股热潮。因为这种新工具极大地增强了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法律史和制度史专家肯定会产生一种道德冲动……即从长时段考察所有可能的有关治理的言论”[注]〔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如果我们承认在过去数百年间这种对短时段的超越是历史学中最珍贵的成果，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制度史……的非凡作用”[注]〔法〕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第31—32页。。
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党史研究者在新的时代情境下理应重新正视和再次审察这一基本事实，亦即由于受到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之时就带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和理性建构特征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结构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一直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主动性和必然性(此处是在历史学意义上而言)，具有持续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构铸塑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根基。从一个长程性的历史视域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与嬗变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而这种“时代”本身的本体成型与认识划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所谓“时代”便意味着某个国家和社会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所彰显的根本制度规约及其所型塑的综合的治理与管理体制。准此而论，“所有国家和社会的历史都是制度史”或许并非夸张之断[注] 有学者便以“历史画像”(historical image)的概念来概括对于制度的兴起、崩溃、改变等知识的历史理解，并将其归属为最高层级的历史研究，“我们先有‘历史事实’，再有‘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最后有‘历史画像’”。参见劳思光：《当代西方思想的困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主动性和根本性，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生成与发展便带有较强的波动性、被动性和偶然性，归根到底都是以制度为中心向外生成和延展的，它们在历史学层面上的“如其所是”之本质就是一种向制度主体呈现自我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具体的党史事件只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结构这一整体语境或整体的符号系统下，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历史因素的意义关联，才能真正获致个体性事件自身的历史位次和功能。对于仍然身处其间的研究者而言，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感觉，无疑是理解现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观历史以及在从事与党史研究相关的所有课题时都必须加以切实观照的一个基本恒量和向度。就此来看，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就是用专注于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替代了潜蕴其后的历史“内涵质量”[注] 关于“发生过程”(genetic process)和“内涵质量”(intrinsic properties)的概念和称谓，可参见劳思光：《当代西方思想的困局》，第145—152页。，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为深刻地体认曾经塑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基本面貌和脉络的深层次制度现实，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多具有差异性的历史内容，是否能真正脱逸制度性结构的规限和脉络，仍然需要党史学界加以谨慎考量。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近年来有感于党史研究的若干不足，已开始着重阐释广义“制度(史)”在整合相关史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党史叙述和解释框架的意义与价值，如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始终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因素——“组织起来”，而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很多个案研究对于农村社会的内在机理缺乏足够体认，“对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宏观的制度安排在新中国广大农村所引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化规制的话，那么，这一套制度安排如何进入农村已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性存在中去发挥作用，如何以新的结构方式去改造原有惯性化的旧有结构性存在，进而缔造出一套全新的社会重组的结构方式，并成为新的影响历史行为主体与客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性力量？”[注]常利兵：《“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还有学者主张从“文化”“文明”等更为宏观深长的历史脉络下探究与中共制度相关的问题群落，如在探索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兴起和中国革命的演化等问题时，应该“去研究一种文明在革命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制度结构以及这种文明的价值担纲者的精神气质”，“理想的制度研究不仅要呈现制度是怎么做的，还要呈现制度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会去这么想”，“对中共革命来说，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深入研究，还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拓展研究，都还相当缺乏”[注]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既往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制度史并没有进行很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需要把传统的制度层面的研究和所谓文化层面或者心态、气质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更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注]应星：《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显然，这些思想认识已经具有非常自觉的学术意识，且以高水准的问题探讨表明了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可能性。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初步引介与运用[注]如周宝龙：《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魏英杰：《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海》2013年第6期；杜英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地级市的变迁》，《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许晓龙、李里峰：《“五年计划”的变与常：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浙江学刊》2017年第3期；等等。，则为理解“制度”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更为近切的知识根柢，进一步增强了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可行性。
循此思路，从概念的严整性要求来看，广义层面的“中共制度史”就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各个层面的落实与建构的历史进程，尤其指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里各种事件背后所潜藏着的制度实践与建构，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根本逻辑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伸张与实现，无不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法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预设[注]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指的就是具体的实体性制度(如书记处制度、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等)在中共历史中的生成与演进，有的制度已经随着历史任务和使命的结束而终结(或在形态上终结但其精神仍然在发挥作用)，有些制度设计则仍然存在于当下的政治结构之中，并且发挥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且随着时代推移而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发生移易。这种狭义层面的实体性制度史研究是广义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和前提。。“中共制度史研究”就是对这一宏大主题所蕴涵的历史内容、相关理论直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深度研治和框架建构。它在某种维度上标志着对于中共历史的一种“制度文化”的深层研究，将有助于发掘和厘清中共主导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实际运作逻辑(这种运作当然也具有高度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而将“中共制度史”进一步具体化为“制度文化”，显著地体现了“长时段”概念的恰当作用，亦即它“发现了通往文化实践研究的入口，以便凸显影响广泛的态度与诠释模式的变迁所造成的惯性力量与长期性”[注]〔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历史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建构，怎样在未来的党史研究中体现事件的个体性和制度的普遍性之关系，如何体现事件和制度之间存在的合作与矛盾关系，如何使结构性的可理解性和可解释性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维度内超越事件叙事的局促感，的确需要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与透视。由是观之，“中共制度史研究”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未来的学术实践，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特定的研究主题，不如说是发掘出了一种研究视点和研究层次；与其说是在追求一种更为宏大的政治史言说，倒不如说是在更为深度地探求历史发展的制度脉络和运作机制；与其说它标志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变化，毋宁说是一种学术意涵和文化层级的变化甚至升华。
其中，精馏柱直径为40mm，分为2段，每段高度80cm以上，填料为不锈钢θ网环填料Φ3mm×3 mm，单次实验水样为0.5～2.0 L。
当然，此时以“中共制度史研究”来重新提出宏观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不同于八九十年代宏观叙事生成与发展之际的基本史学语境。在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出现一系列问题和弊端的情况下，强调“社会主义”既作为一种理念也作为一种制度(及其落实与实践)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长期性和持久性，将为重新联通当代中国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提供一种长时段的结构性认知，有助于将地域史和外交史等所呈现的丰富但尚显碎化的历史知识纳入一种相对统一的历史或制度文化脉络[注]以较为哲学化的角度观之，从注重“政治运动”等非常态历史因素向重新注重“制度(史)”等更为持久的常态性历史因素的转向，也体现了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从“知性思维”向“辩证思维”的适度转换。所谓“知性思维”以感性、知性、理性的区分为前提，偏好于将整体分解为不同的方面或将过程截断为不同的片段，这有利于比较细致、具体地把握对象，而“辩证思维”则要求将知性所分解的各个方面重新加以整合，把为知性所截断的片段重新还原为一个过程，“时下主流的趋向表现为注重分离，由此往往对知性思维给予过度的关注……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进路，则不免流于枝节化、片面化、抽象化”，“辩证思维对于超越界限、再现整体、把握过程无疑不可或缺”。参见杨国荣：《学术与思想之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具有层级性，只有同时注重不同层次的空间关系和不同时段的时间关系，整合叙述性的历史和结构性的历史，党史研究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建构和意义解说，从而继续强固党史研究的历史学特性及其学术化水平。在基本的学术理念和未来的研究设计方面，“中共制度史研究”当然不是对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简单否定，它应该有效地融合微观史学研究和传统宏观史学研究的不同优势，自觉而努力地规避二者的固有局限，继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形态。只有在这样的学术重建基础上，党史研究方能在一个长时段的视野里遂行观照制度、关怀现实、展望未来甚至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文化职责和政治抱负。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实与实践作为一种宏大主题来实现各种相关历史元素的结构整合并进而型塑新的宏观历史叙事，可以使党史研究者获得一种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自觉意识，发挥历史学之瞻前顾后、通今识未的现实功能，“长时段的回归也意味着原有的历史观念的摒弃和陈旧的历史知识的更新，这将促使历史学家对这门古老学科的性质、功用、价值和道德蕴涵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一种更具批判性和综合性的，也因而更有可能摆脱各种偏见的新型史学将诞生。因此，历史学家只有迎回长时段，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重新想象过去和创造未来的力量，去解决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注]张旭鹏：《长时段的回归与历史学的未来》，《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2日。，“在这种新型的事业中，当代史学家的作为是综合各家之说，共塑人类文化的轨迹，增进世人对整个历史的深入理解。正如一位当代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回到形塑整个历史学科的宏观问题，我们便可以重新找回史学固有的超强的解释力，而不是像微观史学家那样只看到脐下三寸。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让公众认识到史学是有用的。’史学的优势在其对整个人类经历和制度有丰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其洞悉多重的因果关系”[注]〔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第100页。。由此可见，在目前形势下重新提出“中共制度史研究”及其背后的历史长时段理念，其最大的学术新意就在于，它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理论重建作为导向的，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重新书写的宏观叙事，无疑将呈现新的结构和面貌，体现了党史研究立足于一种已经过更新的历史哲学而向政治史研究的复归，必将对未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发挥积极的“再平衡”作用。
总的来看，“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从根本上看，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诉求是追求真理与创新求变，创新求变显然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而若欲真正实现创新求变，就既需要一个学科在科学逻辑制导下的自然嬗替，更需要身处其间的研究者审时度势，依据时代环境、学术语境和学科特点的变化而不断推动学科的理念更新和论题变动。就后者而言，研究者尤其担负着冷静审查热点问题和学术思潮之合法性的重任，当下的“热点”不等于未来的“热点”，一种学术思潮的盛行必然会遮蔽另一种学术思维的合理向度。由是观之，任何具有学术责任感的党史研究者都应该积极介入但也应该适时退出热点问题的讨论和学术思潮的推助，严格反思一时一地的研究风潮所固有的学术局限，警惕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步入单一学脉的陷阱之中，从侧面甚至反面提醒研究者在浸淫于特定问题研究的同时，注意学术讨论的另外一种或多种面相，抑或主动增加反观性的检审视角，继而规避甚至杜绝一种学术思潮的刚愎自用和自我满足，从理论上求得学科发展的多元学理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切的对应之策和解决方案，在党史研究中形成“研究—接受并发展—批评—接受并修正—再研究”的学术生态。只有沿循这样的治学理路，新的学术前沿才会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党史研究的文化地平线才能被不断推向远方。
例如，在讲解化学物质及其变化这一课程的过程当中，可以依照学生对于化学物质的理解能力及其学习能力，将教学目标设置为，使学习水平较低的学生熟练的掌握教材当中的化学物质类型及离子反应现象，使学习水平较高的学生在掌握书本上所介绍的化学物质类型以及离子反应现象的基础上，促使其进行知识扩展延伸，了解到一些复杂的化学物质。
承上所论，中共制度史研究具备较为充足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已走过将近20个年头之际，学术的钟摆再次指向长时段宏观党史研究的时刻也许已经来临。即使限于现实情态以及研究者自身学术能力，长时段视域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具体落实与实践尚存很多困难，在短期内还无法生产出优秀的长时段学术成果，短时段历史研究的趋势还将继续，但长时段作为一种虽不能至却可努力趋近的理想还是成立的，况且研究者有无这种长时段的宏观史意识，将直接决定许多具体问题研究的学术气象强弱乃至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感觉。通过这种长时段思维的回归与重塑，笔者希望整个党史学界能借此重新感知历史研究的真谛——“解人文，思自我，通古今，知天下”。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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